郭松民 | 再谈《流浪地球》：寻找真正的文化自信
“我们不能把并非我们独有的东西，说成是我们独有的，更不能把不是我们的东西，说成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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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40亿票房就是证明。如果要说是里程碑也可以，毕竟从来没有一部中国科幻电影取得过如此成就。
《流浪地球》为什么成功?
原因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在制造视觉奇观方面，达到或者接近了好莱坞同类产品的水平;二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英雄在银幕上拯救了地球，而不是金发碧眼的美国白人英雄拯救了地球，这满足了中国观众的自豪感。
视觉奇观+末日灾难+个人英雄主义，这仍然是好莱坞的套路。《流浪地球》流浪了很远，但很遗憾，仍然在好莱坞的轨道延长线上。
坦率地说，《流浪地球》的成功和《战狼2》的成功一样，反而证明了美国对中国的文化统治已经习焉不察地沉入到了我们的灵魂深处，在潜意识层面修改了我们的审美观。于是，中国电影走在T形台上，她长得越像好莱坞，就能获得越多的喝彩，反之则会得到嘘声。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无奈并且多少有点尴尬的现实。
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是拍给西方人看的，所以中国人的形象必须是野蛮的、猥琐的、性无能的;《战狼2》、《流浪地球》是拍给中国人看的，所以中国英雄就必须像美国英雄。
因此，《流浪地球》的成功，仅仅是市场的成功，但远远还不是文化、价值观方面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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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摆脱美国的文化统治，到能够和美国分庭抗礼，再到从文化和价值观方面战胜美国，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今天的有利形势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自觉，意识到一味膜拜美国文化是可耻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电影的主创人员仍然相当自觉地以好莱坞为模版进行创作——比如《流浪地球》中刘培强和主控AI“莫斯”的博弈，就是对库布里克1968年拍摄的史诗级科幻电影《太空漫游2001》中宇航员鲍曼和飞船上的主控AI“哈尔9000”博弈的准确搬演——而已经被好莱坞塑造了欣赏口味的观众也通过票房对这种做法给予奖励;另一方面，舆论又极力想撇清与好莱坞的关系，把这类作品说成是和好莱坞迥然不同的另一类作品，甚至干脆就是好莱坞的对立面。
这一现象在关于《流浪地球》的讨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如前所述，《流浪地球》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取得明显进步的地方是视觉奇观，但主流舆论在这方面反而着墨不多，连篇累牍强调的是“体现了中国价值观”。
03
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论述，就会觉得都颇为牵强。
第一，“带着地球去流浪”是故事的主轴，被许多评论归纳为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家国情怀”，真是这样吗？
《流浪地球》爆款之后，许多人发现，在台湾科幻小说作家黄海1988年发表的小说《地球逃亡》中，就有给地球加装发动机以躲避太空灾难的创意，而黄海则坦承，他的创意来源是1976年的美国作品《我们不孤独》。
在1962年上映的日本电影《妖星哥拉斯》中，为了让地球避开妖星哥拉斯的撞击，人类则在南极安装了大量的“喷射发动机”，让地球加速转动，将地球推出了原有轨道。
有人根据这些相似的创意，指责《流浪地球》抄袭，这当然是很无聊的，但至少说明，“带着地球去流浪”并非中国文化“特有”甚至“独有”的“情怀”，在美日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想法。
事实上，当地球面临来自太空的灾难威胁，人类究竟是乘坐飞船离开，还是带着地球一起走，这种分歧只是技术层面上的，是可以在“成本”、“技术可能性”、“安全性”的范畴内加以比较和衡量，并选出最佳方案的。
把“把带着地球去流浪”上升到“家国情怀”层面，实际上忽略或者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家国，首先体现为血缘、制度与文化，体现为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土地只有和人的家庭、政治组织、社会组织等结合在一起，才具有家国的含义。
举个例子：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当时，已经在赣南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要长征，赣南是带不走的，对一个红军战士来说，哪里是“家国”呢？
答案很简单：部队在哪里、党在哪里、毛主席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哪里就是国！
对今天的个人来说也是这样，家并不仅仅一套房子，它首先意味着亲情和血缘——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红军没有带着赣南一起长征，而是铁流两万五千里，来到了陕北，在这里重建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难道我们能说他们没有家国情怀吗?当然不能。没有谁比红军和毛主席更有家国情怀，因为他们最终拯救了中国，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了值得自豪的祖国！
所以，在“家国情怀”问题上，不能刻舟求剑，更不能对小农意识敝帚自珍，甚至包装成现代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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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饱和式救援”与“集体英雄主义”的问题。
所谓“饱和式救援”无非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而在短时间内集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这本质上是一个“国家能力”或政府组织能力的问题。
近代以来，西方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全球规模的殖民体系，本质上就是因为他们的“国家能力”远胜于非西方国家，包括晚清和民国时代的中国。
在好莱坞电影《阿波罗十三号》、《恐袭波士顿》、《2012》，甚至日本电影《日本沉没》中，我们都能看到“饱和式救援”的场面，因此，这也绝非是《流浪地球》独有的。
至于“集体英雄主义”的问题，我们以刘培强为例来说明。
刘培强牺牲自己挽救地球的桥段，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一种典型的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他违背了联合政府的计划，拒绝了飞船控制中心的指令，完全根据自己的个人判断采取了自杀式救援行动。
刘培强的行为，实际上使整个人类都面临极大风险：他有可能既毁灭了保存人类繁衍希望的“火种计划”，又拯救不了地球。那样的话，人类真的就将永远湮灭在茫茫宇宙中了。
集体英雄主义，其特点是英雄是集体的一部分，根据集体的决定和意志采取行动，英雄只有在集体意志的范围内才具有个人主动性；个人英雄主义，其特点是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根据个人的意志和决定采取行动。
刘培强是个人英雄主义还是集体英雄主义，相信大家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
刘培强为了挽救地球牺牲了，这一点也被人说成是好莱坞“绝对拍不出来”，这当然也是不对的。个人英雄主义也包含了牺牲个人拯救他人的含义，美国大片里也有很多自愿牺牲的英雄形象，比如《独立日》里面那个酒鬼飞行员，最后驾驶F-16冲向飞碟，牺牲自己来换取胜利，《绝世天劫》里的布鲁斯·威利斯最后也是牺牲自己，拯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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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抽签进入地下城”就是集体主义，一切为公吗？
当地球表面不再适宜人类居住时，进入地下城不妨被视为一种逃生。由于地下城容量有限，所以采取抽签的方式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地下城，哪些人只能留在地面等死，“未经抽签，禁止进入地下城”——这一《流浪地球》中的情节，被一些评论解读为“公平”，“集体主义，一切为公”。
抽签，当然可以算是一种公平，但这只是一种原始的、粗陋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公平，因为这意味着把一切交给或然性，完全排除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试问：如果妻子抽到了丈夫没有抽到怎么办?孩子抽到了父母没有抽到怎么办?进入地下城之日，即是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上演之时。
这种用抽签分配逃生机会的方式，比之1976年唐山大地震开滦煤矿的井下撤离时，普通矿工先撤，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最后撤离的逃生顺序如何？比之《泰坦尼克》(我这里仅仅是指电影)让妇女儿童优先获得逃生的机会又如何?
用抽签的方式分配逃生机会，意味着管理部门(在影片中是“联合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道德权威，根本得不到地球人的信任。这样的情节设计，其实反映了原著者刘慈欣对人性黑暗的极度悲观，并且他也绝望地相信，不可能有任何道德和文化上的进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更何况，在《流浪地球》中，很多人没有经过抽签就进入了地下城，刘培强的岳父和儿子都没有经过抽签就进入了地下城。考虑到刘培强仅仅是一名中校宇航员，则凭借特权不经抽签就进入地下城的人数无疑是惊人的，而从刘培强的岳父习惯性地用贿赂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做派来看，通过腐败渠道进入地下城的规模也是惊人的。
说什么“集体主义，一切为公”，真是贻笑大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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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了《流浪地球》【点击阅读】这么多毛病，并不是为了贬低或者否定这部电影，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把并非我们独有的东西，说成是我们独有的，更不能把不是我们的东西，说成是我们的——这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尊严，也不会令我们产生真正的文化自信。
借着《流浪地球》的声势，闪烁其词地喧嚣内涵和外延都含混不清的所谓中国独有的“价值观”，其心照不宣的、揣着明白装糊涂和揣着糊涂装明白同时存在的默契，是试图给公众留下这样一个暗示：无须唤醒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化与价值观——即把中华民族带出近代陷阱并完成了工业化的革命文化与价值观——中国仍然可以在文化上与西方相抗衡，仍然可以获得文化自信。
这当然是一种幻想，最终陷入“鬼打墙”一样的迷魂阵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