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上）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进入新的发展时代。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将新思想、新理论的研究视为使命。本刊编辑部最近走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张文木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学者，其研究的重要性并不表现为他的论著量大小，而是他在战略研究中国化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以战略研究中国化为基本方向

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中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国家利益服务

　　张文木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动战略研究中国化，并做出成绩。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张文木提出“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管道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分析了修建这条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后来 “西气东输”成为现实。

　　张文木在其著作《论中国海权》中提出，中国的全球商业力量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用来支撑它的强大海军，后来，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他的这一立场又有深入。他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整体上概括了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中阐释了这一理论，他认为，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继而，他提出中国具有 “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这就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对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即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他提出中国应该树立“海洋自信”“海权自信”，因为目前中国虽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将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

　　张文木的著作在国外日益受到关注。《论中国海权》一书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非常受欢迎，研究所的所长Peter Dutton教授在邀请张文木教授访学的信中写道：“我一直非常钦佩您的学术研究，读过您的很多文章，都非常耐人寻味。您写的《论中国海权》在我们研究所非常受欢迎。”“目前在中国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但是我认为您写的文章很有见解。”

　　张文木将台湾看作是中国安全的重要瓶颈，因为它牵制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而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终极安全的重要保障。近来他在文章中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并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他提出，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他认为，只要中国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将是可想象的事。

　　有人称张文木是中国的“强硬学者”，甚至给他贴上“鹰派人物”的标签。张文木则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派，自己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在本次访谈中他说，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一些。他多次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警示，提示中国不应该像某些大国那样“过度扩展”。他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能重复苏联、美国四面出击、分散力量的前车之鉴，中国将会更加生机勃勃。如果一定要贴标签，他认为“龙派”对他比较贴切：该屈就屈，该伸就伸，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

　　谈到中国学派的学术研究的立场，张文木在访谈中再三强调，战略研究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所谓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客观”“中立”之说的态度是他所不容的，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上的。对此，他的态度很明确，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学术性错误了。

　　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张文木提倡二者的和谐与宽容，主张“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他认为，学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提出正确的见解;为政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双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尽究其短;只有双方取长补短，学术与政治才能发挥建设性的和自觉的合力作用。他认为，学者要求为政者应尊重学术规律，同时也要尊重为政者的难处和他们独立思考和选择的权利。学者向为政者建言，要考虑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议可行与否，要留给对方理解和消化的时间。

　　张文木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色彩。他认为，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成熟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结果。他强调，偶然性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而应付历史偶然性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验往往是社会科学变革的伟大杠杆。

知青岁月是人生经历的重要起点

四年的知青岁月让我知道了知识人应当向人民学习

　　经济导刊：您曾经当过4年的知青，知青的实践经历对您此后的学术和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文木：如果说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送我进入大学校园，那么，是毛主席让我在此前先上了4年社会大学。当时很多知青下乡迫于形势，而我则是半自愿地参与其中。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对我这个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很有吸引力。从1975年到1979年，我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插队煅练。现在看来，到农村插队对我是一笔超值财富，在人生开始阶段，我在中国最基层的地方得到煅炼：帮农民办沼气、搞夜校，与他们一起会战黄河大坝。与农民的朝夕相处，使我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知识人应向人民学习。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也就了解了中国的多半国情。这种只有从生活，特别是基层生活学到的知识又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动荡中保持冷静。现在有的知青小说有把那段历史妖魔化的倾向，其实那段人生经历对青年人的人生进步绝对是有益的。即使是那些书写知青历史而成名的作家们，也不能否认正是那段历史给了他们相当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我个人而言，我后来的人生动力、对祖国的感情都与那段经历分不开。习近平主席说，梁家河里有大学问。感谢毛主席，他让我在上大学之前先得到这种大学问。

形成中国学派的国际战略理论

中国的学问更多的是经验型学问，这是比西方的先验型学问高明之处

　　经济导刊：上大学时，您学的是英语专业，为什么兴趣却主要在历史方面?

　　张文木：我在中学读过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此后就一直对历史很着迷。大学4年我始终是在上课学英文，下课自学历史。西北大学是综合性大学，这一特点对我的知识结构产生了较好的作用。我在三年级时，到外系疯狂听课，世界文学、世界历史等就是在西北大学文学系及历史系课堂里打的底子。跨专业学习，这在20世纪80年代算是挺叛逆的。父母、老师都不赞同我的做法，我还面临毕业分配的压力。但我的兴趣已经形成，加上个性使然，我更加努力扩展知识：除了正常上课时间，我几乎用了全部业余时间和假期阅读大量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三年级时我决定考西北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笔试通过，但面试时失败。

　　经济导刊：你在读硕士研究生时，选择的专业不是历史也不是英语，而是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

　　张文木：我认为这个专业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可以跨越一切专业读古今政治人物和政治大家的著作，这些人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把握得比较好。这个专业其实应验了庄子的“无用”为大用的思想。司马迁说他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比较而言，这个专业最接近这个理想。读这个专业使我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比较熟悉。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经历非凡，必有值得研究学习的地方。历史上从古罗马时代的凯撒、汉尼拔到近现代史上从拿破仑到罗斯福这样一大批人物都值得了解。试想一个学生了解了这些知识和思想，这将对未来我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导刊：你后来选择去山东大学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您怎样看中国学问与西方学问的差异?

　　张文木：1992年前后，中国文人“下海”风盛，也有很多人转行学经济。但我感到如果自己也赶时髦，那永远只能是跟着别人后面爬行。当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是最冷门的专业，但我看好这个学科，1994年我考上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

　　历史中，有许多被冷落的人后来却成了新时代的先锋。因此，我认为，在人生的跑道上，只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可以成为赢家。人生是循环，当人生回转时，最后一名就成了第一名，陈景润就是这样。但是，等待时的努力是很孤独的。文人往往在孤独的时候读书多。“四书”《老子》《庄子》等作品对我思想的震撼是很大的。东方学问多重结果轻程序，西方学问与西方社会一样，不问结果如何而是先问程序是否合理，或问你用了什么工具。这表现在我们目前学问研究中，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鲜活的思想在此完全僵化和凝固了。因此我深不以为然。中国的学问，不管是出世或入世，更多的是经验型学问，这是比西方学问高明的地方。西方也有经验型的学问，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乃至尼克松、基辛格的著作等，但这些著作均以“不科学”或“不是学问”为由为西学文人所轻视。中国“四书”中渗透着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并在我的思想中扎下了根。这一点在我现在的文章和著作中有明显的烙印。此后我少了许多激扬文字，知道了好文章不在个性张扬，也不仅在于所谓“逻辑严密”，而在实事求是。爱因斯坦的学问告诉人们，不同参照系下的速度是不同的;实事求是的道理告诉我们，不同参照系下的事物，其中的道理也是不一样的。

　　经济导刊：您曾讲过毛主席的著作对您的影响是第一位的，读毛著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张文木：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典范，他也是中国学者学习的榜样。我一直都很喜欢读毛主席的文章。上中学时，毛主席号召青年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一上来就学历史、学哲学、学马列主义。按当时流传的所谓毛主席为青年人开的书目，我有计划地读了几年书。它们对我影响较大，在我知识结构的形成中确实起到了“取法乎上”的效果。当然这还要感谢当时没有考试的特殊历史条件，也感谢毛泽东为中学生大幅“减负”的教育政策。当时自己对所读的著作其实似懂非懂，有时还有些偏激，一味地只想再造天地，也常被社会思潮弄得颠三倒四。但不管怎样，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尤其是毛泽东那种结合中国实际的学风、明白如水并具有中国气派的文风，使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人生中获益极大。现在有的学生让我推荐好书，我还是推荐《毛泽东选集》。

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

　　经济导刊：1997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刚好40周岁的您写了一篇散文《40岁，真好》。不惑之年您对人生、对学问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感悟?

　　张文木：那是我在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前写的一篇散文，当时的兴奋主要是因为我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完成了思想大转变。我明白了经验介入学问这是学问成熟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尤其是文科的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作品。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这些“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的逻辑却往往束手无策。偶然性是牵动历史重大变革的先锋，而恰恰是经验而非“科学”逻辑为历史的偶然性留下了较多的余地，经验也使人的思维在把握历史偶然性方面更有弹性。

　　其次，四十不惑，我对人生成败有了更深的体验。回想40岁前我的人生，成功多是由一系列失败和挫折构成的。1978年我差点应征入伍，到西藏当兵;1979年上半年也因一分之差没被县里招工。这两次失败曾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极为悲观，但又正是因此造成我人生的重大转机。由于学习好的知青在上半年的招工考试中“一网打尽”，这使我在1979年下半年得以考上大学。1993年，我曾尝试“下海”或出国，也都失败了，结果，由于优秀人才被商潮和出国潮大批卷走，这又使我能够考上博士研究生。鉴于这些人生经验，我不主张“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我也不喜欢“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说法，人在具体道路的选择上，不必强求一隅，也不必强求一事，更不必强求一途。成败是可以转化的。

　　经济导刊：中国儒家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0岁您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抱负?

　　张文木：心情好时总想“振长策以御宇内”，心情不好时则要“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文人的通病。博士研究生毕业时，我的确有勃勃入仕雄心。现在看来，当时读懂了几本历史书，却没有完全读懂自己。刚到现代研究院时，我曾踌躇满志，后来慢慢地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其实，学者不一定都要学而优则仕，除非老天爷逼着没办法，关键是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经济导刊：您在研究院工作期间，推出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您如何评价在研究院的8年?

　　张文木：我在时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我现在还是喜欢这个称谓，觉得它比较踏实。可以设想，如果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缩写IISS)也改为“伦敦国际战略研究院”，那将是什么感觉。学校的研究容易脱离实际，教师们一味为建立所谓学术体系、概念、逻辑等皓首穷经。这些东西用于教书是有必要性，但缺少问题意识，更难抓住问题的要害。学院里的学者往往看不到这些，总想弄些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而以变应变的学术在他们眼中就是“不科学”或被认为“不是学问”;对资源、地缘政治及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现实问题却熟视无睹;对于国家的基本需要如资源需求等问题，他们则认为“俗气”而不愿深入研究。我不喜欢为此类经院式的“科学”去搭上我生命的大好时光。国家之事不可学院气太重。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如果成了账房先生，百害而无益。

　　在现代国际所工作的这些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好的时光，我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升华，国家意识得到提升和强化，从过去的问题意识升华为国家意识，从国家意识中又抽象出战略意识。尤其是后者深深地渗入到我的学术“骨髓”之中。因此，我非常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非常感谢在这里曾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志们。

　　经济导刊：作为学者，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国内外对你的学术评价很多，你认为客观性如何?

　　张文木：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这一代人也在从事着改变中国的伟大事业。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以前读书使我找到了学问生长的根底，这个根底就是中国，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开创的这份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的选择。中国人受了百年压迫，正直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为中国崛起而奋斗。人明白了生死，其他许多事情就简单了。我信仰和平与善，和平是不要欺负人，善是反对压迫。既然上苍给我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我就应做对国家民族有价值的事。我的躯体就像一条船，能把理想渡到彼岸，这条“船”就可以复归自然。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惟事业永存。国内外对我的评价有很多，我认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副教授Lyle J. Goldstein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的评价比较客观。Goldstein认为：“张文木，是中国外交政策争论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a major fixture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ebate)。他不像许多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的同事，他并不是经常和西方的那些同行们进行研讨和切磋，而且与那些每月飞行数万里到华盛顿与不同的智库交流的官方发言人的浮夸研究保持明显的距离。张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导致他缺失了许多其他著名中国战略家所拥有的清华、北大和复旦的学术背景。不过这点也正好帮他树立了‘真正的中国战略家’的名声，因为他拒绝被西方的机构和教条所迷乱和吸引。”

　　经济导刊：Goldstein先生正是从中国学派和中国学风的角度来认识你的。事实正是如此，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化，使中国战略研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形成有中国学风的国际战略理论，看来，这些一直是你致力的学术目标。你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还曾说：“学术活动，如果过多，就会变成活动的学术。”什么是活动的学术，你指的是学风方面的现象吗?

　　张文木：活动的学术，在我看来是一种无原则无方向的“学术”，是对学术的亵渎。除2000年公派到印度访学外，我基本没有出国游学的经历，也没有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的兴趣。当年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将领出国的太多。延安时毛泽东没出国，在窑洞里、煤油灯下照样写出《论持久战》。这本著作迄今仍是战略学研究的经典范本，而这样的著作，靠出国、靠课题费等是写不出来的。意大利的杂志《Limes》( 《意大利地缘政治》) 的记者对我的《中国地缘政治论》给予很高评价，该杂志是意大利涉及外国政治的最重要刊物。

地缘政治研究要结合中国国情

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特点

推进对中国海权的研究

　　经济导刊：您在早期的研究中为何特别关注海权?

　　张文木：这是由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世界上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大国不走海权这条路。中国有大量的经济利益卷入海外，中国主权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被分裂的危险，中国没有海权能行吗?国家命运促使我关注这些问题，这也是中国现实需要。现在天气预报都全球化了，自卫手段难道还不需要全球化吗?自卫，对中国而言，主要矛盾在海上。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唯物主义不可丢。天使也是要吃饭的，国家所有的行为要受资源和市场的制约。出远门得背干粮，这是我们的产品，还得拿上打狗棍，这就是我们的海军。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海军呢?恐怕只有等将来天下大同的时候。2003年，我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文中说，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经济导刊：关于中国海权，您提得较早，您的理论紧扣中国的国家利益，您近期研究的重点在什么方面?

　　张文木：我在研究中国地缘政治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正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而我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两书中，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开始有适度回调。我提出了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高水平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但他并没有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地缘政治本质上是资源政治，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特点。因此，评价国家制海权强大与否，仅仅用传统的根据海军装备技术的强弱而忽视国家陆地版图濒海线长短及其与资源丰富地区的距离远近，是不全面的。与能量传输距离越远损耗越大的原理相同，对于体量相同或相近国家而言，其濒海线的长短及其与资源地区的距离远近，从相当意义上影响着该国海权评级的权重。比如我们常说印度是印度洋上的海权大国，并不是说印度比西方海权国家有更强大的海洋作战能力，而是说它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及其在直插印度洋的大陆主体板块可释放出对印度洋的巨大反作用力。

　　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因而也是工业大国的必入之地，现在也是中国政府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但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特别是马汉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国天然具有了优于英美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理优势。中国依靠全球战略制高点青藏高原，尽占两洋地利。这种地缘优势——如能在高空远望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或由此反视青藏高原，我们就会对中国在印度洋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的天然优势毫不怀疑——又使中国得以避免了英美国家为获取世界优质市场和优质资源/能源而不得不劳师远涉西太平洋和西印度洋的困境，并由此可以避免英美国家通过建立漫长的海上岛链的方式推进中国海权。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制海权是有大陆板块依托，因而可以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制海权。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由此反观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而产生“岛屿链”思维，实属无奈之举。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首先要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或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所具有强大的海上反作用力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沿海已具有的强大的空防力量，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中国处理海洋事务的成本，并因此有远比西方国家更从容的等待时间。

　　中国所独具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缘政治优势，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使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帮助西方远涉来到印度洋的是工业，而帮助中国就近步入印度洋的则是“上帝”。目前中国尚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会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由此，“海洋自信”，继而“海权自信”应是中国文化中的应有之义。

　　经济导刊：您曾经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它在战略上意味着什么?

　　张文木：西太平洋关乎中国重大的主权利益，又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线，在全新的视角下，我们对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建设也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1958年，毛泽东主席一直考虑适时解决台海祖国统一问题。10月6日，毛泽东在起草《告台湾同胞书》中告诫美国人说：“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 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并修改陈毅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一文再次强调“西太平洋”的概念。毛泽东写道：“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毛泽东两次用“西太平洋”的概念，显然是对台海祖国统一后中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利益及其力量布局的深入考虑。我们可沿着毛泽东从中国视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构想，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式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国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与中国主权相关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国海东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国海北部海域”表述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东海和黄海水域。这样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政策倾向，并以此推动中国人对中国海的整体认识。

　　根据英美等海洋国家海军建设的经验，以及中国近现代失去台湾后即失近海制海权并由此反遭大规模入侵的教训，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实属必要。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想象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中国内陆安全的压力将会大幅降低。

　　经济导刊：有些人认为大陆与台湾必有一战，您怎么看?

　　张文木：我今年在一个讲话中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怀柔”思路。我认为，台湾没有资格与中央政府做军事“叫板”。台湾的背后，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将这两个国家关系摆平了，台湾自然就回来了。今天，除非不得已，直捣黄龙式的思路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不利的。随着中国的强大，依靠“怀柔”政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很有希望的。所谓“怀柔”，就是将台湾抱在怀里，可以对“台独”分子使劲揉的政策，不能对“台独”分子以震慑和打击，就不能对主张统一的台湾同胞给以希望和温暖。孩子之所以是自己的，不是因为喂奶而是因为能抱住。抱不住的孩子，那也只能是白喂，我们对台湾应该有针对性的扶持，我们只支持台湾主张统一的爱国力量并给他们以温暖。比如，可以给愿意成为大陆公民的台胞的孩子在大陆上学、高考升学以优惠条件，在大陆居住可以有一系列优惠房贷政策等。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台胞自愿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身份，那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就日益成熟了。

中国国内安全是一个相互联动的整体

　　经济导刊：您在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非常重视东北方向安全和西南方向安全的互联互动，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张文木：这是历史经验。如果说在明朝之前，中国东南安全与西北安全紧密联动的话，那么明朝之后，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日益紧密地与东部，特别是东北部安全相联动。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大的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啸聚之地，缅甸之于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而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中国东部出现乱局，英俄境外势力也加大对西南地区的打劫。1902年，英日签订《英日同盟条约》，1903年10月英印军队便向藏边发起攻击并于年底进占拉萨。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协约，调整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协约把伊朗分为三部分，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划为“缓冲区”;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附属国，规定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个协定表明俄国退出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争夺。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西康设省已刻不容缓。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缅公路，于1937年10月开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所有这些举措得到有力执行，西康省的设置功不可没，而以西藏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存在则为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外敌入侵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后方支撑。

　　鉴于这些历史的经验，毛泽东始终将中国东部安全与西部安全、继而东北安全与西南安全联系起来考虑。1953年，就在朝鲜停战协议即将签字的前夕，毛泽东即从抗美援朝前线抽调秦基伟至云南，当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1959年中苏交恶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为了消除大三线建设的外围干扰，1962年，毛泽东指示在西南中印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有力遏止了印方对中国边界的蚕食。1969年3月，中国在东北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珍宝岛针对苏联入侵发起反击，随后毛泽东迅速将目光移至中国大西南，1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一个和平交往规律

　　经济导刊：去年中国和印度曾因边界问题而一度关系紧张，后来又趋于缓和，您的著作《印度与印度洋》影响很大。从地缘政治视角您对印度有深入的研究，您是怎么看中印关系的长期趋势?

　　张文木：研究印度不能就印度研究印度，而应当结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印度。如果说中国周边外交有规律可循，那么，其间使这种规律比较稳定地得到展现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中印边界，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不可守。正因此，当年走到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思考再三后最终放弃了顺水南下的打算。与这两位伟大的君王稍有不同的是14世纪末南下进入印度的帖木儿。帖木儿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史载他于1398年由中亚进入印度并攻陷德里，“繁荣的德里毁于顷刻之间，多年积累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即使如此，帖木儿没在印度久留，“15天后，帖木儿离开德里返国(1399年1月)”。与此相反的是唐贞观年间唐使王玄策令“天竺响震”却无所建树的例子。与进入印度而又迅速退出的帖木儿、王玄策完全不同的是帖木儿后裔巴布尔，他以喀布尔为根据地力图复辟帖木儿帝国的辉煌，失败后进入印度，其结果是他在1526年建立了莫卧儿王朝的同时，自己也脱离中亚、融入印度并脱胎成印度人。

　　据基辛格披露：1962年10月，“毛泽东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国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中国出手干预后，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基辛格说：“在毛泽东脑海里，那‘半次’中印战争发生在700年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帖木儿攻陷了德里。”这一次“毛泽东叮嘱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理有节’”。

　　青藏高原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证。

　　最能够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该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扩张，历时200余年。吐蕃王朝曾强大到几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谈婚论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带着吐蕃的军队将天竺国统一政权打碎后，印度陷入为时长达五百多年分裂的历史中，吐蕃王朝的边界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之间留下更多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对此，拉铁摩尔解释得比较有力，他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

　　但是，“和平规律”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说，如果有，与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相比，其冲突的概率、规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对边界线的影响也是最小的。

　　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比较抗美援朝战争——是对这一规律的辩证运用。在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的第二天，即1962年11月23日，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除《宋史纪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纪事本末。次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说，读完《元史》，再读《通鉴纪事本末》，然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基辛格写道：“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役的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

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原则

　　经济导刊：您曾提出过一个欧亚大陆战略力量的分布及其消长规律，是不是您提出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分布的“黄金分割率”?

　　张文木：“黄金分割率”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的美学定理。他曾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实上，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存在也有一个天然比例。

　　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同期，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间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部分地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中亚伊斯兰诸国和中国(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能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也都是短命和失败的。如果将中亚战略力量比喻为欧亚高地的“堰塞湖”，那么，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在近代以后还有俄罗斯，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20世纪上半叶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衰落。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接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及向其他战略力量坍塌的方向扩张。今天出现大规模涌入欧洲的“难民潮”与欧盟分裂相伴而生便是这一规律的历史再现。

　　认识欧亚大陆战略力量“黄金分割”规律，有利于我们看清欧亚大陆此起彼伏的战略力量消长规律及其成因，并由此认识在这个规律作用下中国国力在中亚地区伸张的极限。而认识国家力量的极限，是成熟和成功外交的前提。

　　麦金德先生以天才的想象提出了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理论，他没有认识到欧亚战略力量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黄金分割”规律，以致他的理论成了英国将国力延伸到中亚和印度洋，并由此造成大英帝国衰落的诱因。凯南、布热津斯基步麦金德后尘，他们的理论成为将美国驱至印度洋和中亚，并由此造成美国衰落的元凶。

　　对中国未来而言，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留下的前车之鉴是有教益的：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即使中国未来崛起，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经济导刊：伴随着中美贸易磨擦日趋严重，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成为国内外热议的焦点，您怎么看美国、俄罗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张文木：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因其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而拥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和超强的反侵略能力，它们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为帝国，它们也为其巨大的本国版图所拖累，它们又是“纸老虎”，其扩张和帝国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与俄罗斯和美国不同，中国不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却是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砝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战败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决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加强了雅尔塔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大陆中心国家和海洋边缘国家之间，中国砝码的倒向——相对于法国、德国而言——对于两边平衡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变局中扮演着“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经济导刊：有人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概括为“新冷战”，你同意这种概括吗?

　　张文木：这是一种没有矛盾分析的糊涂认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矛盾。”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利坚民族及欧洲国家走向战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的概念，造成了苏美间的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的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 由此刺激了舆论按着国际资本集国的需要，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与此相应，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的方法看待世界局势。通读毛泽东外交文献，他在谈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的是“三个世界”的概念来描述当时的国际形势。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 10年后，毛泽东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谈到世界形势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二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了“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 ，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关注和指责。与此相反，中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使新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反正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确实是需要深入总结。

　　【本文原载于《经济导刊》2018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