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西太平洋矛盾分析与中国选择

笔者按：近两个月南海形势“旧貌换新颜”，令人鼓舞。这让笔者想起这篇旧文，文章分析了西太平洋的矛盾性质与中国选择，重读这篇文章对理解当前中国与南海国家关系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有益。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辩证思维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国际法理和战略利益的视角入手，细致地考察分析了中国在西太平洋所面临的形势和美日两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可能持有的态度与立场。作者指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西太平洋，具体表现为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主要是与日本的矛盾，南海问题则主要是与美国的矛盾。今天中国欲在南海受到应有的尊重，要以在东海赢得尊严，即实现台海统一(含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为先决条件。实现台海统一不仅是中国不可让渡的核心利益，而且也是雅尔塔法律体系赋予我们的权利。而台湾之于美国虽说属于其战略利益，但远非其核心利益，并且雅尔塔法律体系也没有赋予其在那里的权利。此外，在东海问题上，日本谋求的是为战前利益翻案，否定雅尔塔成果及在此之上建立的利益格局，这是美国所不可能接受的。所以，在东海问题上，中国应利用北方边境日趋稳定、周边形势有利于我的战略机遇，采取“软挤压”方式，置敌于无义，从而占据道义和战略上的制高点。

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5年第1期

　　毛泽东说：“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为科学。”[1]分析矛盾，就是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老子又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妙，即辩证存在着矛盾和发展，徼，则是规定矛盾的边界。这说是说，矛盾是普遍的，但矛盾是有边界和相互转化的。看一般性矛盾，要看到它的普遍性，还要看它的有限性;仅仅认识到主要矛盾还是不够的，还得认识到这主要矛盾矛盾存在的边界和转化的条件。因此，我们研究国家利益需求，不能仅从“战略伙伴”式的合作入手，而应从其双方关系的矛盾点入手。转化而不是消灭矛盾是矛盾解决的要义，也是战略哲学的要义。未来的几十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其间，重大挑战和重大机遇并存却不并起：胜利或失败，二者必具其一。为此我们需从矛盾分析切入，对其加以综合研究。

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美国战略东移，这在西太平洋地区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而应对这种挑战，大而无当地仅谈“战略合作”是不够的，我们得从矛盾分析入手，弄清楚在哪可以合作，在哪不可以合作，这应合了中国人“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的经验。

　　我认为，目前中国必须应对的挑战主要来自西太平洋，其主要矛盾当然是海上霸权美国与中国的矛盾，这没有问题;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个主要矛盾中，日本与中国的矛盾并不是次要矛盾，而是中美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看，中国周边矛盾大体上分两种，一种是太平洋战争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内战胜国间的矛盾，此类矛盾多集中在南海一带;另一种是雅尔塔体系外的被战胜国与战胜国的矛盾，此类矛盾则比较单一地存在于东海。前者是战后利益分配不均或其他历史原因造成的因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可调整的矛盾，后者则是太平洋战争前产生的因而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日本与整个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矛盾属于后一种矛盾。由此可以解释亚洲国家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冷淡的原因。在这两种矛盾中，对中国有利的是后一种矛盾，比较单一，只有日本一家，而对中国不利的是前一种矛盾涉及面较大。但由于前一种矛盾不是各国根本利益的对立，因而对在太平洋战争胜利后建立的这些国家的存在前提不具颠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周边环境的不断改善是有相当好的条件;同样，中国在东海取得对日斗争的胜利也有比较充分的条件。

二、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

(一)日本

　　东海矛盾主要是中国和日本的矛盾，日本所求是为战前利益翻案，否定雅尔塔成果及在此之上建立的利益格局。其集中表现为国内修宪及对华关系上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之原则。故此，日本与中国乃至东亚国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颠覆还是维护雅尔塔和平体系的矛盾。失道寡助，日本与德国完全不同，它在东海与中国的磨擦和冲突至今没有获得东亚国家的直接和明确支持。道义不在日本这边，中国为此更应为亚洲主持公道，在集中揭露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的侵略罪行的同时，也向亚洲国家指出美国绥靖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危机。目前日本不明事理地不断狡辩只会在世界上尤其在亚洲日益孤立。没有朋友，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外交。

　　对中国而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与台湾的“接榫”地带，日本对钓鱼岛的企图本质上是对在战后已归回中国的台湾的企图，因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决定台海统一大业的成败，也决定中国在西北太平洋海权建设的成败。日本不仅没有化解俄罗斯在北方的战略牵制，而且现在又多了一个更有力的朝鲜核牵制。日本在亚洲没有真正的盟友，可以说，目前的日本处于安全环境最差时期，而这一时期中国周边特别是北方北方安全环境已大幅改善，因而在钓鱼岛一线，日本若与中国冲突，胜算极少。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主要涉及两个对手，这就是日本和美国，而后者更是世界头号海权强国。日本的战略目标是打通经中国台湾南进南海的战略通道，在这一目标下，台湾便是日本尽管非法但却是至今不愿放弃的核心利益。如果说台湾位于日本地缘战略的核心利益线上，那么，台湾之于美国则只能说是具有战略利益而非核心利益。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线在太平洋海区是从夏威夷到关岛、菲律宾，再到马六甲一线。在西太平洋海区，美国要保的关键目标是马六甲海峡，这是不容他人染指的美国的核心利益。至于东北亚，成熟的美国政治家——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位罗斯福总统——则不会对其倾注太多的资源。

　　知道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关键利益线的分布，我们就会知道，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如果将海洋战略的重点转向南海，这必然要在东海台湾问题存在的同时又在南方徒增加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如果我们一旦南向受困，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将会更加强硬。而南海"战果"的守卫所需资源，会因其战线长和对手强大而长期透支。当年蒋介石对日本迅速冲刺南海也是乐观其成的道理一样，目前日本右翼及在台的"台独"分子对此也乐观其成。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就是在与中国全面冲突的同时又徒将美国置于直接对手的位置，其结果必然是全面失败。

　　相反，南海问题既不是打开中国西太海权困局的"薄弱"环节，甚至也不是关键环节。在非关键对手和关键利益的地带做如此大，甚至是长期的投入，为兵家大忌。相反，如果中国以东海的台湾、钓鱼岛问题为切入点，这里离中国本土近，资源支持的可持续性强，可持续释放大板块国家优势，因而胜算也较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历来不出远手，尤其是在南海不出远手，因此也就从未失手。这个经验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现阶段中国面临的纷繁复杂的海上安全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外交目前主要任务是摆脱自购岛以来的外交危机，其方式就是四处点火，让中国与周边的磨擦——最好是战争——不断升级，企图由此扩大中国的对立面并诱使这些国家在与中国冲突中纷纷倒向美国和日本。如果让这一企图得逞，我们就会犯下毛泽东同志曾批评的“四面出击”的错误;东海和南海甚至在中国西陲同时高调出击不仅会严重透支我们的国力，还会造成“‘围渊驱鱼，围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的恶果。如此，才是中国外交面临的真正危机。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2]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3]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咛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4]毛泽东说的这个道理与今天也是相通的。

(二)美国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产生于资本主义危机及危机转嫁方式。美国战略东移的前提是自利比亚战争后，欧洲已能够独立地承担重大军事任务和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失利并被迫撤军，这使美元与其物质承担者即石油产生分离。由于美元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离开对世界石油从而石油交易的控制，美元就会大缩水，从而造成美国衰落。19世纪中叶中华帝国和印度帝国为西方列强打败后释放出的浮财曾使“丧钟已经敲响”的欧洲摆脱了危机并转入“维多利亚繁荣”;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所释放出的浮财使正处危机中的美元摆脱困境，同样的道理，今天美国也需要一个新的对象释放出浮财来支撑日益失去中东石油的美元，这个对象目前看最可能的就是中国。由此可见，这次美国战略东移的目的不仅仅是遏制中国——因为中国已无法遏制，而是要打败中国：最好让中国在它策划的里外夹击中自垮，再次就是放日本出来与中国冲突，如果不行，才是其不可能成功的全面遏制。

　　自尼克松之后对美国最具颠覆性的变化是将美元的物质承担者从在国内产品转移至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置中东，这极大地拉长了美国必须保障的安全线。这样，华尔街国际财团就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利坚民族并使之自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之后再次以更大的规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96%左右[5]，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返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美利坚民族有自己的货币即美元，却没有独立支撑美元的民族产业，也没有独立的国家银行。其造成的恶果是：美利坚民族因反复透支导致“肾虚”，它只能按华尔街的旨意超负荷干重活以从华尔街国际资本那里乞讨点财政补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美国的矛盾不主要是中华民族与美利坚民族的矛盾，更不是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矛盾，而是中国人民与将其利益置于美利坚民族利益之上的华尔街垄断资本及美国买办势力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看出了这一点，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在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6]

　　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出台是美国实力衰弱的结果。其要义是在不出雅尔塔框架或在保障美国亚太利益的前提下牺牲雅尔塔原则，针对中国提升日本及亚洲盟国实力，这样既可使美国保持离岸操纵的地位、又可使美国避免重蹈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被严重消耗的困境。美国这种机会主义的外交选择将使具有强大核潜力的日本的破坏力被大幅释放。为此，打破美国战略东移对华负面影响的关键环节在日本。擒贼先擒王，解决了日本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化解了美国挑战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支点。

　　那如何解释“冷战”呢?

　　我们知道，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一道都是远东雅尔塔体系缔造国，它们之间的“冷战”矛盾是属雅尔塔体系内利益分配差异产生的矛盾。美国与日本的盟友关系及建立其上的“旧金山和约”产生于美国对中、俄的冷战需要。二者之间的复杂性在于在雅尔塔法权体系中，中俄美是一致对日的盟友，但在冷战体系中，美日是对中俄的盟友。但冷战及其法律体系(如旧金山和约)属于国际私法范畴，它低于作为国际公法[7]的雅尔塔法律体系，因而它不能被用于解释战后雅尔塔法律及建立其上的法权关系。由于美国是雅尔塔体系中最大的获利者，日本在战后雅尔塔法权体系问题翻案，损失最大的将是美国，因此在日本翻案问题上，美国则与中俄有较多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美国遑论俄罗斯之间的冷战矛盾是有限矛盾。

(三)中国

　　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尽管有墙的邻居也有矛盾，但这种有界限的矛盾总比那些没有墙的邻居矛盾好调节。今天中俄关系的改善，除了利益交合点增加外，还有边界问题基本解决。与此不同，中美矛盾的增升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对美国让度利益不够，而是可让的都让了，剩下的(比如台湾)实在是不能再让了。与北约东扩进入乌克兰将威胁到俄罗斯的生存底线的道理一样，美国将中国利益边界压至台湾以西，会使经济总量已相当可观的当代中国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存遑论发展空间，这当然是我们不能接受并必然要与美国斗争的。这是中美矛盾加剧的主要原因。中国争取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西太平洋利益，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解决这个新的利益边界，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他则无从谈起。

　　1958年10月6日晨1时，毛泽东在起草《告台湾同胞书》中告诫美国人说：“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8]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并修改陈毅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一文再次强调“西太平洋”的概念。毛泽东写道：

　　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便是要无限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9]

　　从“三海一体”的角度看，我们可沿着毛泽东从中国视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构想，

　　中国解决西太平洋起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关键在台海统一，而实现台海统一的关键在于实现与台湾接榫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因此，钓鱼岛的回归和台海统一既是中国不可让渡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国突破美国海上封锁的关键。

　　中国的这些要求过分吗?一点也不过分。

　　中国实现台海统一，这是雅尔塔法律体系赋予作为战胜国——中国的权利，而雅尔塔法律体系并没有赋予美国在台湾的权利。60多年来，这一权利还只落在纸面上，并没有为中国切实享有。因此，将中国的安全边界定在台湾东界既合中国国情也合国际法理。

　　那么，在西太平洋中美之间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利益呢?当然有，它主要集中在台湾以东及南海部分地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多是雅尔塔法律体系确定的，因此中国在相当的时期内对海权拓展的一般诉求不应越过这一区域，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合作的法律基础及其太平洋合作的法理前提。

(四)南海国家及其矛盾

　　如果说东海问题的本质是日本问题，那么，南海问题的本质就是美国问题。南海是太平洋战争中反日本法西斯国家的集中区域;美国不是南海国家，但它在当年太平洋战争中为这一地区反日本法西斯事业曾做出重大牺牲，因此与中国一样，美国与这一地区国家都是南海雅尔塔成果的分享者。这些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属世仇性质，是不可调和的本质性矛盾;而其中有些国家与中国乃至美国的矛盾属历史遗留及雅尔塔格局内部的利益纠纷。这种矛盾的解决尽管有的难度很大，但也有调整的前提。因此，与东海相比，南海的矛盾属于西太平洋诸矛盾中的次一级的矛盾，当放到主要矛盾解决后去化解。为此，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应根据矛盾性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但必须明白，“擒贼先擒王，挽弓当挽强”，解决次要矛盾当以解决主要矛盾为先决条件。如1954年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的对新中国的喝采是以朝鲜战争的胜利为先决条件，同样，今天中国在南海的受到的尊重，要以在东海赢得的尊严为先决条件。对于那些过度和长时间蚕食我海洋主权和利益的势力，要有相当的威慑，其拿捏当以有利、有理、有节为节奏。

三、中国西太平洋的战略选择

　　美国新世纪外交最大的败笔是将中国推向俄罗斯，造成中俄靠近，使美国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后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历史上曾陷入两面作战的帝国，是没有一个不失败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已与俄罗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美国无法战胜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

　　鉴于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奥巴马政府正在回避战争，但中日冲突符合华尔街军火财团的利益，这样可以拉动亚太军火贸易。为此，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放出既要保护日本又不承认日本拥有主权的含混态度。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看，有限放纵日本以“加固”，美国设在西太平洋“防波堤”[10]，避免与中国直接冲突，将是美国选择。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美国“保护”尽管是口头的承诺后，会避免夜长梦多，急于向中国摊牌并以此拉美国下水。与此相对，中国宜采软挤压的方式即不用以国家名义直接冲突(比如朝战中的“志愿军”)的方式应日本的挑衅，这样既可给美国回避的理由，又可让日本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境中最终承认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11]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日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上敌强我弱的大势虽有松动但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熬时间，不伤元气、不搞孤注一掷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周边形势有利于中国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其中对中国稳边政策最大的利好因素是北方近一万公里的边境的日益稳定，这是我们从容解决东面矛盾的最有利的前提。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战略“红利”，争取在近十年内在东海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能更从容地应对未来的国际格局及中国周边形势新的重大变化。反之，我们在本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不能摆脱自清以来形成的东西牵制的被动并在其中疲于奔波。

　　俗语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前者是自己被敌人所打倒，后者是自己被本人所消灭。历史上的国家“饿死”的不多，“撑死”的却不少，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对于国家来说都是灾难。“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12]国家成长，与此同理。福，拜田一口，不求多也。中国崛起已渐成势，在中国未来完成台海统一后，中国所患将不在不足而在过度。幸福的国家一定是知道节制、守一和舍得的国家。过错，过了才错。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营养过度摄入的国家也是要得糖尿病及由此引起的并发症的。中国已经抗住并战胜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飞扬跋扈和软硬施压，但中国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当今中国仍面临西方的包围，更无力单枪匹马地影响遑论改变世界;但只要中国能够坚持地区性守成，“深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性扩张;在国内，我们则要更为坚决地落实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坚持抵制和打击西方在中国策划的各式“茉莉花”图谋。只要内部稳定，中国就不会自乱阵脚;只要不自乱，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最终看到世界格局向有利于中国即“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13]的多元格局转变。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2] 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5] 2007年、2008年、2009年，美国联邦财政支出总计分别为27 287亿美元、29 826亿美元、35 177亿美元，其中国防支出分别为5 513亿美元、6 160亿美元、6 610亿美元，国防部军费支出分别为5 285亿美元、5 946亿美元、6 367亿美元。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世界经济年鉴2010/2011》总第26卷，第191、194页。

　　[6]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

　　[7] 国际公法，亦称国际法，指适用于主要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公法与私法的关系，实质上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及部分少数国家间建立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国际公法又称万国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始于罗马法学家乌尔披亚努斯，其标准是：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前者如政府组织、公共财产管理等，后者如涉及双边或多边利益的诸如调整家庭、婚姻、物权、债权、债务和继承关系等的法规。公法是组织内全体参与者要遵守的，私法是其中部分人群协定或协议后要遵守的。如此类推，国际公法适用于国际社会所有或大部分被承认的主权国家，而国际私法，是其中若干国家以双边或多边条约等形式确定的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它仅适用于参与其中的这几个国家。部分从属整体，私法低于并服从公法。公法和私法既有区分又可以相互转换。如第二次大战中形成的轴心国之间或同盟国之间缔结的各类条约或协定等，相对于凡尔赛和约来说就是各方的私法。轴心国失败后，同盟国的条约、协定和公告等便上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公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形成具有公法性质的雅尔塔法权体系。与此相应，其中只有部分国家参加和承认并因此仅适用于这些国家的的法律(比如《旧金山和约》)，其性质也就属于低于且从属于雅尔塔国际公法的国际私法。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9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5~596页。

　　[10] 1798年后，面对拿破仑法国的崛起，无论是杰斐逊还是他的拥护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崩溃。这一年，他写道：“英国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场大灾难。”他接着说：“但令人高兴的是，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国将会“大大遭殃，如果有什么灾难让人类失去了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这样一道防波堤的话”。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页。

　　[12] 曹操：《龟虽寿》。

　　[13] 毛泽东：《念奴骄·昆仑》(1935年10月)。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曾作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