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自嘲镜像及其辩证省思
摘要:近年来，青年群体中兴起一种自嘲现象。一些青年通过自我贬损的表达方式，以戏谑调侃的风格，呈现出一种不以为然、潇洒超脱的性格镜像，并将其作为参与社会交往、建构群体身份、表达精神状态的一种符号化工具。辩证来看，适度的自嘲行为并无实质性的破坏力量，它是青年融入社会的一种群体智慧，也反映了青年面对问题时乐观洒脱的一面;但过度的负面情绪释放，会导致青年精神内耗和价值迷失，要引起重视。因此，要动态研判青年的思想和行为倾向、纾解其成长和发展压力、关切其价值和情感需求，由此实现“自嘲文化”的价值归序。
关键词:青年;自嘲;自嘲话语;青年亚文化
近年来，“脆皮大学生”“孔乙己文学”“单身狗”“打工人”等网络热词迅速走红，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一时间，当代青年似乎不再介意社会调侃，反而不吝于用一些贬损色彩的词汇来自我调侃，甚至“主动污名化”自己，在网络舆论场上兴起一种青年自嘲现象。这种自嘲现象背后体现的不只是单纯的、微观的青年个体心态，同时也映射了当代青年背后复杂的、宏观的生活境遇，反映了社会变迁下一些青年对于自身命运的思索和行动反馈。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等媒介技术条件不断发达，同质类青年群体的话语交流日益紧密化，将青年自嘲现象升格为一种值得关注的亚文化现象。因此，深入理解这一青年亚文化现象，全面解析其内在的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内涵，进而提出有效建议，其意义不言而喻。
一、青年自嘲镜像
青年自嘲现象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它是特定青年群体在特定心理状态下对特定社会语境的群体性回应，它既是向社会的一种自我贬损式的主动性、戏谑性示好，也是一种面临污名化压力之下的妥协式的、被动式的自我解围。当一种社会现象被赋予了文化社会学的意义，它就不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而发展成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成为某些青年身份标识与群体认同的专属文化形态。
1. 自嘲个体镜像:青年的自我调侃与主动解构
所谓镜像，源于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趔趄，仰倚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影像归属于己，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1]，然而，说到底，这个镜中的形象，只不过是“把欲望置于他人的领域的异化转向竞争的力量”[2]。拉康认为，婴儿通过镜子中的自我形象实现自我意识认知，成为一种“自我异化”。人们也经常用之比喻某种社会现象所呈现出的某种或多种面向。所谓青年自嘲的个体镜像，是指一些青年在面临困境和挑战时，通过自我嘲讽和自我解嘲的方式所展现出的心理现象和文化特征的总和。当前而言，这种镜像往往反映在网络媒体平台上。这种自嘲既是这些青年对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也是对现实问题的应景回应。
(1)表达方式上的自我贬低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种独特的现象日益凸显，即一些青年倾向于采用自我贬低的方式来表达个人观点和情绪。这种现象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中较为普遍。例如，他们通过诸如“孔乙己”“985废物”“脱不下的长衫”等词汇戏称自己，以鲁迅笔下失意的知识分子孔乙己为隐喻，表达对自身具有高学历背景却在就业市场中遇困的挫折感。再如，他们创造了所谓的“鼠鼠文学”。此类文案以“鼠鼠我啊”为标志性开篇，通过一种自嘲与调侃的叙事手法，表明自己对于自我身份的一种自卑感。这些现象背后映射出的是某些青年面对生活不顺时的一种自我否定的消极态度。
(2)语义风格上的幽默调侃
青年自嘲者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风格。他们在语义风格上展现了一种复杂的辩证特性，融合了无奈调侃与戏谑幽默的元素。一些青年通过运用夸张、讽刺等修辞手法，巧妙地将个人的弱点或失败以一种幽默的口吻呈现出来，试图消解现实压力的沉重感。这种表达方式既体现了对现实挑战的被动接受，又展现了对困境的主动和解与自我调适。例如，在面对诸如就业困难、住房压力时，部分青年在社交平台上以“屌丝”“社畜”“打工人”等自嘲标签进行自我命名。这些标签不仅是对他们生活状态或尴尬境地的描述，更是一种通过自我讽刺的方式表达对优秀者的羡慕与对自己的调侃。再如，面对婚恋困境，一些青年用诸如“舔狗”“柠檬精”等词汇进行讽刺或自嘲，以戏谑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波折。又如，一些年轻人创造了所谓的“发疯文学”，他们说“人哪有不疯的，硬撑罢了”，如此等等。所谓“发疯文学”，并非真的“发疯”，而是指用一种夸张、无序、情绪饱满的文字句式，用戏谑、幽默的方式来表达面对困境时的内在情绪。
(3)行为态度上的豁达超脱
除了表达方式和语义风格外，青年自嘲还表现在行为态度上。他们有时以一种看似豁达超脱、不以为然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这种态度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也是一种对生活哲学的独特理解。例如，在面对失业或恋爱失败等挫折时，一些青年会选择用自嘲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不会像通常情理下将自己的“愧疚之事”隐藏起来，而是大方讲述甚至调侃自己的失败经历，大胆承认自己是个“loser”。试图借助这种看似不以为然的态度去更快地走出阴影，重新面对生活。
2.自嘲群体镜像:群体污名化与标签化下的被动回应
在现代性语境下，青年自嘲已然超越了简单的个体情绪宣泄，逐渐演变为一种富含深意的社会叙事手法。作为一种看似颓废的、负面的现象，青年自嘲自然会让一些人产生不满，甚至被贴上各种标签，面临被污名化的风险。在此背景下，自嘲就成了青年解围、突围和情感共鸣的一种重要方式。
(1)污名化浪潮中的自嘲解围
青年被污名化的现象在网络空间中并不少见。例如，“富二代问题”“啃老族”“佛系青年”等标签被广泛使用，虽然这些标签有一定的社会缘由，可能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情况，但它们也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以偏概全，用一部分人的情况来指涉整个青年群体。面对这种情况，一些青年选择用自嘲的方式来解围，缓解由污名带来的压力，可以称之为“主动污名化”。主动污名化并非表面上的自我贬低，而是想利用似是而非的手段来消解自我的现实困境和他人的刻板印象。以“脆皮青年”为例，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年轻人从小娇生惯养，看起来很“娇弱”，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年轻人都很“脆皮”。当有些人动辄给年轻人扣上“你真脆皮”的帽子时，这些青年并不反驳，反之甚至以戏谑的口吻自嘲我是“脆皮青年”。这种自我污名化，是青年群体在交流互动中的主动标记与认领，不仅是对污名的反抗，也是一种自我认同和接纳，算得上一种话语狂欢。
(2)标签束缚下的自嘲突围
标签往往仅是基于某些特定的行为或特征，就对其进行简单的分类和归纳。显然，这种标签化忽略了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自嘲成为一些青年突围的一种方式。比如，“追星族”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那些热衷于追逐明星、购买明星周边产品的年轻人。问题在于，这个群体也是需要分类的，这其中既有对于正面榜样人物的欣赏者，也有盲目崇拜演艺明星、过度消费的粉丝。前者是对优秀典型榜样、科学家等人的喜爱，后者才是对所谓明星偶像的疯狂追捧，二者差异明显。面对这种标签的束缚，一些年轻人用自嘲的方式来表达对追星行为的理性认识。他们自称为“追星狗”，以幽默的方式调侃自己的爱好，同时也展现了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审视。这种自嘲突围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柔性抵抗。它不同于直接的对抗和冲突，而是以一种更加温和、幽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种抵抗式心理在青年群体中尤为普遍，它体现了年轻人在面对自身压力和标签束缚时的智慧和勇气。
(3)情感共鸣中的身份认同
自嘲不仅是一种解围和突围的方式，更是一种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的体现。在自嘲的过程中，青年能够找到共同点和共鸣点，进而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和认同。例如“单身狗”这个词，它原本是用来形容单身状态的人。然而，随着其传播范围的扩大，“单身狗”逐渐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和身份标识。不少年轻人开始用这个词来调侃自己的单身状态，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追求。在这种自嘲中，他们找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和情感共鸣，进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身份认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情感共鸣中的身份认同，已经成为特定青年群体的专属文化形态。由此一来，青年自嘲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青年现象，而是发展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具有了文化社会学的内涵与意义。
二、青年自嘲归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特定的文化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青年自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不例外，它也根植于特定社会背景之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人表现为有所言谈的存在者。这并不意味着惟人具有发音的可能性，而是意味着这种存在者以揭示着世界和揭示着此在本身的方式存在着”[3]。青年自嘲现象，事实上反映了部分青年对现实境况与自身命运的思考与应对态度。
1.青年对社会认同的追求和群体归属的渴望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4]。在社会化进程中，自嘲作为一种社交策略，有助于青年在社交场域中找到共同语言，减少隔阂，增强归属感。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嘲是一些青年的互动符号，可以迅速识别对方是否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他们通过自嘲的独特对话方式彼此达成共识，建立默契，并获得一种不言而喻的身份认同。尤其在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平台正在重新塑造人际关系的形态与社会互动的模式。这些数字平台增强了虚拟世界内的互动，创造了以网络群体和社区为基础的网络文化，深刻影响了青年社会心态。他们通过自嘲的独特表达方式，在分享、认同、共情与鼓励中寻找身份共鸣和社交满足。美国学者费尔克劳夫认为:“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这些过程的性质根据社会因素在不同的话语类型之间发生着变化”[5]。青年话语的形成、使用与传播同样是特定社会背景作用的产物。自嘲行为背后所反映的青年发展的群体性困境，成为他们形成独特话语风格的诱因，而自嘲叙事特有的语言、表情或动作等符号，诱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社群归属感。置身于自嘲社交圈层的青年群体也会以此明确界定自嘲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区别。另一方面，这是一种能动的亚文化生长模式，它以几何级的生长速度将周边的青年裹挟其中。如为了获得群体接纳和认同，一些青年积极接受自嘲文化，主动在共情共享的困境中通过态度一致的情绪吐槽，建立群体认同感和身份共鸣，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由此一来，青年自嘲文化成为一种充满趣味性的所谓“自主化”社会行为，这种轻松自由的参与机制，不对青年设置介入壁垒，这使其充满吸引力、共情力。可以说，它已成为青年社会化自身的一种途径和模式，成为一种青年亚文化自建机制。
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根本无法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6]。能指与所指是不可分离、互为依存对象而存在的。需要说明的是，自嘲成为一种符号学意指系统，其具体指涉物已不重要，背后的能指或者说自嘲行为意义本身才是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某些青年中，自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广义上的情感共鸣，无须承载任何具体意义。这一点与青年的群体认同或群体归属诉求息息相关。例如，由于自身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较弱，青年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往往感到无力和渺小，然而，在有组织、有标识的群体内，他们可以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集体的力量。因而一些青年愿意无理由地、主动地投身自嘲文化之中，成为自嘲文化的一分子且并不在意具体在自嘲什么内容。传播学家莱茵戈德在继承民族主义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用“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来描绘网络社群[7]。在网络平台，素不相识的个体通过虚拟空间的双向互动，对共有的话语体系和行为范式产生归属感和依赖感，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自嘲文化也不例外。自嘲背后的价值倾向意味着群体所达成的一致目标和深入共识，这进一步增强了他们之间的认同感。自嘲的独特话语体系就像文化纽带，一方面，它在不同群体间建立起无形的边界，另一方面，它将现实生活中没有交集的个体连接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嘲话语平衡了某些青年在表达个性与寻求共识之间的冲突，具有明显的社会学价值。
2.青年面对竞争型社会的心理防御机制与融入策略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迅猛发展和社会深刻转型的新时期，与父辈不同，新媒体技术重塑了青年的时空观，他们自童年期就已习惯于加速主义的竞争型社会。社会现实是特定文化的根源，特定文化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个别青年表现出的消极、随遇而安等心态，正是他们在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竞争激烈的社会时采用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或柔性抵抗机制。例如，面对社会压力，一些青年会选择以自嘲作为一种调适心态和自我保护的策略，如自称“loser”。再如，在各大社交媒体响起的网友此起彼伏的“求饶声”中，既有面对繁重的期末学业任务的大学生直呼“已老实，求放过”;也有面对起早贪黑工作的青年“打工人”直呼“已老实，求放过”。通过自嘲，青年尝试消除挫败感，渴求得到理解和认同。在此意义上，自嘲行为既是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机制，也是一种适应社会变化的策略。
功绩社会加剧着这一现象。正如现象学者韩炳哲所说:“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困苦不堪”[8]。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个体不得不处于持续的竞争压力和消耗中，这会让青年人感到身心疲惫。在这种背景下，自嘲在宣泄压力的同时，也成为寻求发声的方式。他们借助自嘲话语，在胡言乱语与自我贬低中寻求情绪抚慰的解码，通过“摆烂”“废物”等语言符号表达对社会现状的反思，与此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找释放压力的出口。面对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个人诉求多元式增长的现实矛盾，自嘲可以帮助青年群体释放内在情绪，并可能引发大众情感共鸣。
实际上，人的一生都伴随着社会化的过程，适当的自我调侃有时也是一种融入社会的有效手段。社会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因此，为了减轻挫败感，个体会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采取自我调适与接纳的策略，例如自嘲。尤其在当今信息透明的互联网时代，人们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和他人进行对比，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集体焦虑，而自嘲就变成了一种有效缓解压力和寻找内在自我的策略。比如有网友用“柠檬精”“酸菜鱼”等称谓进行自我调侃，虽表达出对他人的羡慕以及对自己无能的心酸，但同时也能让心灵获得短暂的调适和安慰。
3.深度媒介化时代的青年自我意识与文化需求觉醒
在传播学视角下，青年自嘲现象是文化塑造和媒介传播的产物。在现代化语境下，个体参与社会及展现自我的方式不断变化，而社会也呈现出原子化、个体化的倾向。青年被迫以更直接、更深入的方式面对社会，开始以各种多元化且个性化的方式塑造自身身份，并始终强调自己应有的权力和利益，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青年自嘲的重要精神条件。自嘲作为一种全新的青年文化范式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符号，与青年群体的情感表达紧密相连，成为一种与社会规则抵抗时的心理补偿机制，而这种抵抗也构成了这一青年亚文化的内在张力。
相比数十年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设想的“地球村”概念，当今世界已通过媒介技术将这一设想发展为现实，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了以网络和自媒体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媒介平台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和表达观点的空间，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对于自嘲文化的认知和态度。对于青年而言，他们依托先进的媒介技术，既作为媒介信息的受众群体，也是其“终端式”传播中介。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主动传播和分享自嘲文化，由传播客体转化为传播主体。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传播了自身的情感关切和信息意义，也同时完成了从个体到群体的身份认同，并借由这个过程同其他群体得以区分。从传播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典型的由青年群体参与和主导的二次传播现象。这一现象最大的特点是自发性，将自嘲文化几何级传递给其他青年，并借由网络迅速形成互动式共享文化。有趣之处就在于，这种文化创造模式看似充满集体感，实则每个青年个体都可以自由地参与其中，自主地成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由此体现出强烈的个体性、主体性。这种去传统化、去整体化的传播模式，呈现出强烈的后现代风格。也正基于此，青年借由这种传播模式在网络媒介的技术支持下，在很短时间就可以形成一种网络文化，青年自嘲文化即是如此。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9]。
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在青年从自嘲现象的观察者变为创设者和传播者的过程中，社会心理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青年的社会心理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话语表达与行为叙事。一些青年受探索欲的驱使，从旁观者转变为自嘲文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创造者，此心理动向促进了其在网络空间内无意识的聚集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如一些青年坦然接受“废材”标签，甚至将其发展为所谓的“废材文化”，这显然体现了一种由外界讽刺向自我解嘲的文化心理学转向。这是一种将情感优先于理智的语言表达，它将个人情感融入现实氛围中，在满足了自身文化和价值需求的同时，客观上也实现了这种青年亚文化的社会性建构。
三、青年自嘲辩证省思
辩证来看，青年的自嘲行为并非全然消极，其外表虽略带“离经叛道”色彩，蕴含亚文化层面的“反叛”意味，但实则没有实质性的破坏力量。一些青年借助“语言解构”和“意义建构”的话语表达，旨在调侃自身的现实境遇，纾解生活中的负面情绪，不应轻易将其视为负面力量的泛滥。但与此同时，万事皆有“度”，要警惕超越正常限度的自嘲行为。过度的负面情绪释放，不只打乱了有序的青年社会熵值，而且极易造成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疏离与偏移，促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1.辩证看待自嘲现象的积极意义
(1)自嘲可以帮助青年调节情绪和释放压力
一方面，青年可以借由自嘲话语来抒发个体情绪。罗兰·巴特认为，话语是言语的扩张，“言语首先是由说话者利用语言代码表达个人思想时所需要的各种组合构成;其次它还由‘使说话者得以运用这些组合表示出来的心理-物理机制’构成”[10]，“这种扩充的言语可以称为话语”[11]。自嘲话语主要呈现两种形态:“拼贴挪用”和“同构再造”。前者是对已有概念赋予全新的含义，后者则利用复制和重塑对特定结构或形象进行再造。一些青年利用各类元素，例如角色、图像、语言或动作，构建出新颖立体的自嘲方式。此般自嘲逻辑，打破了文本表述中的“符号”和“意义”，将“语言解构”和“意义建构”有机结合，通过愉悦、讽刺的方式反映个体情绪。从这个角度来讲，自嘲话语是青年展现自己丰富情感的一种方法。比如，“小镇做题家”和“打工人”凸显了青年人对当前激烈竞争环境的敏感和疲惫，而“柠檬精”和“舔狗”则体现出青年人对爱情的向往与无奈。这些自嘲语汇在表达过程中，都使得情绪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逐渐强化，体现出情感样态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这类自嘲叙事也在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其情感调性深邃多变，既有乐观积极的一面，又有生活重压下的无可奈何。于是，自嘲话语作为一种通行于青年圈层的语言形式，成为当下年轻人情感格调的直接反映。
另一方面，青年自嘲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丧文化”，它除了有助于青年抒发情绪，还可以帮助其调整情绪。一般来说，这类表达的特点是幽默而直接的，充斥着嬉皮戏谑的色彩，但也透出些许颓废无力、疲惫沮丧情绪，颇具所谓的“丧文化”意味。然而，不能将自嘲现象笼统地等同于“丧文化”，因为青年自嘲既有消极颓废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自嘲话语虽表达了青年一时软弱的态度，但并不与其对未来的积极向往相悖。自嘲只是情绪调节和压力释放的过程。例如“985废物”“工具人”等自我贬低的话语表达，就是青年对现实痛感的自我慰藉，其背后同样隐藏着青年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可以说，自嘲是一种充满智慧的自我调节方式，使自己在面对生活压力时能以更加轻松的心态对待它，这种积蓄能量的“短暂消停”，反而能对青年的心理建设起到一定的“心理按摩”功能。
(2)自嘲可以帮助青年审视自我和认同自我
一方面，自嘲话语是青年审视自身处境的一种途径。罗兰·巴特认为，在“表达-意义”所构成的基本语言模式下，任何言说结构都能够由其“符码”与“直接意指”延伸到它们各自所蕴含的元语言要素和“含蓄意指”之中。他指出:“言语本身就是一个意指系统”[12]。这表明，任何显性的话语表达一定蕴含着某种深层的意指。正如自嘲叙事，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延续了情感表达的维度，也深化了文字语义的内涵。这种叙事风格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情感风格的复杂多元。自嘲并不是简单地贬低自我，而是将“自我”置于现实中，借此审视自身的处境与困扰。例如，青年自嘲为“打工人”，这虽然体现了青年对自身生存状况的一种调侃，但也是对自身生存能力的一种判断，青年通过这种自我调侃来审视个人能力，发现自身短板与潜能，这样才可以在对自己清晰认知的基础上提升自我、规划未来。自嘲话语是青年所构建的一种自我认同机制。从本质上讲，自嘲文化发展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是因为青年可以在他们“共创”的文化系统中找到共同点与共鸣点，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达成共识、建立默契，以及形成更加一致的身份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所以，很多青年愿意参与到这种亚文化构建之中，并在这种群体性社会体验中感受个人的社会参与性以及社会对于自我的认同。值得深入探究的是，青年自嘲现象也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悖论性特质。在特定语境下，青年群体倾向于运用自嘲作为“反讽”的手法，以彰显其别具一格的个性。这种自嘲行为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一种微妙的自负心理，它并非简单的自我贬低，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自我置于更高的位置，从而构建起一种特殊的自我认同机制。
2.警惕超越正常限度的自嘲文化的消极意义
一旦青年滥用自我贬低话语，超越了情绪释放和正常社交的限度，其消极症候便会显现出来。如果自嘲现象的流行发酵成一种强大力量，甚至成为青年群体常态化的行为模式，就会加剧使用者的负面自我认知，导致个体价值观的偏移和精神内耗，甚至导致价值观念丧失。
(1)过度自嘲会引发个体价值虚无和精神内耗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自嘲是一种贬低自身人格的心理或行为，它会损害尊严，滋生自卑、质疑、不安、颓废等负面情绪。过度自嘲会导致主体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损，削弱其意志力和执行力，并对个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罗洛·梅在《人的自我寻求》中指出，“对自我谴责的强调，能暂时地振奋精神，但却加速了人的尊严的最后崩溃”[13]。过度自嘲已经背离了自我调适的初衷，反而会让人无意识地陷入言论所构建的虚假环境，无形中放大问题，并夸大暴露自身的缺陷。这会瓦解人的积极性，从而让人陷入一种主体迷失状态，特别是对青年人来说，会导致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表现消极，缺乏目标和动力，堕入精神内耗与价值虚无。
心理学家阿德勒指出:“因为自卑感常常引起紧张，所以就有种朝向优越感的强制性行动，但却不再指向解决问题。因此朝向优越感的行动指向了生活无用的部分，真正的问题被掩盖或者排除了”[14]。部分青年通过自嘲等方式调适自我，容易引发无止境的自我怀疑以及无尽的纠结和犹豫。他们在向亚文化趋同的过程中加剧了自身的精神消耗。一方面，过度自嘲致使青年缺乏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当自嘲叙事转化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样态，甚至成为青年群体社交圈层的通用表达方式，更多的青年会跟风模仿。然而，长期滥用自嘲、异化自我，会引发广泛的焦虑感，使青年在长期焦虑中丧失真实判断力。另一方面，自嘲导致青年的精神内耗加剧，过度沉溺于在自嘲话语中寻找自我，除了短暂的满足和解脱外，并不能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
(2)过度情绪化会导致情感疏离与价值错位
首先，从青年个体生存或者说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自嘲的极端化会引发青年对生命体验的消极感，进而引发对社会的负面情绪认知。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指出:“人的‘实体’不是综合灵魂与肉身的精神，而是生存”[15]。在这样的哲学理念影响下，一些青年以自我为中心，通过自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情感和态度，旨在消解压力，寻找身份认同。然而，被自嘲笼罩的青年往往会丧失自身的积极性，陷入严重的虚无感中，无法积极面对更广阔的世界。例如，一些青年会借用网络流行语来夸大某些社会不良现象，或者夸大社会不公，将个人成败武断地归咎于社会，这是一种消极的情绪释放，也会带来自卑感和仇恨心理。当前在一些网络跟帖中，一些青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跟帖负面化”倾向，有意无意地表达一些错误观点，这一现象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其次，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过度化自嘲会引发青年对社会的脱节感、疏离感。自嘲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我保护手段，但过度的自嘲容易使青年在情绪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进而形成一种自我边缘化的心态。青年的自我边缘化心态，会导致他们对待国家政策、社会问题的淡漠和疏离，造成片面理解个人主义，倾向于以个人利益为重，忽视集体利益和社会公正。
在自嘲话语体系中，青年通过自我贬低进行心理防御，并以戏谑幽默等方式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以解构权威叙事并赋魅青年亚文化。但可怕之处在于，“自嘲”文化本身往往隐含着一定的政治色彩，在这样的自嘲语境之中，可能会让人逐渐丧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判断力，甚至产生错误的政治认知。与此同时，网络信息的同质性和封闭性也会导致一些青年的价值观念越来越狭隘，并将这种狭隘的视角逐步确定为固定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度自嘲会成为释放非理性情绪的载体，致使更多网友非理性地参与到这类恶意评论中。在数字化时代，网络成为传递信息和塑造公共舆论的关键平台，青年很容易被充满娱乐化、情绪化的信息所吸引。问题在于，随着信息生产和传播门槛的降低，理性思考越发面临被削弱的风险，部分青年以自嘲的方式表达叛逆心态，并通过点赞、转发及模仿创作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部分人有可能演变为负面情绪和新闻的传播者，网络表达便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四、青年自嘲的价值归序
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提出的目的行为主义理论认为，“行为本身确实是有目的和认知的”[16]。同理，我们的生活由无数个行为构成，这些行为也都是有意识的。透过青年自嘲的镜像，可以窥见当代青年的心理世界、精神状态。新时代，培养青年自信自强的积极心态，警惕自嘲现象过度化所带来的消极症候，需要动态研判青年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倾向、纾解其成长和发展压力、满足其价值和情感需求，由此实现“自嘲文化”的价值归序。
1.动态研判青年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倾向
深入探讨青年自嘲现象，需从多维度剖析其心理动因及行为后果，以明晰其性质是健康的压力调节机制还是潜在的自卑情绪体现，尤其要明晰该行为是否具有导向长期消极态度的倾向。当然，理解这种现象的实质与归因，客观看待青年某些精神诉求的合理性，是诊治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和首要原则。青年自嘲话语塑造了一种独特的青年亚文化，其实质是部分青年在特定条件下的群体性活动，具有客观上的社会心理学价值。笔者认为，对此现象不必紧张，更无须视其为洪水猛兽。为了有效地引领青年，全社会应密切关注隐藏在自嘲背后的青年思想观念，动态研判他们的思维模式及行为倾向，关心青年、帮助青年，促进其健康全面发展。一方面，需要深化对自嘲等青年亚文化现象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解。自嘲等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兴起为青年创造了舒解压力、释放负面情绪的新途径，也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但也不能忽视这种现象隐藏的消极症候。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青年自嘲话语特征及模式的研究，以管窥豹。青年自嘲文化景观，不能简单看作一种单一的群体社会现象，它不是为了简单地自我否定，而是在自嘲文化中借助媒介平台来宣泄现实生活焦虑，释放负面情绪，舒缓内心压力，并在此过程中找寻群体归属感。与此同时，青年采用诙谐的、自嘲的、反讽的叙事，可以争夺符号意义上的话语权，以确证自身的存在感。
2.舒解青年群体的成长和成才压力
近年来，社会竞争日益激烈，青年面临着求学、就业、社交、安居等各种压力。一些青年通过带有幽默色彩的“自嘲”来解压，与其说这是一种青年文化现象，不如说这是一种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产物。解决社会问题还是要回归社会之中，从社会中寻找解决方案。青年通过自嘲虽能暂时缓解压力，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想要有效缓解青年面临的社会压力问题，需要深入理解和关注青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从中窥探其心理压力的真正源头，以此出发为其提供更多帮助和支持，才是解决自嘲现象消极症候的根本之道。最为重要的是，要立足青年群体成长发展规律，当“疏”不当“堵”，为全方位支持其成长成才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从学校层面来看，应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如奖励、助学、贷款等经济支持制度，解决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确保他们在校园中享有优良的物质保障。从社会层面来看，除了提供优良的社会物质条件，还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氛围。如探寻和挖掘网络的正面价值，整合高质量网络资源，创作并传播富有建设性的社会文化，为青年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增强社会包容性和开放性，尊重青年的个性与兴趣。这将有助于青年形成健全的人格，培养良好的社会实践能力，助力其自立自强。
3.关切青年群体的价值和情感需求
唯物史观认为:“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7]。青年群体的自嘲叙事映射了青年多样化的情感需求，如愉快的共感、俏皮的调侃、叛逆和张扬等元素，这些青年亚文化事实上也为现有社会语言体系带来丰富的文化补充，丰富了整体社会文化。同时，网络空间的扩张使“自嘲”成为部分青年常态化的交流方式，在追求流行的过程中，这些青年可能会受到诸如此类的“潮流文化”的影响，从而影响他们对主流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因此，作为青年亚文化符号的重要表征和叙事方式，自嘲文化具有矛盾的两面性，主流文化的引导力是决定其能否产生积极影响的关键因素。因此，主流文化必须采取积极策略，提升话语体系的传播力、影响力、信任度，守正创新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要在主流文化与自嘲话语之间寻找一个健康的共存和互动方式。除此之外，青年需要被理解和尊重。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说:“成年人作为社会代理人，如果他们想传播有助于社会利益的文化的话，他们就必须理解青年”[18]。在总体性、发展性的视野下，社会应关切青年群体的多元发展诉求，以青年愿意接受的方式表达情理和事理，尽力满足青年在价值和情感上的双重需求。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高校重点规划课题“加强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B/2024/02/227)的阶段性成果]
宋德孝: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白靖楠: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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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版 ∣ 任 敏
审 核∣ 刘俊彦
审 定∣ 王学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