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骚乱，给中国提了一个大醒｜到底谁有资格做主？

　　【导读】近期，法国大骚乱持续蔓延，已波及欧洲邻国。这次骚乱发展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远超预料。人们认为，引发骚乱的“警察射杀少年”事件只是导火索，其背后是法国以及欧洲所面临的内外部结构性矛盾。那么，法国社会的矛盾与欧洲面临的挑战具有何种内在的相关性？其中的战略困局到底面临何种博弈？

　　近年来，马克龙基于法国及欧洲困局提出一系列应对战略，本文重点剖析其倡导“欧洲战略自主”的历史过程、现实动力和内在张力。作者指出，法国长期作为欧洲战略自主的倡导者，早在戴高乐时期，就寻求成为一个有能力在两个冷战集团之间发挥平衡作用的大国。冷战以来世界局势和欧洲内部的复杂变化，以及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全面爆发，使欧洲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多重压力下，欧洲危机意识陡增，战略自主更加迫切。然而，战略自主受制于两股相互矛盾力量的博弈，一方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欧洲本土派，另一方是跨大西洋联盟所形成的跨大西洋派。再加上主动向美国靠拢的一些中东欧“新欧洲”国家的反对，以及同为“老欧洲”的法国和德国对欧洲战略自主的立场和诉求不尽一致，战略自主在欧洲内部分歧明显。事实上，欧洲战略自主特别是防务自主能不能变成现实，外在因素主要在美国。美国作为跨大西洋联盟中的核心力量，从不希望看到一个团结自主的欧洲，而是要求欧洲成为其附庸。

　　作者认为，对于欧洲来说，实现战略自主不仅需要整合内部分歧，改变对美国的“附庸地位”，弥补其硬实力短板；还需要改变其与南方国家的关系模式，调整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关系模式，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们沿着本文的分析进一步思考，可以更深刻地体会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在没有内部团结和真正自主能力的情况下，一个区域或国家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甚至可能沦为附庸，战略自主更是无从谈起。这是法国乃至欧洲困局留给我们的重要提醒。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3期，原题为《拒绝沦为美国附庸？——艰难的欧洲战略自主之路》。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拒绝沦为美国附庸？——艰难的欧洲战略自主之路

　　“将欧洲的命运掌握在欧洲自己手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努力实现战略自主”……结束访华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密集发声，得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等欧洲政要的呼应，却招致美国、波兰等国的质疑和批评：这是法国人的梦想，难以成为欧洲的共识，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全球的动荡与变革日益严峻、复杂，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为世界力量中的重要一支，欧洲是否以及能否实现战略自主，对全球发展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马克龙及其支持者的努力，不仅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关于战略自主的大讨论，为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增添变数，而且引发了世界多国、多个地区的高度关注。

何谓欧洲战略自主：危机意识催生自主意识

　　“什么是欧洲？”对此，存在三个层次的分野：最大范畴是欧洲大陆所有的主权国家，中间范畴由欧盟成员国所组成，最小范畴由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等欧洲各机构所组成。与此类似，尽管“欧洲战略自主”这一概念近年来被频繁提及，对其界定却往往莫衷一是。

毫无疑问，法国长期以来是欧洲战略自主的倡导者，马克龙的行动和表态更是被外界普遍视为戴高乐主义的回归。早在戴高乐时期，法国就寻求成为一个有能力在两个冷战集团之间发挥平衡作用的大国。1964年，法国不顾美国反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多次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并于1966年退出了北约这一欧美军事同盟体系。1994年，法国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出现了“战略自主”一词，意指法国不能仅仅依靠北约的军事保障而放弃核威慑。作为戴高乐的拥趸，马克龙长期坚持维护独立的欧洲地缘战略立场：2017年提出“欧洲主权”的概念和“重启欧洲”的计划，“确保我们未来的唯一途径是重建一个主权的、统一的和民主的欧洲”；2018年呼吁建立“欧洲军”；2019年提出北约“脑死亡”等说法。2021年的美澳法核潜艇风波、2022年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等事件，更是刺激了马克龙政府，然而，仅凭法国一己之力难以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实质性进展。

　　冷战的结束和欧洲一体化的加速，为欧洲的自主创造了机遇。欧洲战略自主最初是寻求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更加独立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但欧洲内部始终存在依靠北约还是发展独立防务能力的分歧。科索沃战争催生了欧洲安全与防务一体化的政策。1999年，欧盟正式出台了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御政策（CSDP），旨在提升欧盟安全与防务领域的独立行动能力，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2003年，欧盟发布了第一份《欧洲安全战略》（ESS），提出增强欧盟的战略能力，但尚未明确提出“战略自主”的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欧盟需要寻求更多的自主性以挽救自身。2010年，欧洲议会在《实施欧盟安全战略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中使用了“战略自主”的概念。2013年，欧盟委员会发布《迈向更具竞争力与效率的防务与安全领域》政策文件，指出欧盟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但仍未将其上升到全球层面。

　　2014年俄乌地缘政治危机爆发，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2016年英国脱欧和欧洲大陆国家右翼民粹主义兴起……严峻的内外形势催发了欧洲的战略自主意识。欧盟在2016年发布了第二份《欧洲安全战略》，不仅在其全球战略中更明确地强调“战略自主”，还首次将其作为欧盟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战略自主的内涵也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自此，除了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增强欧洲的独立行动能力以外，欧洲战略自主逐渐发展演变为欧洲一体化的整体性战略构想，即欧洲要在经贸、科技和防务三大领域做到独立自主，以摆脱欧洲一体化的困境，增强欧洲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后，欧洲战略自主遭受空前挑战，欧洲防务安全和能源安全问题突显，危机意识陡增。在军事上几乎没有行动能力的欧盟，一方面只能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一边倒地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例如马克龙不得不承认北约如同“电击”般复活；另一方面，欧洲既要承受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之苦，还处于绿色产业和制造业外流的困境之中，其经济正在“缓慢失血”，在能源和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正在迅速提升。

　　在上述多重压力之下，欧洲对战略自主有了更急迫和全面的认识，2022年3月，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凡尔赛宣言》，指出要在国防、能源供应和经济方面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欧洲议会在《2013—2023欧洲战略自主》文件中，再次扩充了战略自主的内涵：“欧盟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领域自主行动，即不依赖其他国家的能力。这些领域包含防务政策、经济以及‘维护民主价值观的能力’”。可以说，在地缘政治和安全博弈回归的背景下，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的“觉醒”是内外交困下欧洲不得不“捍卫自身利益”的选项。

欧洲内部的认知差异：利益分歧与共识缺乏

　　欧洲要实现一体化，就必须要实现欧洲的战略自主。然而，由于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联盟一直是欧盟内外政策的两大支柱，二者之间天然地存在张力，因而形成了欧洲本土派和跨大西洋派这两股有时相互矛盾的政治力量。欧洲战略自主受制于上述两股力量的博弈，还因主动向美国靠拢的一些中东欧“新欧洲”国家的反对而举步维艰。更何况，同为“老欧洲”的欧盟轴心两国，法国和德国对欧洲战略自主的立场和诉求不尽一致。

　　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主张得到了欧洲右翼民粹力量的支持，尽管他们对于“什么是欧洲？”的理解并不相同。例如，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勒庞赞同马克龙与美国保持距离，却反对马克龙以整个欧洲主权的名义表态。马克龙的主张也得到了欧洲本土派的支持，例如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虽然欧盟对与美国的联盟存在强烈依赖，但“如果因为这种联盟就假定我们会盲目、系统地在所有问题上都遵循美国的立场，那就错了”。他还表示，其成员国首脑中不止马克龙一人这样想，越来越多的成员国青睐欧洲战略自主的想法。和马克龙一样也在争取绝对自主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直接呼吁：“欧洲，现在是时候醒醒了!”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在第一时间表态称，马克龙总统要求欧洲独立和主权是完全正确的，欧盟国家不应成为美国的附庸。

　　但是，马克龙的主张遭到了跨大西洋派的反对，波罗的海和东欧多国政府纷纷对其指责。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驳斥了马克龙的说法，称欧盟需要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盟，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制定的概念，这些概念会造成更多威胁、更多问号、更多未知数”。立陶宛议员多维勒·萨卡利埃内（Dovilė Šakalienė）指责马克龙“地缘政治盲目”，其行为“违背了欧盟和北约的战略利益”。现任英国首相苏纳克虽没有直接批评马克龙的言论，但明确表示不同意法国人的做法，认为应该与其“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密切合作，以抵抗中国对英国经济安全构成的威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积极推动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泽连斯基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欧洲生活方式的入侵”“欧洲的命运与乌克兰的命运息息相关”。以乌克兰最高拉达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为代表的乌克兰政客大肆批评马克龙的主张。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和欧洲政客在观望中越来越倾向于欧洲战略自主。例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多次讨论欧洲的战略自主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马克龙同期访华，尽管二者在对华态度上声音不一，但她返欧后在欧洲议会演讲中表示，“我相信我们能够，也必须开辟出我们自己独特的欧洲方式，这也为我们与其他伙伴的合作留下了空间”。

　　出于历史原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更多地将重心放在了有利于自己的经济一体化上，对建立超国家的欧洲安全与防务共同体的积极性不高。2014年，默克尔政府曾经积极协调美欧以及欧盟各国对俄立场，主张使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成功化解了第一次乌克兰危机。在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中，朔尔茨政府受制于内政上的困局，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这三个联合执政党的立场难以统一，对欧盟的领导力明显弱化。朔尔茨表示要加强欧洲的地缘政治属性，塑造“地缘政治欧洲”，借机在德国自身的安全与防务政策上取得重大突破。但是，法德在具体方式和目标上仍存在分歧，例如对于德国牵头组建的北约框架下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法国并不感兴趣。

　　此次马克龙重提战略自主，德国一些媒体和党派人士批评马克龙的言论不合时宜、破坏欧美团结。德国《图片报》（BILD）评论其“很危险”，自民党总书记比扬·迪尔-萨拉伊向该报明确表示：“马克龙的立场对欧洲来说不是明智的战略。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因此，美国和欧洲应该密切合作。”德国内部也并非声调一致，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罗尔夫·米策尼希表示，欧盟必须尽可能发挥独立作用，而非在亚太地区成为美国的附庸，“马克龙是对的”。既然马克龙在访华期间对华做出积极表态，并强调欧洲战略自主，朔尔茨就想借机加紧推动重启中欧投资协定，却遭到马克龙的阻挡，因为德国显然是该协定的最大受益者，法国不过将该协定视为推进欧盟战略自主的抓手之一。

　　显然，对于欧洲战略自主，欧洲各国的立场不同，因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各国战略本能；欧洲不同机构的认知不同，因为这些机构各自所寻求的利益存在差异。

美国的指责与批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危机？

　　“二战”以来，欧洲长期是美国最为紧密的盟友，并且是其盟友体系中唯一具备全球性力量的。经济上，欧盟是世界一极；政治上，欧洲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席；军事上，欧洲拥有英、法两个核国家。相对于非西方世界，美欧同属一个阵营。但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美国从不希望看到一个团结自主的欧洲，而是要求欧洲成为其附庸。

　　冷战期间，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迫使西欧国家接受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尽管欧洲对美国在安全、经济、科技等领域还存在很强的依赖性，但美欧间战略互信整体呈下降趋势。对此，美国一方面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塑造为维持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不平衡性的理由，2022年乌克兰危机使美国实现了在欧洲事务中的回归，“脑死亡”的北约在该阶段被彻底激活，使得欧洲不得不在安全议题上继续扮演着美国仆从的角色；另一方面将中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欧洲再度沦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武器，被绑架进入“不属于自己的危机”。

　　马克龙主张欧洲成为中美博弈的“第三极”，特别是在台海问题上坚定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法国与欧洲要避免因台湾议题被卷入中美冲突等，引发了美国的不满。马克龙访华后，美国总统拜登与马克龙进行了通话，但是，双方在通话后的各自声明中围绕台海问题的说法不一，凸显分歧。并且，欧盟早就敲定的援乌炮弹计划迟迟无法落地，也说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正在暗流涌动。对于马克龙的言论，美国媒体和政客们进行了强烈谴责。《纽约时报》发文称，马克龙访华削弱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努力。《华尔街日报》批评马克龙在中国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上一错再错，削弱了美国对中国的威慑，也削弱了美国对欧洲的支持。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 (Ivo Daalder)说，马克龙的声明将把欧洲与美国分开，“正确的欧洲政策不是制定中间路线，而是让美国和欧洲走上一条共同的道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则言辞激烈，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应该询问其他欧洲人是否与法国总统站在一起。“马克龙是为马克龙说话，还是为欧洲说话？”如果法国和欧洲不想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选边站队，“也许我们也不应该选边站队，让欧洲来处理乌克兰问题”。

欧洲战略自主特别是防务自主实现与否的外在因素主要在美国，因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与美国军工复合体、跨国金融资本利益等相捆绑。美国必将充分利用欧洲各国的巨大分歧、欧盟机制的“先天不足”、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等来阻挠马克龙所希望的战略自主的实现。

其他国家与地区：固守单极化还是走向多极化？

　　马克龙等希望欧洲能够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与全世界展开贸易和合作，但是，世界体系是继续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化，还是走向多极化？美国和欧洲之外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马克龙所主张的欧洲战略自主也有着不同的意愿和利益诉求。以澳大利亚和日本为代表的美国盟友们，纷纷批判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言论。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试图打破美国单极主导的国家，则对其持呼应、观望甚至悲观的态度。例如巴西总统卢拉访华期间公开呼吁去美元化；中东国家学到了“欧洲战略自主”的精髓，要掌握叙利亚危机的主动权，呼吁“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但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对欧洲能否实现战略自主持悲观看法，“今日俄罗斯”表示，“战略自主”听起来不错，但“欧洲已经不再具有战略意义或自主性”。

　　从上述四个方面可见，实现欧洲战略自主不仅需要整合内部分歧，在维护“嵌于价值观同盟中的安全共同体”这一大西洋伙伴关系基本属性的前提下，改变其对美国的“附庸地位”，弥补其硬实力短板；还需要改变其与南方国家“援助者-受援者”的关系模式，调整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追随美国立场”的关系模式，可谓任务艰巨且举步维艰。

　　诚然，马克龙的声音不能完全代表欧洲，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更是限制着欧洲的战略自主性。但是，马克龙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呼吁本身，说明欧洲国家正在反思沦为美国附庸的利弊。不卷入战争，平衡欧洲与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通过合作实现战略自主，也许将是下一阶段欧洲多国的共识与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