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媒体专访刘继明：俄乌冲突、国际左翼运动与中国问题

2023-07-07

作者:记者 来源: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

　　【编者按：近日，著名作家刘继明接受俄罗斯作家伊利亚·法里科夫斯基和Na-pil'-nik出版社的采访，就俄乌冲突、国际左翼运动与文学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经刘继明老师独家授权，现将访谈的中文版发表于此，转载请注明出处。）

采访者：伊利亚.法里科夫斯基

　　访谈俄文网页之一

　　伊利亚.法里科夫斯基（以下简称伊利亚）：刘老师，您好！以下是我目前提的一些问题，后面出版团队可能还会提出更多问题。

　　伊利亚：您对今天的俄罗斯有何想法？

　　刘继明：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我认为，列宁创建的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辉煌的政治遗产。苏联曾经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共同的祖国，苏联的解体，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这场悲剧的后果至今仍然在影响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

　　伊利亚：您怎么看待这个国家？

　　刘继明：作为伟大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无疑是这一悲剧的最直接受害者。面对各种乱象和困局，我相信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会从自己的切肤之痛出发，重新审视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并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且一旦如此，将可能像十月革命那样，再一次震惊世界。

　　伊利亚：您如何描述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您认为它有什么优点？

　　刘继明：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俄罗斯有某种相似性，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他们都处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结构当中。中国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如何面对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孔不入的资本侵蚀。它的优点也许跟缺点同样明显：党拥有一切权力，如果它能够克服自身的问题，它就是优点，如果不能，它就可能成为缺点。

　　伊利亚：您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吗？

　　刘继明：作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我当然希望改变现实中一切不利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因素，尽管这很艰难，并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况且，中国的问题属于世界性的，很难孤立地通过内部的政治方案予以改变。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任何社会变革如果缺少人民的觉醒和参与，光靠所谓顶层设计是很难实现的。

　　伊利亚：您如何评价俄中关系？

　　刘继明：正如毛主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俄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无从谈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也曾经对中国给予了有力的支援。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俄国基于各自的现实利益，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对双方的国家利益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伊利亚：您希望俄中关系未来如何发展？

　　刘继明：我认为，中俄作为同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抵御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中俄关系能否行稳致远的决定性因素，是像美西方那样推行全球争霸的帝国主义政策，还是从20世纪的社会主义传统中吸取经验和力量，让人民重新回到发展的中心位置，再次打造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新世界呢？这个问题不仅考验着两国的政治家，也考验着两国的人民。

　　伊利亚：您如何看待乌俄冲突？

　　刘继明：去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互联网上很快出现了“挺俄”“挺乌”两大阵营。“挺俄派”坚定地站在俄罗斯立场，称俄对乌发动战争，是为了抵御美国为首的北约实施霸权主义扩张政策，不断挤压其生存空间，乌克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唆使下，袭扰甚至威胁俄安全，而采取的一次正义行动；“挺乌派”则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是对一个主权国家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类公理的粗暴践踏，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毫无正义可言。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展开了激烈交锋，火爆程度不亚于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乌克兰战场。

　　我的态度跟他们都不同。我认为，俄乌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同俄罗斯这样的次级帝国主义国家，为划分和争夺势力范围、转移资本主义自身矛盾而导演的一场内部冲突。我的观点曾经在中国泛左翼阵营引发了一场持续近两个月的关于民左（民族主义左派）的争论。现在，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场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是俄乌两国的人民，因此，我既不站队俄也不站对乌。这场战争打了一年多还没有结束，两国人民深受战争涂炭，我相信战争的结束最终要靠两国的人民，人民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

　　伊利亚：您认为国际左翼运动有前途吗？

　　刘继明：自苏东解体后，世界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凯歌行进的时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称之为“中间政治”阶段：“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钟摆都是从右向左摆动的，但这一趋势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被逆转了，钟摆开始从左向右摆动（中国则以1976年或1979年为时间节点）。这个态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从那时到现在，世界政治进入了一种中间状态，即左右两种政治达成了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是各种经济社会思潮和力量激烈博弈和妥协的产物，也是威权主义和精英政治对社会大众实施强力控制和洗脑的结果。‘中间状态’的政治（或曰‘中间政治’）在国家治理上也许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却极为保守和平庸，它跟一切‘右’的或‘左’的政治形态不同，不像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远大政治理想，在价值观上暧昧含混、在行动上犹疑不定，警惕和拒绝任何带有左右标签的政治实践，把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混搭在一起，以民主的名义压制民主，以革命的名义否定革命，构建出一种超阶级的共同体意识形态。”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左翼力量始终处于“守势”。正如一些观察家分析，左翼的最大瓶颈，在于不能提出适应时代变化、反映主流民意和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和方案。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暴露了自身意识形态上的真空”，不仅对危机根源的认识不深，也未能提出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替代性选择。既缺乏改变现状的有效对策，又不断陷入分裂的根源。从全球政治大势看，“资强社弱”基本格局未变，资本主义虽遭遇危机，但仍有一定的调适余地和发展空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发酵加剧了民众身份认同的“碎片化”，传统劳工阶层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力量“天然”的社会基础，其政治“流动性”不断加大，在现实压力和极端主义蛊惑下，很容易从一个阵营转投另一个阵营。

　　面对这种压力和挑战，再加上近几年秘鲁光辉道路领袖贡萨罗主席和菲律宾共产党领袖西松等相继逝世，尼泊尔共产党（马列毛）在议会政治中也屡屡受挫，致使国际左翼和共产党组织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凡此种种，都给国际左翼运动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我相信，这种冲击是暂时的。随着资本主义的能量耗尽，周期性总体危机的到来，左翼运动和全球社会主义复兴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机遇。

　　访谈俄文网页之二

　　伊利亚：您认为文学能影响社会状况吗？

　　刘继明：文学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它能够影响和改变人性和人心，就像中国一首古诗写的那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心和人性都不是抽象的，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尤其在阶级矛盾激烈的时代，不同阶级的文学对人心和人性以及社会的影响和塑造，将处于一种空前激烈的状态。总体看，资产阶级文学在文学中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文学十分弱小，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我相信，随着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复兴的到来，无产阶级文学也将会迎来高潮和高峰。

　　伊利亚：前几代的俄罗斯/苏联作家，您有喜欢其中的任何一位吗？

　　刘继明：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十分喜爱俄苏文学，从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到高尔基、奥斯托洛夫斯基、肖洛霍夫等等，像对本国文学那样如数家珍。在我看来，俄苏文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有一种深厚的底层情结，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到高尔基的《在底层》《母亲》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后期作品，他们的政治观点或有不同，但对劳动人民的忠诚是一脉相承的。在许多俄罗斯作家看来，背叛和歧视人民是可耻的，作家只有在人民中间才会获得力量。但在今天的中国文坛，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凤毛麟角，并且一直受到排斥和打压。

　　坦率说，我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作家，能够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对社会主义仍然保持一种坚定的信念，与俄苏文学的滋养是分不开的。大约2006年，我曾访问俄罗斯，参观过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契诃夫的故居。借此机会，我要向前面提到的那几位和没有提到的所有伟大的俄罗斯/苏联作家表达敬意！

　　伊利亚：这是最后三个问题（来自俄罗斯Na-Pil-nik出版社）。

　　1、您如何看待毛泽东和他的理论遗产，包括早期的湖南自治思想，反之（以及），后来的鞍钢宪法等思想？

　　毛泽东不仅是马恩列之后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革命领袖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还是一位在许多领域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政治和理论遗产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在世界上最贫困和落后的国家奇迹般夺取政权，为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另一方面，毛泽东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主义，将共运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曾经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指路明灯”，至今仍然是国际共运学习和借鉴的思想源泉。

　　我认为，毛泽东早期的“湖南自治思想”，是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产物。其中蕴含着人民自决权等丰富的民主主义思想，对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和国际共运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鞍钢宪法”是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根据鞍钢工人的实践经验提出的一种管理方式，其核心是干部参加劳动，“两参一改三结合”，探索工人阶级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模式。毛泽东这种思想，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他晚期最重要，也是最具有原创性的成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2、您对后劳动伦理和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引入有何感受？

　　对这个概念我比较陌生。按照你的介绍，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是指没有条件、资格限制、不做资格审查，每个国民或成员皆可定期领取一定金额的金钱，由政府或团体组织发放给全体成员，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包括食物、居住、教育、医疗、公用事业等基本花费，藉由经济的保障，以落实基本人权。以我曾经在新西兰、英国短期居留的体验和观察，这些举措跟西方国家已经或正在实施的福利政策类似，是左翼团体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为处于社会最低端的民众寻求一种制度性的经济保障措施。我认为，国际左翼团体这种努力值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改革者借鉴。在长达四十年的改革中，中国不仅彻底废除了毛时代的诸多福利政策，而且将人民赖以生存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公共事业，当做所谓“改革红利”全部交给资本市场，成为了世界上少有的弃绝给民众任何福利的国家。

　　但同时我也认为，作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最终的目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寻求解决方案，也就是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提出的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布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3、请说出对您影响最大的五本书

　　《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1-5卷）、《呐喊》（鲁迅）、《母亲》（高尔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采访者简介】

　　伊里亚·法里科夫斯基Ilya Falkovsky (1970)：俄罗斯作家、艺术家，康定斯基媒体艺术奖获得者（2008 ），俄罗斯《艺术纪事》杂志专栏作家，其散文、戏剧和文章多次发表于《外国文学》《艺术生活》《Zabriskie Ryder》《Philologica》(语言学)《新文学评论》《独奏》《Mitin's Journal》《五月阅读》《Avanport》《独立日报》《俄罗斯思考》《文学日报》《艺术对话》等，莫斯科作家联盟的成员。他的戏剧《图瓦，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和《钓鱼》曾获得评论家的积极点评。在《国际剧作家节——聚焦俄罗斯》上，《钓鱼》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上演。此外，他还写过多本纪实文学类型书籍：《打败纳粹》——致俄罗斯青年反法西斯运动（2004 ），《内战已开始》——致纳粹地下组织（2013 ），《隐形的谋杀》——致纳粹地下组织受害者（2014），以及散文自传《生者之书》（2015）等，曾将中国作家刘继明的《俄乌战争：要么自由主义，要么民族主义》等作译成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