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跃春：重新认识中日关系的友好内涵

　　中日邦交正常化这45年来，观察中日关系可以简单分为4个阶段：最初的十年是蜜月期，第二个十年以亲密合作为主，第三个十年是合作与摩擦并存时期，之后的第四个十年则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整体而言，中日关系的发展保持了总体平稳，在波折中前行的发展过程。回头看，中日之间之所以能在矛盾中发展主要取决于一下几个因素：

　　首先，从现实观的角度看，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使得双边关系总体斗而不破。最明显的例子是本世纪初，小泉纯一郎当政的6年期间，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第一次“冰河期”。双方斗得很厉害，但始终没有翻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健康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双边贸易持续上升，直到2012年中日贸易达到3450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大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中日经济层面的合作除了贸易之外，日本对华投资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日本仍是我引进外资的重要国家之一。还有金融领域的合作，包括日元贷款、政府开发援助等等，形式多样，也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第二，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历史认识问题是制约中日关系发展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因为在历史问题上，日本社会从来都有相当部分的官僚和学者，甚至包括部分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存在着美化战争、否定侵略的“放言”和认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客观的认识。笔者之所以认为历史观是稳定中日关系的一个因素，主要原因是中国主流社会对日本关于历史问题的“放言”尽管也有斗争，但整体上还是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采取了把一小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普通民众截然分开的姿态。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包容心态，中日这45年可能无法走得如此平稳。

　　第三，中国人有大局观。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把和平共处作为基本原则之一，中国一贯重视周边外交，重视邻里之间的友好相处。另从中日共在的亚太地区发展而言，中日两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国民的根本利益，它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繁荣都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希望有一个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有一个符合该地区多数国家期待的合作关系，这不仅是中日两国的大局，也是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的大局。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来，中国就是本着这一理念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确保了两国关系大体稳定的基本格局。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呢?不可否定，目前中日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困难，同时也必须看到，两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中日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拥有蜜月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而日本是身居全球第二大国的高点上。一个经济大国与一个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国家相处相对容易。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现在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2.7倍，而且这种差距还在快速拉大。对于这样一个实力对比的逆转，日本不适应，中国也不适应，两国矛盾正在逐渐增加。

　　还有一个变化的因素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尤其是日本对中国未来走向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中国强大之后会做强亚洲、会称霸世界，也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很可能会刀枪指向日本，报过去的战争之仇。这种心态当然会加剧两国之间的各种碰撞。

　　此外，必须承认，中日之间还有很多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找到“出口”，比如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争端问题、领海划线问题等等。基于此，中日关系的未来将是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碰撞，碰撞中有对抗的复杂关系。

　　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不仅是中日老一代政治家的良好愿望，也是多数普通国民的美好愿景。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随着两国关系交集的增加，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也随之增多。中日之间单纯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上世纪70年代中日刚建交后的蜜月期今后不会再来。在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有多领域的合作，但更多的可能是在全球层面的竞争，甚至不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对抗。因此，我们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换一个全新的思路，不要期待像过去传统的双边关系说好就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好。随着中日之间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未来中日关系的“友好”内涵可能要也要复杂一点，不能说简单地碰杯和握手就叫友好，也不可认为有一些摩擦就是不友好。未来的中日关系将是一种多种因素并存的状态，有摩擦，有碰撞，同时还有合作。(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察哈尔学会“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