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对中印关系喧嚣过后的冷思考
持续71天的洞朗对峙结束已有一段时间。这件事是近几年来中印关系恶性互动的结果，也给了我们一个认真审视中印关系的机会，当下有必要对中印关系做个冷思考。要准确认识中印关系，需从历史、理论和未来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
历史维度
历史不会给我们具体答案，但能帮助我们进行冷静思考，摆脱短期因素对认识的左右。
首先，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是在相互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两国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相关度，远低于中国与中亚之间，甚至低于中国与欧洲之间。中国中原王朝与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之间的斗争，可以迅速影响中亚甚至欧洲，但对印度次大陆的影响非常有限，也很缓慢。而印度对中国安全事务的影响，除在英国殖民时期当雇佣兵外，则接近于零。很多时候，未来经常是历史以某种形态的重复。
其次，中印两国间的很多问题都有历史渊源。中印关系中最敏感的领土争端问题，主要起源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对英印帝国自然边界的单方面追求。中印之间关于西藏和领土问题的争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之前就开始了。中华民国政府派驻印度的唯一一任大使罗家伦先生，就曾因西藏问题与印度政府进行严肃交涉。正因这些争端涉及两国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身份塑造，所以不存在简单解决方案。
再次，和平是主流。中印之间虽然发生过1962年边境冲突，并在1987年和2017年发生过接近于爆发军事冲突的危机，但和平、至少是冷和平，仍是中印关系的主流。从1962年冲突和其他两次危机中，两国基本得出并不断强化了一个共识：采用军事手段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不符合双方利益。
最后，战争是可能发生的。如果对一些敏感问题管理不善，中印之间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1962年边境军事冲突爆发之前，中印双方都没军事解决争端的真实意愿，但军事冲突还是发生了。传统上，人们认为战争的根源是恐惧，是由于恐惧而产生的安全困境。但事实上，战争也经常起源于过度自信，起源于对战争不会发生的迷信。两次世界大战前，双方都认为可以让对方屈服，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最终还是打起来了。冷战时期，美苏都准备随时投入战争，战争反而没有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印双方以不会发生战争为前提，轻视自我克制和战略沟通的价值和意义，军事冲突反而可能不期而至。
理论维度
国际关系理论虽不能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但可以帮助我们对大趋势进行认识和把握，增加战略定力。中印双方舆论场中的一些人缺少最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容易在极度理想主义和极端悲观主义之间摇摆。要认识中印关系，至少需要从地缘政治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三个不同方向去思考。
地缘政治理论在中印两国的传统国际政治思想中早有体现。印度的曼陀罗主义认为强邻即敌，强邻的强邻则是值得信任的天然盟友。现在印度与日本的战略接近，就是这一思维的体现。在中国，也早有远交近攻的思想理论和相关实践。由于地理和力量特征，中印两国具有天然的战略竞争关系。
但世界变了，并还在继续变化。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虽仍有解释力，但受到越来越多约束，表现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还需要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帮助，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印关系。一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机制的作用，重视国际体系对其成员的约束和规范作用。简而言之，中国和印度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独立行为体，对外行为都要受到国际体系和国际法规范的约束，这就使地缘政治理论及其现实影响都打了很大折扣。
二是全球化理论。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理论和认识世界的方法。全球化理论强调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对政治和安全合作的推动意义。中印两国对对方都有利益需求，双方之间存在不断扩大的合作性利益。这使两国维持和平与合作关系，不仅是为逃避地缘政治逻辑的可能危害，也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与促进。
未来维度
对未来进行认真研究与思考，也是认识中印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最近几年中印之间的一些问题，部分来源于双方都在争夺战略空间方面有迫切度。中印两国尚在崛起之中，但已开始展现大国雄心，甚至把理论可能性当成现实国力，选择性忽视了国家发展和国际格局变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人类历史上，国际体系还很少以确定和可预见的形式演进过。如果真有可靠的预言家，世界上这么多战争大都不会发生。国家战略是以相对确定的力量和手段，追求不确定的战略目标，而非本末倒置。在此意义上，中印两国都需精心、谨慎处理内外事务，至少维持一个克制的现在。
从上述三个维度中，我们可以得到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结论。但这些看似矛盾的结论，其实给出了中印关系的天花板和底线。天花板是全方位的友好伙伴状态，底线是避免战争。两国都没能力和意愿去突破。这意味着，中印两国不仅要有战略定力，还要有战略耐心。不管中印两国关系的状态如何，两国都必须面对长期共存的现实，都必须处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简而言之，在中印之间不存在任何简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