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刊文批天则所盛洪“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言论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资料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13日对外公布，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官员昨天通过记者会向公众做了说明。《意见》将国企做了商业类和公益类的区分，提出国资监管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对高管差异化薪酬、设立党组织等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在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认同。

　　然而对国企的基础性偏见长期在舆论场蔓延，一些人不看好国企的新一轮改革能在2020年前取得决定性成果，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公开宣称“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指责这次改革没有触动既得利益，有垄断权傻子也能赚钱。盛还鼓吹“国家退出去让民营企业经营就完了”，说央企合并是灾难，肢解更利于中央管理。

　　这次国企改革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条件要比上世纪90年代的那次大改革好很多，改革也不会导致大量国企破产、人数众多的国企员工下岗等突出难题。但是当下国企改革的舆论环境形成较为突出的“逆境”，这为改革带来不同于以往的风险。

　　上世纪90年代那一轮国企改革，困难之大今天难以想象。上千万国企职工下岗，要是在当下，恐怕根本就推行不下去，舆论的抵制很可能会让改革流产。但当时的改革虽然艰难、曲折，还是走下去了，在安抚下岗职工、帮助他们应对难处方面，政府和社会、包括舆论机构大体拧成了一股绳。

　　今天对改革的设计完全出于对社会长远利益的理性思考，分析《意见》，看不到有将直接蒙受利益损失的群体。国企高管的薪酬已经降下来，这有利于新的改革以此为起点，设计激励国企管理团队积极性的具体办法。《意见》进一步确认了混合所有制，这对于解决国企的垄断、低效等问题都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有利于民企长期呼吁的“平等经营环境”的形成。

　　然而舆论场对国企的不友好似已固化，一些巴不得国企早些死亡的声音经常耀武扬威，唬住了不少其他声音，制造了它们代表民意的印象。这些声音在民众中制造了困惑和茫然，在各地国企管理机构中则引发了焦虑和不自信。国企改革要改得准确，基本不出问题，这恐怕是不少改革者都有的现实压力。

　　国企这些年出了腐败，损害了自身形象，但民间并不存在对国企普遍的“怨恨”，逢国企必骂是互联网上与现实社会对应性极小的奇怪现象。让国企通通把空间让给民企，让中国若干个大家族主导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不是中国人的愿望。出门坐张家开的地铁，去李家的连锁加油站加赵家的汽油，晚上开灯用王家发的电，中国人恐怕尚没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这更非我们哭着喊着要实现的。

　　《意见》提出到2020年国企向国家上缴收益将达30%，这个比例说提高就可以提高，反映了国企的确“归人民所有”。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让私企提高几个百分点的税率，将会有多难。

　　国企的所有问题都动得了，国企高管的薪酬说降就能降，还有什么别的利益调整不了?民众恢复对国企的信任，坚决支持国企改革，包容这一过程的某些具体困难，这是本轮改革能够推进下去，不断根据实际追求最佳效果的重要保障。

　　国企是中国社会公平的根，是这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综合调整的砝码。很多人担心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对的。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最根本途径是通过改革壮大国企，国企的孱弱和濒临倒闭是非国有力量明里暗里侵蚀国有资产的好机会。

　　应当承认，国企面临不好的舆论环境，以往它们自身应对舆论的老旧作风起了坏作用。国企改革必须获得公众的支持，包括表层舆论的支持，国企和相关管理机构需在这方面行动起来，人们更期待现实的说服力。(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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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

　　2015-09-13 21:49:04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马克

　　多事之秋，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靴子终于落地。国营企业，这个占GDP半壁江山，拥有数千万职工的企业群体面临新一轮的调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盛洪从2010年起就不断呼吁要进行第二次国企改革，一直呼吁国企打破垄断，上缴利润，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顽疾。近日，搜狐财经专访盛洪，请他谈了一下自己对本轮国企改革的看法。

改革真正应该破除国企垄断

　　搜狐财经：第二次国企改革正式快落地了，您从2010年一直在呼吁启动第二次国企改革，这一次落地您心里有什么感受?

　　盛洪：第一次国企改革是放权让利，原来国企被管得很死，放权让利能激发国企管理层积极性和员工积极性。现在则是放权让利走过头了，很多年没有让国企交利润，不交利润的部分让国企有自主权决定分配，而且还额外增加了很多对国企的优惠制度和政策，包括垄断权、免费使用国有土地、低利息的贷款、很低的自然资源租金等等。我讲第二次国企改革是针对这些问题的改革，像这次的“国企改革”内容我不太认同。

　　搜狐财经：为什么不太认同?

　　盛洪：改革是解决问题的，这次的改革基本没有针对我说的问题，比如说国企垄断权问题、国企免费和低价使用国有资源的问题、不上交利润的问题、国企内部没有限制分配的问题，这些问题才是问题。在我看来更严重的是，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国企使得政府不能公正的对待国企和非国企，破坏了政府的公正性;国企管理层和行政官员是互换身份，政府行政官员天生就跟国企高管是一群人，国企的存在让我们很难去期待政府公平对待国企和非国企，违反政府之所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政府是要公正。我们给国企这么多优惠政策和垄断权，民营企业怎么和他们竞争，他们在市场中不是公平竞争者，会破坏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现在因为垄断国企存在，占有全国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这么大的资源造成的损失一年得数万亿。我国经济增长减速，很大程度上因为垄断国企存在和保护垄断的结果，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不改一天损失上百亿。如果不想解决这个问题，那改革是干嘛?

改革没有触动既得利益：有垄断权傻子也能赚钱

　　搜狐财经：这次改革有没有触及到国企高管的既得利益

　　盛洪：没有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核心。我研究这么长时间，我听两句话就知道他们想干嘛，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干的事情，讲“改革”欺骗舆论，我们的传媒不要对这个事那么激动，因为那不是改革，它就是再一次欺骗舆论，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次，说“改革”激动半天也不知道干嘛，所以我们干嘛那么激动呢?

　　搜狐财经：国企除了垄断之外还有内部治理的问题，您也提到过内部人控制奖金发放，这次改革文件里面似乎也提到把国企进行分类管理，任命制和选聘相结合，这样做能不能触动国企高管既得利益。

　　盛洪：也不能。比如说分类管理，有一类是商业性的，有一类是公益性的。先谈商业性的。我要根据你的绩效对你进行考核，但是他的绩效怎么评价?他的绩效不是真实的。你的利润哪里来?因为你垄断了，因为你不交地租，因为你的贷款利率是低的，你拿到石油开采权以每吨30元获得，人家可能每吨400元获得，完全不是同等的，我怎么衡量你的真实绩效?

　　再比如金融，银行有这么多利润，你要知道它的利润怎么来的。由中央银行规定的存贷款利率差，多少年没有变，最近两年稍微有一点调整，基本上还是要顾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十几年是3%的利差，利差相当于垄断价格，又是管制价格，政府规定了你有3%的利差，一般的国家是1.5%到2%，市场经济国家是竞争决定的利差。而这3%是行政部门规定的，这不都是假的吗，你怎么去衡量这些人真正的努力，放一个傻子有垄断权不照样赚钱吗?

　　而且像中石油、中石化这些企业冗员很严重，他们工资又很高，效率很低，怎么去衡量?人造的市场环境，人造的绩效，你说我们怎么去给他奖励?光地租国有企业全算下来一年至少1万亿以上，现在国企业就1万多亿利润，利润基本上就是地租，他们有什么贡献?任何一个民营企业不交地租，利润就多出好大一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在支付足额成本之前这些所谓绩效评价都是假的。

淡马锡模式毫无必要：国有资本应还给人民

　　搜狐财经：这次文件在国资管理方面，引进了淡马锡模式，把管理资产变成管理资本，成立国资运营中心，国资委说不管事情了，就管资本。

　　盛洪：只管资本不管资产，是值得怀疑的。国企动不动，能不能卖股权，能不能退出，这些都是问题。

　　搜狐财经：您对淡马锡模式有没有了解?

　　盛洪：淡马锡模式是多余的，只不过中国这些人要保留国有企业，才老提淡马锡。淡马锡模式有什么必要?你为什么要让国有资本赚钱给民众，没有必要，国家退出去让民营企业经营就完了。

　　搜狐财经：对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核心在，与现在比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盛洪：淡马锡是所谓国家资本，但不是国有企业，是私法企业，是按照私营企业去运营的，但是资本是国有的。我们的问题是，干嘛要这些国有的资本，没有必要。国有资本可以还给新加坡人民，因为国家或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获得收入就靠税收，现在为什么要搞出这个东西来，这个东西没有值得深入讨论的价值。

央企合并是灾难肢解更利于中央管理

　　搜狐财经：您以前提出来把国企肢解掉，把中石油、中石化拆借成许多小公司，但是现在其实南北车合并以后，央企正迎来兼并重组潮，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盛洪：兼并重组后肯定垄断势力更大，对社会、消费者和民营企业都没有好处。逻辑很简单，垄断势力大了无可奈何于它，更没有办法制约它。央企合并以后，中央政府如果想管难度就更高了，因为更容易和你对抗了，像中石油、中石化，发改委、能源局都管不住，他们是庞然大物，你不能否认。如果你把三桶油合成一桶油，那你就更完了，对中央政府来说，你面对的是竞争者还是垄断者?比如李克强面对中国唯一的一家垄断的石油企业，你的谈判地位和面对三家、五家石油企业就是不一样。

　　我们原来举过例子，只有中国电信一家的时候，中央政府跟它谈判代价特别高，后来有联通进入以后立刻就变过来。如果中央政府真是想改革，就不应该合并，恰恰是肢解，比如说现在有中石油、中石化本身可以拆分成几个公司，而不是合成一个公司，只是合并了显得总规模很大。对于中央政府来讲，它要真想去管住这些国有企业，也是肢解了更好。就像汉初贾谊说的，叫“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初有很多诸侯太大，中央政府是管不了，你把诸侯分封更多一些，汉武帝的“推恩令”是说，如果一个诸侯三个儿子，诸侯死了三个儿子都封王，每个人分三分之一的国土，这样几代下去每个诸侯就变得特别小，对于中央政府是有好处的。对于垄断国企也是一样的，如果以为合并起来更好管，是非常愚蠢的一种想法。

利用体制内力量打破垄断

　　搜狐财经：这次文件出台后，我们回顾一下中石油、中石化、电信、联通这些企业的历史，他们以前并不存在的，联通和电信以前从工信部拆分出来的，当年朱镕基把部委拆借成电信、联通两家企业，当时互相竞争，我们是不是沿着这种方向改革下去?

　　盛洪：原来中国电信是邮电部的，其他部委，什么电子部、铁道部，看到这有油水，他们要求进入到电信业，联通就是由好几个部联合组成的。利用体制内的一些力量来打破垄断，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对的，即使不是民营企业来进入。比如对石油的改革，我们提出来首先不是民营企业进入的问题，是别的国有企业进入，比如说中国化工、中信、华能等等这就好几家，他们也有动力进。我们应该支持体制内国有企业，只要它不是垄断，要进入这个领域就要支持。它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赚钱，这是有改革的力量和改革的动力，就跟当初联通进入是一样的。

　　搜狐财经：有一个问题我们很不能理解，自从90年代末电信、联通、中石油、中石化央企成立之后，为什么到本世纪初前10年似乎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嘎然而止慢慢消亡，阻力到底来自何方呢?

　　盛洪：因为利益集团弄明白了。刚开始大家都不明白市场经济，后来国企和行政部门的官员他们也明白了，如果把竞争者赶出去可能获得更大利益。此外还有一个背景，原来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国企普遍陷入困境，有一个所谓国企解困和脱困的问题，朱镕基时代还做过解决三角债问题等等。在2000年左右，那会儿的资源价格比较低，包括石油价格、煤炭价格、土地价格都比较低，这些资源型国企当时也是很困难。这时候从国企管理层来看他们明白垄断有好处，朱镕基觉得是脱困的好主意。尤其在最开始大家都没太意识到，像三桶油的垄断确立在1999年，那个时候搞了合并，那个时候石油价格比较低，所以搞垄断。当时的理由是要脱困，所以政治上没有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历史背景是那样。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没觉得搞三桶油怎么样，后来发现三桶油可了不得。油价逐渐上涨使他们更知道自己的利益，他们就捍卫自己的垄断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