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引言
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许多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其中中医就经历过数次危机。
1879年,清末国学大师俞樾撰写《废医论》,被认为是近代废除中医的第一人;
其后又经历了,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年,余云岫(俞樾弟子章太炎的学生)提议、南京政府实施的“废除中医案”。
解放后,在1950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70多岁的余云岫仍坚持“废除中医”的“理想”,提出了“改造旧医实施草案”的提议,只不过将“废止”变成了“改造”。
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受到影响,认为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甚至说中医是封建医,应该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
认为中医不能进医院,如果要进医院,也要经过考试,而考试内容大多是西医内容,此举让中医人才大量流失。
幸好毛主席及时止住了这种“自废武功”的行为。
一、毛主席与中医
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对中医有独到的认识,北洋政府“漏列”中医后,1913年他在笔记《讲堂录》中就写过这样一段话: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他用辩证的思维看待中西医问题,认为二者各有所长,但二者又各有所偏。
井冈山时期,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根据地里缺医少药。
当时红军医院里有中医也有西医,其中很多内科疾病,都是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拯救了大批红军战士。
但作为军队的领导人,毛主席也深知西医在战争中(尤其是战场急救)的重要作用。
所以,毛主席在1928年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的概念。
不过到了延安时期,中西医的矛盾就凸显了出来。
因为常年征战,西医的地位在部队中越来越高,很多西医因此看不起中医。
毛主席针对这种情况,特意征求了延安著名中医李鼎铭先生,问他是什么样的看法?
李鼎铭说:
“中医西医各有所长,要团结起来才能更好的发展。”
对此,毛主席很赞同。
当初毛主席在长征时患上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的时候甚至连胳膊都抬不起来,期间一直采用西医治疗,未见明显的好转。
后来李鼎铭主动要求为毛主席治疗。
只是当时中西医的争斗异常激烈,卫生处的同志不同意由他来治。
最后是毛主席拍板:
“试试看嘛,不试又怎么知道不行呢。”
李鼎铭对毛主席问诊之后,开了四副中药,并表示吃过之后“保证主席可以上单杠”。
事实胜于雄辩,毛主席用药之后,胳膊果然痊愈了,这让他切身感受到中医的神奇。
之后毛主席便跟李鼎铭熟络起来,并把他介绍给其他的干部战士,一时间,中医的作用也在延安凸显了出来。
而且毛主席非常赞同中医带徒弟的学习方法,因为这从一开始就把理论和实践结合了起来。
由于毛主席的支持,也为了贯彻他的中西医结合思想,延安首先发起西医向中医学习的活动,很多西医都拜师中医,如鲁之俊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中医针灸。
任作田和鲁之俊还因此被边区政府评为特等模范,这足见我党对于中医的重视,而鲁之俊后来的成就,也证明他没有拜错师傅。
在1949年9月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卫生会议上,毛主席就明确提出:
建国之初,西医的数量只有一两万,必须要很好的团结中医,学习中医。
他亲自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为当时的医疗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建国之后,毛主席在一次谈话时笑称:
“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三是麻将......”
虽然只是玩笑之言,但也足以说明中医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
正是因为他对中医的认可,才会听到要“废止”、“改造”中医的消息后及时制止。
1954年,“西医学习中医”的理念更进一步:
抽调100到200名医科大学的医学生跟随中医学习,目的就是把中医发展成为一门系统、统一的医学,以造福人民,贡献于世界。
但是当时中西医的争论依旧激烈,毛主席在1955年的一次会议中明确指出:
“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1955年2月中央发布通知,允许中医使用白纸处方(即允许中医开处方药品),旨在肯定中医的行医资格。
二、赤脚医生就是好
虽然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团结中西医,并一再加强肯定中医的地位,但由于长期受西方学说更先进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依旧不认可这项传统文化,因此成效并不显著。
这就让本就缺医少药的新中国,在缺少中医的医疗体系下,公共卫生事业走得愈发艰难。
而培养一个西医人才,需要很长的周期,没有中医老带新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想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者,由于当时城乡条件差异较大,大部分医护人员在学成之后,都会选择留在城市发展,而占比很大的农村人口,却只享受到极少部分的医疗资源。
中央也为此采取措施,以城市医疗队下乡的方式为农民治病,仅1965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就有2800多名医护人员参加医疗队,成果显著。
但由于医疗队人数少,加之农村交通不便,大型仪器又携带不便,所以也只能对一些常见病进行诊疗。
又因为医疗下乡,很多医务人员的工作时间,需要在打乱后重新安排,由此带来了诸多不便。
况且当时下乡费用问题,没有统筹安排,很多医院没能长期坚持下去,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得不到有效解决。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长钱信忠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谈到了当时国内的医疗资源分配比例:
全国140多万医护工作者,农村只有10%,医疗费用也只占总费用的25%。
根据当时的人口普查,1965年全国人口7.2亿多,农村人口5.94亿,也就是说占比82%的农村人口,只有享受到10%的医生和25%的医疗费用。
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当即指示: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虽然当时毛主席没有提出“赤脚医生”的概念,但他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培养出“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
在之后与卫生部的谈话中,毛主席提出另外两个要求:一个要求高小毕业,再一个就是要学习三年医学。
这只是毛主席在脑中的基础设想,各地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因地制宜,普及农村基础医疗的工作就这样展开了。
其中,上海的工作开展较早,并培养出王桂珍、黄桂祥等一批在田间为农民看病的基层医生,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因为当地农民平时下地劳动是光着脚的,在田间为他们看病的王桂珍,便被农民伯伯亲切地称为“赤脚医生”。
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说,“赤脚医生”就是在不脱离劳动的同时,进行行医治病的医生。
1968年,上海《文汇报》对王桂珍、黄桂祥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后来被《红旗》(《求是》)和《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引起全国轰动。
毛主席仔细阅读了《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并在报纸上做出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赤脚医生”迅速在各地得到落实。
并根据当时环境形成一项医疗制度,即:
在基层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农民看病只需要扣除少量的工分,有的地方甚至连五分钱的挂号费都不收。
农民看病难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这种方式也获得广大群众的肯定。
“赤脚医生们”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他们生活、工作在农村,真正做到了“农村养得起、用得起”,而且他们大多都是本村人,跟当地群众“血脉相连”,医患之间天然就有信任基础。
当时赤脚医生们,一手针灸、一手草药,为农民看病开药。
有的地方甚至总结出了“三土”、“四自”的方法,即土医、土药、土药方,中药材上自种、自采、自制、自用。
真正做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
他们将毛主席提倡的中西医结合用在了实处,获得了中央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此后多年,“赤脚医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发挥出巨大作用,成为基层群众的健康守护神。
三、赤脚医生的消失
随着我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赤脚医生”和基层的医疗制度也传到了国外,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1969年,以黄钰祥为主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
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和浙江中医学院编辑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
这两本书的出版简单易懂,实用性强,不仅成为当时“赤脚医生”的必学教材,很多正规医院的医生也会买来作参考,还有许多普通百姓也买来学习基础的医疗知识。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中国20世纪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流通,为世界卫生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时至今日,在一些国家书店里还能看到这本书的存在。
1974年,在日内瓦世界卫生会议上,王桂珍作为“赤脚医生”的代表,在国际舞台上发言。
虽然只有15分钟的发言时间,但她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赤脚医生”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也让全球人民感叹,在困难时期下中国有效的医疗制度。
1975年,斯坦福大学拍摄了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该记录片展示了中国医生就地取材,以及用草药和银针治病救人的画面,中医被他们用这种形式记录下来。
后来,随着全面改革开放、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赤脚医生”也在历史进程中进行了“升级”,通过考核后成为乡村医生。
到了1985年,“赤脚医生”的历史至此结束。
在其施行的年代里,赤脚医生和相应的医疗制度,温暖了当时乃至现在的许多人,毛主席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也有效地解决了建国初期看病难的问题。
结语
中医作为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遭遇过数次危机。
即使到了新中国,也在动荡年代里受到过冲击,究其原因,跟“巫医不分家”的传统有莫大关系。
余云岫师从章太炎,章太炎师从俞樾,他们对传统中医都抱有批判思想。
俞樾因家庭不幸,于是愤而废医,但到了晚年时,病弱又无助促使他写下《医药说》,主张“医可废,药不可尽废”。
余云岫的批判则要科学很多:
他认为其是阴阳五行玄之又玄,缺乏科学依据;其次,医者全靠经验之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且不思进取,数千年来《黄帝内经·灵枢》仍是中医的金科玉律,阻碍现代医学发展;最后,守旧的人们抱着传统思想,盲目排斥西学。
但后来余云岫也不得不承认中医仍有可取之处,他也从“废止”的观点,转变为“改造”。
毛主席曾说过:
“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
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取材方便、花费较小,将它与西医结合,为广大人民群众减轻负担,让人们可以看得起医生,治得起病。
这正是毛主席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