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岩：以转基因压制本土高产农业高科技威胁粮食安全
近日，关于转基因有3条消息引起世界关注。一是伦敦发布:欧洲筹集2500万美元，由“中立”科学家进行长达“2至3年”的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及配套农药草甘膦危害实验;二是美国5700万民众联名致信欧洲，请欧洲协助抵制转基因作物;三是中国发改委就允许外国进入中国搞转基因研发征求意见，此举使得美国杜邦欣喜若狂，但却遭到中国民众在网上的强烈反对。
转基因作物因其对人体及环境多方面危害的日见显露，使得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抵制和谨慎的态度。为何中国有关部门背离世界潮流，一定要坚持转基因“一转独大”?
优于转基因的科学、安全、高产、治污技术被隐瞒 中国推动转基因研发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存在人口增长导致的粮食供给与土地污染双重压力。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推动转基因的官员及专家只以夸大的方式说了一个事实，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他们刻意隐瞒了。这个事实就是中国不是没有而是已经有了多种运用东方智慧提高粮食产量和治理土地污染的办法，这些办法比起转基因技术要科学得多，安全得多，高产得多，可持续得多。转基因技术研发尽管有240亿专项经费，但无论是在高产还是在安全可持续等诸多方面，都没有体现出任何优势。农业部官员和转基因专家从来不敢明确报出转基因作物的真实产量。
只要认真调查，就不难发现，中国本土科学高产可持续的农业高科技不胜枚举。在诸多中国本土安全高产治污技术中，最有潜力、最有发展、最有成效也是最受压制的是云南省生态农业研究所辩证发掘中医药学宝库，创新发明的“GPIT”即“作物基因诱导调控表达技术”。
解决世界粮食问题的真正高科技不是转基因技术，而是被转基因利益集团极力屏蔽压制的诱导调控(GPIT)技术。
诱导调控（GPIT）技术可解决中国农业面临的诸多难题
真正的农业高科技——诱导调控(GPIT)技术可以大幅度提高作物的光合效能、双向抗逆性和非毒性的“可控可逆超敏应激效应”，已证实可实现7大目标：
一、恢复被化肥板结的地力，三年实现板结土壤开始向“海绵状”转变;
二、壮根沃土，大幅度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源头保证农产品优质性;
三、用非化学农药方式防治病虫害，以“双向超敏应激”防治病虫害的新理念和新途径模式，从源头杜绝了农产品的不安全性，极大减少了植物病虫的抗性和恶性循环性，同时为“动植物在深层具有共同抗病机制”的更广泛应用、为有效防治禽流感、为解决人类重大难治疾病开创了新方向和途径。
四、从根本上减少化肥农药用量，节省开支，提高农民收益，源头治理土壤、水源污染;
五、提高了作物耐寒、耐热、耐旱、耐涝问题，为农田水系统良性循环、“四无”大幅度开源节流奠定基础，为熟制改革开创了新途径，使一年生作物变为多年生作物，增加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性，可大量开发利用盐碱地和荒地，扩大粮食种植，增加粮食总产量。无成本大幅度增加农田碳储、大幅度减少农田余氮，对减少碳排放作最大贡献，对治理霾污染作重大贡献。
六、“大库丰源”的新良种理念和新种植管理模式，将使中国的超高产优质生态农业全面可持续，造福中华民族和全人类。
七、东方智慧，中药诱导，无争议，无任何副作用。
使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完全可以解决中国农业五个深层次问题：
第一是实现粮食高产保总量的安全;
第二是实现从源头治理面源污染，保证粮食品质的安全和优质性;
第三是实现大根系、高活性、强根面效应、抗逆土壤自修复、保耕地的安全;
第四是实现农业命脉能动性的耕地蓄雨、调洪、消旱，促进水系统良性循环，无单独成本的巨大开源节流，保水资源的安全;
第五是实现综合效应产生的农业生态自修复为主、人工辅助良性循环的生态文明，保民生和环境基础的安全。
诱导调控（GPIT）技术已在全国22省区成功验证多年
诱导调控(GPIT)技术早在1999年9月，即在北京通过专家评审，认为这项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2002年12月，“GPIT”复合生物制剂通过了国家农业部组织的专家鉴定，认为“总体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2006年通过了科技部、农业部防治禽流感重大专项的中草药防治禽流感项目的验收。2012年完成了国家863“紫根水葫芦治理水污染综合技术”项目，并通过环保部三位院士主持的验收。
诱导调控(GPIT)技术突破基因控制生长程序，黄瓜同一节位可分别三次结出六个黄瓜，郁金香可一梗双花，小麦可一粒双芽，玉米可一粒三芽，在遗传学理论上实现第四次重大突破——基因转作理论的突破。
运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创新育种，目前已培育出特早熟超大穗水稻、超大穗小麦、超大穗玉米、黑水果玉米、超密荚大豆、紫青菜、紫根水葫芦、纯中国血统早熟优质第一梨以及在昆明可多年生的甜高粱、棉花等多种新种质。
诱导调控(GPIT)技术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在国内不同纬度海拔的22个省市区200多万亩土地上进行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的试验示范，实践应用13年，绝大多数都获得突破性成功。
诱导调控（GPIT）技术解决了高寒山区玉米高产种植，突破玉米有效积温493℃的极限禁区，连续三年创造全国冬玉米大面积最高单产记录。
诱导调控(GPIT)技术在位于黑龙江获得“全军标兵农场”荣誉的65447部队农场数万亩连片应用9年，随着土壤被恢复“海绵感”，现大豆种植已不用施肥，更不用化肥即实现高产;玉米仅用复合肥35kg，一直保持当地最高单产。
诱导调控(GPIT)技术超大穗玉米在黑龙江比进口德美亚杂交玉米增产40%，进一步完善即可实现低肥亩产超过2000市斤的寒区高产种植。2011年11月，65447部队农场“使用GPIT植物基因诱导技术减肥增效”项目，经国家和省两级专家评审，获得全军农副业技术推广一等奖。
2014年，运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的超大穗玉米试验，在辽西63年一遇严重干旱的情形下，亩产仍突破了2500市斤，彰武有农民亩产已接近3000斤。最大单株双穗重量可达2市斤。
诱导调控（GPIT）技术还解决了高海拔玉米种植问题。
1999年在海拔3658米的拉萨，采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试种玉米，单株最多长出八穗，全部成熟，且全是高赖氨酸优质玉米。云南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高原坝区海拔3276米，玉米全生育期有效积温493℃，不到世界公认有效积温最低极限的一半，但使用GPIT技术，玉米亩产达到988市斤。
诱导调控（GPIT）技术还成功地使水稻“单季田”变成“双季田”。
新疆温宿县农业局应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使当地一季作物变为稻麦两熟高产，《农民日报》早在2005年便进行了报道。
河南应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试验双季稻，早稻亩产达1200市斤，晚稻达1300市斤;一亩地合计年产达到2500市斤，中稻最高亩产已达到2300市斤。成倍超过最多“千把斤”的转基因杀虫水稻。
诱导调控（GPIT）技术培育出的小麦，试验田亩产已达到3000市斤。
诱导调控（GPIT）技术还解决了农作物自身抗性表达，高抗根、茎、叶多种病害的世纪难题。
1999年在昆明市官渡区进行百亩小麦连片对照试验，未使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的小麦三次施用农药，白粉病仍很严重;而应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处理的百亩小麦，不用农药，基本不见病株。如此重大的差别，源于光合效能的作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家到田间对6个地块进行盲测，统计数据证实，采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小麦平均光合速率是对照小麦的260%。
2001年湖北恩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和全国著名马铃薯育种家转刘介民研究员在气雾法生产脱毒种薯试验过程中，事先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处理过的薯苗生长健壮无病害，而CK则发生不同程度的病毒病症。当CK1/2植株出现病毒病症时，立即采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处理，五天后病症全部消失，植株完全恢复健康。更难以置信的是，死亡部位又再现新的生长点。
诱导调控(GPIT)技术还解决了世界近280年难以攻克的十字花科根肿病(根癌)。这一世界难题曾使各种农药及复合技术都束手无策，但正确使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却能基本消除，实现大幅度增产。
诱导调控(GPIT)技术当年可治愈果树癌症桃、苹果树杆腐病，使病树第二年恢复结果，并且坐果量远超正常果树。
使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对棉花癌症落叶性黄枯萎病处理，5天后即开始恢复萌芽生长，最终可达到正常产量甚至超过正常产量。
诱导调控（GPIT）技术可实现超低毒或无毒杀虫。在敌敌畏原液中数小时不死的高龄舞毒蛾毛虫，使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产生超敏应激反应，可在30-60秒将害虫击倒，2-3分钟即脱水死亡。
2013年山西发生很难防治的大规模玉米粘虫危害，多次使用化学农药不能有效控制。朔州经开区红旗牧场2000亩连片使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迅疾有效地控制了粘虫危害。
诱导调控（GPIT）技术还能替代和大量节省化肥使用。
以诱导调控(GPIT)技术，使用少量钾肥、菌肥、或配以有机肥，完全不用化肥，在河南100个试验点进行多种蔬菜种植，产量都比对照增产1倍以上。河南内黄县黄瓜比对照增2.8倍。此项实验的相关著作2008年获河南省科技出版一等奖，2009年该技术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诱导调控（GPIT）技术还显著提高了作物的营养品质。云南农大普洱学院2008、2009年在茶叶上应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两种茶开采时间分别比对照提前12、17天，产量比对照分别增加32.49%、41.97%;品质改善显著，与对照相比，茶氨酸增29.2%，茶多酚增24.5%，叶绿素a增100.9%，组氨酸增38.4%，半胱氨酸增126.6%，酪氨酸增127.2%。特别是作为光合次生代谢产物代表性的类胡萝卜素增91.6%，极大提高了茶叶的保健功能。
诱导调控（GPIT）技术还在水污染治理中大显身手。采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培育的壮根紫根水葫芦，在水污染内源治理藻型化富营养中，起到龙头生物作用，带动了整体生态改善，突破了世界水污染治理的瓶颈，开创了最快速、有效、廉价治理水污染的新途径。特别是2014年，使奥体公园龙形水系劣Ⅴ类水快速清澈见底，达到优质Ⅲ类水。一池碧水为APEC会议增了色，为中国争了光。
诱导调控（GPIT）技术已经走出国门，受到非洲国家青睐。2013年初，加纳共和国农业部长到中国考察，回国后亲自布置300亩油沙豆应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试验，亩产超过3000市斤，较过去亩产1400市斤增产一倍以上。
多年多地种植实践证明，使用诱导调控(GPIT)技术既能确保高产稳产，又能节省化肥40-70%、减少化学农药90%以上，同时修复土壤，实现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从源头上根治农业面源的七大污染。
为推广转基因而压制诱导调控（GPIT）技术属祸国殃民
诱导调控(GPIT)技术，对自然深层规律进行辩证唯物应用，突破了大幅度提高光合效能的世界难题，突破了作物双向抗逆性植物生理悖论的世界难题，突破了遗传学理论第三次重大突破的基因转座定理，开创了“可控超敏应激防治病虫害”的划时代革命，开创了很多重大难治疾病研究和应用的新方向和途径——“动植物在深层具有类同抗病机制”。这样以多方突破、多项开创、多种成果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高产、安全、治污、可持续的创新技术，为什么十数年没能引起应有重视，没能得到有力推广?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在于农业主管部门过分倾向转基因技术，迷信转基因“一转独大”，轻视甚至封锁、压制体现东方智慧完全自主的高产、治污、可持续的发明，使中国发明很难“上传”，得不到支持，更得不到资金及推广。转基因技术绝不可能解决中国农业面临的五个深层次难题，为什么还要“惟转独尊”?农业科学为什么不能百花齐放?事实上，诱导调控(GPIT)技术既非转基因，又远比转基因技术安全、高产、治污、恢复地力、无争议、可持续。特别是能从战略高度引领中国农业走出深层次困境，开辟中国优于世界的农业可持续安全高产发展的新方向。这是转基因技术根本不能相比的。
早在2013年北京召开的“粮食与国家安全”战略研讨会上，诱导调控(GPIT)技术发明人、云南省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那中元就庄严承诺：推广诱导调控(GPIT)技术，能够在4—5年内，把全国年纯氮用量由6000万吨削减为4500万吨，化学农药原药用量由130万吨减为40万吨，扩大耕地蓄雨、削洪、减旱面积1—2亿亩。6—8年内，把年纯氮用量减为3000—3500万吨，化学农药用量减为15—20万吨，耕地蓄雨、削洪、减旱面积扩大至12—15亿亩，让约8000亿立方降水不仅成为源头减洪抗旱高产稳产的保证，还成为生态自修复良性循环和多样性自修复良性循环的稳定基础。
那中元还多次提出与转基因技术专家打擂：在同一地域划出土地，在禁止使用化学农药的条件下，分别使用转基因技术与诱导调控(GPIT)技术，看谁安全，看谁高产，看谁高效，看谁治污治虫，看谁可持续。那中元甚至承诺：若诱导调控(GPIT)技术不比转基因技术增产30%，就算诱导调控(GPIT)技术失败。但就是这样，世界各国转基因专家没有一个敢于应战。在那中元面前，转基因专家不但不敢比，而且不敢辩。真理一不怕质疑，二不怕辩论，三不怕检验。偏偏转基因技术害怕质疑，害怕辩论，更害怕检验。
转基因争议已持续十多年。转基因及配套农药不仅对农产品源头造成污染，对土壤、水、空气及生物多样性也造成严重破坏，更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和188金宝搏网造成极大损害。数据表明，中国目前各种重大疾病及罕见疾病逐年高发，人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再不拨乱反正，中国必陷危局。13亿中国人民恳求中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亲自主导，一是由人大立法，建立对压制迫害重大创新技术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用法律约束职能部门和专家出于私利压制打击中国自主创新技术的行为;二是建立由多部委多方面参与的生物国防机构，尽快改变农业部瞒上欺下的转基因运动员兼裁判员的极不合理、极无信誉、影响极坏的转基因监管现状;三是摸清中国究竟有多少本土非转基因农业高科技被转基因利益集团对上屏蔽、对下压制了，该扶持的抓紧扶持;四是由“中立”科学家开展“2至3年”转基因作物及配套农药毒性研究，搞清转基因作物及配套农药对人体对环境究竟有哪些危害，尤其是要尽快查清中美科学家先后在转基因作物中发现的类似疯牛病脘病毒的“超显微病原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农业发展道路进行彻底拨乱反正，使中国农业回归到科学、安全、高产、生态友好、可持续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