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熠慧：90后打工妹——从“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
导 语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打工妹”群体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她们或被定义为“受害者”，或被描述为主流价值观的“追随者”。事实上，打工女性绝非同质化的群体，她们在认知及拥有、使用资源上存在差异且具备着不同的能动性，而这种差异也使得她们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来回应其所处的社会结构。
通过扎实的田野调研，作者认为“90后”打工女性群体主要存在三种常见的主体类型：消极性主体、混合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在认知上，消极性主体认同资本和父权制，混合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则批判二者; 在资源上，消极性主体和混合性主体都缺乏社会支持网络来挑战和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而生成性主体则能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挑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重新理解女性打工群体的多元主体及其生成机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及把握这一群体的复杂性，也为推动社会平等目标开展更为切实的实践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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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熠慧
责编｜侯戈
后台编辑｜童话
苏熠慧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老师。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劳动社会学。
一
引 言
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城镇就业人口中42.8%为女性；农村就业人口中46.2%为女性；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女性人数占女性总人口数的27.3%，占从事制造业总人数的41.5%(1)。自20世纪90年代起，打工女性便是劳动社会学和性别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现有研究关注女性所处的（阶层和性别）双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一方面，打工女性离开农村原生家庭的父权体制，却在婚后仍要面对流动的父权形式；另一方面，她们在工厂中和男工一样，是资本剥削的对象[1][2](PP11-22)[3](P174)[4](P164)[5](PP188-200)[6][7](PP62-67)[8](P33)。但对于双重不平等的强调，使这些研究带上了结构决定论的色彩。
在这些作品中，打工女性往往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被动接受资本的剥削和父权的压迫。虽然一些学者引入了“主体性”概念，强调女性的“自我意识”，从女性的视角和经验来思考劳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但仍无法跳脱“一元主体”的框架，将单一的打工女性主体形态普遍化为所有打工女性主体的特征，疏于讨论打工女性主体的类别，忽略了打工女性主体内部的差异。
本文在反思“结构决定论”和“一元主体论”，批判性地重构路易丝·麦可尼(Lois McNay)“二元主体论”和吸纳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关能动性理论的基础上，引入“认知”和“资源”两个维度，讨论打工女性内部的差异，从而发展出“90后”打工女性主体的类型学分析框架。
本文从“认知”和“资源”两个角度思考：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女工面对相同社会结构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通过比较三种类型的打工女性在“认知”和“资源”上的不同，来分析“90后”打工女性内部的三种不同的主体类型——“消极性主体”“混合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的差异，从而为思考“90后”打工女性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可能。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1. 反思“结构决定论”
在性别劳动研究中，对打工女性的研究多关注女性在劳动中所遭遇的双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相互作用将劳动女性置于阶层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共同交织的网络之中。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黑人女性主义发展出“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系统地阐释阶层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的相互作用。这些理论视角都影响着性别与劳动的经验研究，使学者将目光置于女性在劳动中所遭受的双重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通过这一棱镜来考察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打工女性境遇，认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厂打工的女性，虽然摆脱了农村原生家庭的父权体制，却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1][2](PP11-22)。她们通过外出打工这一经济贡献的形式，提高了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却在婚后仍要面对新的父权形式——与市场合谋的流动父权[4](P164)[6][9]。中国的打工女性，同她们的西方姐妹一样，同时遭受着资本剥削和父权压迫[3](P174)[5](PP188-200)[7](PP62-67)[8](P33)。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作为传统性别劳动研究中关注的社会结构，在学术写作中常以决定打工女性人生境遇的角色出现。
学者们在分析双重不平等的过程中，往往将资本剥削和父权压迫视作刚性的结构，视为打工女性无法挣脱的“命运”。这使学术分析蒙上了一层结构决定论的色调。打工女性被罩在资本和父权交织的网中，似乎缺乏破网而出的可能。同时，相较于刚性的双重不平等结构，打工女性往往以“受害者”的形象呈现在学术和大众的叙事中。作为“受害者”，她们缺乏资源和能力，被动地充当着资本剥削和父权压迫的对象。这种“强结构—弱个体”让许多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研究中隐含的“结构决定论”和对打工女性主体的忽略。
2. 反思“一元主体论”
虽然一些学者开始反思“结构决定论”，并在研究中展现打工女性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但不同的学者往往关注于某一类特定的“主体”，缺乏对不同类型“主体”之间内涵和差异的梳理和比较，更不用说建立一个打工女性主体的类型学框架。本文将这种关注某一特定“主体”而忽略不同主体之间差异的倾向称为“一元主体论”。具有“一元主体论”倾向的打工女性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研究关注打工女性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主体，也就是关注打工女性的“打工”经验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包括劳动研究中所展现的“打工”主体对于资本的认同。迈可·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对20世纪工厂工人的研究发现，他们的主体性常常表现为对资本的认可[9]；李静君对20世纪90年代工厂女工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1]。何明洁对餐馆女工的研究也表明，女性劳动者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认同成为资本控制的基础，为资本对女性劳动者实施分而治之提供了可能[3]。虽然潘毅的研究通过身体的痛楚、尖叫和梦魇来表现女工的挣扎，但这种挣扎往往是无意识的，并没有在行动上体现为对资本的反抗[2](P22)。郑广怀指出，梦魇和尖叫作为一种长期持续的身体痛楚，其对工厂体制所造成的损害可能远远小于对女工自身的伤害[10](P221)。他认为，底层女工由于缺乏进行公开集体抗争的各种资源，加之无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其挣扎对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微乎其微[10](P221)。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上研究主要展现宏观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和中观的劳动过程如何形塑女性的“打工”主体。在这样的视角下所呈现出来的主体往往受制于结构，甚至参与到不平等结构的再生产中。
另一类研究关注打工女性在劳动之外所形成的主体，关注家庭生活、日常消费和亲密关系与主体形成之间的关系。最经典的是肖索未对流动女性亲密关系的研究，展现了这些女性如何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的主体存在，而形塑这种主体的是消费主义和男权制度的合谋[11]。另外一部作品则是张彤禾的《打工女孩》[12]，在这部作品中，张彤禾并没有将她的重点放在“打工”生活如何形塑女孩的分析上，而是花了大量篇幅描述打工女孩如何在“打工”之外“学习外语、模仿白领阶层的社会利益以实现自我提升”，“在现存制度下更好地生存”[12]。
这两部作品关注家庭生活、日常消费和亲密关系如何形塑打工女性的“性别”主体，看似与第一类关注“打工”经验与主体关系的研究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通之处——“一元主体论”。这种“一元主体论”，展现了打工女性的“自我”(self)和“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但这些自我意识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都非常单一。这种单一体现在：
(1)这些自我意识都极大地受到社会结构的形塑，是维持和再生产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的体现；
(2)这些自我意识，不管是在劳动中形成(“打工”主体)，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性别”主体)，都主动认同和接受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缺乏挑战和改变社会结构的行为和尝试，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具有“一元性”。
正如宋少鹏在评论《打工女孩》中所提到的，一些主体看起来虽然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但意识指向的是个人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不但无意改变社会结构，反而接受现存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13](PP219-222)。这种“一元主体论”使得既有打工女性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
首先，它将单一形态的主体特征普遍化为所有打工女性主体的状态，不仅忽略了打工女性主体的多元性和打工女性内部的差异，还遮蔽了其他(虽然少数但具有意义的)打工女性的主体状态。
其次，这种“一元主体论”在某种程度上与“结构决定论”相对应，假设了主体受到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形塑，不仅受限于社会结构，还参与到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中。这种假设忽略了主体超越社会结构限制的可能性，具有“消极性”(negative)。
在反思“一元主体论”的基础上，本文批判性地重构麦可尼的“二元主体论”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关能动性的理论，尝试建立一个展现“90后”打工女性主体内部差异的“多元主体”类型学框架。
3. 探寻“多元主体”：建构打工女性主体的类型学
（1）突破“二元主体”论与理论再造
为了弥补“一元主体论”对打工女性主体内部差异的忽略，本文批判性地再造麦可尼的“二元主体”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关能动性的理论对其进行重构，拓展出强调“90后”打工女性主体内部差异的“多元主体”框架。麦可尼是“一元主体论”的坚定批判者，在她看来，性别研究往往强调社会结构对主体的限制和形塑，这种强调具有“消极”性，背后是一种“消极性主体”(negative subjectivity)假设[14]。她批判学者们忽略了另外一种主体形式——“生成性主体”(generative subjectivity)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消极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并存的“二元主体”框架[14][15]。在麦可尼看来，“消极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都是重要的女性主体理想类型[15]。她在著作中对比了两种主体的不同：
首先，消极性主体背后是一种消极的结构决定论假设，即认为主体被社会结构所形塑和限制，但生成性主体却假设了主体能够以一种创新性的方式来打破结构对其的束缚，推动社会变迁；
其次，生成性主体具有消极性主体所缺乏的“创造力”(creativity)、“想象力”(imagination)和“自治性”(autonomy)，并能够凭借二者来反思性别不平等，进行改变性别不平等的实践；
最后，生成性主体具有消积性主体所缺乏的“能动性”(agency)。
在麦可尼看来，是否具有“能动性”，是消极性主体与生成性主体最大的区别，但麦可尼并没有定义“能动性是什么”。由于缺乏对于能动性的清晰定义，麦可尼的“二元主体”分析框架难以进行操作化，对解释经验事实的启发也有限。为了突破“二元主体”框架的局限性，本文吸纳能动性研究的成果，拓展出一个包含“认知”和“资源”两个层面的“多元主体”分析框架。
（2）认知和资源：构建打工女性“多元主体”的类型学
正如上文所述，虽然麦可尼提出了“消极性/生成性主体”的“二元主体”分析框架，并认为“消极性”与“生成性”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能动性”。但由于国内学界缺乏对“能动性”含义的辨析与争论，使得国内研究中“能动性”与“主体性”两个概念往往混淆在一起。但二者在理论渊源和具体内涵上都存在差异。“主体性”是哲学家早在16世纪便已讨论的问题，关注的是“自我”和“自我的形成”。其思想来源于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于“自我”问题的思考。而“能动性”获得学术界的青睐则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各种挑战和推动社会变迁的社会运动在各个国家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后，其关注的是各种改变社会结构的“实践”(practice)。其思想来源为“实践社会学”(Sociology of Practice)[16][17][18][19][20][21]。由于“主体性”与“能动性”不管从理论渊源还是内涵上都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将“主体性”轻易等同于“能动性”。
在麦可尼的“二元主体”框架中，“消极性主体”不具有能动性，“生成性主体”则具有能动性。要建立打工女性主体的“多元主体”框架，必须弄清楚“能动性”的意涵，并将其作为区别“消极性主体”与“生成性主体”、建立打工女性“多元主体”框架的重要维度。下文将通过梳理能动性的内涵，将能动性操作化为“认知”和“资源”两个维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90后”打工女性主体的“多元主体”类型学。对于能动性的含义，既有研究将其定为“认知”和“资源”两个层面。
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心理学者，认为能动性是一种认知，体现为“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22]或包括动机、理性和韧性等在内的“人格特征”(personality)[23]。
文化社会学者则认为能动性不仅包括个体的认知，还包括资源的获得。威廉·F.休厄尔(William F.Sewell)将“能动性”定义为“具有改变认知图式，并将其拓展到新情境的能力”，并进一步将这种能力细化为：(1)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共享的认知图式“知识”(knowledge)的掌握；(2)各种“资源”(resources)的获得[24](PP18-20)。“认知”和“资源”由此成为后来学者定义“能动性”时的两个重要维度[25](PP962-1023)[26]。
女性主义者也将“认知”和“资源”作为女性能动性的两个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看来，女性的能动性包括对阶层和性别双重不平等结构的“认知”以及动员“资源”挑战和改变这一双重不平等结构的实践[27][28](P374)。认知的改变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摆脱双重不平等的渴望[15](P145)[29](PP114-115)。资源获得给女性以“自治”的能力以及为自己负责、影响他人和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力”(power)[30](PP76-84)[31](P61)。在指向双重不平等的认知改变和资源获得等一系列“行动/实践”中，女性完成对结构暴力的控诉，以及对双重不平等结构的挑战，从而获得对自己生活的自主决定[32](P820)[33]。因此，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看来，“认知”和“资源”是女性能动性的两个层面。
鉴于麦可尼认为“消极性主体”与“生成性主体”之间的重要差别是“能动性”，因此“消极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在“认知”和“资源”上都存在差异。本文受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启发，将打工女性的“能动性”定义为打工女性改变双重不平等社会结构的能力以及体现该能力的行动。本文将打工女性的“能动性”划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层面，既指认知能力，也指体现认知能力的行为，即所谓的“知行合一”。其中，认知能力包括开放的态度、学习新知识的习惯、理性思考和想象创新，而体现这些能力的认知行为则包括：(1)反思其所在社会结构的位置，准确认识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2)以开放的态度主动学习新知识，并分析其与自身经历的关系，理性选择有关不平等的批判性知识；(3)创造性地探寻现存社会结构以外的另一种可能，即想象不平等的改变。
第二个层面是资源层面，既指建立各种支持性的社会网络以及通过这些社会网络来动员资源的行为，也指所拥有的支持性社会网络。
通过以上“认知”和“资源”两个层面，本文尝试构建出“90后”打工女性的“多元主体”类型学(见图1)，从而呈现出“90后”打工女性主体的内部差异。
图1 “90后”打工女性“多元主体”的类型学
三
研 究 方 法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笔者在珠三角的两个城市——深圳和广州——进行的田野调查。作为制造业的聚集区，珠三角是传统制造业打工女性研究的田野地点。笔者在两个城市各选择一家工厂进行调查，并于2010年6-8月、2012年1-7月对两家工厂的工人进行访谈，同时居住在工人聚集的城中村，观察工人的日常生活。笔者所接触的工人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90后”打工女性（这里的“90后”指的是出生在1990-1999年）。
在总计10个月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和女工同吃同住，共同分享生活经历，收集了大量访谈资料、田野笔记、工厂内部文件资料、报纸、杂志、工人日记、工人QQ群聊天记录。受邀正式接受访谈的有50位工人，其中接受笔者观察其生活经历的有16位，女工为10位，男工为6位。这些工人的年龄在16-20岁。笔者观察这16位工人的休闲、消费、购物和恋爱等日常生活，倾听他们诉说情感体验和对未来的打算，并跟踪了他们从2012-2017年的人生轨迹。
笔者根据图1中“认知”和“资源”两个维度建构了打工女性“多元主体”的类型学。根据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安德鲁·班尼特(Andrew Bennett)对于类型学方法论的探究，类型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有很大区别：类型学并不像统计学那样追求普遍性和代表性，而是根据案例的特征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之间因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往往是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同类型内部共享同一特征，且每一种类型的案例数并不一定相同[34]。
因此，本文根据理论框架中的“认知”和“资源”两个特征将10位打工女性归为3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消极性主体，这类打工女性对不平等认知不清晰，资源(支持性社会网络)少，7位被观察的打工女性可以被归为这种类型；第二种是混合性主体，这类打工女性对不平等认知清晰，但缺少资源，2位被观察的打工女性可以被归为这种类型；第三种是积极性主体，这类打工主体既对不平等认知清晰，也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1位被观察的打工女性拥有这样的特点。
四
城乡、阶层和父权：
“多元主体”所面对的相同结构
这些“90后”的打工女性，虽然身处类似的社会结构，却形成了不同的主体形态。在分析不同主体的表现之前，本文先讨论她们所处社会结构的相似之处。首先，她们都出身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在接受访谈时，年龄为16-20岁），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或中专。她们都有着类似的跨越城乡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体现了她们的代际特征。这些代际特征表现在，城市化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让她们迅速通过媒体了解到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同时也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她们虽然比上一代接受了更多的学校教育，却仍然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和阶层流动的限制。因此，即使她们有着与上一代不同的代际经历，她们仍然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处在城乡二元结构、阶层不平等和父权制相互交织的社会结构之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她们仍然在父权制的原生家庭中长大，她们家里都有弟弟或哥哥。她们的兄弟在家中享有更多的资源，她们在家中的地位远不如她们的兄弟。她们中有一半是留守儿童，父母从她们小时候就一直在外打工。不管父母外出打工与否，她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分担家务，并承担起照顾弟弟或哥哥的责任。在笔者所跟踪的打工女性中，她们身边的长辈总是给她们灌输“女孩读再多书也没有用”的理念，对她们学业的关注并不如她们的兄弟。在她们初中/中专毕业之后，家人们就期待她们早早工作或早早嫁人，这样她们获得的经济收入或彩礼就可以用于家中兄弟的教育支出或彩礼补贴。
其次，虽然她们在童年时期就通过媒体接触到城市的生活，并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但当她们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之后，大部分时间在工厂工作，下班以后只在工厂周边的城中村活动，并没有真正融入珠三角的城市生活之中，更不用说成为“城市市民”。
此外，虽然她们也同余晓敏和潘毅所展现的上一代打工妹一样积极消费，希望通过消费来淡化自己与城里人的社会差异，但这些基于有限收入的消费行为并没有真正打破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35](PP165-167)。正如余晓敏和潘毅在文中所提到的，“然而，消费赋予打工妹的自由选择和行动空间是如此有限，微薄收入限制了她们的购买消费能力，社会歧视剥夺了她们的平等的‘消费公民权’，打工妹的社会身份无法在消费领域获得全新的重建，从而最终强化了其次等的生产主体性”[35](PP167)。也就是说，作为消费主体的打工女性仍然面临着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
最后，城乡不平等往往与阶层不平等相互交织。如果说工厂内部的阶层不平等主要围绕着“劳—资”关系展开，那么城乡不平等背后则是“农民”与“工人”在阶层上的不平等。也就是，阶层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与城乡不平等具有重合性，不能截然分开。打工女性所遭受的阶层不平等和她们的上一代是相似的，在进入工厂之后，她们成为工厂的“螺丝钉”，不仅要经历异化的劳动，还经常遭遇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性骚扰。
笔者所观察的打工女性有5位在深圳的A厂工作，5位在广州的B厂工作。A厂是一家电子厂，主要为各种电脑或手机品牌进行代工。这家工厂使用的是泰勒制的生产过程，工人从事着重复而单调的异化劳动。女工们的工资为每月2000元。B厂是一家汽车厂，主要业务是生产汽车发动机。这家工厂采用的是福特制的生产过程，工人们也在流水线上工作。和A厂工作的工人一样，B厂的工人们也觉得疲累和无聊，并且看不到未来。B厂的工资为每个月1000元，刚刚够该厂工人在附近租房和日常生活所用。两个厂的打工女性都反映她们的工作无聊、无意义、让人疲惫和没有升迁的可能，并且时常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遭遇男性工人或更高职级男性的骚扰。
综上所述，不管是在A还是B厂，“90后”打工女性都面对着城乡、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相互交织的社会结构。但她们却形成了对这些境遇的不同理解和对未来的不同期盼。
五
相同结构下“多元主体”的内部差异
1. “消极性主体”的“错位认知”与“匮乏资源”
面对相同的社会结构，不同打工女性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笔者将其中一类打工女性对现实的理解称为“错位认知”(dislocated cognition)。这种“错位认知”是消极性主体的重要特点，它主要包含打工女性的两种认知上的错位：一是在阶层地位上的主观认知和客观现实出现偏差，也就是这类打工女性不认可自己女工的身份；二是在认知上坚信自己未来会在更高的阶层。这种“错位认知”的背后是一种对资本和父权的认可，即希望通过遵循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的规则来实现社会地位上的流动。这些女工的“错位认知”也阻碍了她们与其他打工女性建立联系，从而导致她们缺乏社会性支持网络等资源，并以个体化的状态被限制在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中。
笔者所跟踪的7位打工女性对于她们重男轻女的家庭没有任何怨言，她们接受自己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认同原生家庭里的“女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孩子读书没有什么用”等性别不平等观念。她们离开家庭来工厂打工并没有明确的动机。看到周围女孩纷纷辍学，她们也跟随同伴离开学校进入工厂。进入工厂之后，面对每日枯燥的打工生活，她们要么将自己一头扎进电视剧，要么通过下班后去购物来获得优越感。小澜在打工之前就是一个韩剧迷。她下班后从来不跟其他女工一起吃饭和玩耍，理由是嫌其他女工太“土”。她觉得自己跟现实中的女工们不是一类人，认为自己更像是韩剧中的女主角。在她看来，韩剧中富人们说话和穿衣方式体现着更高级的文明，深深地吸引着她：
我平常喜欢看韩剧和日剧啊。我很喜欢里面人说话还有穿的衣服，觉得很文明。我觉得那两个国家的人都好斯文啊。我要学韩语和日语，说起来感觉很好啊。
(20100607XW)
她喜欢模仿剧中人的穿衣和说话方式。不看韩剧的时候，她就在韩流店里购买衣服。她喜欢穿着新买的韩装去生产线，感受其他女工投来的“羡慕”眼光。被其他工人关注让她获得一种满足感，也巩固了她对自己和“其他女工不是一类人”的认识。她从来不认为自己就是女工，她相信自己未来也能像韩剧的女主角一样遇到“高富帅”。
姚姚和小澜一样，也觉得自己不属于工厂，自己和“其他女工不一样”。她喜欢看《非诚勿扰》《非你莫属》《北京爱情故事》，并学着这些节目里的白领说话、做事以及穿衣打扮。她说在这些节目里学到了“职业规划”，并且了解到“Nike”等各种名牌，她觉得这才是她应该属于的世界。她会花掉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去购买一件名牌的衣服，这件衣服给她带来“优越感”，将她和其他工人区别开来。她和小澜一样，想通过婚姻来获得社会地位的提高。她受到《非诚勿扰》的影响，很认同“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句话：
（从那些综艺节目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上来说了很多，包括职业规划，给人很多人生指导……这个社会太现实了，没房拿什么娶人家。我们线上有个女孩子，他老公没房子，她也嫁给他老公了，要是我就一定不嫁。我要嫁个有房子的，一起奋斗、一起打拼太辛苦了。
(20100607YZB)
玲子也经常通过高消费来获得自己高于其他工人的“优越感”。她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待在工厂，也不觉得自己是“工人阶层”。她觉得自己未来一定会经营一个蛋糕店，成为蛋糕店老板娘。她说自己是“月光族”，同时强调女人就是要对自己好：
我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就没钱了。今天买了那双鞋，明天买个包什么的，钱一下子都没有了……
(20100526KSL)
其他4位打工女性阳子、花花、潇潇和小天都有类似的特点，她们在生产线上很少和其他工人说话，下班之后都独自回到出租屋，要么看韩剧，要么看国产电视剧，或者到网吧上网看综艺节目，对自己和周围工人在现实中的各种遭遇不闻不问。她们都不认为自己是工人，并且对未来的打算都是开个小店进行创业或嫁个有钱人。她们和小澜、姚姚、玲子一样，都通过消费来与其他工人“区别”开来。
在“认知”层面上，这些打工女性都有以下共同点：
第一，她们接受而非反思原生家庭所奉行的“儿子比女儿重要”“女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性别不平等观念；
第二，她们客观上在工厂打工，但是她们主观上并不认同自己是工人；
第三，她们通过品牌消费和过度消费将自己与其他工人区别开来；
第四，她们相信自己在未来可以通过创业或婚姻获得社会地位上的提高；
第五，她们深受韩剧或国内综艺节目的影响，通过这些媒体习得对世界的认识，来认识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韩剧中“灰姑娘”和“高富帅”之间的爱情恰恰浪漫化了被遮掩的性别和阶层的双重不平等，而个别综艺节目本身充满对女性的物化。在对韩剧和综艺节目的热爱和沉浸中，她们主动放弃了学习那些可以帮助她们认识到自己真实处境的批判性知识的机会。她们的想象力并没有帮助她们创造性地寻求打破现存社会结构的另一种可能，反而促使她们形成了一种脱离于其客观女工地位的“错位的”身份认同，即她们在主观意识上并不认同客观上自身工人阶层地位。这些认知上的错位背后透露着她们对资本和父权意识形态的“同意”，对性别和阶层不平等的接受，而这种对资本和父权的认同正是“消极性主体”的重要特征。
这7位打工女性不仅在“认知”上存在“错位认知”，在“资源”上也非常匮乏。正如上文所述，本文的“资源”是指建立各种支持性的社会网络，以及通过这些社会网络来动员资源的行为。但是，通过笔者的观察发现，这7位打工女性的“错位认知”阻碍了她们对资源的获得。她们认为自己不属于工人，也看不起周围的工人，认为自己比其他女工更加“高等”。这种想法使她们不愿意与身边的工人（包括其他女性打工者）建立联系，主动割断了与其他工人的连结。缺乏与其他工人的连结，她们便陷入了原子化的境地，也缺乏建立在阶层和性别认同基础上的社会网络以及基于这些社会网络所形成的“资源”。“错位认知”和“资源匮乏”使这类打工女性成为接受双重不平等结构的消极性主体。在她们之后五年的人生中，她们中的一些人（例如小澜）虽然有和更高阶层男性恋爱的经历，但最后也遭到了抛弃，更多的人是在家里人的劝说下，嫁给了她们曾经轻视的同阶层男性，在懵懂中继续着大部分打工女性的人生，陷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不平等之中：为了给弟弟买房去相亲结婚；承担婚后的大量家务劳动；继续为资本出卖劳动力。
2. “混合性主体”的“批判认知”与“匮乏资源”
与消极性主体不同，混合性主体在认知上对阶层和性别双重不平等不仅有着清晰的认知，还对双重不平等存在批判和反思。阿美和丫丫就是这种混合性主体的代表。她们对自己原生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不满，并且能够反思、批判和分析自己在工作场所中所遭遇的性别不平等和阶层不平等。她们能够用自己的话语来描述她们与资方之间在阶层利益上的对立，还能够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工人之间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她们还对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不满，能够批判打工女性在工作场所中遭受的性别不平等。虽然混合性主体对现实有着准确的认识，对工作和生活中所遭遇的阶层和性别不平等存在批判和反思，但是她们由于缺乏社会资源——基于性别和阶层所形成的支持性网络，使得她们在尝试改变不平等的工作环境时备受挫折，陷入了孤独和无助的境地。
阿美和丫丫都具有“批判认知”和“资源匮乏”这两个混合性主体的典型特征。首先，当她们谈及自己原生家庭时，并不会像前面7位消极性主体一样接受“女性不如男性干得好”“女性接受教育没有什么用”等性别不平等观念，而是对家中的重男轻女表示不满。阿美和丫丫在读书时候格外努力，就是为了向家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不幸的是，丫丫仍然没有获得好的成绩，便在中考之后不情愿地进入了A厂。阿美的成绩则一直很好，她非常希望自己在学校获得的成绩能够得到父亲的肯定，但让她失望的是，父亲不仅没有肯定和重视他，还贬低她。父亲的话让她心灰意冷，她开始跟父亲对着干，时常顶撞父亲。她和父亲之间总是充斥着争吵。初中的时候，她内心总是烦闷，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成绩开始下滑。中考前期，她和父亲之间爆发了一次争吵，中考成绩一塌糊涂。进不了高中的阿美决定离开谩骂她的父亲。她看到A厂的招工信息，没等家人同意，便一个人跑到了深圳。阿美和丫丫在对原生家庭的描述中，“不公平”是她们最常使用的词语，而这正表明她们不仅清晰地意识到原生家庭的不平等，还对此存在批判。
两位打工女性不仅对原生家庭的性别不平等存在批判，对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和阶层不平等也有着清晰的认知，并存在批判和反思。不同于小澜和姚姚，阿美和丫丫并不会通过韩剧和综艺节目来认知这个世界。她们不相信韩剧里那种“灰姑娘”通过嫁给“高富帅”来获得社会地位提升的故事，觉得这些故事“不真实”。她们也不喜欢《非诚勿扰》里的各种情节，她们都提到要找聊得来的、对自己好的“对象”，“不一定要有钱的”，“但人要好”。有时候生产线上男主管会对着她们吹口哨、讲黄色笑话，她们非常厌恶这种骚扰。她们在日常会浏览网上的新闻，并且搜索与工厂生活相关的信息。她们都有微博账号，在微博上浏览大家对于社会热点的评论。她们尤其关注网上涉及劳动权益的文章。阿美经常跟笔者分享她的阅读心得，她还对劳动保护和合同法产生了兴趣，找了大量劳动保护规章和劳动合同法的文章阅读。阅读完就找笔者讨论和分析工人的权益问题。丫丫则是经常和笔者吐槽网上那些宣传A厂老板的文章，批判A厂老板靠“剥削我们（工人）”才变得富有。
她们还会在生活中观察工作场所中的劳动问题并积极进行解决。但由于她们的“资源”不足，导致她们经常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丫丫首先发现调休制度很不合理，不断向上级主管反映，但主管不理会，其他工友也因为害怕受到打击报复而不敢支持她，甚至还有工友劝她不要这么“较真”。实际上，A厂的调休制度让工友之间很难建立联系。阿美和丫丫都会组织工友一起聚会。阿美多次邀请车间的工友们一起到她家吃饭、玩耍。后来，她开始发现工友们虽然平时可以一起吃吃喝喝，但几乎不说什么心里话。而且阿美察觉到A厂的举报制度，让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大家不会跟你说心里话的。玩的时候可以，但是到了关键时候，还是各顾各的，各有各的打算。”调休制度和举报制度破坏了工友们之间的信任，让阿美和丫丫很难建立支持性的社会网络。没有相应的支持网络，阿美和丫丫在争取工作环境改善的过程中往往陷入孤独的境地。丫丫曾经举报过线长骚扰同一生产线上的其他女工，为此遭到线长的刁难。但是，在她被线长刁难的过程中，其他女工却没有支持和帮助她，这让她格外伤心。阿美则发现车间的劳保用品不合格，很可能会带来职业病，于是她到主管那里反映，还拿着合同质疑主管滥用权力，但其他工友不但没有支持，还在她遭到主管报复时冷眼旁观：
可能是我前段时间太那个啦（反映次数太多），今天那个磨具没有达到客户满意的程度，他们（主管）就要我来处理……他们说，反正你那么要强，泡一个磨具又不会累死。但是那时候我真的好累好累，我去了就在那里哭，其他的同事就跟看戏一样。我就觉得好委屈啊。心里就觉得其他人在看笑话一样……
(20120526LSS)
有些工友还将她视为异类。自己的好意被曲解，让阿美格外委屈。对工友的失望和被误解的委屈加重了她的抑郁：
我之前会跟我的同事说这些不公平什么的，但是他们都很害怕，他们说我：“阿美，你看你都成了什么样子了。”我把一些关于工伤的小册子给他们看，他们都不理我。他们很害怕，都不敢看。他们对我说“你都在搞什么啊”……
我今天觉得好委屈啊，昨天也是……
有时候我就想自己真的不管了，走好自己的路就得了。如果不管他们（工友）的话，我自己现在也发展得挺好的……
有时候我真的在想，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我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
这种（失望的）感觉真的挺能摧残意志。
(20120521LSS)
从阿美和丫丫的案例可以看出，混合性主体和小澜、姚姚等消极性主体最大的不同在于：
首先，在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上，混合性主体虽然和消极性主体一样身处重男轻女的家庭，但并不像消极性主体那样接受性别不平等观念，而是抵抗和逃离原生家庭的权力关系，与消极性主体深受媒体中性别和阶层不平等意识形态影响不同，混合性主体通过反思同阶层女性的现实生活来建立性别平等的婚恋观；
其次，在对阶层不平等的认知上，混合性主体以开放的态度，主动借助互联网来学习与现实紧密相连的知识，这些知识帮助她们更好地看清现实，也为她们提供了分析和批判的工具。通过这些知识的学习，混合性主体认识到工厂中的阶层不平等，并从个体层面付诸行动。
但是，混合性主体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即社会资源的匮乏。泰勒制的流水线作业，调休制度和举报制度都让工人之间难以建立起紧密的关系。正是由于社会资源——支持性社会网络的缺乏，使混合性主体在尝试改变劳动场所的安全问题和主管滥用权力问题的过程中，遭受多重挫折。工友们的冷漠和旁观使她们陷入孤独和无助，并在她们一次次与社会结构的碰撞中消磨她们的意志和希望，导致她们陷入挣扎甚至抑郁，甚至影响了她们的认知，让她们开始质疑为工友维权的意义，阻碍了她们调动创造力想象现存社会结构以外另一种可能的努力。
可以看出，虽然混合性主体不同于消极性主体，在认知上对社会结构(阶层和性别不平等)存在批判，但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使其作为个体，在与社会结构碰撞的过程中，遭遇身心摧残和意志消磨。
3. “生成性主体”的“批判认知”与“多元资源”
生成性主体与消极性主体迥然不同。虽然面对相同的社会结构（性别和阶层的双重不平等），但生成性主体不仅能够运用想象力和反思能力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进行批判，还能够建立起基于阶层和性别认同的支持性网络，从而为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提供行动的基础。生成性主体与混合性主体都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具有批判性的认知，但是生成性主体却能够获得混合性主体所匮乏的资源。
翠翠就是打工女性中生成性主体的代表。翠翠和所有女工一样出生于重男轻女的家庭。和阿美她们一样，她不满于这种性别不平等。但与阿美不同，她不与父亲正面冲撞，而是意识到了金钱对于独立的重要性。她从中学就开始兼职攒钱，给自己买日用品，甚至补贴家用。对家庭的经济支持使她慢慢获得了在家中说话的权利。读书和工作，她都自己做决定，丝毫未受父母的影响。她上的是当地中专，许多公司到她的学校招工。本来她在当地的肯德基店工作并获得了一个晋升机会，但她想出远门，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应聘了汽车厂(B厂)，获得了这份工作。在B厂工作几个月后，翠翠开始觉得每天8小时重复的流水线工作乏味，她和同来的工友开始埋怨这些工作和和机器人差不多，日子越来越没有意思。最初她尝试着在厂区外卖衣服，但很快便意识到了“创业梦”的虚无和工人向上流动的困难。她开始立足现实进行批判。感受到流水线上的异化劳动之后，她和工友们聚在一起分享经验和劳动相关的信息。讨论过后，她通过阅读来解答自己工作和生活经历的困惑。
我想多学点东西。觉得多读点书还是比较好的。不能过颓废的生活。
(20120422LXJ)
通过和其他工友的互动，她开始意识到“我们”工友的共同利益，认识到工作场所中的双重不平等。翠翠不仅逐渐认识到社会结构中的双重不平等，还积极建立与其他工人的联系，形成了基于阶层和性别的支持性社会网络。
翠翠牢记入职培训中教官教给她的“团队”精神。她和同事们在完成团队挑战时建立的同甘共苦感情一直持续到上产线之后。这种感情让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彼此照顾，互相保护以躲避主管的谩骂。有一次，一个工友被主管骂得太厉害了，工友们集体要求主管道歉。这些经历都巩固了工友们之间的感情。翠翠除了参与以上活动，还经常在生活中照顾其他工友，为工友们所信任。翠翠与其他女工经常在下班后到公园聊天、散步、“沟通感情”，她和一些男工也经常串门。时间久了，便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团体。乐善好施的翠翠很快成为团体中被其他工友依靠的“姐姐”。翠翠经常和工友们在聚会中讨论工资和管理的问题。2010年，B厂收紧了对于产线的管理，加大了工人的工作强度，却仅给工人增加工资111元。于是，工人们在5月17日按下了生产线的急停按钮。随后，地方工会、专家和律师纷纷参与到这件事中进行组织协商。翠翠作为深受工友信任的“姐姐”，成为参加协商的代表。翠翠说，那时候她根本什么都不懂，但为了不负众望，努力向参会专家和工会干部请教，也自学了许多相关知识。她也在参加协商的过程中，越来越明确工人与资本之间存在的阶层不平等，也开始学习如何通过协商来改变这种关系。协商很成功，B厂工人获得加薪，当地工会还将这件事作为正面案例进行宣传，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
这些改变工作场所的经历让翠翠进一步想了解劳资关系，并为改变工人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做出更多的努力。她参加了成人高考，并进入一所大专院校学习劳动关系。她说进入大专并不是为了自己向上流动，而是想为改善工人们的境遇做些事：
之前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最近一直在想为我们这样的（工人）群体做些什么……
我想以后做与工会相关的工作……
想真正地做些什么事情……
我现在经常和大家联系，大家会跟我讲最近的情况，例如工会啊，我现在很关心这个。我想多读些书，看看有没有办法改变大家的生活。
(20100606LXJ)
她经常浏览新闻，阅读与工人相关的消息，关注作为“我们”的打工群体的命运。在大专学习的过程中，她经历了新的认知改变和人际网络的重构。在学习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她认识了许多专家学者，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系统的知识。这些知识让她进一步思考如何改变工人所面临的阶层不平等的现状，意识到女工们在工作场所中遭受的性别不平等。理论学习和实践的结合，让她更深入地了解到女工遭遇的双重不平等的来源，也对如何改变这种双重不平等有了更进一步的想象。
从大专毕业以后，她进入到一家公益机构工作，和妇联合作，积极改善女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她收集女工的故事，也积极帮助遭受家暴的女工。在公益机构工作的过程中，她认识了来自各个阶层的志同道合者。这些人有的是来自政府的官员，有的是来自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还有一些城市白领，为工作中的翠翠提供了大量帮助。翠翠和这些志同道合者一起为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平等而努力着。
作为生成性主体的代表，翠翠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打工过程中抱着开放的态度不断学习新知识，并对现实进行深入的反思。她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觉醒”，不断深入地认识到自己所经历的性别和阶层不平等，并在行动中探索现存社会结构外的另一种可能。此外，翠翠在打工过程中积极建立各种多元的支持性社会网络。她不仅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与其他工友建立了基于阶层和性别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使她能够成为代表参与到改善工人境遇的集体协商之中），还在之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建立了跨越阶层和性别的更加多元的网络，这些网络都为她提供了改变所有工人所处的不平等社会结构的“资源”。因此，她在“批判认知”和“多元资源”下和志同道合者一起推进女工境遇的改善。在这种过程中，她不断生成新的自己，也不断推动社会的改变。
4. “三种主体”之间的对比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极性主体、混合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在“认知”和“资源”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本文对这些主体的差异进行比较，无意讨论哪些“90后”打工女性的人生更为“成功”，也无意讨论哪种主体更“好”，而是比较三种主体在面对相同社会结构时，如何在不同能动性（认知和资源）作用下形成不同的行动策略，以重新思考不同类型的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90后”打工女性三种主体的对比见图2）。
通过案例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90后”打工女性的三种主体都面对着相同的社会结构，也就是在上文所展现的城乡、阶层和性别相互交织的不平等社会结构。
其次，面对相同的社会结构，消极性主体、混合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在“认知”和“资源”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一是在“认知”方面，“90后”打工女性中的消极性主体存在“错位认知”，即主观上不将自己认同为工人，在认知上与自己的客观工人地位存在偏差，并想象自己在未来能够通过“创业”和“婚姻”来获得个人在社会地位上的提升。她们对打工女性集体所遭受的性别和阶层不平等缺乏批判，自身客观社会地位认知不清，并且认同“男性优于女性”和“嫁高富帅”等巩固双重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她们对现实的知识主要来源于承载这些意识形态的媒体，缺乏开放的态度和主动的学习来接受那些巩固双重不平等意识形态以外的知识，缺乏超越社会结构的创造力和想象力。“90后”打工女性中的混合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则在认知上不同于消极性主体，她们能够反思自己在阶层和性别结构中的位置，客观认识自己所在的位置；能够以开放的心态，通过互联网主动学习新闻、法律和劳动相关的新知识，分析和批判双重不平等。二是在“资源”方面，“错位认知”阻碍了消极性主体和其他工人建立联系，使她们陷入被社会结构限制和塑造的原子化境地。混合性主体虽然有过建立社会性支持网络的尝试，但是网络建立的失败，使她们仍然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使她们在独自尝试改变社会结构不平等的过程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生成性主体与二者都不同。这类主体不仅在认知上能够批判和反思阶层和性别不平等，还能够建立同性别同阶层和跨阶层跨阶层的支持性社会网络，从而为其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提供多元而丰富的社会资源。
六
结 论
本文通过反思“结构决定论”和“一元主体论”，批判性地再造麦可尼的主体性理论和吸纳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关能动性的讨论，从“认知”和“资源”层面建构了一个分析“90后”打工女性内部差异的“多元主体”框架。本研究旨在从新的角度来思考打工女性的迁移、工作和生活经历，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打工女性研究。本文对既有研究的推进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既有研究通常关注打工女性的“同”，将她们想象成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而忽略了她们内部的差异性，而本文希望通过分析“90后”打工女性具体而复杂的面貌，从而展现她们的内部差异。这种对于“异”的分析，并不是为了说明她们之间的“分裂”(在笔者看来，团结仍然可以建立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正如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36](PP5-13))，也不是为了判断她们“谁优谁劣”，而是回到具体而复杂的群体状态本身，通过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方法来把握“90后”打工女性“复杂多元”“个体”和“抽象”“整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展示“90后”打工女性作为一个同质性整体所有具有的共同特征，而在于通过比较她们对于相同社会结构的回应，来探寻改变社会结构的可能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打破“一元主体论”的尝试(2)。同时，通过比较，本文能够更好地把握“个体”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本文并非否定社会结构的作用，而是在承认社会结构作用的基础上强调打工女性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差异，具有不同的面孔和复杂多元的情感。因此，本文所建构的“多元主体”框架既涵盖了受社会结构形塑和限制的主体(消极性主体)，也纳入了能够超越社会结构限制的主体(生成性主体)，还讨论了介于二者之间的主体形态(混合性主体)，不仅展现了“90后”打工女性主体更加具体和复杂的面貌，也展现了女性打工者的“个体”和“社会结构”之间更加多元的关系。“多元主体”框架通过理想类型(见图1和图2)的建构，展现了“社会结构影响个体”和“个体反作用于社会结构”两种模式和关系。在生成性主体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个体超越社会结构限制，通过不断增能，积极推动社会结构改变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的“效果”(即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另外一个研究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笔者会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其次，本文对主体性理论进行了中观层面上的拓展。在理论与经验的对话上，本文并非用理论裁剪经验，而是在经验与理论的不断对话中，通过批判、修正现有理论，形成自己原创性的“多元主体”框架。本文遵循了艾尔·巴比(Earl Babble)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原则——“演绎—归纳”相结合[37]。这种相结合体现在：从理论中“演绎”出假设，再通过这种假设与经验材料“归纳”而成的要素互动，最后对原来的理论提出修正。这种“演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也体现在布若威的拓展个案方法中[38](PP4-33)。布若威认为研究可以通过特殊个案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拓展和修正，这种拓展理论过程可以看成是“演绎”和“归纳”的结合[38](PP4-33)。在本文中，反思“结构决定论”和“一元主体论”，批判麦可尼的“二元主体论”是研究中的“演绎”部分，而从不同类型个案的对比中发现“认知”和“资源”两个维度，则是研究的“归纳”部分。与此同时，本文还吸纳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关能动性的讨论，从而建构起新的“多元主体”框架，则是笔者将“演绎”和“归纳”相结合，不断在理论和经验相对话中所完成的对理论的拓展。这种拓展表现为，“多元主体”理论框架与过去的“结构决定论”“一元主体论”和“二元主体论”都不相同。其中，“认知”和“资源”这两个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来的要素，及其延伸而成的“多元主体”框架，是对理论的重要拓展和修正。
再次，本文在方法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不同于布若威通过个案拓展理论，本文用多案例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正。在亚历山大·乔治和安德鲁·班尼特看来，研究者可以通过建立类型学来拓展理论，因为类型学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事物内部的差异，通过对每种类型(3)之间的区别和每种类型的特点的比较和分析，完成对理论的拓展[34]。马丁·哈默斯利(Martyn Hammersley)和保罗·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也提到，当质性研究需要处理多个个案时，建立类型学是一种完成经验和理论对话的重要方法[39]。因此，本文受到这些学者的影响，采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完成“多元主体”理论的拓展。在三种主体类型中，生成性主体的案例数量虽然很少，但是对我们了解主体如何超越社会结构对其造成的限制和推动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了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改变城乡、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相互交织的社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生成性主体的两个特征——“批评认知”和“多元资源”——给我们启示：在面对资本剥削以及工作和家庭中性别不平等的打工女性，仍然能够通过培养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认知能力以及建立起“姐妹情谊”和“工人互助”等支持性的社会网络来摆脱不平等的现实带来的枷锁，在不断批判、反思和互助的行动中来挑战不平等的现实和推动社会的变迁。本文所建构的打工女性主体的类型学也为改变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的实践提供了思路。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女性主义者都将启蒙和教育作为改变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手段，而三种主体在“认知”和“资源”上的差别也为女性主义者在教育过程中培养主体的性别意识和互助网络提供了依据。三种主体类型的区分让女性主义者不仅能够更详尽地把握打工女性复杂和多元的状态，也为致力于改变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打工女性和其他女性主义者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注释：
（1）参见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著:《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2012，电子版本见 http:/ /www． stats． gov． cn/tjsj/pcsj/rkpc/6rp/indexch． htm。
（2）参见文献综述部分，该部分已经对“一元主体论”的表现及其局限进行了详细阐述。
（3）正如前文所述，亚历山大·乔治和安德鲁·班尼特认为每种类型不需要均等的案例，只需要每个类别之间在某一特征上存在差异，并且不同类别之间具有互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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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公众号“妇女研究论丛”
原标题：【性别与劳动研究】苏熠慧 | 从“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90后”打工女性主体的类型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