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递工厂打工的年轻人
一
我于1月1日傍晚赶到了B市一个名叫S的村子，夜更深些，终于在一处旅馆下榻。与我同来的，还有X君和H君。明天，我们将阴差阳错地去到与拼多多联系密切的快递分拣中心打工。
S村位于B市郊区，劳务中介颇多，中介头子在凌晨和傍晚都会在大街上拉长喉咙或带个喇叭使劲叫喊;在碎石纵横、烟尘四起、水渍结冰的大街上，游荡着的大抵都是神行憔悴、满面灰尘的临时工。这些临时工，有的带着农村人的稚气，稚气里混杂了稍许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给培养起来的工业戾气。有的临时工则带着显然是9年义务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在工人阶段才逐渐褪去的混混习气，他们因为屈服于资本重压，故而这种褪色的学生时代的黑道气里还无可奈何地混杂了由内而外表现于举手投足的一种别扭的驯服;寿衣店遍地，目光透过玻璃窗，眼中净是精致的骨灰盒、红红蓝蓝绿绿的寿衣以及大包的棉被;纹身店在别处难得一见，却在S村驻扎下来。我猜测，处处受挤兑的临时工中的不少人对于自己“凶狠”、“社会”的伪装的需求，大抵为它的生存提供了土壤;X君注意到了仅有的德克士(或是其他某个名称的店)只在夜间开张。还有不少店也只做夜间生意。
“夜里才是S村最热闹的时候，”之前在S村干临时工工作的X君对此有他自个独到的判断，而这是H君和我这两个初来乍到的临时工完全没注意到的，“临时工基本上晚上就下班回来了。”
下班回来的临时工们构成了S村夜生活的消费主体。灯火辉煌，招牌绚烂，商品缤纷，作为城中村的S就热闹得像是我老家夜晚的县城。出生于小县城的我自然把县城在我的印象中勾勒的画面类比于其他地域。
这时候，S村的夜晚就仿佛罩在一片荒诞、朦胧、虚幻的镜子里：被工人生产出来却反对工人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与蓬头垢面、消费能力欠缺的工人交错于橱窗;街头售卖二手衣裤的白发老太面部似杉树皮，裹着沾满灰尘的大衣的临时工们在中介头子的招呼下于大街上笨拙、机械地踱步，面色里残留着昨日的辛劳投下的惨淡阴翳，他们都冥冥之中与街头各处的寿衣店所营造的死气“相得益彰”。
我，X君，H君，就在这一片镜像中走入我们即将租下的三人间。
旅馆的老太婆喋喋不休、面带怒色、颇具进攻性地询问我们从哪儿来，反复问了多遍。疫情在本地的重新出现组成了她发问的动机，但这只是其中之一。
房间只有一把海绵芯棉布制的椅子。椅子大抵居中的位置有一个破洞，可以看见它的内部结构：木板居底，海绵居中，破布在上。破洞周围的棉布是通体的汗渍“黑”、其他不明液体的“黑”，黑中还可以明显地看见镶嵌其中的其他一环套一环的黑斑。椅子又脏又破，早就到了把它扔掉的时候。床铺被褥不至于太糟糕，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感觉好久没洗。
“不要乱动东西，”老太婆带我们进屋，指着窗子和一个指示灯忽闪忽闪的用于控制暖气的盒子，说。言谈中尽是威吓和命令。
我们敷衍地回应了她，一是老太婆明显过于把我们当做怪物来提防，因此令我们不悦;二是我们的确也没意愿接触什么除床之外的其他肮脏东西。其实，X君，H君，我，都没有打开窗的欲望，只因为屋子里暖气的作用甚微，外边却太冷。
我们就在这里睡下，屋外是吵闹的广场舞曲声，放着诸如韩国二代女团类、草原类、东北男士怒音类等等的歌曲，声音都从贴近房顶的狭小的挂有沾灰蜘蛛丝的窗子透进来。
这是我第一次和X君和H君同睡一间屋子。H君和我睡一张大床，X君睡一张小床。
由于受到凌晨6点便要去联络中介找临时工工作的畏惧心理、抗拒心理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我日常熬夜的习惯的影响，我辗转反侧，一时半会儿难以入眠，遂只得煎熬着祈求着自己能够有迈过打工这一道坎的毅力。我同时把切格瓦拉等同类伟人的壮举简单、片面、重点地给回忆了一遍，用以给自己在零下16、7度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肉体和疲软的意志注入力量。
X君告诫H君和我要早点睡，好养足精力，为明天干活做好准备。X君的告诫竟然成了我失眠的原因。好在失眠自有乐趣。我发现X君睡梦中有翻身时把被子掀下床的习惯，好在X君的肌肉记忆迫使他能扣篮似的使用右臂右掌把跌落的被子提起来，然后一气呵成覆在身上;难能可贵与H君能贴得这么近睡到一起。肉体的触感告诉我，H君在熟睡当中几乎不会翻身，但听觉告诉我，他打呼噜的声音的确奇怪得令人印象深刻。我已经颇为遗憾地忘了这声音了。
之所以说X君的告诫是我失眠的原因，不外乎是我本人有熬夜直至1点余的习惯。1点前我不睡觉，自然也就谈不上失眠。
时间过得特别慢，我原以为已经凌晨5点，不免担心，打开手机一看，不过0点余而已。
二
我只是自己给自己心理压力。
站在中介头子面前，昨晚的一切焦虑仿佛什么都没有，原来我只是倒在了“自我虚设的洞里”。一爬上来，拍拍两膝，照样在一条已经设想了的道路上义无反顾跑去。
终究是稳步走在了道路上，这里面也少不了H君与X君对我的行为影响。
H君年轻，比我小一岁，但这不影响H君认识水平不错的事实。他时有有见地的思路分享。H君高且瘦，微笑着讲话的面部恰似《旺角卡门》的男主演说出他的经典台词。似乎是某位女性朋友说过类似的话，说H君在我面前就像是为逗我开心而作为H君存在的。他在熟悉我的朋友眼中是个偶尔沉默寡言、偶尔健谈如健步如飞、偶尔放飞自我的顶不错人儿。
街上拐角处的一中介头子给我们抛出了日结工资300余的日结打工信息，由X君带头，我们就立马围上去。
“什么工啊?”X君企鹅般摇摆着两条大腿，肥硕的躯体下压，由重力势能驱使前进。
X君有股勇往直前的劲头。
“在拼多多干快递分拣，分拣300，搬运320。男女不限。”
我的脑袋里顿时冒出拼多多员工张*霏加班猝死的记忆，更远点，拼多多员工没有如厕自由的记忆也记起了。X君，H君和我心照不宣。
“一天干多少个小时啊?”
“12个小时。”
我们3人点头示意，表示同意，X君随即问：“在哪儿上车?”
“对面，”中介头子指向街对面的一辆大巴，示意我们目光穿过公交站台，步伐要迈过街去。
穿着军大衣的中介头子把耳罩当个毡帽一样戴，军大衣不知为何过分收腰了，加之其肩宽臀窄，军大衣的下摆在他臀下仿佛绽开了一朵丑陋的喇叭花。中介头子向X君说话，狡黠的五官略微皱一块儿，语速把句子机枪般一股劲儿打完，他仿佛是在用催促的口吻说：“日结320，机会难得，逾期不候。”言谈有把人往逼仄的大巴门推攘的倾向。
上车，于满满的工人堆中端坐于座位，我颇有些紧张，在流水线干活，特别是干真正的“打工人”的活，毕竟于我还是第一次。在我面前仿佛一片混沌的展开，混沌里有黑有白，毁灭与希望并行，确定与不确定同在。紧张之余竟然有了些身体的不适。身体的不适更多来自于肉体的不适而不是精神的不适(精神的不适成为了肉体不适的诱发因素)：之前，我和X君说明，我们最好在麦当劳或兰州拉面馆借个厕所用以大解，25至30元的旅店的厕所实在是太脏了。不幸的是，不是我们每一次去兰州拉面都有大解的诱发契机的。幸而，大巴上坐在我旁边的是H君，不远处的座位上是X君，和同伴在一块也免了无用的思绪。此刻的H君正在闭目养神，我随即也放松了，毕竟我们是早上5点30分后起床的。H君在我看来多了份宠辱不惊、气定神闲、从容不迫的气质。
在从S村开往快递公司“极兔速递”的途中，我学着H君尝试着闭目养神，可是实在是晨光熹微，加之头顶常有从首都机场起飞的飞机飞过头顶带来的一阵阵滚动的引擎声音，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尝试着回忆起以前学过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作旅途无事闲来的消遣。譬如说，谈到今天极兔速递给与每位临时工的预付资本为工资300，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这300是一个临时工干活一天所创造的表现于货币形式的价值直接的一次性返还呢?这就是说，工资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以至于我认为提这个问题毫无必要且对于自己来说已经是不应该再提了。当时的我虚构了一位对马克思主义仅限于知道这个名词的工人(现在满车厢都是)来向我发问。满车厢都是临时工们黑漆漆的头颅。我在意识里想着我会这样对他说(隔着口罩，我的嘴唇也在做着口型)：“不对的，工资不是别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到达极兔速递工厂外，那个穿着绿色军大衣的中介头子叫临时工们下车抽烟。工人们推攘着下车了。临时工不仅在马路边的砖石铺制的人行道上抽烟，也在那个地方面对着未长出菜团的菜地、背对着大巴撒尿。尿气蒸腾，成了该地早上袅袅晨光中的一缕。未久，临时工们被带往拼多多工厂门口集合。队伍5人一列，工头站在1米高的台阶上。
工头额上多道褶皱，下嘴唇前凸，声音略沙哑但些许尖锐，句子尾端的几个词老被尖锐的腔调拖得很长，言谈之中尽是语言的咄咄逼人、乖张、苛刻、曲折。工头要求“昨天的那10个人站到台上来”，结果抢来橘黄背心穿上的不少人一窝蜂全站了上去。
站在台上的这些临时工们大都年纪较大，脸色黝黑似煤炭，褶皱深而粗，像是云贵高原的深沟陷壑。台上的临时工着急忙慌的样子令人印象深刻，给人以刚从煤炭矿井里爬出来，就匆匆奔赴的感受。台上的临时工有的僵硬得像一具僵尸，有的窜窜不安踱着步，有的藏在人群的角落处或背后。他们灰头土脸，身上所穿的衣物都带着昨天、前天……在这个厂或那一个厂沾染上的秽物;他们面部呦嘿，不清楚他们今早是否洗了脸(我就没洗脸)。
面对站在台上的超过10个人的临时工，在我的预料之中，工头用他略尖锐、尾词发音拖长的声音吼叫了：
“我只要10个……人……”
工头用左右手的食指叠了个“十”字，随即指了指一个台上穿着橘黄色工服的临时工，这些工服基本上都是临时工们抢来了，又开始用刚才的腔调吼道：
“你是昨天的那10个人吗?不是就把衣服(橘黄色工服)脱了……下去!下去!……我说了，我只要昨天的那10个人……不爱干就走……”
一位临时工显然不是“昨天的那10个人”之一，因为受到工头食指所指以及“不爱干就走”的威胁，一气之下，他脱了工服，把工服狠摔在地上，就离开了。轻飘飘的工服近乎掀不起什么灰尘，就正如作为产业后备军的临时工，一个人是难以造成什么影响的。单个工人在极兔速递大厂的眼里几乎一无是处。
我颇为难受的是：中介头子把他从B市东南角拉到B市东北角，往返大巴一个半余小时，工作无果，工资无果，一笔回去的车费对于临时工而言也是一笔额外的大开销。
对这个工头的评价，首先出现在我脑中的是“资本家的乏走狗”，接着是“狐假虎威”“外强中干”。事后，我和X君讨论，他和我的评价完全一致。
极兔速递这个厂，这个工头，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刚把工服发给工人，一会儿就又急不可耐地命令工人们“脱掉”，然后回收;喋喋不休地强调“只要10个”，仿佛10个之外的人全都不要。
这是工头在向工人们玩文字游戏，是赤裸裸的恐吓，这意味着极兔速递厂不时地就要向工人们灌输这样的理念：“离开了工厂你什么都不是。”
事实证明，这么多的廉价劳动力，极兔速递大厂的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工头除了过过嘴瘾，像阿Q一般当当赵家人，过过压迫者的瘾，他是不敢真的把临时工全给遣返回去的。否则，这个快递分拣中心瘫痪了怎么办?末了，工头嘻嘻哈哈，似笑似骂，告诉我们进厂不能带手机，违反规定罚500，要把手机放进麻袋。
我自我感觉，今天早上是看了个新鲜。进厂后的下午，我竟然被要求给工头叠了个箱子，这实在有悖于我对他的不屑。
对于工头的威吓手段，我是颇为轻蔑的。
三
“极兔速递”工厂里的氛围非常恶劣。
X君被叫去操作电脑了，我和H君在厂里无头苍蝇一般乱走了一通，才最终找到和我们一同坐大巴来的临时工。临时工已经排好了队。我从干夜班结束准备回家的临时工手里接过两件橘黄色工服，一件给我，一件给了H君，随即我们就站进了“白班”的临时工队伍里。
早先，我问过X君，在厂里，我们3个人在一起干活的几率有多大，X君回答说很小。在队伍里，我让H君站在我身后，H君早先在S村也告诉我说，我们最好站在一块，也好让他照应一下我。
X君因为操作电脑的缘故，本身已经不在我旁边了。我和H君后来也分开了：H君在流水线上一直干了12小时的分拣，直至下班;而我则先后干了快递搬运，快递装袋，破损快递包装修补，快递信息录入，快递标签粘贴，同样直至天黑下班。
起初干的是快递搬运，也即是把分拣好的快递全给垒在叉车叉的塑料盘上。和我搭档的是一个脾气稍显怪诞的临时工，我向他伸出两手，表示他把快递递给我，以便我把它们垒在塑料盘上。这一配合本身什么毛病也没有，因为第一个和我担当的临时工，他和我就有这样自然而然的默契。这个脾气稍显怪诞的临时工是和我第二个搭档的，他明显是个刺头：他就爱把快递脱手，扔过来，让快递穿过我准备接的双手，怼在我胸口。除了在心里骂他SB之外，我实在不想和他起冲突，因为这正如X君所说是“没必要”的。这老兄后来去上厕所去了，半天也没回来，惹得同干快递搬运的其他临时工颇有怨言。
不少易碎的快递，它们的纸箱上，一般都写着诸如“面朝上方”、“易碎轻拿”、“易碎品”、“轻拿轻放”之类的汉字;有的纸箱上还写着邮寄快递的主人对快递小哥的温柔叮嘱，譬如“里面装的是玩具手办，是易碎品哟，请一定温柔滴对待它呀，快递小哥辛苦啦”之类的。
最后一句话是我编的，不过说的就是类似的内容。然而，快递分拣员们被不眠不休的机器驱使，根本无暇去看也几乎不会去看这些写在箱子上的内容。唯一的结果就是，捡起快递，把快递扔在地上、快递堆里、流水线上、铁丝网里、车厢上，以同样的速度、力度、角度。快递工作人员基本上从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当当当，啪啪啪，快递砸在物体上的粗重声音不绝于耳。后来，我和一位临时工大哥被一位女正式工拉去与X君、H君相距较远的另一处工厂的流水线旁边操作破损的快递箱子修补的工作，才算正式知道了随意地把快递扔在坚硬的物体上会对快递造成多大的破坏：多瓶“高端”威士忌被砸烂，酒流了一地，泡沫盒子里只剩下碎玻璃块、渣，一摇，碎玻璃噼里啪啦、叮叮当当在泡沫盒子里响个不停;味重浓稠的酱油几乎浸透整个纸箱，以至于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纸箱捻成碎末。酱油流了一地，与灰尘搅拌在了一起，像一滩猪的黑血。这位女正式工让我使用小刀，印有“极兔速递”四个字的纸箱、胶带、红色塑料袋子，把这些受损的箱子修复完整。这些物品将会被打上“退回”的标签，回到它们的出发地。
极兔速递公司里的正式员工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女性较为和善温柔;男性态度普遍乖张恶劣。和我一块工作的这位女正式员工因为带着口罩以及一种兼是帽子(顶上有两个毛绒小耳朵)兼是围脖的围脖(或是帽子)——这种服装貌似是今年冬季开始流行的，因此我并不能准确判断她的准确年龄，大抵猜测她的年龄在21岁上下。她说话的声音比较轻，以至于我总是徘徊在会错意的边缘。她的态度较好，没发过脾气，不催促人，也不埋怨人。她的声音不至于太显得太年轻，可她的装扮是年轻的，她的举手投足也不太像一只蹦蹦跳跳的小鸟(衍生自“小鸟依人”一词，如果每一个这种装扮的女性都有天真烂漫的一面的话)，相反给人以做事有条不紊、外表年轻但性格成熟的女性印象。她身上从来没有一丝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异化的大工业生产给工人群众普遍带来的戾气，可见，她为了对抗它们对她的浸染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你们去吃饭吧，”她的声音仍旧很轻，这次我没有会错意。
早先来了一个男正式工把我们的身份证给搜罗走了，转而给了我们一人一张饭票。这是专为临时工准备的。正式工要吃饭，就必须得花自己的钱。我和我身边的这位大哥(他是和我一同被安排到这里工作的)离开了流水线，开始去找食堂吃饭。中途我为了和这个大哥搭上话，问了他的籍贯和家庭情况。他是黑龙江人，或许还是哈尔滨人，他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是一场短暂而尴尬的谈话。这位大哥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故事的人。他是东北人，可性格却温顺得突出，谨小慎微，不激进，爱退却。他对他行动的唯一理解就是他在B市打工，仿佛这就可以证明了他的存在，他对自己11号回家的事意识淡薄，呈现出一种后知后觉的木讷状态。
他吃饭吃得多，即使餐盘里的菜全没了，只剩下一些残汁，他也要去打一盘白米饭。基本上所有临时工的食量都非常大，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菜不能再加，饭可以尽量打，这是食堂约定俗成的规定。
在食堂遇到了H君，我和他点头示意。他快要吃完了，吃完就走了;不久，我遇到了X君，他是最晚赶来的临时工之一。我，黑龙江来的大哥，X君，最后在一张桌子上吃完了饭。
接下来是下午的8小时工作。
四
面对指责、吼叫、支使，我总是累得有些恍惚。现实血一般真真切切，可理想信念却显得模模糊糊了。
我后来对X君讲，我在极兔速递工厂里打工，被吼叫、支使、指责，精神恍惚，累到腰直不太起来，大腿两侧酸疼，这样的我容易把书本上学的给忘了。
X君表示理解。
为了不至于忘掉一些重要的东西，在重复早上的工作时，我尝试着回忆起刚刚经历的事，因为这些事和我在书本上学到的论述有着本质上的相同。
譬如，极兔速递的正式工和临时工在身份限制和身份等级上有着苛刻的划分，这就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链条上的任何一个血汗工厂一模一样。
在极兔速递，正式工和临时工在穿着上是不同的，正式工的装扮是深红色的厚重外套，临时工则穿着橘黄色的背心。吃饭所用餐具也是不同的，正式工用铁盘，临时工则用橘黄色的塑料盘。同时，工厂也严格限制临时工使用正式工的铁盘子。我和来自黑龙江的大哥拿了铁盘，立马就被食堂负责人呵斥了一通，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佐证。正式工可以随便指挥、指责甚至驱逐、谩骂临时工，如果正式工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更残酷的是，正式工之间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我和黑龙江来的大哥以及X君在食堂吃饭，就亲眼目睹了一位男性正式工向一名女性正式工扔瓶子的事儿。对女性的尊重在此刻荡然无存，所谓的中华传统美德在此刻也看起来像是童话。正式工们大抵就爱在临时工面前斗狠，用以把自己的威严树立起来。
就在极兔速递的工厂里，他们刻意营造的等级划分竟然让临时工和正式工的矛盾对立甚至一度已经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傍晚20点是正式工和临时工下班的时间，照例临时工和正式工都要去他们所说的“大厅”拍照打卡，以便作为发工资的依据之一。临时工按照中午或早上拍照的人数站成一列，因为我干的话太杂，没赶上早上的拍照，遂去询问了那位待人不错的女正式工，最后随便站在了X君所在的队伍里。临时工们体现出了极强的排外性，三、四个记忆力还不错的临时工指着我说，我不在早上的队伍里，遂要求我离开。甚至，来自黑龙江的大哥前不久还和我相处融洽，转眼就给我展示了某人手机里的一张合照。合照里没我，好吧，我准备离开了。昏暗的灯光下，杂乱的快递投下鱼鳞般密密麻麻的黑影，大厅里人头攒动，我看见H君仍旧站在流水线旁边，他已经在那儿干着重复性的分拣工作12个小时了。X君早已离开了他的操作电脑的工作，现在在尚未完全分拣完的快递堆里做着一些诸如装袋的杂活。我和X君在一块儿，此时的人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就着趋利避害的本能抱成了团：临时工聚作一团，正式工聚作一团(应该是聚作了一团，具体我忘了，或许是正式工也要拍照的原因)。抱团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正式工妇女要求一些临时工去到工厂深处的机器里，或许是做清洁，或许是去拍照，或许就是想带走几个临时工(具体目的未知)。拍照未果的我以为是去拍照。有几个临时工跟着去了，我也去了，没到达工厂深处，我看见跟着来的人数愈来愈少，不少人在中途又折回了临时工的队伍里，我因此也折回了队伍里。这时的临时工们已经聚成了团，彼此面面相觑，说着一些稀碎的话。我向X君询问发生了什么事，X君大抵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此刻的H君仍旧站在流水线上。气氛骤然变得紧张。
不到一会儿，一个高大的男性正式工对着某个临时工或整群临时工骂了起来，暴跳但不至于如雷，边骂边往临时工的远处走，偶尔折回来一次，气势汹汹的腔调是愈发大了，颇有些要付诸于暴力的意思。我实在看不明白，就和X君一块儿问了一下旁边的临时工大哥，临时工大哥也回答不上什么内容，一番无实质性内容的叙述之后，他就只是颇为轻蔑地说了一句诸如那个正式工是SB之类的话。我有些担心工资要不回来了，毕竟我就没拍上照，同时却不免心潮澎湃，认为局势发展到最后难免不会“干”起来。一些斗争策略在我脑中逐渐有了雏形。对于那位气势汹汹、暴跳但不至于如雷的男性正式工，临时工们大抵只是感到迷惑、好笑、无奈、尴尬吧，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果然，我身边的一位临时工轻蔑地笑了。
我发现那位发怒的正式工的目光所指并不在某个临时工身上，甚至也不在临时工群体里，因为临时工们带着莫名其妙的疑惑气往道路两边移动，想把那个“被发怒”的人儿凸显出来时，那位发怒的男性正式工眼珠也不带转的。他就像对着一团空气无能狂怒，除了带来笑料，什么也不会留下。
“他怎么了?”X君问。
“就是一个SB，”我或许是盗用了我刚刚询问那位临时工对那位发怒的正式工的评价。
又或许，“SB”一词就是我内心发出的第一手声音。
“这不是用一个‘SB’就能简单解释的，”X君的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那就大SB呗，”
因为早上见到的那位工头的从中周旋，我们这些没有拍上照的临时工也拍上了照。此时的他竟然扮演了一个机警的角色。我、H君和X君随即准备离开，目的是走出工厂，取回身份证，拿到工资，坐大巴回到S村的临时工们一股脑地拥向窄小的工厂门口，像是拼命要逃离工厂，或是迫不及待要去领取工资，我落在了队伍后面，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离开厂房的门是一道窄门，仅可容一人通过，宅门下是高两米余的铁铸台阶，容易踩空。临时工发生冲撞，难免不会摔倒受伤。工头叫喊临时工不要跑，临时工们才慢下来。此时，接替白班的临时工的夜班临时工们已经站在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在工头的呵责声中为这一帮拼命逃窜的临时工的散漫无组织开怀大笑。
下班了。
我问H君身体是否有疼痛的地方，X君说H君站在流水线上机械地重复一个动作，走动也不能走动，大腿应该累得厉害。X君和H君至始至终都在一个厂里，他们对彼此的工作是很了解的。X君被要求去干了快递装车，可实在太累，遂中途溜掉去干了快递装袋的活。我说我的工作主要是给快递粘贴标签，并用胶带固定，做这些工作老是弯腰和挺身，故而腰是不太能直起来了。我感觉我走路都是翘着屁股走的。
拿了300元的工资，取回了身份证，我坐着大巴离开了极兔速递。在大巴上，H君打开手机，收到了他母亲给他发来的消息。H君母亲对他儿子的管控出人意料的严苛，因为担心儿子在外边感染新冠，以至于21点余，H君母亲还欲要开车过来S村，好把儿子接回去。
X君为了避免麻烦，遂只能建议H君坐地铁回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