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乡村巨变的世纪回响

　　【2017年5月王宏甲（左）在河南林州市】

　　100年前，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农村蕴藏着挽救中国的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成功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人类减贫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壮举。近6年，我走遍了全国多省区的数百个村寨，越来越感到，千条经验万条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党的领导，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

　　回顾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建在连上的党支部，二是建在村里的党支部。

　　“党支部建在村里”，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党支部在把农民组织起来，投身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行，几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秋梦想。然而各自耕种的生产方式还是小农经济。中国共产党发挥农村党支部的作用，号召“组织起来搞生产”，劳力少、缺生产资料的农民耕种有困难，贫弱联合的“互助组”就出现了。在此基础上，农业合作社应运而生，直至全国建立起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社会主义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改天换地干出来的。“十年九旱”曾经写满历朝历代的史志，一个坦露在土地上的原因是：“小农经济”状态下耕种的土地缺少统一的灌溉设施。改造它，这是几千年的土地留给新中国农民的一个历史性任务。

　　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农民投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河南林县红旗渠，开工前夜是1960年的2月10日晚，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人民发出《引漳入林动员令》。第二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全县首批37000多农民，一大早就从15个公社的各个村庄自带工具和行李向修渠工地会集。如果没有“组织起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贵州毕节的“绝壁天渠”，是个比红旗渠更早的悬崖水利工程，在高原默默流淌了半个多世纪。从1956年至1980年，毕节县农民在悬崖绝壁上修通了40多条天渠，构成了一幅逶迤奔流的高原天河图。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就不会有流淌至今的毕节天渠。林县红旗渠与毕节天渠，都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典型。

　　【毕节绝壁天渠】

　　宏伟的农业基础工程保障了农业稳定丰收，显著增产，为发展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创造了必要条件，并为支持国家发展工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农民的贡献是巨大的！

　　改革开放年代，深圳“犹如一夜之间从海底升起的城市”，在这惊人的成就里不能忘记“百万劳工下深圳”。不仅是深圳，中国所有新兴城市的兴起和繁荣，所有城市的高楼大厦、立交桥，通往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高铁，其主要劳动力是农民工。当世界看到中国诸多繁华的城市拔地而起，不能忘记，亿万农民工也在中国辉煌的形象里。

　　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农民生活。以贵州为例，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如今贵州省高速公路通达每一个县，也就是到每个县都如履平地。每个县都有硬面的通村路通组路，贵州宣称“进入平原时代”。正是全国城乡人民的合力发展，我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二）

　　再看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曾引用东汉史学家荀悦的“足寒伤心，民寒伤国”之说。多年来我在乡村调研采访一再体会到，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正是在农村贫困人口最贫寒的地方，以举国之力去温暖共和国的肌体末梢。

　　千百年来谁见过农民有档案？党的十八大后开展精准扶贫，2014年识别出贫困人口8962万人，全部建档立卡。后两年，经过精准扶贫“回头看”，贫困识别准确率提升，建档贫困人口达到9899万人，比初次建档还多出937万人，这正是各地实事求是做到“一个也不能落下”才有的状况。

　　当我在海南岛，在内蒙古，在新疆，在甘肃，在那些穷乡僻壤看到一本本为贫困户建立的档案，里面记着家庭人口，牲畜数量，年收入和平均收入，孩子入学辍学情况，家庭成员患病与治疗情况，以及帮扶方案、实现方法和目标……有文字记载，还有照片，贫困状况和脱贫措施一目了然。仅翻阅这些档案，想到自己居住在都市的日子里，各级干部在乡村做了那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我感到了震撼！

　　贵州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毕节是贵州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也是我国唯一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工作深切关怀，早在2014年5月15日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称“毕节曾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指出“建设好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毕节发展、贵州发展的需要，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毕节实践最突出的是，在新时代坚定地推行“大党建统领大扶贫”，全市3704个行政村全部创建了“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村干部和党员率先入社，贫困户100%加入了集体合作社，以强弱联合凝聚乡村社会。在这基础上推行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解决“一个村单打独斗”的问题，做到乡与村互动发展。走出这一步，标志着毕节在合作化道路上迈上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再走一步，毕节出现了县委统领的县乡村三级联办的合作经济组织，拓展出乡村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与国有公司融合发展的新型县域经济。这种新格局有助于县委书记更好地发挥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的重要作用。

　　所有这些，最重要的就是“党的领导”和“组织起来”，不仅仅是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还把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把多种经济形式的经营者组织在新时代的统一战线里，村集体与农民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并存，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

　　毕节地处贵州高原之巅，我在那里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偏僻”，什么叫“乡村的末梢”。越是偏僻、贫困的地方，就有越多的扶贫干部。毕节的喀斯特地貌缺水，那些“峡谷里的山寨”“云朵上人家”的饮水难题，在扶贫干部的攻坚克难下得到了彻底解决。2020年贵州省“七一”表彰大会表彰的6位优秀共产党员，全部是在脱贫攻坚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6位中有3位是毕节的。

　　今年5月14日，毕节市赫章县铁匠乡共同村一批驻村多年的扶贫干部要轮岗了，村民们舍不得他们走。车子要开了，扶贫干部的手放在车窗上，一位妇女跑到车窗前，不知道怎么握手，就把手放在扶贫干部的手上，眼泪簌簌地掉，那情景真的很感人。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铁匠乡共同村已脱贫妇女李飞燕同扶贫干部告别】

　　共同村第一书记李健说，“我从最初盼着走，到现在不想走。”这并非一个人的体会。那遥远的乡村发生了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看到，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不只是有亿万人脱贫，还在于锤炼了数百万能够联系群众，能够艰苦奋斗的党员干部，他们是推进乡村振兴最宝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