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农村中的去阶层分化现象

　　最近若干年在各地农村跑，有这么一个印象，除了发达地区、城郊农村外，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虽然存在农民分化，有的地方分化甚至比较大，却没有形成明显的阶层。在这些地区，农民在权力、经济、职业、消费水平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分化，并没有带来他们之间在社会交往、闲暇方式、社会活动、人情往来、价值观念、行为逻辑等诸多方面的明显界线，更难说得上阶层区隔。为什么广大中西部农村没有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呢？或许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说，农村存在某种去阶层分化的机制。

一

　　农村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在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重创，并受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人口流动、新观念等方面的冲击，由其支撑的权力结构被摧毁，宗亲内部不再有统一的组织行动和等级秩序。尽管如此，在当前广大中西部农村，血缘地缘关系仍然是当地人际关联和社会结合的基本方式，人们的血缘地缘认同较强。

　　在血缘层面，家族、宗族所具有的组织性和等级性虽然已减弱，但宗族内部“自己人”观念和认同仍然存在，宗亲还具备一致行动能力。在地缘层面，人情构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农民之间的主要凝结方式，他们之间通过人情往来建构“自己人”关系。“自己人”关系，是一种互为义务的社会关联，人们相互之间要求提携、帮扶、救济、体谅、宽忍等，在交往中讲究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讲究做事不走极端、留有余地。在这些原则的主导下，农村社会关系相对和谐。

　　当农村社会分化之后，血缘地缘关系就在分化的农民之间起着沟通、连接和润滑的作用，以“中和”农民的分化，消解农民分化的负向影响，使农民之间不因权力、财富和社会关系资源的差距而产生较大的隔阂。富裕农民仍能够与贫穷农民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相对落后的农民也不因贫富差距而自觉低人一等，不同层级的农民之间交流没有心理障碍。如果哪个富裕农民在村庄里摆谱，自恃高人一等，不屑于跟其他农民来往，其他农民就会对他进行集体排斥，尤其是当他遇到大事（如婚丧嫁娶）时，便没有人出面帮忙，置其于“社区性死亡”之境。

　　这样，分化之后的农民虽然有层级之间的分野，却难以形成具有主观认同和客观意识的独立阶层。分化的层级之间在关系、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交流相对畅通。处在不同层级的农民之间既有攀比竞争，又有互助合作，使得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有人情味。

　　血缘地缘关系在农村去阶层分化中，通过两重机制发挥作用：

　　血缘地缘关系超越层级内部关系。在农村，通过血缘地缘建构起来的关系，比因农民分化而出现的关系——层级内部关系——要紧密和重要得多。这是熟人社会中“差序格局”的一般性规则使然：血缘关系越近，关系越重要，也越优先；村庄内部“自己人”关系要重于“外人”关系，等等。农民分化之后，即便同一层级的农民在权力、财富、职业、观念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都极其相似，而与同族同村人有较大差别，在社会交往的亲疏远近上，也仍得优先考虑血缘地缘关系，在关系需要取舍时尤其如此。假设两个不同姓氏的富人同处村庄的上层，有密切的交往，而他们各自同时又有处于下层的兄弟和族人，关系的孰轻孰重是很明显的——富人与兄弟及族人的关系要比与同一阶层的另一富人的关系要紧密、重要得多；在关系的处理上，富人层级内部关系要让位于不同层级的兄弟、族人关系。

　　层级之间的关系受制于血缘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内部讲究的是血亲情谊和兄弟情结，地缘关系通过人情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投射，服务于血缘关系，在交往中讲究人情面子。因此，在同一血缘内部，不同层级农民之间的关系受血缘地缘的约束，也要讲究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不能完全按照利益关系、法律等陌生人关系来处理。在血缘地缘关系内部，经济条件较好的上层有接济、帮扶经济条件不好的下层成员的义务。富裕农民之间可以有紧密的交往，但其内部不能进行封闭圈层、垄断资源和排斥其他农民。在土地出租、买卖中，有宗亲先买的传统。

　　总之，层级内部关系和层级间关系不是独立存在的社会关系，而是嵌入于血缘地缘关系之中，并受后者规约。如此，在农民发生分化之后，各层级农民仍处在同一个血缘地缘关系之中，并按照原来的交往规则行为，不能取消与其他层级农民的关系，这使得各层级内部无法自行其是，形成不了独立的交往规则和行为逻辑，无法催生阶层边界和阶层意识，独立的阶层也就成长不起来。

二

　　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分化不显著，使农民阶层分化不明显，这与该地区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的收入结构相关。这种收入结构使大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保持在农村的“中等收入水平”上。简单来说，在这些地区，有约5%的农民家庭通过在外经商、办工厂等发家致富，成为村庄里的先富家庭，另约15%的农民家庭因为老弱病残、家庭负担重、土地较少、没有壮劳动力、无法外出务工经商等缘故，只能耕种少量土地，生活处于拮据和贫弱状态。而80%的农民家庭则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获得家庭收入，即家庭中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兼业，老年人在家务农、照看家庭。

　　首先，“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收入结构增加了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该结构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年轻夫妇在外务工、经商或兼业的收入，一般占家庭总收入的60%—70%不等，二是老年人在家务农的收入，一般占家庭总收入的30%—40%不等。普遍的情况是，一对年轻夫妇在城市务工（经商、兼业），除去日常开支，一般到年底能够带回家一万五千元至三万元不等，不甚节约的家庭，则一般在一万五千元左右。只有少数从事技术、管理工种的农民的年收入才可以超过三万。在家务农的老年人一般在50岁至70岁之间，伴随着农耕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耕作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在重体力活请工的情况下，可以耕种数亩到十几亩不等的土地，获得几千块钱到一万元不等的收入。

　　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加在一起，就可以达到农村中等收入水平（二至四万元）。有了这笔收入，一个农民家庭的生活若没有大笔应急开支，生活就可以相对宽裕，在满足家庭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尚能有相当的结余用于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就医上学、建房娶妻、养老送终，以及参与村庄的面子竞争。对于一个半工半耕家庭来说，这两笔收入都不可或缺，缺了哪一笔，都会使家庭生活质量下降。

　　其次，该结构降低了农民家庭的消费支出。农村“半工半耕”家庭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其大部分收入不用于城市的高消费。在当前农民工工资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下，中国农村95%的年轻夫妇外出务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城市立足和扩大在城市的消费，而是将大部分务工收入反向输入农村。一方面，农村年轻夫妇务工会尽量缩减自己在城里的开支，以带回农村更多的钱。当他们回到农村后，由于农村的物价相对较低，他们在农村的消费开支较城市又要低许多。

　　另一方面，年轻夫妇外出务工，老年人在家务农并照看孙辈，老年人和小孩的生活在农村展开，这是一种低成本地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仅这一项就为农村家庭节省了大量开支。调查发现，一对青壮年轻夫妇外出务工如果不带小孩，一年可以带回三万块钱；若他们把小孩也接到城里，就得腾出人手来照顾他，送孩子上幼儿园、小学，以及为其购买城市（婴幼儿）物品等，那么他们年终能带回家的一般不会超过一万块钱。如果老年人也搬到城里生活，年轻夫妇根本应付不过来。

　　老年人在家务农，除了能维持自己和小孩的生活外，还可以降低其他货币化支出。老年人种地本身是一种休闲农业，为老年人锻炼身体、活动筋骨提供了方便，也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没事就到田里去看看”。老年人自种的瓜果蔬菜大米，自养的鸡鸭鹅猪牛羊等，为农家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蛋白、维生素和能量，提高了农村生活和健康的水平，多余的农副产品还可以投入市场，赚点零花钱。农家有自建的房屋院落，既宽敞透亮，又方便邻里间相互走家串户，交往频繁而不至孤独寂寞。农村烧的柴火来自山上或田埂、河岸上，无需买卖。如此等等，这些都是老年人在家种地带来的隐性收入和福利，降低了农民的货币化支出。

　　综合起来，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总体上提高了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增加了农民的社会福利，使得大部分农民家庭能够达到农村“中等收入水平”。当前农村80%的家庭的收入都通过该结构来获得，说明广大中西部农村差不多被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等收入水平人群所占领。进而说明，这些地区的农民经济上的分化不彻底、不明显，而经济又是社会分化的基础，也就决定了当地农民在政治权力、社区关系和超社区关系上的分野不会太大。同时，由于经济上的差距不大，农民不会在经济上撕裂和分割村庄，农民家庭在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消费水平、闲暇类型、交往群体、劳动时间、作业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虽有一定的差异和分化，但不会太大，总体上保持相似，这是由于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存在，他们相近的生活方式、行为逻辑和思想观念会辐射到整个村庄，成为村庄的主流并影响乃至支配其他人。在村庄内部，人口约占5%的富裕农民，以及约占15%的贫弱农户不会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观念和行为逻辑的实体，也就无法形成阶层的认同和阶层意识。

三

“上层走出村庄”，说的是农民的生活面向和价值取向，是转向村庄，还是朝向城市。村庄不仅是农民赖以为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单元，也是农民的宗教。农民通过归属于村庄，在村庄熟人社会中获得认可，来体现和体验活着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农民活着的意义，归根到底，是为了在村庄中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获得社会声望和地位，得到人们的承认和赞赏。这意味着村庄具有价值生产能力，人们看重村庄对个人的评价，在意自己在村庄中的言行举止。在这个意义上，村庄本身就是农民的宗教和终极目的——外出务工累死累活、节衣缩食，为的就是能回到村庄享受受人尊重、有面子的人生。为此，个体和家庭必须通过主观努力去达到村庄为所设定的要求。村庄内部的比较、竞争也成为必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村庄体面生活的标准愈发趋向经济消费。只有达到了某种经济消费水准，一个家庭的生活才算体面，才能获得他人的认可。达不到这个消费水准，则会被人“瞧不起”。并且，消费水准会随着最有消费能力群体的引领而不断抬高。当前，村庄中最有消费能力的是占少数（约5%）的先富农民，最欠缺消费能力的是处于村庄最底层的家庭（约15%）。中等收入层级的消费能力也处在中等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先富农民也参与村庄中的消费竞争，希望通过在消费水准上的胜出在村庄中获得承认，村庄的社会性竞争规则往往会参照先富农民而定，因而水平较高，也使得竞争较为激烈。先富农民凭借自己丰厚的经济实力，在村庄中进行炫耀性消费，引领村庄消费竞争的潮流，从而使其能够达到的消费水平成为村庄其他层级农民竞争的“参照系”或“标的”，即只有他们的成功才算是成功，只有达到他们的水平才算是成功人士，才能获得面子；其他层级，尤其是最底层农民则因为无论怎么努力，也达不到富人农民制定的成就标准，最终被迫退出竞争，成为被村庄竞争体系甩出来的没有面子和地位的人。但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真实的情况是先富农民搬出了村庄，在城市定居。他们不再参与村庄的价值生产，也不介入村庄的面子竞争。

　　当先富农民搬出村庄后，他们的消费标准无论有多高，都不再是其他层级农民的参照标准。那么，村庄最具消费能力的群体就变成占人口80%的广大中等收入者，他们的消费水平会成为村庄新的参照系，农民的竞争开始围绕这个标准展开，目标不是确保中等收入的位置，就是成为新的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的目标相对较低，在这样的竞争氛围下，农民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够达成目标，使自己成为村庄的“成功人士”，过上体面、有尊严、有地位甚至有话语权的生活。

　　如此，每个农民家庭都会积极朝着这个目标走。即便是处在最底层的农民，也怀信心，认为自己是暂时达不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不是永久达不到，是自己运气不好，而不是命该如此；或者觉得现在没有达到是因为子女还小，负担大，只要子女都长大成人，成了壮劳动力，家庭收入水平很快就上去了，等等。他们认定，只要家庭及周遭环境一改变，他们就会成为中等收入者。这样，每个农民在主观上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底层人，更不会认为其他人高人一等，既不会主观上自我排斥，也不会自甘落后和认命。因此，这些农村地区就难以形成有形的阶层和主观的阶层排序。

　　广大中西部农村代表中国农村的主流，这里没有出现显著的阶层分化和负向的阶层关系，对于中国农村保持稳定，进而成为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去阶层分化”的提出，对于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分化的逻辑和机理，及中国本土阶层研究来说是一个潜在的理论贡献，它提出了新的问题，揭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