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广俊：扶贫攻坚看毕节，乡村振兴学烟台

　　“塘约道路”核心经验是：在党支部坚强领导下，把村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塘约村点燃的星星之火撒向全国农村大地，在贵州省毕节市和山东省烟台市两地形成燎原之势。毕节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扶贫攻坚创造了辉煌战绩，2020年，全市7个贫困县，1981个贫困村，115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在2021年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毕节有19人、15个集体受到表彰，成为全国受表彰数量最多的地级市。烟台市是全国苹果樱桃主产区，经营好的果园一亩纯利润可以达到万元以上。烟台是全国农业比较发达、农民比较富裕的地方。一贫一富两个地区依靠党支部的领导，把村民组织起来走向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实现的乡村振兴的方向和路径。

　　毕节地处乌蒙山区，没有平原，境内属于喀山地貌，地里留不住水、留不住土，庄稼长不好。这里是46个民族聚集的地方。包产到户后，虽然这里的村民摆脱了大集体组织的束缚，很多人走出了大山，走上了打工创业致富路。留在村里的人生产积极性也很高，但家庭小生产自顾自的恶果也显现出来了，很多村寨山林里的树被砍光了，乱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原有的水利设施也遭到废弃破坏，党的基层组织无所作为，村民集体观念荡然无存，世风日下，甚至一个村的人见了面也不说话，人口生育失控，村民越穷越多生育，生态、生产和人口陷于恶性循环，毕节山区成为了不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了。

　　周建琨原是安顺市委书记，是他亲自扶持培养了塘约村这个典型。他调到毕节市任市委书记后，面临着更为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周建琨与市委一班人市委提出了“大党建统领大扶贫、大安全、大发展”的总体战略。抓党建，抓组织群众，成为了毕节市两项基础性的工作。

　　穷地方有些能耐的人都到外地干事谋生去了，脱贫攻坚战的干部从哪里来？毕节市委采取了超常规的措施，全市半数机关干部下沉到农村扶贫第一线，每个党政机关单位和大型企业都包扶一个贫困村，签订包扶脱贫责任状。每个下派机关选派一个得力干部任职驻村第一书记，每个贫困村常年住有包扶干部，同时培养引进青年人才进党支部班子里，加强每个村党支部的建设。每个行政村都建有党支部领办的村集体合作社，吸引村民自愿参加。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村党支部就没有组织动员村民的资源，没有财力开展为村民服务的能力。党支部依靠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开发新的产业，走向社会大市场，让农民在新产业中受益。下面列举两个成功的案例。

　　一个是毕节市大方县猫场镇箐口村，该村海拔1500米，全是山旱地，山地日照时间只有4个多小时，种植玉米等庄稼长不好，村民过着苦日子。该村出了一个大学生叫张凌，在城里办企业挣了钱，他忘不掉家乡父老对自己进城念书给与的帮助，想帮家乡父老脱贫致富。张凌认为“什么是穷村，一是人没有组织起来，二是产业没有标准，三是精神没有焕发。”他选准一个猕猴桃种植项目，回村成立了“新梦想种植合作社”，吸收了32户村民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3年后，猕猴桃挂果了，当年产量4.2万斤，4天全卖光了，每户分到5600元。猕猴桃适应短日照阴湿环境下生长，寿命长达80多年，初期每棵树挂果10斤，几年后进入丰产期，可挂果100多斤，村民凭猕猴桃新产业，走向了集体组织起来的致富路。张凌也获得了党组织和村民的信任，他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被选为村主任。带领村民将箐口村办成了一个塘约式的村庄。

　　大方县政府推广箐口村种植猕猴桃的经验，全县发展种植了10万亩猕猴桃。大方县猕猴桃种植，不是村民单家独户干，而是将村民组织起来一起干，村有合作社，乡镇有合作联社，10个乡镇成立了猕猴桃产业联合体，联合体还成立了县猕猴桃产业总公司，张凌出任总公司经理。大方县县管总，乡管片，村管干。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让村民在新的产业链条上受益致富。

　　另一个是威宁县，该县是贵州省海拔最高的县，也是贫困人口最多的县，建档立卡贫困户73001户345577人。该县创新一个叫作“十户一体”的村民自治组织。十户一体是根据山区从山底到山顶，在不同地理地带居住的村民来组织的，十户只是一个约数，户数有多有少。十户一体，抱团发展。党带群，强带弱，富带贫。小事在十户一体内清零，急事在自管委内化解，难事在村委会解决。党委领导下的三级自治。威宁县组建了2.41万个十户一体。威宁县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发展了40万亩山地露天蔬菜，蔬菜品质比大棚蔬菜高出了许多，冷凉绿色蔬菜享誉全国。威宁现在是中国西南最大的蔬菜产业基地，每天发运各种蔬菜八九千吨，销往全国，远销国外阿联酋、法国、德国、加拿大。同时发展起来跑山鸡，快乐母鸡下的绿皮蛋在市场上也十分畅销。

　　扶贫中吸引利用外地资金、技术和市场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一条是自身要有内生动力，有党支部领导下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做依靠。那种鼓吹让农民把土地全流转到资本手中，靠吃每亩土地几十块上百块土地流转费就像想解决贫困问题，是根本不靠谱的，农民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控制，就失去发展的希望。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党，贫困地区的农民只有依靠党的领导才能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烟台市虽然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依然面临着发展的问题。苹果树寿命一般来说也就是三十多年，烟台苹果树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栽下来的，已经到了大规模更新换代阶段，而新栽一亩高标准的果园，成本费高达3万多元，而且现代化果园都是规模经营，每家三五亩地根本无法建成高标准果园。新栽苹果4年后才挂果，前期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农户普遍难以更新果园。烟台市是革命老区，基层干部和农民素质较高。但是依然存在“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等突出问题。由于村集体普遍处于经济空壳状态，党的领导和基层治理也近于“空壳”，果业更新换代难以推进。烟台市委组织部主动作为，以抓农村党建为切入点，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把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农村发展，打出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旗号，走出了通过组织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

　　烟台市委组织部于涛部长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乡村振兴千头万绪，但“牛鼻子”是组织振兴。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政治就会“空壳”，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一揽子、系统性地解决农村各种问题的总抓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决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烟台市乡村振兴工作是以加强建设村党支部为突破口，创新提出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动员组织团结农民群众的功能，各级组织部门起到了主力军作用。

　　烟台农民合作社与其他地区合作社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和入社村民利益出任合作社理事长职务，体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是因为，在合作社里，最主要的财产是土地，土地的所有权在村集体，而国家现行政策，不允许农村土地自由买卖，村党支部代表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管理权合情合理。同时，村民承包地入股合作社后通过重新整理土地，去掉地埂后一般可以增加10%以上的面积，增加的面积就以集体财产入股了合作社，村里没有分掉的荒山、道路、水源等资源也折算成股份加入了合作社，上级政府投资农村农业的一些项目资金也进入村集体账户，因此，合作社里村集体本身就是大股东，烟台村党支部书记与村主任实行的一肩挑，大股东出任理事长也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规范。在具体经营模式上，各地村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地制宜，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有的是行政村独立经营，有的是村企联营，有的是建立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联合社经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像合资公司经营一样，将农村集体组织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村民承包权结合在一起，将两权落实到实处，成为了类似于股东角色，合作社或者村企联营公司类似于企业经理经营团队，各司其职，各司其责。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2017年搞了11个试点，2018年在百村示范，2019年在千村覆盖，截止2020年8月，烟台建成了2779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市村庄的42%，开创性实现了在一个地市级范围普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做了探索。

　　下面举一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例子。

　　蓬莱市大辛店镇槐树庄行政村位于丘陵山区，地势偏远、交通闭塞，资源贫瘠。全村共有村民452户，1001口人，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4人，党员36名，耕地2000亩，村民主要收入是种杂粮栽果树。村集体没有一点收入，属于烟台市级建档贫困村。

　　该村的改变是从两个年富力强的书记上任开始的。2018年，李军上任村党支部书记，蓬莱市住建局下派第一书记邹剑也来到槐树庄，两个书记并肩奋战在脱贫致富最前线。他们一上任就成立了槐念农民专业合作社。集资入股资金48万元，其中村民股39万元，村集体150亩撂荒地折价4万元，加上住建局赞助股金5万元，集体股共9万元。

　　该村合作社最让人感动佩服的是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开山建果园。合作社在山沟上游建了两座水库，有了水就能建果园。槐树庄的人用两年时间将一座荒山开辟出来，建成了花果园。四年后果树挂果，这座果园就能创造上千万元的收入。

　　开山建果园，合作社筹集的那点资金远远是不够的，但是村党支部通过建立合作社，全村土地实现了规模化种植，有了条件争取到政府的支助农业的项目资金，2018年，他们争取回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到手项目资金86万元。2019年，争取回矮化苹果示范园建设项目，种上了11000棵优质苹果苗，市政府财政补了44万元。两项建设项目都高标准地完成了任务，通过了合格验收。

　　近十几年来，政府投资“三农资金巨大，按照“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李昌平的说法，中央财政近年用于三农的转移支付，每年高达2万亿。网上查到一个数据，2019年3月11日，财政部长刘昆在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今年准备安排1261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同比增长18.9%。安排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2489亿元，同比增长14.7%，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政府投资往往以项目形式来投放的。由于个体农户对接不了政府项目资金，这些扶持“三农”的资金往往落到城乡资本手中，或者落到了农村富裕村民强强联手成立的合作社手中，这种扶强不扶弱的投资做法，造成了农村中富者越富，“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等突出问题贫者越贫现象。而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吸收全体村民参加，重点照顾贫困户，对接到的政府投资农业项目，就实现了人人利益均沾，共同受惠的效果，利于全村人共同致富。

　　习近平在《干部的基本功》一文讲：“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时就明确指出： “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统’的思想，造成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凭借发挥党支部的作用，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这两条基本经验，毕节市这个最贫困的地区通过脱贫攻坚，解决了贫困村民生存温饱和今后发展问题。烟台市这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解决了向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的问题。这两个典型很好地贯彻实践了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思想，走出了一条值得全国农村各地借鉴学习。

　　备注：本文讲述的案例，来自王宏甲著《走向乡村振兴》和智广俊著《烟台经验——乡村振兴之路》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