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那些最普通的英烈

　　江西莲花城厢小学的少先队员为烈士献花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重要的祭祀节日。

　　但真正形成今天这种以扫墓祭祖为中心，将寒食风俗与上巳踏青等活动相融合的形式，则是宋元以后的事情了。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日紧，国民党学习墨索里尼恢复古罗马光荣口号的思路，赋予清明节以新的民族主义内涵，以启发民族精神为宗旨，搞出来个“民族扫墓节”。

　　只是这个祭扫对象太“高大上”，主要是黄帝，各地努力拓展下了范围，也不过增加了炎帝、周文王、汉武帝、汉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和岳飞、戚继光等寥寥数位“各君王名臣名相”。

　　鲁迅先生就吐槽说：“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1935年，国民党元老张继在黄帝陵恭祭典礼上

　　与之相比，共产党的圈子就接地气太多了。

　　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对普通革命烈士，即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战士、民兵和村民的追悼，提倡以一村一区为单位，普遍进行追悼会、纪念会，搜集烈士英勇事迹，鼓励编辑出版社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宣传品（如大鼓书、评书和戏曲、民歌等），树立纪念建筑（碑亭、纪念塔、烈士陵园），以资纪念先烈，激励群众投身抗日的热情。

　　对于共产党的这种移风易俗，群众评价很高，有农民出身的战士说：

　　“我们穷人死后，能够在祠堂内（忠烈祠等烈士纪念陵园）进行供奉，真实不管什么时候，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仅太行根据地的武乡县（今属山西），各村建立烈士碑就达325座。

　张思德（左），毛泽东说：“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如果从群众动员的角度来看，国共的这位差距就非常明显了。国民党纪念和宣传的英烈，多数都是官，而且多是大官，而共产党纪念和宣传的英烈，多数都是群众，是最基层的战士。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站起来到强起来，再到富起来，真正的创造者，真正的英雄，无不是靠着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推动的。任何事情，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必将一事无成。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当忘记人民群众，不应当忘记为了今天幸福生活而光荣牺牲的，那些最普普通通，来自于亿万人民群众中的英烈。

　　这是一户普普通通的革命家庭：

　　汪永昌和侯福荣两口子，都是江苏沛县人，贫苦农民出身，结婚后居住华庄。

　　汪家土地不多，自耕自种，农闲时游乡串村零售食油、烟丝，生活尚称宽裕。

沛县不光只有汉高祖，还有无数平凡而伟大的英烈

　　抗战爆发后，汪永昌参加抗日工作，常与共产党员接触，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随后入党，汪家也由此成为了革命家庭。

　　此后数年间，抗日同志和地下党员往来不断，食宿皆由老两口无偿筹办，最后连县委都一度在他家办公。侯福荣同志虽然不是党员，却经常自觉放哨，对每一位来家的同志都热情照顾。

　　过往同志人多住宿困难时，老两口即将自己的床铺让出，住宿同志特多或形势紧张时，他们就安排在本村他姐姐家内。为了保证同志们的安全，老汪家中挖有地洞，以备不测之时，供同志们藏身。白色恐怖时，我革命同志藏在地洞里，吃喝拉撒，甚至端屎端尿，都由侯福荣负责，人称她是“革命老妈妈”。

　　后来侯福荣同志也光荣入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侯福荣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忧日益高涨，先后将其教育亲手扶养长大的义子汪发财及外甥单明忠、王莹送入八路军。

　　1944年，地下交通员侯福荣同志去微山湖徐北中心县委送信时，被滕县国民党顽固派周侗部逮捕，因坚不吐口、死不变节，被敌活埋。

　黑龙江黑河老红军小学的孩子为烈士扫墓

　　此时，汪永昌同志在徐北中心县委任事务长，兼炊事工作，是革命的老黄牛。

　　解放战争中，在我军暂作战略上的撤退时，老汪同志生了病，为减轻组织上的负担，他主动留下来，以做小生意为生，不久病死。

　　老汪、老侯的义子汪发财同志，参加八路军后，1944年在单县黄庄战斗中牺牲。

　　1946年， 我军北撤后，汪永昌留居家中之母亲、四婶、五叔等亲属，因遭国民党还乡团的迫害，相继死去。

　　外甥单明忠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时英勇牺牲，另一个外甥王莹亦遭还乡团惨杀。

　　同样在沛县，我还想讲讲张振标烈士的故事。

　　现在的影视剧，只要是谍战题材，就少不了俊男靓女，突出的一定是个人英雄主义，而不是群众，即便有群众也是大人物的背景板。

四川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17225块无名烈士墓碑

　　实际上真的这样吗？

　　张振标烈士，虽然是“地下党”，实际身份却并非共产党员，终其一生从政治身份而言，他都只是革命群众，但如果说他对党的事业，对人民江山的忠诚，怕是要比当下某些所谓的“共产党员”要强太多了！

　　牺牲时，张振标烈士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同志们和乡亲们都叫他“老张大爷”，老张大爷是我党沛（县）铜（山）情报站的情报员，沛县城南太山庙人，雇农出身。

　　参加革命后，先在火神庙，后在徐州北站担任情报点的工作，以卖茶水、摆香烟摊为掩护，维持清苦生活。因幼年时受苦，失去一只膀臂，穿着破烂，很适合穷苦人的身份。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受到党的教育多，政治觉悟高，没有什么私心杂念。领导上看到他已七十多岁，生活又艰苦，想给他做一身棉布衣服，每月给他几元钱，把生活搞好一点。

　　却被老张大爷婉言谢绝：“你们的好心我领了，可是八路军还有许多困难，要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我的收入够生活就行了。吃好、穿好了，有人看出破绽，反倒对工作不利，防止出纰漏。"

　　领导叫他爱护身体，注意安全，他说：“请放心！我能吃、能喝，能跑，不会误事，万一敌人抓住我，别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

山东蒙阴棋盘石村，义务为无名烈士守墓一辈子的公方进老人

　　后来，因交通被敌人破坏，老张大爷暴露了身份，被反动派逮捕杀害。临刑前，他破口大骂敌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到了这时候，群众才知道这位其貌不扬的独臂卖水老人，竟然是一位共产党”。

　　其实地下党的同志们中，多数都是这样默默无闻的革命群众，他们受到党的发动和教育，自觉参加到党的地下斗争中，所以情报工作也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天换地的力量源泉，是真正的英雄！

　　有名有姓的烈士之外，我还想说说无名无姓的烈士。

　　根据民政部的资料，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其中登记在册的烈士仅有196万，更多的是无名烈士。换句话说，那一千多万，甚至可能是两千万，即90%以上的无名烈士。

山东栖霞大韩家村革命烈士纪念碑

　　“溯自‘七七事变’起，倭寇侵华，我省官弃守土，任倭杀抢掠，到处蹂躏，西栖艾雷崮诸山之间，争锋频繁，尤以本村地当栖（霞）黄（县）路之要隘，所受之“扫荡”大小三十余次，损失财产，不可胜数，但值此难关，人民奋起抗战，亦产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村西‘七烈士墓’。

　　七烈士在一九四零年一[月]二七[日]，为保卫人民的安全，奋不顾身与数千兽兵猛突冲杀，流尽最后一滴血。本村死难同胞为保守秘密而牺牲！

　　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气节，卒使倭奴惊心碎胆，抛戈投降！

　　得到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下永久和平的坦途，走向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若非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安得及此日？

　　追念先烈们给人们所造的幸福，天高地厚岂可混灭？因此鸠工筑亭，立碑勒铭，永垂不朽，以资纪念。

　　西栖艾雷区大韩家村民众 仝立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五日”

“狼牙山五壮士”英雄集体的幸存者葛振林（右）、宋学义

　　这块革命烈士纪念碑，树立于山东栖霞苏家镇大韩家村附近的南山上。个头不大，更不巍峨，与其说是碑，不如说是个牌位，太不起眼了。但如果你仔细阅读这篇碑文，就会发现，其实这是又一个狼牙山五壮士英雄集体，是又一个“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7连6班”。

　　为了父老乡亲的安危，他们把生的机会让给群众，把死的危险全部留给自己，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精神？

　　1939年5月12日，日伪军两路夹击，栖霞沦陷，国民党的县长早跑了。日伪一方面对其占领区加紧搜刮，一方面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地残无人道地军事“扫荡”，制造所谓的“无人区”，扫荡之残酷，行为之卑劣，实为自古所罕见。

　　栖霞西北乡的苏家店（今苏家镇）一带，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鬼子多次想征服它，吃掉它，可是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1940年，刚过完元宵节，还没出正月，栖霞城里的鬼子拼凑了二百多人，向我苏家店根据地开始了又一次打“扫荡”。

　　我军在苏家店的八路军部队，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北海警卫营。兵员二百多人，枪支陈旧简陋，弹药不足，指战员们多未经过战斗锻炼，首次上阵就要与装备精良的敌人交锋，实在毫无胜算。

　　但是，敌人扫荡，百姓就要遭殃，作为人民的子弟兵，岂能畏缩不前，坐视不战呢？

　著名的“刘老庄英雄连”，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一种作风

　　全体战士激于民族义愤，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要求誓与鬼子决一死战，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敌众我寡，要想打疼敌人，只有伏击战。2月5日（阴历一月二十七日），北海警卫营在大韩家南山设伏。但这场战斗打得并不理想，毕竟条件在那里。打到最后，鬼子咬住三连不放，为了掩护大部队，留下一班断后，缠住敌人。一班被敌人团团包围，几次也没能突出去。战士们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甩完了，就拼刺刀，最后全部牺牲在了南山上。这就是名不见经传，却可歌可泣的“大韩家南山战斗”。

　　可惜的是当地各种地方志和党史、文史资料里，都没有七烈士的英名，他们化作了两千多万革命烈士中，90%的那部分，成为了“无名英雄”集体的一员。

　　这样的战斗，也许在抗日战争中微不足道，但八路军战士浴血坚持，大韩家老乡的念念不忘，在当下却更显得宝贵！

　　无数的有名和无名的普通烈士，他们是如此默默无闻，但我们并没有任何遗忘他们的权力。

少先队员们在雨花台烈士陵园

　　小时候，我曾经多次到烈士陵园为烈士扫墓。

　　如今，我看到孩子们继续去扫墓，一代又一代……

　　我曾经愤恨“不公平”——很多人长大了，却忘记这些普通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甚至去侮辱和亵渎他们。

　　如今，我想明白了，因为历史不断发展，人的思想也是会变化的，特别是青年同志在不断成长，更自信，更富有战斗性，更有办法。

　　于是我就在想：

　　也许很早很早之前，当年年岁岁，戴着红领巾，扎着小白花，向烈士纪念碑献花的那一瞬间，那时的孩子，后来的战士，此时此刻会与先烈有瞬间的心灵碰撞，擦出火花，虽然这火花不起眼，但却弥足珍贵，就这样在孩子们的心头，又撒下了一粒革命的种子，一粒斗争的种子，等待着去发芽，去成长，成长为一棵树，一棵森林里的树。

　　有位烈士说得好：

　　“当这样国家民族空前困难，且是国家民族空前转变，将要扬弃一切坏的东西，变成一个崭新的万世幸福光明的局面的时候，在这时候，我能不尽心竭力地担负起我人民一份子的历史使命吗？我是一定要担负起来的！”

　　【注释】

　　1、国民党元老张继是“民族扫墓节”的发起人，1933年他曾对著名记者顾执中、陆诒谈过自己的想法，说：“意国的墨索利尼，既然拿着恢复古罗马光荣的口号，提起意国青年爱国的热忧，我们也可拿着我们老祖宗的光荣，来勉励我们的青年，大家起来抗敌，因此我想发起一个民族扫墓典礼，预备在春光和熙的时候，请各地民众到西北来看看我们老祖宗以前所创造的各种伟大的事业。”

　　2、本文最后一段话，说这句的这位烈士叫吕惠生，也许你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我想你听过《红旗颂》吧？《红旗颂》的作者吕其明，就是吕惠生烈士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