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美国舆论战上的四大优势之知己知彼
美国在舆论战上的四大优势，也就是中国的4大短板。怎样打破这四大优势或者怎样避免这四大优势对中国造成伤害，就成了中国应对美国舆论战不能不考虑的战略问题了。为了能更好地分析这些问题，在这里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一、孙子兵法
2016年12月，我们参加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旅游团去南极，船上有100多人，都是美国的各界精英，有商学院院长，大学教授，科学家，企业家，退休的军队人员等等，其中有两个前军人，一个是美国前空军中将，曾担任过驻华武官和北约空军司令，另一个是前海军少将，自称曾担任过太平洋战区的情报主官。这两个人比较爱聊天儿，或许是他们出于获取情报的职业习惯，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过许多。
给我们印象深刻地是两个人都指出，美国军队现在人手一本《孙子兵法》，我们问他们对孙子兵法什么观点最看重，他们都说一个“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都认为过去美国那种靠战争来推销自己的观点的做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美国有能力打败一支军队，但没有能力战胜一个国家。美国应该像孙子说的那样，做到“知己知彼”，“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我们看来，所谓的知己知彼，就是美国情报机构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既针对美国内部又针对全世界的，对个人、组织、机构和国家的信息监听能力、收集能力；还有美国情报机构强大的对公开信息和窃取信息的分析能力；当然还有作为情报机构辅助机构的各种智库的分析能力。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我们讲的美国的四大战略支柱，这就是：威慑与讹诈、遏制与围堵、封锁与制裁、颠覆与煽动。这些战略都不是直接诉诸武力蛮干，而是通过间接手段达到过去美国通过武力蛮干所达不到的目标，这就是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
军事恫吓、外交围堵、经济制裁、内部颠覆，这都是美国过去对付苏联的冷战遏制战略的老一套，美国重新捡起冷战武器，因为他们认为这套战略成功瓦解了苏联，现在用来对付中国仍然是有效的。
美苏的战略博弈，虽然美国人将其称为冷战，其实美国对苏联是冷战热战一起上：在对付苏联时使用的是冷战，但在对付所谓苏联势力范围国家的时候，大量使用了热战。其结果是热战全部失败，冷战获得胜利。这个结果使得美国在发动热战时愈为谨慎，在对付利比亚、叙利亚、朝鲜和伊朗时，能够看到这样的轨迹。
我们分析美国一些军事部门领导人的言论，从麦克纳马拉、施莱辛格、佩里、科恩，到盖茨、帕内塔、马蒂斯、米勒等等，也能看出这种战略变化的轨迹。
现任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就任后，一直强调战略威慑，先后在印太司令部司令交接仪式上和“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办的“全球新兴技术峰会”上等多种场合阐释“一体化威慑”战略概念，并强调“一体化威慑”战略是美国国防的基石。
奥斯汀认为，战略威慑仍是美国国防的基石。并表示，如今的一体化威慑与历史上的威慑截然不同，既要基于现有能力，还要打造新的能力，而且要实现网络化，要与盟国与伙伴国紧密联合，虽然其基本逻辑一样，但必须要覆盖多个领域，并通过掌握这些领域的优势来确保美国21世纪的安全。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多项条款涉及中国，其中“太平洋威慑计划”实际上是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威慑就是通过显示实力来进行恫吓和讹诈。无论是冷战时期的威慑，还是现在的所谓一体化威慑都是这一套。过去的古巴导弹危机，现在美英军舰在黑海和南海的行为都是这一套。最原始为人所知的威慑就是大猩猩捶胸顿足。关于威慑和威慑破产的故事有很多，都很有趣，这里按下不表。
当然美国军事部门的领导人也有过一些法西斯狂人，如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还有当过中情局局长、后来当了国务卿也就是外交部门领导人的蓬佩奥。但是总体上说，美国的战略正在改变中，这种改变变化非常缓慢，总的倾向是，热战作为最后手段和作为整个冷战战略的底蕴而存在并加强，但是冷战战略已经成为主导战略。这正是美国军队重视《孙子兵法》的原因，也是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大量招募在美“汉奸”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战略决策层启用余（某）春、梅健华这样的“汉奸”，大量招募会中文的人，改组中央情报局的原因。
如果说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给了我们的对手以极大启发的话，那么老祖宗的智慧可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对付我们的对手，离不开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离不开我们老一代领导人的智慧，当然我们也要学习美国、苏联和俄罗斯大国博弈的现代智慧。
二、知彼
香港暴恐期间，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了一个暴恐集团的小头目，文章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这个小头目对记者说，他所领导的这个团体有100多人，像这样的团体在香港有10多个，有3、4个境外网站在具体指挥他们，他们这些头目在香港受一些人的指挥，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带头套，用变声器说话等等。
这篇文章，还有其他一些美国记者的文章，实际上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暴恐集团线索，这些线索通过一定渠道汇总到有关部门后，对破获暴恐集团起了很大作用。
也就是说收集信息、收集情报，公开信息也是重要的渠道。中国的外情工作在历次运动中，在后来的商业大潮中破坏得非常严重，中国也没有建立起美国国家安全局那样的庞大的网络信息情报系统，中国的外情极其薄弱，这种情况也不是短时间能够改变的，这样，公开信息渠道就变得非常重要。关键是要有情报的敏感性，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情报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如果不敏感就无从发现它的价值。
但是发现情报、收集情报、获得情报还不够，还要有很好的分析能力，能够从其中发掘价值。
2016年12月我们随美国宾大校友团参加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南极旅行团，在迈阿密机场有两个与我们戴同样旅行团帽子的，正在热火朝天聊天的人招呼我们过去。我们互报了来源地和职业。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是美国军队的，军衔是三星将军，曾在驻中国大使馆任过武官，当过北约空军司令，现在已经退役。另一个只简单地告诉我，他住在华盛顿。
我立刻对他们说，你们一个是共和党，支持特朗普；一个是民主党，反对特朗普。两个人立刻脸色都变了，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军队、情报系统的人，甚至包括有色人种，绝大部分都是共和党；住在华盛顿，说明你是华盛顿的文官，而华盛顿的文官绝大部分都参加了政府雇员工会，这个工会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所以尽管我的英语不行，而且我不过是个导演，但是我了解美国的基本政治架构，所以我的猜测一定会八九不离十。
以后那个民主党不再和我们交谈，那个共和党中将在和我们交谈中说他认为我们是搞情报的，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另一个搞情报的海军少将主动找上我们，很愿意和我们聊天儿。后来分析他问我们的问题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无关紧要的，只是作为引子，例如中国士兵拿多少钱？我告诉他，我当兵时每月只有6块钱，现在当兵的拿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第二类是问对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怎么看，对未来的发展怎么看？我们认为这是在测试我们的政治态度，以便确定谈话的深度。
第三类问题就涉及到实质问题了，例如决策层内部的关系，军队改革，武器问题等等，这类谈话一不注意就可能涉及泄密问题。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注意的，因为我们确实什么都不了解。
中国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央情报局的书，我们看过的就有十几本，这些书大都提到，中央情报局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分析部门，他们汇总公开信息和秘密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其中公开信息占60%以上。当然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因为国家安全局已经无所不在了，他们通过网络窃密所得到的情报价值更高，也更广泛。但是中央情报局对国际情报的分析仍然占有重要位置。后面我们将提到美国驻外大使馆所收集到的情报，除报送美国国务院之外，都抄送中央情报局，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
中国外情工作需要大改革、大发展，否则我们就做不到知彼。而这个改革和发展需要了解美国相关部门的运作方式，可以供我们学习和参考。
情报意识问题、情报分析能力和人员素质问题，以及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问题，是诸多问题中相对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通过培训和建立机制就能逐步解决。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专门负责对外情报的，有五大职能部门，即分析部、行动部、科学与技术部、技术创新部、支持部，这五大部门的人员在各个“任务中心”的大伞下联合起来，每个部门都有一套独特的能力，这些能力结合在一起形成团队来支持其每一项重要任务。总部行政办公室进行总指挥。其中技术创新部是新成立的部门，为了加速整个中情局的技术创新而设立。从网络安全到IT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中情局所有团队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同时还保密。
中情局的行动部负责收集人力来源（人力情报简称“HUMINT”）获得的情报。必要时，在特殊情况下，他们会按照总统的指示采取秘密行动。大多数行动部人员需要隐藏身份，即“卧底”，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间谍、特务，招募后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与学习，合格后才正式入岗。人员主要分为六大专业方面：收集管理干员、行动干员、准军事干员、特殊技能干员、人员协调干员和目标干员。
收集管理干员负责收集外国情报，并管理与美国“情报社区”的情报分享和与行动部的沟通；行动干员暗中发现、评估、发展、招募并操纵，拥有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人重要外国情报的非美国公民；准军事干员指挥和管理秘密行动项目并收集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重要的外国情报；特殊技能干员利用专业军事领域、媒体和通信、危机管理或技术开发方面的技术技能，开展和支持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人员协调干员协调整合中央情报局总部、行动部前线办公室、任务管理和行动案例管理等相关部门和人员，以推动秘密行动的执行；目标干员搜寻拥有所需信息的人员、关系和机构，以寻找机会摧毁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行动部主管外派的特务间谍，大约有六七千人，在全世界各个热点地区都有专门的行动站，看过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电影的人都记得，这些行动站的人都有高超的手段进行窃密、暗杀、编造谎言、制造社会混乱，在驻在地区发展当地有价值人员成为间谍，甚至打入所在国家的上层。
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门有庞大的支持力量，这就是美国盟友的情报部门，美国和全世界的私人武装组织和私人侦探组织，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门对这些组织进行训练，提供武器和一部分经费，在需要时雇佣这些组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例如对伊朗指挥官的刺杀，香港暴恐事件，海地总统被暗杀，雇佣军潜入委内瑞拉等等都与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门有关联。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部门提供及时、准确和客观的情报分析。分析员就关键的外交问题向总统及其高级顾问等美国官员提供信息。在分析部工作的官员是优秀的解谜者，他们获取信息（通常是缺失的部分）并研究它。然后，他们提交书面报告，并向决策者介绍情况，以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分析员分几大类岗位：
分析方法学专员，包括统计方法、经济计量学、数学分析等评估方法、地理空间分析模型，行动方案研究等；目标分析员工作任务是使用独特的数据库、专有的工具和网络分析等技术识别并分析对美国的威胁，并发现摧毁这些威胁的机会；经济分析员分析评估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外国经济、贸易、金融利益；军事分析员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军队领导提供外国军事情报分析和定期简报，包括外国军事结构、能力、理念和战术。
分析部门有非常强大和专业的能力，他们不但受过专门语别的训练，而且多数人都以各种身份在分析对象国常住和生活过，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受过专门的分析训练，这些分析训练在逻辑方面比当律师还要严格，分析训练的国别文化历史、社会风俗、政治架构、政治内幕等等，也都非常专业。
中情局的分析部门也有非常强大的支持，这就是美国的大学和美国的研究机构，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员不像中国的所谓专家用一厢情愿代替研究，张口闭口都是希望美国怎样怎样，而是进行深入的预测研究和对策研究，这些研究都非常专业实用。
中情局的专业性，其情报收集的广泛性和分析能力的精准性可以在其每年更新的可以公开的资料《世界事实书》（World Factbook）中一窥究竟，这是中情局在其官网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和报告，为266个国家、地区和实体提供了关于其历史、人民、政府、经济、能源、地理、环境、通信、交通、军事、恐怖主义和跨国问题的基本情报。每年更新，免费下载。
2021年7月28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一项法案，将建立一个由联邦政府资助的针对中国的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OTAC）。它将以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局（FBIS）为基础，该服务在冷战期间提供苏联集团和其他外国政府媒体的翻译和分析。
一名国会助理表示，OTAC将“系统地将中国官方的讲话、文件、报告、战略、新闻文章、评论、期刊文章、采购合同翻译成英文，并在网上免费发布。”提供“对中国官方的关键分析和注释，以帮助非专家理解党的口号、短语等，以及基于信息来源和人物的实质意义”。
提案人之一，民主党众议员卡斯特罗说，美国要想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有效地竞争和合作”，就需要更好地了解它们。“如果不了解外国是如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交流的，就不可能对外国有细致入微的了解。”
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局（FBIS）成立于1941年，截止到2004年，一直由中央情报局“科学与技术部”运营管理。2004后，FBIS宣布将成为新成立的开放源代码中心，负责收集和分析免费提供的情报。1996年，FBIS通过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美国数据局”的国家技术信息服务（NTIS）维护的世界新闻连接数据库（World News Connection database）上网。截至2014年，开源中心停止向NTIS发送这些翻译文件。因此，世界新闻连接数据库不再可用。
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局冷战时期对获取公开信息情报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这一举措旨在重振美国冷战时期的“旧军火库”，是美国企图以冷战方式对待中国的又一信号，是加强公开信息情报收集的重要举措。
中情局的情报获取和情报分析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中情局的一个传统就是以专业性自傲。2021年7月22日，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关于病毒溯源问题：“今天诚实的回答是，我们无法提供一个明确的结论，即这是源于实验室事故，还是源于受感染动物向人类的自然传播。”
在特朗普时期，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队的负责人就多次否认了特朗普关于病毒来源的栽赃，因为其实他们知道问题的答案，知道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闹下去，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现在拜登政府强制中央情报局要拿出一个对中国不利的答案，并派了他的亲信伯恩斯去接管中情局，这对中情局的专业传统是一个考验。
按照中情局的传统，它不会给出一个明确答案。中情局在历史上曾多次违反白宫意愿，做出符合自己专业传统的结论。如果中情局迫于政治压力违反它一向自豪的专业传统，那就表明中美关系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中国将面临美国疯狗一样的撕咬，中国如果不能在秘密战和舆论战上做好充分准备，中国将会被咬出更多的伤口。
伯恩斯在接受采访中，特别强调要用冷战策略对付中国，并且提到情报人员的专业性是与中国竞争的主要舞台。他说：
“我们确实需要加强我们的专业知识，不仅是在讲普通话方面，而且在能够帮助解决技术问题的人方面——这也是我们与中国竞争的主要舞台，并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竞争。因此，我们在非洲与中国竞争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外交官合作的官员，他们能够驾驭这些社会，并比中国人更好地发展和发挥影响力。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关注的。”
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都把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关注重点放在新冷战上，而情报博弈将是这一博弈的主战场，这场情报博弈将是一个专业性的博弈，可惜在这方面我们与美国还差得很远。
三、知己
伯恩斯在采访中指出：
“我不想重新发明轮子：因为中国挑战贯穿我们在中央情报局所做的一切，因为这是一场全球竞争，我们如何针对中国，在我们的总部组织好整个机构，来确保我们在非洲工作的官员所做的工作与我们如何有效地与中国竞争有很大关系？那么我们在这里如何组织自己呢？我们在海外如何组织自己？”
“我们将做出一些改变，以反映优先事项的重要性。我们在海外如何组织自己？冷战期间，无论是在国务院还是中央情报局，我们都正确地前置部署了苏联方面专家，以帮助确保我们能够有效地竞争。我认为（现在）也是如此，这是我现在正在探索的事情之一，前置部署中国方面专家——无论是行动人员、分析师还是技术专家——使我们在竞争和对抗中更有效。”
“当中国方面拥有智慧城市和非常先进的能力时所要做的事情，这使得在海外进行间谍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谍报技术，不仅是在中央情报局，而且在整个情报界也是如此。”
在这个讲话中，伯恩斯指出与中国的竞争将是全球化的，美国将更多地前置部署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在中国的间谍活动，由于中国的天网系统而变得比较困难，美国需要改变谍报技术。
美国对中国的情报活动和间谍活动面临一个困难，就是会中文的情报人员不够多，这一点记者也提出来了，伯恩斯承认了这一点，他用专业性和提高素质来转移了这个话题。
解决这个困难的一个方法是在美国国内大量招募会中文的人员进行情报培训，拜登总统已指示中央情报局这样做。最近几年，大量华人被提拔到关键岗位，美国18个情报部门、美国的研究部门和智库都在大量招募华人。例如美国国务院的情报机构是其“情报与研究局”。该局的主任是Kin W. Moy, 梅健华，1966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台山，2021年6月15日被任命为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高级官员。他从事外交事务29年，曾2015年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以余（某）春为代表的反华华人确实给美国出了不少恶毒的主意，中美博弈的六大焦点问题，病毒溯源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网络攻击问题，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针对中国国内成堆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挑拨也是他们熟悉的。针对共产党和领导人的攻击，也是他们熟悉的。过去在美国找不到出路甚至活下去都成问题，整天靠造谣过日子的所谓民主派、轮子派，现在突然成了香饽饽，他们吹牛造谣的本事终于派上用场了。
原北大副教授下某，跑到美国后跟诈骗商人锅某要钱，说只要给他1,200万美元，他就可以组织起一支军队推翻政权。锅某就是干诈骗出身的，他当然知道这位北大副教授其实就是个诈骗犯，不可能相信他。现在下某被中情局盯上了。在美国有相当一批这样的吹牛、造谣、诈骗惯犯，现在纷纷接受情报部门的审核，跃跃欲试。
蓬佩奥曾经说过我们的华人比他们的华人高明。蓬佩奥的华人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的吹牛、造谣、诈骗本事确实比我们高明。美国要不是走投无路，是不会走上这条毫无道德底线之路的。
另一方面，所谓中情局情报专家前置部署，就是要派大量的华人到中国和其他与中国进行竞争的国家，通过他们在中国的关系，获取情报，策反人员，寻找那些能够影响中国政策的与他们意识形态一致者、他们的支持者和代路党。实际上中央情报局和美国驻华大使馆早就开始这样做了。
2011年9月“电报门（Cablegate）” 事件透露了251287份美国国务院电文，电文时间跨越2003年到2010年。这25万份文件是美国国务院遍布世界的274个使领馆等机构的电文，其中大约13万份是非涉密文件，10万份是“保密”级别（confidential），15000份是“机密”级别（secret），没有“顶级机密”级别（top secret）。在涉及中国大陆的近4800份涉密文件中，美国使领馆的官员汇报他们收集的情报和工作项目的进展，提到了几百名联系人，按照等级分别标注为“保护”（protect）、“严格保护”（strictly protect）、“非常严格保护”（very strictly protect）。这些人员主要分布几大类：大学教授和智库学者、政府官员、宗教人士、非政府组织、美国公司和机构驻华代表、其他国家驻华使领馆人员、新闻媒体记者、某些科技公司的技术人员以及互联网自媒体人员。
我们应该看到，由于长期西方优越论的教育，由于经济地位特别适合弱肉强食的意识形态，由于中国现在还存在着大量的腐败和官僚主义，西方的同路者和中国的不满者在精英阶层大量存在。
如何对待这些人是中国反颠覆、反谍报、反混乱、反舆论战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犯过去反右和文革的错误，用运动式和扩大化来对待这些问题。特别不能把思想问题政治化和刑事化。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方法，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了解他们，获得有用信息，将问题消灭在发生之前。这就是知己。
在我们看来，美国情报机构被迫在美国、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大量使用华人，有对我们不利的一面，也有对我们有利的一面，因为我们更容易了解这些人的来龙去脉，了解这些人的社会关系，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策略，从而逐步建立起我们知己知彼的网络。
四、机构调整迫在眉睫
知己知彼是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么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就是瞎猫碰死耗子，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机构与结构是应对与美国战略博弈的另一个基础，组织得不好就会打乱仗。美国曾经在这方面吃过大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情报总监及其办公室，就是美国在出现重大失误后设立的统一指挥和协调机制。
美国的对外宣传主要有两个机构负责，一个是美国国际媒体署，一个就是中央情报局，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总体上说中央情报局是“喂料”者，美国国际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USAGM”)负责组织对外宣传。
美国国际媒体署的前身是美国新闻总署，我曾经和新闻总署打过多次交道，我拍摄的美国企业管理和美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两部系列专题片，都是在美国新闻总署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美国新闻总署原来是联邦的独立机构，后来归属了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实际上就是美国外交部。
后来新闻总署所辖的新闻广播系统独立出来，成为联邦独立机构,即USAGM。其授权来自多项立法，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六个两党委员会负责，这些委员会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众议院国内、国外运营分委员会。作为一个联邦机构，USAGM的预算申请是总统向国会提交的预算申请的一部分。USAGM下属机构有许多国人耳熟能详的电台以及开放技术基金等。
美国国际媒体署目前的代署长是Kelu Chao（赵克露），2021年1月21日被拜登任命。赵克露出生于中国台湾，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任命一位华人担任美国国际媒体署代署长，再次说明了拜登政府的矛头所向。
我们认为中国的外宣应该由外交、外情和军事部门共同管理，并且以外交部门为主。这是因为外宣需要一套外国人能够懂得的语言、逻辑和方式。中国的外宣应该与外情、外交和军事外交形成合力，统一协调在中国国家安委会之下。
中国应对美国的舆论战、情报战、颠覆战，首先要解决知己知彼的问题，解决机构结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战略和策略，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