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镜头见证焦裕禄兰考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焦裕禄精神都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都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焦裕禄精神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跨世纪接续奋斗的伟大精神创造，是党的宗旨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机融合的恢宏壮举。在铸造焦裕禄精神的历史方阵中，兰考县年逾八旬的共产党员刘俊生，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所作的贡献，颇为人们所称道。
保留焦裕禄坐过的藤椅
1964年6月，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因肝癌逝世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河南日报》一位兰考籍编辑，向时任兰考县委新闻干事的刘俊生约稿，要他围绕纪念“七一”党的生日，写一个好党员、好干部的典型人物。刘俊生向县委领导汇报后，确定写焦裕禄，因为这正是他想写的人。在谋篇布局和写作过程中，刘俊生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把焦裕禄坐过的带窟窿的那把藤椅，搬到了自己的住室。
刘俊生太熟悉这把藤椅了，在他眼中，藤椅简直就是鞠躬尽瘁为人民的焦裕禄的化身。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任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积劳成疾罹患肝炎。1962年6月，焦裕禄到尉氏任县委书记处书记时，肝炎加重一度腹水，后经中医治疗有所好转。当年12月6日，焦裕禄受命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后，面对异常困难的局面和艰巨繁重的任务，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肝病日益加重。为了遏制肝区疼痛，焦裕禄办公时，经常把刷子、钢笔、茶杯等硬物顶在藤椅右侧的椅靠上，然后再抵住自己肝部以减轻疼痛。久而久之，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焦裕禄便动手把藤椅上的窟窿用藤条补好。但不久，藤椅又被顶破。有时工作太忙了，焦裕禄就让大女儿焦守凤和大儿子焦国庆帮着补藤椅。
刘俊生终生难以忘怀的是，1964年春节过后，经省委同意，《河南日报》约兰考县组织一个反映治理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成果的专版，其中有焦裕禄写的一篇文章。其他稿件收齐时，刘俊生到焦裕禄办公室，想看看他的稿子写得怎样了。一进门，刘俊生看到焦裕禄正伏在办公桌上，左手拿茶杯顶着右侧椅靠和疼痛的肝部，右手执笔在写文章。看见刘俊生进来，焦裕禄放下笔，神情痛苦地说：“俊生呀!看样子，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我的病越来越重，肝部这一块硬得很，疼得支持不住。”
刘俊生看着焦裕禄清瘦的脸颊，发现他的身体因剧烈的疼痛在颤抖，心里很难过，口中嗫嚅着：“焦书记，那怎么办?”焦裕禄说：“你先把大家写好的稿子送给报社，这篇文章，让张钦礼书记写吧!”
刘俊生望着桌上的稿纸，上面写着文章的题目：《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下面列了四个小标题：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出来，先进的事物看不见。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刘俊生眼前不由一亮：这气吞山河又激情澎湃的文章标题，已经勾勒出一年多来兰考这场伟大斗争实践的筋骨脉络，字里行间凝结着一个党的好干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担当。显然，这是书写兰考最新最美画卷的大文章!刘俊生多么希望焦裕禄能够写完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可看看他晦暗无光的脸膛，还有因痛楚而明显佝偻的身躯，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刘俊生没有想到，这是焦裕禄有生之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准确地说是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虽然，焦裕禄的文章才刚开了个头，但刘俊生坚信，这篇没有写完的文章描绘的宏伟蓝图，已经清晰地镌刻在兰考大地上，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意志。兰考人民是会按照他遵循科学规律、集中群众智慧提出的设想，在兰考大地上续写好这篇文章的。
这是刘俊生最后一次看到焦裕禄用藤椅顶托肝部坚持工作的情景。
那个燠热的夏日，刘俊生望着焦裕禄坐过的藤椅，一气呵成写出《党的好干部——记焦裕禄二三事》。报社编辑阅稿后感到，用一两千字反映焦裕禄未免简单，可补充材料推到一版去。刘俊生另起炉灶，写了一篇3000字的稿子送到报社。后来得到的消息是，宣传县委书记的稿件需经省委审阅批准。但“七一”前后稿子未能发出。
刘俊生是为鞭策自己写好报社约稿，收藏了焦裕禄坐过的藤椅。情之所至，他又向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打听：“焦书记穿过的破旧鞋袜在哪儿?”徐俊雅说：“你问那干啥?我看见那些东西心里就难受，早扔掉啦!”刘俊生忙问：“扔哪儿啦?”徐俊雅用手指指屋后说：“扔到屋后草窠子里啦!”刘俊生接着跑到焦裕禄家屋后草窠子里，捡回一双焦裕禄穿过的破旧不堪的鞋袜，用报纸包起来，放到纸箱里收好。
刘俊生保存焦裕禄坐过的藤椅和穿过的鞋袜，激励他写了不少反映焦裕禄光辉事迹的稿子。每当刘俊生思想苦闷和情绪波动时，焦裕禄坐过的藤椅和穿过的鞋袜，都是他进行自我教育和救赎的灵丹妙药。如今，焦裕禄的三件遗物，已成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是最能从本质上体现焦裕禄精神和最具震撼力的珍贵文物。
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穆青等人撰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习近平是初一的学生，思政课老师就在班上读这篇通讯，读时几度哽咽，泣不成声，班上的同学也都流下了眼泪。当老师念到焦裕禄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疼痛难忍时用棍子顶着肝部，以致办公室藤椅右侧被顶出一个大窟窿时，习近平受到极大震撼。焦裕禄坐过的带窟窿的藤椅，成为焦裕禄光辉形象在习近平心中扎根的重要媒介，藤椅所体现的焦裕禄鞠躬尽瘁、勤政为民的感人精神，始终是激励习近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力量。
成为新华社记者“发现”焦裕禄的向导
焦裕禄被“发现”，不是径情直遂和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1964年5月16日，焦裕禄在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两天后，河南省委省人委在商丘地区民权县召开沙区林业工作会议，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在参加焦裕禄追悼会筹备工作后，到会介绍兰考沙区造林经验。张钦礼登台发言一开头，就通报了焦裕禄两天前病逝的消息，接着在“跑题”的发言中，生动翔实地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了与会代表的心。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高度评价焦裕禄，要求与会代表下午认真讨论焦裕禄事迹，随后要求与会的新华社河南分社鲁保国等记者，找张钦礼深入采访焦裕禄事迹。
1964年8月7日，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文敏生，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热情赞扬焦裕禄，充分肯定了通过治理“三害”改变灾区面貌的“兰考新道路”。
1964年10月，新华社河南分社遂成立由张应先、鲁保国、禄祖毅组成的焦裕禄事迹报道小组，前往兰考深入采访。
1964年11月19日，新华社播发张应先等人写的反映焦裕禄先进事迹的人物消息，同时播发一篇供地方报纸刊用的3000多字的稿件。11月20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左下角，以《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为题，用1700多字的篇幅，报道了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新华社报道焦裕禄的通稿。11月22日，《河南日报》一版头题刊发新华社播发的焦裕禄事迹“地方稿”，并配发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焦裕禄精神开始走出兰考，在河南乃至更大范围得到传播。
然而，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矗立在全国人民心中，还是在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1965年底豫东之行以后。
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和国内部工业组组长冯健，到西安筹备国内记者会议，路过郑州时，在河南分社记者会上听周原讲了几个月灾区采访的见闻，很受触动。穆青确定，周原到豫东灾区采访干部群众抗灾情况，他和冯健从西安回来后听线索汇报。
周原第一站先到杞县，不料县里正开三干会，县委书记白天开会，晚上又去看戏，派了个不怎么掌握情况的林业局局长来见周原，这使他大失所望。第二天一早，周原跑到杞县汽车站，在小摊上吃完元宵，扭头看见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开出，抓起提包一个箭步蹿上了车。汽车出站上了路，周原才想起来问：“同志，这车是去哪儿?”售票员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周原，没好气地说：“兰考。”兰考就兰考，反正是豫东的地儿!
车到兰考站，周原发现，县委大院就在汽车站旁边。说来也巧，周原走进县委大院，迎面碰上刘俊生。一问，他正是自己要找的县委新闻干事。刘俊生看了周原的记者证，把他领进办公室，沏上了一杯热茶。
周原呷口茶水，对刘俊生说：“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想写一篇豫东、鲁西南、皖西北改变灾区面貌的报道，让我先探探路，打个前站，摸摸线索……”
刘俊生脸上掠过一丝惊喜，脱口打断周原的话：“你们快来吧!俺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了!”
县一级年轻新闻干事，虽说从事新闻工作，一般来说尚属业余水平，但数年农村新闻报道的摸爬滚打，已使刘俊生形成了“倒金字塔”式思维和表达方式，讲问题谈情况，先拣重要的事说，一下子把人抓住。刘俊生开口就甩出兰考除“三害”累死县委书记这一颇能抓人的猛料，的确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周原“咕咚”一声咽下口中的茶水，瞪大眼睛问：“谁为除‘三害’累死啦?”
“俺们县委书记——焦裕禄!”刘俊生声音有些异样。
周原站起来追问：“焦裕禄是怎么累死的?”
刘俊生把周原引进自己住室，取出焦裕禄的旧棉鞋和破袜子对周原说，这是焦裕禄穿了好几冬、补了又补的旧鞋袜。接着又拿过一把破藤椅，对周原讲起焦裕禄肝病严重时，就用硬物顶在椅靠上抵住肝区止疼，时间长了，藤椅被顶了个大窟窿。
周原凝视藤椅上的破洞，仿佛瞬间被击穿。虽然他尚未意识到，这把椅子将开启中国新闻史上一次重大寻访和发现，但18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告诉他，焦裕禄正是自己要寻找的人物!头一天的采访使周原收获颇丰。职业敏感告诉他，一个一碰就响的大典型，正在显露出来。周原又在机关和社队深入采访，基本掌握了焦裕禄的情况。
周原急匆匆赶到郑州，恰好穆青、冯健从西安回来。周原随口抛出几个沉甸甸的例子，焦裕禄有棱有角的形象，便赫然矗立眼前。此行中原，穆青曾打算去豫北林县，采访林县人民在太行山腰开凿红旗渠的伟大壮举。周原在兰考的发现，使他看到了那个苦寻无着的瑰宝，正抖落尘埃崭露头角，静静地在大河最后一道弯熠熠闪光。在新中国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尚未恢复，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还面临严重困难之际，多么需要报道这样不屈不挠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带领群众恢复和振兴农村经济的典型啊!
穆青像一个运筹帷幄的战役指挥员，下决心调整部署挥师豫东，把兰考作为发起新的战役的突破口。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冯健、周原走进兰考县委大院。
后来，人们忆起发现焦裕禄这一伟大精神铸造关键一役揭幕的情景时，颇有感触：如果说，周原打开了发现焦裕禄的门闩，那么，刘俊生就是发现焦裕禄的向导。
为焦裕禄拍下四张照片
那年月，照相机很少，胶卷也金贵。焦裕禄平时参加会议和到基层社队，都不让人给他照相，但下乡时却时常喊着刘俊生，并且嘱他带上照相机。1963年9月初的一天深夜，刘俊生又接到通知，让他第二天上午带上照相机，到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找焦裕禄。第二天，刘俊生在老韩陵村北的红薯地里，找到了正在劳动的焦裕禄。
那天上午，焦裕禄披着中山装上衣，露着白色秋衣和土黄色鸡心领毛背心，像个娴熟的庄稼把式在锄地。刘俊生欲罢不能，转身悄悄把镜头对准焦裕禄按下快门，从侧面拍下了焦裕禄锄地的照片。焦裕禄锄完红薯地，又走到一块花生地里拔起草来。
刘俊生透过地头上人的空隙，见焦裕禄抚弄着油绿茁壮的花生茎喜上眉梢，不禁为焦裕禄的生动神情所吸引，迅速调整焦距，拍下了焦裕禄在地里拔草的照片。为了不使快门的“咔嚓声”惊动焦裕禄，按快门时，他故意轻轻咳了一声加以掩饰。
中午，焦裕禄和刘俊生在老韩陵大队吃过派饭，骑自行车由北向南驶去。行至朱庄村南春天栽的50亩泡桐林东侧，只见波荡起伏的沙丘上，新栽的泡桐树已是一爿绿荫。焦裕禄满脸惊喜，支好自行车，兴奋地向泡桐林走去，边走边对刘俊生说：“咱们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成活了，长得多旺盛啊，十年后，这里就是一片林海!”
刘俊生被焦裕禄发自内心的喜悦所感染，掏出照相机，趁他不注意，迅速拍了一张焦裕禄站在焦桐树旁，叉腰侧首笑望郁郁葱葱泡桐林的照片。这时，跟在身旁的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孟庆凯提出：“焦书记，我想和你合个影，留个纪念。”
焦裕禄刚到兰考时，孟庆凯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面对严重灾情为难发愁。焦裕禄提出，让他到抗灾斗争第一线任职，看看贫下中农是怎样跟严重灾害做斗争的。经过加钢淬火，孟庆凯成为一名优秀领导干部，城关镇涌现出许多抗灾硬骨头队。
焦裕禄满意地看着孟庆凯，笑着问道：“咱们照相有啥用啊?”
这时，刘俊生一直憋在心里的话涌到嘴边，忍不住插话：“焦书记，每次跟你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可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
焦裕禄说：“让你下乡带照相机，是让你多给群众拍照。广大群众为改变兰考面貌忘我劳动的精神，是很感人的。给群众照相，既对他们是个鼓舞，又很有意义。”
刘俊生讲出一番理由：“要是把你和群众劳动的镜头拍下来，群众看见照片一定会说，我和县委书记照相了!这个是我，那个是他，这对他们不是更大的鼓舞吗?”
焦裕禄被刘俊生变着法儿讲的一番理由逗笑了，挥了一下手臂对刘俊生说：“你讲得有道理，有道理。好吧，你找理由给我照相，那今天就照一张吧!”
“怎么照法?”乐不可支的刘俊生憨直地问。
“我爱泡桐，就在泡桐树旁，给我和老孟一起照个相吧!”
根据刘俊生的建议，焦裕禄穿好上衣，依旧敞怀露着土黄色的鸡心领毛背心，走到几棵泡桐树前，对刘俊生说：“就这样照吧!”说着，右手倒背，左手自然扶住一棵锨柄粗的泡桐树。站在焦裕禄左侧的孟庆凯，举起右手扶住同一棵树的上端。
刘俊生不失时机地按动快门，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焦裕禄与孟庆凯合影时，两人手扶的这棵泡桐树，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兰考景观——“焦桐”。后来，宣传焦裕禄时，报刊书籍使用这张照片，都把立于泡桐树另一侧的孟庆凯隐去了。
焦裕禄在兰考留下的四张照片都摄于这一天。其中，侧身锄地和蹲在地里拔草的两张，系上午摄于老韩陵村的农田;在泡桐树前和手扶泡桐的两张，则是下午摄于胡集大队朱庄村南林地。照片洗好后，刘俊生把四张照片各送给焦裕禄一张。焦裕禄拿着叉腰站在泡桐树旁的那张照片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刘俊生把焦裕禄的四张照片贴在日记本首页，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每当工作疲倦，或思想遇到挫折陷于苦闷时，他总要习惯地看看照片，从中寻找慰藉和力量。
1966年春，焦裕禄事迹在全国宣传后，穆青向刘俊生要焦裕禄的照片。刘俊生感到很惭愧：焦裕禄在领导兰考人民除“三害”中，曾有过多少激动人心的瞬间，自己作为新闻干事却没抓拍下来，这是多大的失职呀!无奈，他只好还给穆青提供那四张照片。此后，各地来兰考采访和参观者，不少人也向刘俊生要过焦裕禄的照片。有的得知焦裕禄在兰考仅留下四张照片，失望之余不免啧有烦言。刘俊生也有苦衷。1966年3月3日，他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在泡桐树下拍的一张照片》，其中写道：
在这里，我要向来兰考参观访问的同志们表示歉意，请你们不要再质问我，为啥给焦裕禄同志拍的照片这么少;也不要再向我要焦裕禄同志的照片底版了!老实告诉您：我拍下他的照片，的确就这么三四张。您非要焦裕禄同志英雄形象的照片底版不可，那么，就请你们到兰考三十六万人民那里去要吧!到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那里去要吧!他们的心里都存放着焦裕禄同志英雄形象的照片底版!
最初的“焦桐”守护人
1965年12月，穆青、冯健、周原到兰考采访焦裕禄事迹时，穆青手捧刘俊生为焦裕禄拍摄的四张照片，仔细端详，反复揣摩，受到很大感染，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焦裕禄内心世界的窗口。透过照片辐射出来的丰富信息，焦裕禄的音容笑貌宛如在记者眼前活现起来。穆青看到焦裕禄这个民族脊梁式的典型的时代意义后，感到焦裕禄手扶泡桐树这张照片很有意义，便问刘俊生：“这棵泡桐树还有没有?”
“有啊!”刘俊生说着，马上领悟了穆青提示的含义。中国顶级记者的询问，像一束洞幽烛微的光，照亮了焦裕禄手扶泡桐树蕴含的意义。刘俊生赶紧找到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安民，建议队里采取得力措施，切实保护好这棵泡桐树。
1968年秋，胡集大队干部群众自发拿鸡蛋粮食兑砖头和石灰，在这棵泡桐树旁建起一座纪念碑，刘俊生应邀为焦裕禄照过相的泡桐树撰写了碑文。
几度春风秋雨，亲炙焦裕禄关爱的泡桐树，枝繁叶茂，拔地参天，成为兰考人气甚旺的一处景观。人们看见泡桐树，想起焦裕禄，遂称此树为“焦桐”。1980年，兰考县人民政府把“焦桐”定为县级文物，并正式在树旁立起“焦桐”的牌子。
1986年春，穆青、冯健、周原重返兰考，专程来瞻仰“焦桐”。穆青在枝叶葳蕤的树下流连，举目仰望，凝神结思，动情时双臂合抱“焦桐”，围住了树干的三分之二。
1990年6月，穆青、冯健、周原再次来到“焦桐”树下。穆青掏出卷尺，贴着树干量树围，不由满脸惊喜：树围已达5米!三位焦裕禄的心灵至交欣喜地获悉，每年，全国各地前来瞻仰“焦桐”的干部群众，不下数十万。令人景仰的“焦桐”，成为赴兰考朝圣追思的必看景物。“焦桐”树下流连，穆青三人益发感到，当年在兰考的跋涉和笔耕，其价值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倾力打造的焦裕禄精神，历经世纪风雨，正如“焦桐”一样蓬勃旺盛，生机盎然。
2009年4月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河南调研期间，首次来到几十年心向往之的兰考考察。一踏上这片深刻影响自己人生走向的土地，习近平不顾旅途劳顿，接踵拜谒焦裕禄纪念园，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去焦家小院看望焦裕禄子女亲属，同他们亲切交谈。随后，习近平来到“焦桐”树下。习近平认真地看着那张焦裕禄站在焦桐旁的照片，在场的刘俊生介绍说，这张照片是我当年偷偷给焦书记拍下来的，因为每次下乡，当我把镜头对准他时，他总是摇摇头、摆摆手，不让照。焦书记说，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劲头这么大，多给他们拍些照片，多有意义，拍我有啥用!习近平听了之后感叹说，“焦裕禄同志的确心里只装着群众，只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啊!”
随后，习近平还在附近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中，亲自植苗、培土、浇水，栽下一棵焦桐，留下一腔思念，希望生生不息的焦裕禄精神在神州大地永远传承、永放光芒。
那是刘俊生最感荣耀的时刻。从在“焦桐”旁给焦裕禄照相到保护“焦桐”，再到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述“焦桐”，刘俊生的人生因与“焦桐”结缘而闪发光彩。
到2018年，“焦桐”已挺立兰考大地55个春秋，寿命之长，是泡桐家族绝无仅有的奇迹。河南省林业专家认定，兰考“焦桐”，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泡桐王”。
如今，象征焦裕禄精神的“焦桐”，已成为兰考的重要政治地标。人们在“焦桐”树下感受焦裕禄精神，也油然对穆青的敏感和刘俊生的执着报以敬意。
刘俊生晚年寓居“焦桐”北侧的胡集村，这里是他最充实和最具成就感的心灵栖息地。发现焦裕禄，是历史的机缘和偶然。作为在历史偶然变必然中的摆渡人，要言不烦地向记者汇报焦裕禄典型线索，为焦裕禄定格弥足珍贵的兰考影像，珍藏焦裕禄坐过的藤椅，看护和开发“焦桐”，这些非同寻常的闪光点，照亮了刘俊生的人生。
(作者：高建国，系作家，所著《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获徐迟报告文学奖。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大河初心》阶段性成果。本版四张焦裕禄照片均系刘俊生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