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思考——学习《共产党宣言》心得

　　2月22日深夜读《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描述让我产生这样的想法：

一

　　奴隶社会（将奴隶用于大量、广泛生产劳动而不仅仅是家务劳动）、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两个“例外”或者说“变态”状态。这两种社会形态又与正常发展的原始共产主义末期即其向阶级社会过度的历史阶段 “三皇五帝”时期和封建社会（中国的，而不是欧洲的）形成了对立统一，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诚然，一个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其内部的矛盾运动，但是人类社会本身也是一个整体，不同地区、文化载体（部族、民族等）之间的矛盾运动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

　　可以这样理解我上述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观点：本文的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中国不仅是人类的发源地，而且是人类文化（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的根本和源泉。从中国这个人类文化（文明）的根源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人群，他们带着当时的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及思想意识，并与此前走出去的人群在不同地区相遇并交流（斗争——例如争夺资源，当然也有融合）。这是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的基本观点。对此，我是高度认同的。本文不少地方借鉴了流波等同志的观点，在以后的行文中就不一一指出了。

　　由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两大部分——作为根源的一脉相承的“中国”（“小九州”）——神州；以及从这根源上分出去的枝叶和支流。因为这些“枝叶”和“支流”是从根源一波又一波走出去的，所以不同于根源地区（“小九州”、神州——即中国）具有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的特点而具有重复出现、和“断层”的特点。——这是根源地区和其他地区区别的要害所在！

　　而这些枝叶、支流因为波次不同，与根源地区（神州）既有横向空间上的远近之分，又有纵向时间上的不同波次之间的冲突、交流、融合，还有枝叶、支流对根源的“反馈”（交流、斗争、融合），从而形成了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总脉络。

　　作为根源的神州因为原始共产主义遗留强烈且文化传承从未中断（我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战略问题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中提到过。2005年12月6日我提过“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假说”。其实当时我想说的是“东西方非对称均衡发展假说”——东西方好比不对称的树叶一样，在人类发展中依次起到引领作用。），所以虽然文化（包括生产等）进步最快，但阶级分化却极缓慢。实际上，正如《源》这本书说的一样，中国父系氏族社会（进入私有社会、阶级社会的前阶）是在与保留原始共产主义传统的母系氏族社会经过长期反复、残酷、斗争并彼此妥协才完成对社会的“整合”的。这使得中国在阶级国家（夏王朝）正式形成之前，有一个既不同于原始社会又不同于完全阶级社会的漫长历史过程（实际上，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才最后完成——以极其清晰、没有任何掩饰的面貌出现。正如恩格斯所说：阶级社会的每一个“进步”同时是更大的退步。——这是我们考察阶级社会历史必须牢记的一点），也就是“三皇五帝”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分工已经相当发达，甚至有了少部分脱离生产的专职管理人员。但是，阶级分化又没有完成。阶级分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所谓黄帝“垂衣裳而治”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斗争是激烈、残酷并充满反复的，但主要表现为主张私有和特权的部落（及其联盟）与守旧的、坚持原始共产主义传统的部落（及其联盟）之间的血族斗争。当然，这种斗争也必然会反映在部落内部。在斗争中失败的守旧部落必然要接受“改造”。斗争是如此剧烈，为了避免同归于尽，只好不断妥协。这就使得阶级分化的历史特别漫长，原始共产主义的遗留（如大一统思想深入中国人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等等）特别强烈（直到现在仍如此）——在学习《船山全书》时，我这种感受特别强烈。后来发现，阅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都有这种感受。

　　这种内生、自发的文明进程使得中国出现了许多学者说的“一步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迈入了温情脉脉的封建社会”而没有经历西方（决不仅仅是欧洲，而是包括印度、埃及、巴比伦——现在的中东等在内的广义上的西方，这里主要指作为典型奴隶社会代表的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那种典型的奴隶社会。与此同时，重人情，而非像欧洲那样“重法治”同样可以从这种历史发展中找到原因。（读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再与中国历史对比，就可以对此有明确的认识。）

　　另一方面，作为枝叶、支流的其他地区，虽然情况非常复杂，但总的来讲，因为缺乏这种文化（文明）的连续性和传承性。尤其是因为不同波次、不同地区之间的部落在交流、斗争（主要是争夺生存资源）中，带有阶级分化时期成果的波次在扩张中必然会出现征服、奴役的现象——奴隶制的基础。（希腊、罗马以及众多的游牧部落都是以不断地对外扩张——掠夺人口作为其奴隶社会存在的基础的。）

　　神州地区之所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上文所说的强烈的原始共产主义传统（遗留），尤其是仍保留母系氏族社会结构和传统的部落（及其联盟）的殊死抵抗。二是血缘纽带的维系。原始人其实对于自己的血缘、出身是很清楚的——作为母系氏族产物的“姓”是“万世不易”的。把“姓氏”混淆起来，以“氏”代“姓”从历史上来看是很晚近的事情。三，更为重要的是，农耕的生产方式和由此带来一直领先的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这些都难以和奴隶制“兼容”（农奴制是可以的——但农奴制属于封建社会）。第四个原因是“神州”自成体系，地形、气候具有多样性，而且从来没有中断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所谓“闭关锁国”的谰言无非是为了配合“改革开放”而已，已经不值得批驳）。这种交流主要是输出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等，同时也吸收了枝叶、支流地区的经验。

三

　　明白了上面这些历史的基本脉络，问题就比较容易搞清楚了。在根源地区与枝叶、支流地区的交流（这种交流不光是文明的学习互鉴，在阶级社会主要是野蛮的斗争）中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一方面是作为根源的神州从农奴制（领主封建制）发展到地主封建制，另一方面是枝叶、支流的中国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广义上的“西方”，从奴隶制发展到农奴制，又在中国封建社会成果（“四大发明”是其代表）的基础上发展为资本主义。实际上，即使除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广义上的西方）奴隶社会也是特例——大概以游牧、“航海——商业”等具有侵略扩张性的社会才会走奴隶社会这条道路。

　　我们在说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成果作为基础的同时，也要说明西方（广义上的）奴隶社会的成果同样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进步。宋宜昌先生就说过，古代巴比伦的“法制思想”对于中国春秋战国法家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西方的资本主义反过来促进了中国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特色社会”只能是……）——从而引领全人类走向科学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这里没有提及世界上许多地区。实际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美洲、大洋洲——世界各地的人民都为历史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里只是说的历史发展的轮廓而已。

　　由此看来，人类社会发展主要有两条线索：

　　根源（神州）地区：原始社会——向阶级国家过渡的社会——封建社会（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作为枝叶、支流的广义上的“西方”：不完全的原始社会（已经出现阶级分化趋势的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接下来当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及整个中华民族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推动世界革命，从而引领人类走向科学共产主义。

四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社会形态的更替是“隔辈亲”——从完整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容易；从不完全的原始社会（已经出现阶级分化趋势的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更容易；从奴隶社会经过农奴社会（虽然也属于封建社会，但奴隶社会的遗留是很明显和强烈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容易；从封建社会（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科学社会主义是必然趋势——想搞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这样我们也就更加容易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一再把资本主义社会和奴隶社会并论，并称之为雇佣奴隶社会的原因所在。我们也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在建国初期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并存一个时期。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走不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是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我并不想否认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但是，我仍强调指出，这两种社会形态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例外”和“变态”——只有在文化的不连续、“断层”地区，并且以游牧或者所谓的“航海——商业”等掠夺性社会中才会出现。强调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否认这两种社会的历史地位，而是破除某些人对它们的迷信——凡是迷信资本主义的人，一定迷信奴隶制（“言必称希腊、罗马”）。实际上，正如本文所要论述的，所谓“例外”或者“变态”并不是真正的“意外”或者其他偶然的东西，而恰恰是辩证法作为客观规律在历史发展中的体现。

　　当然，上述两条主要线索的地位显然不同。根源当然不同于枝叶、支流。根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枝叶、支流则是次要方面——这是从总的历史过程来说的。具体到某一个历史时期，则要具体分析。这也是我把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例外”和“变态”的原因之一。不管两者在具体的历史时期的矛盾体系中地位如何，历史发展必然来源于对立统一的斗争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根源固然重要，枝叶、支流同样必不可少。——多样性才有交流（斗争），有交流（斗争）才有进步。

　　这里说的对立统一是不同文化地区之间的，并不是一个地区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显然，后者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这里我想再次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是只有把全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去考察并作具体分析才是科学的。离开了这一基本前提，就必然陷入主观主义的泥坑中去。正如列宁所说，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把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巩固起来。（《谈谈辩证法问题》）——不是有人变着法的（有公开说的，有强词夺理的，还有只做不说的）要“补资本主义课”吗？几十年的历史已经教育了人们，现在是对这些歪理邪说做彻底批判的时候了。

五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甚至可以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

　　以下假设的环境能否产生人类以及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且先不管他，我们假设能够产生，并发展到相当的程度。

　　假如一个宜居星球，那里的面积比地球小、尤其是陆地连在一起，又缺乏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多样性——只适宜于农耕，而且生活在那里的人类无法一个波次一个波次地向外扩张，只能生活在这一地区。

　　那么，这样的文明（文化）将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入向阶级国家过渡的社会，然后缓慢地（要比地球上中国用的时间更长）进入封建社会。这时社会发展就会极其缓慢甚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封建社会的末期会特别黑暗、残暴。如果能够继续发展的话，会经过比地球上漫长的多的时间向无阶级社会过渡从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实际上，这种文化（文明）必然是短命的，能否进入全的阶级社会（封建社会）都是成问题的。

　　任何一个（种）文明（文化）都有自我毁灭的危险——尤其在实现科学共产主义（人类社会1.0版本——“摆脱史前时期”）之前。阶级社会发展到极端就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寡头的统治），这种文化（文明）的自我毁灭概率也就达到了最高峰。

　　我们再假设另一个宜居星球。那里比地球大，地形、气候等复杂性也超过地球。那么，那个星球就会在人类文化（文明）的根源地产生更多（频率也更快）向外扩张的波次——枝叶更加繁茂、支流更加丰沛。如此一来，这样的星球即使不产生我们已经熟知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第六种、第七种社会形态，也肯定会产生更多的介于这五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形态。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星球其社会发展进程会更快、自我毁灭的危险反而更小。

　　这个结论从地球上不同规模的文明（文化）发展史上就可以得到确证。中国之所以长期领先世界，除了具有人类文化（文明）根源这个优势外，幅员广大、人口多、地形气候复杂多样也是重要的原因。（当然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原因是互为因果的、互相促进的。）

六

　　上初中时，我就总是感叹：要是中国在宋代以后至少明代中叶以后就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就不会有百年的屈辱史了，甚至欧洲永远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角落了，我中华就会一直引领人类的发展。从那以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经过学习，我逐渐认识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也就明白了上述感叹的幼稚可笑）。这就是从2005年12月提出“东西方非对称均衡发展”假说，到2013年4月写作《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再到2014年1月写作《战略问题的核心在于人而不是物》，和今天这个思考提纲，这样一个思想历程。

　　以上所论，在一些人看来大概只是猜想而已。我实在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去详细论证——我认为现实的斗争更为重要。我相信会有专门家作出令人信服的翔实论证的，我更相信历史本身会证明这样一个人类发展的脉络——当中国党和人民……，从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那时，许多问题就会被事实本身所证明。（当然，理论的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

　　2017年3月2日凌晨整理成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