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春度北大荒 无怨无悔
我十七岁自愿报名支援边疆建设，二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十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
毅然决然报名支边
1967年11月21日，我登上北去的列车，告别亲人，奔向久已仰慕的神奇的黑土地。直到1977年2月考取北京大学，整整十年，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黄金阶段——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北大荒，我们是“文革”期间第一批自愿报名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建设的北京知识青年。
为什么是第一批，又是自愿的呢？这就需要从我们一同奔赴黑龙江的几个小同学说起。初中时我们年级有几个要好的小同学，“文革”开始后，我们几个人的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内心充满了委屈，对“文革”十分不理解。我们毕竟从小受党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熏陶，从懂事起就唱“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支歌。天真、幼稚、单纯，又不失革命激情。人家不让革命，我们自己要革命。几个人曾经组织一个“红军长征队”徒步串联。1966年11月16日从北京出发，1967年1月12日到延安，在延安参观了十二天，然后返京“复课闹革命”，前后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走时我们背着行李，还有油印机、纸张、乐器等。沿途利用晚上时间给群众演一些小节目，发给他们一些油印毛主席语录。我们称这次串联为“新长征”，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的意志，熟悉了社会。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的中学生来说，走路是很艰苦的，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第一天，双脚打满了血泡。第二天，我们互相鼓励，咬紧牙关，继续走下去，十天后，脚板磨出了茧子，才突破了“血泡关”，一路上，我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那时农民生活很苦，吃的是杂粮，油水很少。1967年元旦那天，才在山西黄河边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吃了顿有肉的饭菜。途经的地方大都是革命根据地，我们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更重要的是，这次徒步串联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接触实际的机会。走一路，看一路，才了解中国之大，天下之大。才知道农民怎样种地，工人如何做工。
徒步串联的锻炼使我初步感到，社会是最好的大学，实践是最好的老师，要想有所作为，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主动接受火热生活的洗礼。正是这次“新长征”萌发了我上山下乡的初衷，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这也是我们几个伙伴到黑龙江支边的主流动机。当然，在这个主流下也隐藏着“左”的“读书无用论”思潮影响的因素。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残酷的现实，磨炼人的钢铁意志
从舒适的首都北京来到艰苦的祖国北部边陲，首先要过的是生活关。北大荒的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最冷时达零下四十度。当风雪交加时，当地老百姓叫它“大烟泡”，风刮起来真是可怕。这种恶劣的气候给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刚到北大荒正赶上冬季挖渠排水，露宿在荒草甸子，住在“地窨子”(“地窨子”就是在荒草甸子里挖一个大土坑，把棉帆布帐篷的下半部分埋在土坑里，露在外面的上半部分用草和土盖严实，形成一个半地下的临时住所，利用地温保暖)里。前半夜，几十号人挤在里面，人的体温，地窨子的地温，再加上取暖的明火，还能入睡。到后半夜，火灭了，帐篷冻透了，热气散光了，几经冻醒难以入睡。我们睡觉时都“全副武装”，头戴大皮帽子，身穿棉裤，脚套大棉靴。一冬天连衣服都不脱，更不要说洗澡了。参加排水劳动一个月后，我被调到连部，住在连部的小茅草屋里，可以烧炕，条件略好一些。但因年轻贪睡，又不会烧炕，就采取了—个又懒又笨的办法。离京时，家里给带一床虎皮褥子，以备防潮、防寒。我火不生、炕不烧，自以为身下垫有虎皮，再冷也不怕。靠身下的虎皮睡了一冬凉炕。转年开春，需要把被褥拿到日头底下晾晒一下。哪知，整张虎皮不⻅踪影，只剩下枕头底下一小块。一打听，原来我的小同学们听说虎皮做鞋垫防潮、透气又保温，背着我，你一小块，我一小块，把一整张虎皮瓜分完毕。真是可气、可恨又可怜。真可谓：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回想起那个冬天天格外的冷，夜里水缸都冻裂了，真有点后怕！
艰苦的生活，能锻炼人吃苦耐劳的作风，培养人的顽强精神。繁重的劳动更是锻炼人的意志，考验人的斗志。农业劳动，对一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城市中学生来说，又是一道难关。刚满十七岁的我，一副豆芽菜体形，一米八〇的大个子，才一百一十多斤。农场保持着过去解放军集体转业前的连排班建制，有开拖拉机的机务排，下大田的农工排，盖房子的基建排，管生活的后勤排，养猪喂马的畜牧排。我分在农工四班。农忙时在大田除草、收获，干机器干不了的力气活，或是在晒场上扛麻袋、上粮囤；农闲时上山伐木，打石头或脱坯烧砖，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整天和石头、木头、砖头、土坷垃打交道。农忙季节，天不亮就下地一直干到天黑才回来，中午在地里露餐。最累人的活是秋收割大豆，豆棵矮，成熟的豆荚又扎手，一天下来腰都要断了，许多同志，特别是女孩子受不了这个罪，甚至自伤以便休病假。夏天在晒场上干活，扛上二百斤重的麻袋，上四五节跳板入粮囤子，一天干十九个小时，累得睡觉时连炕都迈不上去。这种重体力劳动，对人的体力、毅力和意志是一种真正的考验和磨炼。有的同学开玩笑说，这种考验简直比战场上挨枪子还难熬。不仅田里的农活，连畜牧、后勤、机务活，我们都陆续体验过。开过拖拉机、康拜因，养过猪、喂过马，赶过大车，还烧过酒，盖过房子。通过劳动，我真实地体验到劳动之伟大，劳动人民之伟大，劳动是一个熔炉，年轻人经过这个熔炉的千锤百炼，会炼成一块好钢。我看到，许多老军人赶走日本⻤子，打败蔣介石，参加抗美援朝刚结束，就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屯垦戍边，他们未曾过一天城市生活，扛了十来年枪杆子，又握了十来年锄头把子，从来没有抱怨过、悲观过，闲下来时，就自娱自乐。他们切实把劳动当做了人生的需要，这对我一生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从正面锻炼人、教育人，而残酷的现实生活又从反面锻炼人、教育人，使人更加成熟。对我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我在十八岁时遭受到的人生鞭笞。刚去时，因我劳动好，守纪律，工作积极，还能写点东西，在组建兵团改成连队建制时，被群众推选为临时负责人，负责连队工作。在我外出联系工作时，“文革”工作组进驻连队，突然在大会上宣布我的家庭有问题，撒销我的工作职务，勒令我到牛⻤蛇神班参加劳动。当我从外面回来时，有些人见到我就像避瘟疫一样，躲得远远的，有好心人悄悄地告诉我真相，同时安慰我。我犹如被一盆冷水从头淋到脚，凉透了。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连队里五类分子一起劳动，抬不起头来。这种人性的扭曲、是非的扭曲，使我深深感受到生活的沉重，令充满生机的年轻人一下子老了许多，变成麻木呆板的老人似的。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煎熬，我以自己的表现重新取得群众的信任和组织上的赞同，才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站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生活对人的忍耐力、毅力也是一个极大的锻炼。
社会是大学，实践是书本，群众是先生
古人云：书到用时方恨少。农场的同志们都尊称我们为“知识青年”，实际上我们十分有愧“知识”三字，对“知识青年”这个头衔实不敢当。在实践中我真切感受到知识的贫乏，而且深感“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现实生活给了我拼命读书学习充实自己的动力。我们既缺乏社会生活、生产方面的广泛知识，又缺乏前人经验的总结——书本知识，必须从这两个方面不断地充实自己。
生活和生产劳动赋予我大量的生活知识、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我从生活中、劳动中汲取营养，不断地充实自己。首先，生活赋予我知识。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远离父母，要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又要在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学会独立生活，学会保护自己。到北大荒生活、劳动一段时间以后，心情沮丧，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感到一辈子过这种永无止境与土坷垃打交道的生活枯燥乏味，看不到前途。正是当地的群众关心我、帮助我、教育我，使我鼓起了生活的风帆、奋斗的勇气。我的老班⻓姓梁，是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铁道兵。抗美援朝回国后，被选送到武汉公安学校学习，1958年军队精简，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农场，一干就是十几年，从来没有怨言。他教我们如何劳动和生活。他在艰苦的生活中非常乐观，他家住在土坯房里，冬天自己砍柴把炕烧热，使屋子暖暖和和的。四壁用旧画报贴得十分漂亮。他在房子外面开了个小菜园子，夏天有西红柿、辣椒、茄子、豆角，冬天地窖里储存着过冬的菠菜、芹菜等新鲜蔬菜。他还养了一群鸡、鸭、鹅。坛子里有自己腌的鸡蛋、鸭蛋和各种小菜。更有趣的是，他屋里墙壁上还挂着一把京胡。他常笑呵呵地说：“劳动完了，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尽可能地给自己创造高质量的生活条件。我们到农场后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他家里度过的。农场老同志们为祖国而默默劳动，同时又十分热爱生命的品质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使我在各种恶劣的情况下都能充满生活的勇气。我学会了煮饭、做菜、洗衣、缝被，还有一年把自己的棉衣拆洗了一遍。可喜的是，我在兵团十年，由于群众的帮助，白己的注意，加上身体底子比较好，没有落下什么病，造就了一副健康的体魄，这对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是劳动实践赋予我大量的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我通过生产劳动广泛地接触社会和实践，不仅增⻓了劳动的本领，在劳动中和群众建立感情，和同志建立一种互相谅解、互相支持的协作关系，还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劳动组织工作。我当过农业种子员、助理技术员、会计。担任过生产副连⻓和领导一个生产单位全面工作的支部书记、指导员，组织过大机械化农业生产作业。
再有，广泛的社会实践，锻炼和充实了我。我所处的是一个动荡的、不正常的年代，人与人的关系很不正常。一到农场就赶上了整农场系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理阶级队伍，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左”的运动，打倒了一大批老干部，揪出一大批“六类”分子。还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所有这些使我茫然，不知所措，感到痛苦、难受、不理解。当时批判走资派——农场党委书记王叔太同志，农场的造反派找我们知识青年串联。知青中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造反派，一派支持保皇派。王叔太是好人，还是坏人，如何对待两派？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政治考验。群众帮助我们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们一起去的几个小伙伴大部分都是学校篮球队队员，很快就和场篮球队比赛，场篮球队队员大都是1958年的转业官兵，通过比赛，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交谈中，了解到王叔太同志的历史和为人，他如何从部队转业后，带着官兵建设农场。在同老同志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谓保皇派大部分都是原转业官兵及少部分知识青年和大学毕业生。而“造反派”的人员构成较杂，多是生产劳动中的散漫落后分子。我们知青先不表态，对两派分别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调查。由我执笔写出调查报告，基本结论是：王叔太是革命干部，是好同志，应当保。不应当站在派性的立场上评价农场工作。这个判断使我们几个同志成了“保皇派”，不理解“文革”，多次受到解放军支左小组、工作组和一些领导的怀疑和批评。我入党时，就因这件事受到了很⻓时间的考验，其他同志也在提干、入党的问题上受了妨碍。这段经历，使我们同农场许多老职工、老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也使我们认清了是非，明白了什么是生活的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正是这次实战，使我对“文革”从不理解到怀疑，最后导致从思想上自觉接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
实践的急需迫使我加强了书本知识的学习。到农场劳动半年以后，队里让我担任农业种子员，协助农业技术员选种、育种、播种、保管种子。为了做好工作，我借来了土壤学、农业化学、农业生物学、农业种子学等书籍，利用晚上学习。刚熟悉了这些工作，又调我当会计。我对会计工作全然不知，只得边干边学，借来会计学、农业成本核算等书籍。干了小半年，终于学会了记账，学会了成本核算。这时，队里研究又让我当粮⻝保管员、晒场主任，这副担子很重，相当于副队⻓的责任。我们一个生产队八九万亩耕地，每年晒场要处理两三千吨粮⻝。既需要专业知识，每天还要指挥上百人干活，对我压力很大。刚接手赶上夏收，上千吨的小⻨摊在几百亩的晒场上晾晒。有一天天气很好，突然中午来了一块乌云，几分钟内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全连上百口人集中抢场，由于雨太急太快，冲走了几十吨⻨子，损失很大。许多老职工都哭了。晚上，全连召开生产大会，总结这次损失的教训。尽管晒场总指挥是副队长，但我也被推到了被告席上。其中有一条很难听的批评意见：队里为什么要用一个家庭有问题、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当保管员?这个深刻的教训，我至今记忆犹新，使我牢牢记住，干任何工作，必须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学好本领，管好家业。我攻读了粮⻝保管等方面的书，当了两年多粮⻝保管员、晒场主任，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为此，曾被选为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场部的庆功大会。实践使我积累了很多农业生产和财务方面的知识。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干中学、学中干
1970年，我调到团政治部宣传股任理论宣传干事。职务的变化促使我开始接触大量的马恩列斯毛著作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刚到农场，由于需要对“文革”形势的判断，曾迫使我学习，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希望能通过学习解决一些疑问。可是读书解决不了对现实问题的困惑。每年开春，北大荒人都要烧荒，把荒草烧掉，为开荒做准备。1970年4月18日中午，正在吃饭，突然发现连队驻区对面的大片荒草甸子浓烟滚滚，喇叭里传来团里的紧急通知：“火场就是战场，各单位迅速奔赴火场，扑灭荒火。”我们扔下饭碗直奔火场。因我们几个常打篮球，跑得很快，随着火跑出几十里，晚上回到连队时听到一片哭声，才知道我们迎着火跑出去以后，身弱跑不动的女孩子、老同志留在后面，突然风向逆转，刮起了旋风，把七八十个同志卷进火海，烧死四十多人，烧伤三十多人，加上其他连队伤亡的人数，全团这次救火伤亡上百人。这就是惊动周恩来总理的“四·一八”事件。这本是一场事故。却被宣传成为一曲“英雄的赞歌”，我参加报道稿和英雄事迹稿的整理撰写，许多死去的、受伤的同志被评为一、二、三等功，我一同学张作民成为荣立一等功的英雄，领导让我替他写发言稿甚至代他出席各种大会。领导说，英雄事迹都做出来了，就看你们秀才能不能写出来。我很不理解，一场事故为什么说成是英雄的壮举？为什么号召大家“明知火伤人，偏向火海冲”？读了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我受到很大启发，我们受不切实际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太深了。
在实践中，我和理论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特别喜爱读哲学书籍，因为它是解决世界观方法论问题的，解决思维方式问题的。我读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书籍，写了大量读书笔记。我还读了《史记》等史书。有时在油灯下读到深夜。无论有什么挫折、什么变化，我从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正是打了这个底子，我1977年考取了北京大学，后来又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为从事理论工作打下了基础，也为认识人生打下了基础。
两年后，我二十三岁时被派到九连去当支部书记、指导员。九连是大农业连队，有十一万亩耕地，三百多职工和兵团战士。加上家属有七八百口人，还有一个中心小学几百名学生。拥有五台拖拉机，四台康拜因，两台胶轮拖拉机。建制有农业一排、农业二排、农业三排、机务排、基建排、畜牧排、武装支队等。领导班子共七人。我是一把手，去之前由于经营不善，连年欠收亏损。去九连工作后正赶上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提出要“三项指示为纲”抓整顿，借这个东风，我抓了班子整顿、纪律整顿、财务整顿、生产整顿，特别是制定了与物质奖励挂钩的劳动激励制度，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第一年全年财务收支持平，扭亏为盈，略有盈余。第二年粮⻝产量丰收，盈利较多。我们连队被评为全师的农业学大寨典型，我本人被批准成为农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在这个基础上，我和班子里的同志又抓了全连职工的生活改善以及营房绿化，驻地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1993年，我回连队一趟，看到当年栽的树已有一抱之粗，倍感欣慰。
当时我直接抓的一件令我十分满意的事是，我们连队成功地试种了一千亩水稻，对这件事我是下了工夫的。我同领导班子的同志们商量，能不能种水稻呢？既提高粮食年产，又让大家吃上大米，改善群众生话。经过充分的调查和反复酝酿，我们下决心种植水稻。我们九连驻地流经七虎林河，形成一片低洼地。第一年，我们在这里筑坝蓄水，建成一个小水库。接着又用一冬的时间，完成了开荒平地任务。第三年，即1975年，我们采用机械挖渠筑坝、飞机播种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成功地种植了一千亩水稻。当年秋天，迎来了第一个水稻丰收年，亩产达八百斤。从筑坝蓄水、开荒平地到种植水稻和收获水稻的两年里，我同连队的同志们吃住在地里。九连试种水稻成功不仅使全团战士职工吃上了自己种的大米，更可喜的是证明了北大荒也能种植水稻。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九连的生产发展了，群众的生活改善了，知识青年同老同志一起用自己的双手逐步建设起一个丰衣足食的家园。每想起这段日子，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实践增加了我的知识，锻炼了我的本领，教会了我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使我学会了忍让和理解，学会了化解矛盾。当我回忆这段生活时，我没有悔恨，更多的是怀念，不由自主地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北大荒是我生命旅途的重要站台，是我青春年华的年轻生命的重要阶段。北大荒十年，使我由一个柔弱的初中学生锻炼成人，由幼稚走向成熟。十年，在一个人的生命旅途中不算太短，尤其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是人生最重要也是最美好、最幸福，充满理想和追求的年龄段。作为少年人，这段是生理上最需要营养、意志上最需要磨炼、思想上最需要充实、实践上最需要锻炼的时候，是长身体、长知识、长见识、长本领、锻炼意志、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在最需要读书时，我去劳动；在最需要家长照顾时，我离开了家庭；在最需要抚爱关心时，我告别了老师和父母，只身奔赴边疆。现在回忆起来，这段日子我虽然耽误了上学的大好时光，但却经历了炼狱般的锻炼，磨炼了意志，强健了体魄，提高了胆略，陶冶了情操，扩大了眼界，学会了本事。我在日记里曾写道：“劳动的艰苦、工作的紧张、事情的繁杂、时间的冗长、睡眠的不足、工作的压力、情况的复杂，这是冶炼好钢的必要条件。”正是这段上山下乡屯垦戍边铸就了我一生事业的基础。我全部青春献给了北大荒，可以戏称“春度北大荒”，但我可以自豪地回答：“无怨无悔”。2002年8月，我应邀到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县虎头镇题写“春度北大荒，无怨无悔”石碑，立于乌苏里江虎头码头。回到北京以后，我曾三次回到战斗过的云山农场。第一次是1994年8月，到了四连、九连和场部，见到了昔日一起劳动的战友。第二次是2001年8月，此次只到了云山农场到辉崔车站的路口，见到一位云山农场老同志，了解了云山农场的情况。第三次是2010年8月25日，由黑龙江农垦管理局隋凤富局长、牡丹江管理局和云山农场领导陪同回云山农场探望农场职工，向“四•一八”烈士墓园敬献花圈，回到战斗过、生活过的四连、九连，分别与老职工见面。中午在云山农场场部招待所就餐，我在九连当指导员时的老连长邹俊荣与我见面并共进午餐。恰巧碰上同在四连工作过的上海知青王连根，他也是回农场探望老战友的。当晚，住在兴凯湖农场。夜不能寐，三十三年前的一幕幕尽现眼前，感慨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