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女杰杨振德：周恩来是我的女婿
1940年11月18日上午九时，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女性在重庆溘然长逝，享年65岁。翌日，《新华日报》广告栏刊载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联名发表的讣告：“邓母杨振德女士于11月18日在化龙桥病逝”。同日的《新华日报》还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哀悼一个奋斗终身的妈妈——邓母杨振德女士奋斗的生平》、《青年应该学习的一个典型——追悼邓母杨振德女士》等长篇文章。是日下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红岩村举行了简朴而又庄严的葬仪，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钱之光等敬献了花圈。《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代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宣读祭文。祭文曰：
“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自食其力，毋怠毋荒，或执教鞭，或施岐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藏。抚女入学，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救援志士，尽力相将。追随革命，曾坐监房，不惧威胁，不畏风霜，法庭审讯，慷慨激昂。意志坚决，孤处浔阳。江西迎迓，欢跃无疆。日寇来袭，虽老不慌，关心国事，无日或忘。方期寇败，得睹安康，岂料一疾，遽尔云亡。回溯往昔，悲痛异常。爰备花果，敬献灵旁。呜呼哀哉尚飨!”
这位被尊称为“邓母”的逝者，就是周恩来的岳母、湖湘女杰杨振德老人。是日下午，100多人的送葬队伍来到重庆小龙坎伏园寺墓地，邓颖超站在母亲的墓前，庄严地宣誓：
“我一定坚守母教，坚定忠实于中国革命事业，为民族、为阶级斗争到底!在我们党内，在全中国面前，在女同胞中，我要更自律谨严，绝不做一件对不起母亲、发生坏影响的事。我要积极地起模范的作用，应不致有辱刚强贤良的母教、母德和母仪。我这样永远地纪念着向封建势力、旧社会、旧制度斗争的贤良慈母。亲爱的母亲，请你安息吧!”
一
杨振德，又名杨梦醒，1875年8月出生于长沙东乡一个仕宦家庭，杨家世代经商，家业颇丰。但到了杨振德的父辈，一心想在仕途上出人头地而放弃了祖业，家道日渐式微。尚在襁褓之中，她就随父母来到广西。父母对她宠爱有加，教她识文断字。因忙于事务，父母把她送到外地的姑姑家寄养。当时流行订娃娃亲，姑姑独自作主把她许配绐一大户人家。父母闻讯后，星夜兼程赶到妹妹家把女儿接回南宁，一家人靠着父亲在县衙里谋得的小职位勉强维生。日子虽然清贫，但享受天伦之乐，倒也其乐融融。14岁时父母因病相继去世，她独自料理了双亲的丧葬后事，翻开父亲遗留的《伤寒论》，开始自学中医，她发誓要救治世人。
豆蔻年华的杨振德，拒绝了很多好心人的“媒妁之言”，埋头于中医药理论的宝库之中求索，短短几年之中，她就自学了《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等经典中医论著，慢慢地能给人看病了,以此维持生活。在行医过程中，她结识了丧妻不久的武官邓廷忠，并不顾一切爱上了他。
邓廷忠，字靖臣，河南光山人，1861年出生，26岁中武进士，点御前侍卫，授广西左江南宁游击。由于精武忠勇，深得提督冯子材器重，不久即擢升参将。36岁时，邓廷忠率军进击法国侵略者，直捣法军驻地越南宣光城。弹尽粮绝后，他奋勇挥舞铁旗竿，刺杀法军少校而身负重伤，表现出中国军人大无畏的舍身救国精神。
1900年，杨振德嫁给了邓廷忠，做了他的续弦。此时正值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邓廷忠奉命入京护主。杨振德独自带着丈夫留下的三个儿子，既当爹又当妈。邓廷忠因护驾有功，擢升南宁镇台，统兵戍边，成为绿营高级武官。杨振德并没有半点镇台夫人的荣耀，一如既往相夫教子，时不时坐堂出诊，为病人把脉开方。
升为镇台后的邓廷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极力主张对犯我边境的法国侵略者予以坚决还击，誓死保卫边陲的安宁。但此时支持他的冯子材调任贵州，新任提督平庸无能，秉承朝中妥协派的旨意，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名，苟安一隅，不思御外，对主战的邓廷忠予以排斥和孤立，以至兵备废弛，边防荒弃。邓廷忠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空怀大志报国无门。
二
1904年2月4日，杨振德生下女儿，取乳名玉爱，学名文淑。重男轻女的邓廷忠闷闷不乐，孩子满月前他没有踏进产房望一眼妻女。玉爱满月那天，邓廷忠来看妻女，提出来要把女儿送人。一向贤淑的杨振德震怒了，她一手抱着女儿，一手举起菜刀，对丈夫说：“你要把女儿送人，就先杀了我吧!”看到一向文静的妻子竟如此刚烈，邓廷忠不再坚持把女儿送人了。从此，中国现当代革命史上，有了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就是邓颖超。
1907年春节，邓廷忠携妻女回河南光山探亲，在外服官20年，他没有在老家置买一亩地，也没建造一间房，他认为“在外为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报效国家，效忠朝廷。”探亲期满，邓廷忠通过亲戚谋得云南新军管带候补游击一职，便直接由光山迳往云南赴任，杨振德带着三岁的女儿，在娘家小住后回到南宁。
不久，得志科场、威震沙场却失意官场的邓廷忠，因擅离职守之事被人告发,诬他犯有欺君罔上之罪。朝廷颁旨：“谕内阁，锡良奏，特参云南贪庸不职将领一折。云南新军第一标第二营管带候补游击邓廷忠、第二标第二营管带候补州判王绍谟，恣为弊混，法纪荡然，均著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去新疆流放没有路费，杨振德变卖家中所有首饰、衣物，凑得纹银二百两给丈夫作盘缠，她抱着玉爱，含泪送丈夫远行。
家中的顶梁柱充军边塞，三个儿子亦投亲靠友走了，杨振德艰难地撑起这个家。朝廷犯官的家属是不能挂牌行医、悬壶济世的，举步维艰的她，只好带着女儿颠沛流离，漂泊在广州、上海、天津等地，以家庭教师和行医谋生。1910年，她在天津长芦盐场的育婴堂找到一份做医生的职业，育婴堂供给母女俩食宿，每月还给10元零花钱。不满7岁的文淑，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和十几个孩子一起，坐在陈旧的织机前学织毛巾，每天在织机前坐十几个小时，挣六七个铜板。
不久，杨振德来到女子戒烟所工作，每月工资30元。工作之余，她教女儿读书识字。一天，她突然收到邓廷忠的新疆来信，告知流放期将满，不久便可官复原职。来信特意嘱咐她说，“大足之女，道人齿冷，将来何以事人?”要她为女儿缠足。杨振德没有按照丈夫的嘱托给女儿缠足。她的开明，使女儿免去了缠足之苦，一双天足，走遍神州大地。
女子戒烟所后来因经费短缺而停办，此时她接到河南婆家来信，邓廷忠流放期满，归家途中暴病亡于川陕道中。经同盟会女会员张星华介绍，杨振德带着9岁的女儿来到北京,在社会党北京支部开办的平民学校当教员，不拿工资，学校只提供食宿。教师多是追求进步的社会党人，思想活跃，主张男女平等，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充盈着革新和进步的氛围。在进步教员们的激励下，杨振德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出版的各种进步刊物，向往着书中描绘的“大同世界”景象。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等湖南老乡的名字她烂熟于心。她特别佩服鉴湖女侠秋瑾“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的豪气与胆识。平民学校创办刚半年，就被袁世凯下令查封，校长陈翼农被捕遇害。杨振德和同事们一起，含泪在宣武门外收殓了陈翼农的尸体。
三
回到天津，杨振德同时担任了四个家庭的家庭教师，对女儿言传身教，为女儿的成长呕心沥血。11岁的女儿虚报2岁，跳级考入直隶第一女师预科，翌年升本科。在学校举行的纪念蔡锷将军的作文比赛中，女儿的《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获得前三，刊登在学校校友会的《会报》第二期。女儿用简洁的文字，概述蔡锷“施尽百计，潜出北京，脱离虎穴，首电反对帝制”，“赴日就医,遽尔病逝”的经过，以充满激情的笔触，歌颂蔡锷“揭彰正义,共伐民毒”,其志在于“推倒巨憝,民国再造”。蔡锷逝世“实吾民国之大不幸”，值得人们“东望扶桑,薄海同哭!”“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女儿的所言所感，令她感同身受，“世事糜常，岂能一定?安知吾国异日不立于万国之上哉!”，她为女儿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她与女儿共勉，“谋国家之进步”。
五四运动爆发后，女儿参加了觉悟社，并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商谈联合改造青年爱国团体计划。回来后，女儿在家里整天唱着“觉悟社”社歌，听多了杨振德也会唱了：“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战争，青年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她对女儿说，“二十几个同志们，我也要算一个哟。”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女儿逐步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正式更名为邓颖超。1924年邓颖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从此，杨振德由同情女儿的革命到自觉支持女儿的革命，继而到自己也参加革命了。她跟着女儿四处奔波，以行医、教书维持生活。1925年8月，女儿在广州与周恩来结为伉俪，同年10月，杨振德也来到广州。但她不愿靠女儿女婿生活，而是应聘在梅县驻省中学担任地理、历史教师，后来又到执信中学作学监。在此期间，她因为晚上经常到学生宿舍巡视，不小心碰伤了眼睛而落下残疾。在女儿、女婿的再三相劝下，她才辞去工作，与女儿住在一起。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州到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李济深在广州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杨振德不顾安危，悉心照料怀孕难产的女儿。尔后，母女俩化装取道香港来到上海，一家人才重新得以团聚。虽然团聚了，但仍然聚少离多。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主任兼军事部长，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他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装革履，时而武汉、南昌，时而香港、广州。她表面是行医看病的女郎中，实际上是女儿女婿的交通员、勤务员。当时组织上每个月发给周恩来生活费12元，邓颖超生活费8元，除了衣食住行开支外，还有一些应酬，这点钱不够用。她便把自己行医所得，用来贴补家用和资助女儿女婿的地下工作。几年后，她又和女儿一起来到中央苏区，在瑞金的红军总医院当医生。她把伤病员视为亲生儿女一样，为他们熬药、洗伤口、洗绷带、洗衣服。她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开设了第一个中西医门诊部，与院长傅连璋一道会诊，挽救了很多红军战士的生命。
她还利用休息时间，与贺子珍的母亲一同在沙坪坝开办扫盲班，教妇女儿童学文化，宣传苏维埃的新婚姻法。当她得知周恩来因长期缺盐体虚中暑晕倒时，为了获得硝盐，她不顾个人安危跑到野外挖硝土，不慎跌入深坑中摔伤。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鉴于当时的情况，组织上没有安排杨振德随女儿女婿一起长征。临别前，她特意上山采集了一些草药，一一配好，叮嘱女儿如何用中草药来治疗疾患、调理病体。
1935年4月，她不幸被捕了。在监狱里、法庭上，杨振德机智勇敢，临危不惧，表现出一位革命母亲大义凛然的不屈气节。敌人知道她与周恩来的关系，叫她写信给女儿、女婿，让他们脱离共产党。她斩钉截铁回答：“不错，周恩来是我的女婿，女儿大了，父母管不了儿女之事。蒋委员长不是也管不了他儿子吗?如果你们要因此而加罪于我的话，请杀我的头好了!”敌人拿她没办法，只好把她囚禁在九江感化院，一直到1937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才将她释放。出狱后，党组织将她接到武汉办事处，与女儿女婿团聚。
四
1940年4月2日，杨振德得知女儿女婿从苏联回国，从贵阳青岩镇给女儿女婿写下一封亲笔信，这是迄今为止存世的唯一一封杨振德的亲笔信，字里行间，饱含崇高的母爱：“翔、超儿：四月一日接到你们三月十六日由兰州发来的信并相片三张，看见你们身体胖壮，喜慰之心非笔墨所能言宣。翔之手伤痊愈，尤深欣慰。以前我曾寄你们三封信，来信云，只收到一信，想其二信，已浮沉了。你们客岁十月间寄来的信，没有收到。八月间寄来的信，收到的。我和老太爷一切为恒，均安适。可放心勿念。惟生活程度，较去年上半年，粮物一切，价昂二三倍以上。此地民风，皆习惯勤劳，十之八九，均可自食其力。虽感生活太高之苦，但地方民情，尚称安静。你们到渝，望即来信告知，以慰悬怀为盼，余不尽言，容当后叙。此复，并祝双福。……我以前常时这样想，最好是不晓得信，你们已回国来了，在途中。我少悬一些念虑。今果如此，实慰私衷之愿也。”
信中所说“翔之手伤痊愈，尤深欣慰”，是指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骑马到中央党校的途中马匹受惊坠地，造成右臂骨折，因延安医疗条件所限，邓颖超陪同周恩来到苏联治疗，伤臂基本痊愈一事，由此可见她对女婿的关心。“我和老太爷一切为恒”，“老太爷”是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武汉沦陷后，他和杨振德及博古的奶奶与小女儿、李克农的父母、妻子等人经湘乡、桂林转移到贵阳青岩镇居住。
周恩来夫妇回国后，把母亲从贵阳接到重庆，母女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悄悄话。此时已是65高龄的杨振德，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与监狱的折磨，双目视力很差，但她仍坚持读书看报，关心时事，坚持为办事处的同志把脉看病。生活上也十分俭朴，不让女儿给她添置衣服，一直还穿着出狱时穿的衣服。周恩来特别敬重岳母，红岩村的坡坎路难走，他总是搀扶着岳母上坡下坎。她生病了,为了不让女儿女婿分心，她一直严守着秘密，并嘱咐房东不要把她的病情告诉女儿。一天，邓颖超去看望她，她对女儿说：“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要难过啊!”表现出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临终前，她没有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而是对前来看望的同志们说：“我是不重要的人，你们不要为我忙了吧!”就这样，杨振德悄悄地诀别了女儿女婿，永远地走了。
五
六年后，周恩来在南京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采访时，专门回忆了岳母同敌人斗争的情形。他深情地说:“我的岳母是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她在九江被俘，敌人劝她写信给女儿女婿，不要再当共产党员，他回答说，女儿的事她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法官无言以答，只好将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7年才释放。她是一位红军战士们敬重的革命老人。”话语中既赞扬了杨老对革命的坚强信念，又深情表达了对岳母的思念之情。
邓颖超回忆母亲时说：“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向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