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接触到最高雅、最精致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我心目中非“样板戏”莫属了。
然而，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样板戏”则遭遇空前的非议。有一段时间，竟然到了谈“样板戏”而色变的地步。当时，经常暗暗思忖：歌颂工农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建设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绝好的国粹艺术形式，竟逼近被全盘封杀、彻底否定的局势。
那时，心底里常想起中国老百姓说的两句老话：“爱屋及乌”、“为一个虱子烧掉一件皮袄”。
“爱屋及乌”即指因为爱一个人而连带地爱他屋上的乌鸦。之后，常用来比喻爱一个人而连带的关心到与他有关的人或物等。反过来讲，恨屋及乌亦然。此种心态常人有，号称某某大家的也有。几十年前，曾看到过一些“名人”、“大家”抨击“样板戏”的言论：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胆颤、做恶梦，就想起了“蹲牛棚”……对“样板戏”恨屋及乌之态溢于言表。也正是由于这些“有影响力”者的恨屋及乌，导致“样板戏”多年被打入冷宫。
“为一个虱子烧掉一件皮袄”是比喻为了小事而造成重大损失。现实中，因小失大的事确实太多了。“样板戏”惨遭厄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人借口“某某人插手”、“某某人窃取”而导致的。与恨屋及乌大同小异、同出一辙。其实，此种做法是片面的、唯心的，不是站在全局范围的，更不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假如，林彪后来倒台走向了反面，战争年代他坐镇指挥的，闻名遐迩、威震天下的平型关大捷、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在党史、军史中就必须统统删除掉吗？想必是不可能的。由此断言，为一个虱子而烧掉一件皮袄，甚至，“为一盆脏水泼掉一个孩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永远站不住脚的。
从全局和历史的角度观之，“样板戏”是封杀不了的。原因有诸多，笔者以为，有三条特硬棒。
首先，“样板戏”得到了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关心呵护和赞许肯定。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1年5月5日），国务院（当时为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戏曲应以发扬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革命斗志，赞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之后，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为工农兵而创作、而演出的浪潮在全国兴起。“样板戏”就是在这种浪潮下千锤百炼而问世的。据说，八大经典“样板戏”都是经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观摩、认真审看后，才批准对外公演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仅多次观看“样板戏”，甚至在百忙之中还亲自过问，给予指导。例如：六十年代初，毛主席观看了北京京剧团移植改编的《芦荡火种》演出后，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于是剧名一槌定音为《沙家浜》。
另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六十年代在周总理直接关怀下创作演出的；也是我国芭蕾舞按照周总理指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进行改革的首次尝试。1964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首演时，周总理出席并邀请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观看。1964年10月8日，毛主席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称赞说：“革命是成功的，方向是对头的，艺术上也是好的。”短短十几个字，包含了毛主席对革命“样板戏”的肯定和对文艺作品的期盼。
其次，“样板戏”注入了众多顶尖艺术家的心血，艺术价值常青。
“样板戏”的编创与排演，当时是汇聚了全国一流的、顶尖的艺术家，艺术成果有目共睹，艺术价值极难被抹杀掉。类如排在“样板戏”榜首的《红灯记》，自六十年代初始，众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如：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高玉倩、钱浩梁、刘长瑜、李维康、冯志孝、孙岳、王晶华、杜富珍、张岚等都曾先后参加演出。其他几个剧目也是如此。
再次，“样板戏”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在华夏大地生根开花结果。
1969年至1972年间，为了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先后拍成彩色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发行、放映；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还对“样板戏”进行移植；并录制成各类唱片发售；那时，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到处回荡着“样板戏”；上至八十八，下到八岁娃，都会哼唱几句“样板戏”……那普及程度可谓空前绝后。
但更主要的是“样板戏”歌颂的是工农兵，老百姓喜欢。念白普通话、唱词大众化、形式生活化……男女老幼易懂、易会、易接受。
由“样板戏”的辉煌到低落，再到重放光芒，充分印证了一条规律：站在人民立场上，打造出的歌颂工农兵的艺术精品，不管经历任何风云变幻，终将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
收笔于：2022年6月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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