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冬生：为中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正名

　　2012年的4月下旬，中国文艺界是《红》遍天。主要原因是某晚报围绕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是否侵权，连续发了三篇文章。

　　4月17日该报以小半版的篇幅，大字粗黑体的《冯远征梁丹妮替父“陈冤”》的标题，报道了电影《红色娘子军》的编剧87岁的老作家梁信的女儿女婿著名演员梁丹妮和冯远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声称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盗版侵权。

　　这篇消息稿，很快就受到首都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同情梁氏家族，批评中央芭蕾舞团的声音已成定局。当然面对这场大的维权动作，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但囿于证据不足，自然形不成气候。

　　而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我作为参与者，权把它当成文艺界的又一次炒作，有点不以为意。

　　某晚报并没有到此结束，第二天，即4月18日，用同样的大字标题发表了本社的综合性消息《<红色娘子军>还能舞下去吗》的文章，发了一整版，显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此时我坐不住了，根据真实的历史情况，一气呵成写成了《<红色娘子军>的原创作者是老红军冯增敏》的文章。为示慎重,文章写好以后我又发送当年知道这一历史的老领导和专家审看确定无误之后，我即给某晚报编辑部打电话，我尽管认识报社的人，但我不想用“走后门”方式来印证一个伟大历史时代中曾有过的辉煌一幕。

　　我十分佩服某晚报这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报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和风度。收到稿件后的第二天，该报用同样的大黑字标题《<红色娘子军>怎么来的》，大半个版面刊发了这篇文章。一个星期前还倾向性明显的倒向其中的一方，一个星期以后又通过另外一篇文章修正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种文品和文风只会出现在这样的大报上。某晚报几十年来拥有众多的读者群，这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我的文章不是因为写作技巧，而是我对历史真相的还原。我在文章中说，1956年7月，为纪念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反映我军30年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录文集，随即总政治部向全国征文。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军应征到稿件就达3万余篇。

　　由广州军区上送的，海南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老红军冯增敏撰写的《红色娘子军》，就是其中的一篇。当时的征文编辑部认为这篇回忆录的题材很好，就转交由广州军区再进行深入的采访加工。广州军区在对冯增敏采访的同时，又专门指定作家对她的文章进行改编加工，成为军事文学作品。

　　当时类似这种情况的稿件很多，领导征文工作的总政治部肖华、刘志坚两位领导认为一些优秀的素材，不能仅仅作为回忆录编辑出版，还应把它们变成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为此，总政决定将其中一批题材比较好的的革命回忆录，交由各大单位的作家、艺术家重新推敲打磨，把它们改编成小说、电影或戏剧脚本。各大单位政治部根据这个精神，将他们发现的优秀素材重新加工改编，因而才出现了一批像《红色娘子军》、《党费》、《潘虎(杜鹃山)》、《狼牙山五壮士》、《铁道游击队》这些题材很好的征文稿，纷纷被改编成中长篇小说、电影、戏剧。全军一批著名的作家都奉命参与到优秀题材回忆录的改编工作中来，这种状况，客观上也为当时全国军事文学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冯增敏，琼崖革命时期红色娘子军连连长。

　　26年后，她写给征文编辑部的回忆录文章，忠实地记录了“红色娘子军连”的战斗经历。

　　冯增敏同志的这篇回忆录文章，对红色娘子军的情况有详尽的描述，后来的小说、电影和舞蹈里都有所表现。

《红色娘子军》原创和最早的作者是冯增敏同志。后来海南军区政治部干事刘文韶写的报告文学、梁信的电影脚本和中央芭蕾舞团将它改编成芭蕾舞都源于此。当时他们都是奉命写作，是一种组织行为，无所谓谁侵权。尤其芭蕾舞的创作是1964年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改编的，毛主席也亲自到剧场观摩。如果说是侵权周总理和毛主席是始作佣者，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他们指示将人民军队经历的革命斗争改编成文艺作品，能叫侵权吗？

　　1971年9月冯增敏含冤而死，1984年，冯增敏平反昭雪，当地为她重新举行遗体安放仪式。我应邀代表星火燎原编辑部，到琼海县冯增敏的墓地向这位老红军表示最后的敬意！

　　1979年，我从部队调入《星火燎原》编辑部工作。我用了几年的时间，对《星火燎原》的全部书稿以及编辑部的全部档案进行了清理登记。我是当时这一红色经典工程中唯一战后出生的实际参与者，也是唯一熟悉这一历经近半个世纪红色经典书稿档案的编辑人员。凭着自己的年轻和精力充沛，我对每一篇文稿都做了记号，并对它们进行了精心选择，分类归档，才使得这批全部由老一辈革命家撰写的宝贵书稿，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传统教育的作用。在此期间我特别把毛主席等6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600多位将军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文稿、书信做了认真地处理，同时对《红色娘子军》、《党费》、《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铁道游击队》、《潘虎（杜鹃山）》等著名文稿，还包括像记录《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志愿军英雄的书稿我都做了特别的保护。1999年我回解放军出版社任社长，我为专门存放这些珍贵史料，建成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国内出版界唯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出版工作历史资料陈列馆》。

　　老红军冯增敏的文章，在我手里放了好多年。我曾把《红色娘子军》原稿复印后，做过认真的编辑加工，这部手稿在我手里不知过了多少遍。这份红格发黄的稿纸上用蓝复写纸复写的手抄稿，虽然只有千把字，其分量何其重也每当我拿出这份回忆录手稿，我都感觉到是那么的沉重，这里面既凝聚着历史的沧桑，也饱含着革命前辈对我们的信任和寄托。

　　今天，我是这一独特历史文化的最后的诠释者。中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我坚定的认为革命的史料、老前辈们的经历何来版权？它们本属于历史属于先烈、属于革命的老前辈。

　　（摘自作者所著《近五十年的军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