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她》与我们这个时代对底层的恶意

　　前段时间，名导陈思诚监制和亲自编剧的新作《消失的她》又一次引爆华人影视圈，成为了暑期档第一部“爆款”电影。《消失的她》讲述了何非的妻子李木子在结婚周年旅行中离奇消失，失踪多天后一个陌生女人突然闯入，并坚称是何非妻子，从而牵扯出一个惊天大案的故事。这部电影，被陈思诚定义为“一部极具观赏性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也就是说，在反转又反转的悬疑剧的外壳之下，他试图去讨论一些大众比较关注的社会议题。对于陈导的这种努力，我们还是要充分肯定的。毕竟近些年来国产影视作品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接地气，影视工作者们仿佛生活在一个与脚底下的现实完全无关的架空世界。对于这种试图去揭露或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题材”，或者至少是自我标榜的“现实主义题材”，我们还是非常欢迎的。

　　既然陈导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那我们对这部电影的讨论就不能局限于电影本身，而要去讨论电影背后所凸显的现实问题。这部剧所涉及的最核心问题，无疑是爱情和女性问题。我们的陈导是一个聪明的电影人，他知道所谓的“女性经济”的潜力，知道广大青年女性的爱情焦虑和婚姻恐惧。因此他讲述了一个“渣男”欺骗“恋爱脑”，最后被“恋爱脑”闺蜜成功报复的故事。这个故事精准踩中了广大女青年的痛点（害怕“渣男”、痛恨“渣男”）和爽点（“girls help girls”），可以说充分调动了女性消费者的情绪，也制造了非常充分的话题点。可以说，在当下的舆论场，要制造话题、制造流量，无疑就是要挑动对立，而在所有的社会议题中，没有任何议题能够比性别对立更能够挑动大众的情绪了。陈导自然深谙这一点——哪怕操纵这种议题会反噬到他自己。某场点映场结束后，现场观众向主演朱一龙提问：饰演何非时，有没有从身边的“渣男”身上取经，比如监制陈思诚。这说明，连现场的观众都是懂行的，知道怎么通过挑动对立来为电影制造话题和流量。

　　当然，如果这个故事仅仅局限在爱情和女性议题上，那也远远谈不上的“现实”。毕竟这么多年，我们在荧幕上见证了太多不食人间烟火的“恋情”，男女主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谈恋爱。陈导的这部电影无疑是敢于直面现实的，它将发生在泰国的“杀妻骗保”案等极具现实性的案例杂糅在一起搬上了荧幕。近些年来国内的“杀妻案”屡见报端，多数“杀妻案”其实并不是无理性的家庭暴力的延伸，而是带着理性的算计和考量。在作为一种财产关系的婚姻关系之下，天然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成为了牺牲品。这不仅仅是一个性别对立的问题，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而是更大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一部分。我们的陈导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并没有将主题仅仅局限于爱情和性别对立，而是加入了更现实的元素——阶级问题。

　　谈到阶级这个词，很多人可能觉得是一个应该放在博物馆里陈列的远古出土文物，和我们这个时尚先锋的时代格格不入。谈到以阶级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很多人的头脑里可能联想到了穷凶极恶的黄世仁和苦大仇深的白毛女，觉得这是一个太“老土”的剧情。但实际上，如果《白毛女》的故事放到今天来拍，也会成为一个爆款影视作品：佃户杨白劳吃喝嫖赌，欠下了乐善好施、世代仁慈的地主黄世仁一大笔债务；地主黄世仁到杨白劳家送米送面送温暖时，见到了在杨白劳家吃苦受罪的喜儿，喜儿贪图黄世仁家的财富，用尽心机嫁给了黄世仁，实现了阶级跨越；喜儿嫁过去后，不仅不思感恩，反而妄图独霸黄家财富，害死了黄世仁及其一众儿女；黄世仁的忠诚的、善良的管家穆仁智，为了为主报仇，卧薪尝胆，精心布局，最终联合一众旧仆，打倒了喜儿，夺回黄家财产。

　　以上剧情是我瞎编的，如有雷同，纯属抄袭。瞎编归瞎编，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剧情中的男女主人公替换一下，把黄世仁替换成李木子，把喜儿替换成“渣男”何非，把管家穆仁智替换成李木子闺蜜沈曼，是不是就毫无违和感？这难道不就是《消失的她》的剧情吗？除了性别被置换了之外，另外被置换的就是阶级。陈导的电影并没有回避阶级问题，只不过阶级被倒置了。为富不仁的富人与善良的穷人之间的对立，变成了善良的富人与奸诈残忍的穷人之间的对立。《消失的她》里构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阶级秩序，一个人所拥有的道德品质的优劣，与其在这个阶级秩序的地位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在底层，是嗜赌成性、费尽心机往上爬的男主人公何非，是见钱眼开、毫无底线和节操的超市老板、摄影师、街头小混混；在中间阶层，是在国外接受过贵族学校教育、靠自我奋斗成功的闺蜜团，她们勤奋、仗义、机智、优雅，甘愿为朋友牺牲自己；在上层，是纯洁善良、毫无心机的富家女，她被赋予了人间一切美好的特质，仿佛是圣母的化身。在这样的剧情设定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主创团队对上流社会的献媚和对底层浓浓的恶意。

　　《消失的她》部分借用了西班牙悬疑电影《看不见的客人》的故事框架。但《看不见的客人》的一个核心设定，是反派男主艾德里安的身份。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企业界新星，艾德里安拥有极大的资本和能量。他能请到最顶级的律师为自己辩护，能操纵媒体为自己造势，可以收买证人为自己脱罪。正因为如此，遭遇丧子之痛的托马斯夫妇才不得以采用假扮律师的方法，亲自为自己的儿子讨回公道。可以说，他们抗衡的对象不单单是男主艾德里安一个人，而是整个上流社会的财富和权力。这既是一个父母为儿子报仇的故事，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对抗上流社会精英的故事。它的底色，是一部揭露资本主义上流社会虚伪无耻贪婪的“黑色电影”。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这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电影工作者们，也依然能够保留自己的基本良知，敢于向强者挥刃，为弱者发声。这正是攫取了无数社会资源的影视文艺作品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所在。

　　而《消失的她》则完全倒置了这种关系，这就使整个电影变得非常拧巴。为了在性别对立之外，再强行制造“阶级对立”，主创团队强行建构出了一个富家女爱上穷小子的故事。一个底层的快递员能够兼职去做潜水教练，能够去澳门豪赌，还费尽心机娶到了继承亿万家产的富家独女。在富家女深情的感化之下，这个出身底层的赌徒依然恶习不改，乃至最后走上了“杀妻”之路。这不仅是对“渣男”的控诉，更是对底层的嘲弄。这部电影能够留给人们的“现实”启示，就是既要拒绝“恋爱脑”，也要警惕“凤凰男”。它进一步强化了精英世界对于底层的刻板印象，巩固了所谓“门当户对”的既有婚姻秩序。溥仪同志的大清已经亡了一百多年了，但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基本还停留在大清时代，带着浓浓的裹脚布的恶臭味。

　　撇开价值观不谈，这个设定即使从单纯剧情的角度来看也是极其不合理的。从剧情来看，李木子死亡之后，男主何非看起来并没有能够充分掌握和利用女主所留下的巨额财富，反而处处碰壁，连在警察局立案都无法成功。相反，李子木的闺蜜团则看起来拥有着极大的财富和资源，并利用其所掌握的财富和资源精心布局、引男主入套。所以整个故事就变成了闺蜜团对男主的单方面戏耍，男主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这个设定就非常拧巴。拥有这么多财富和资源的闺蜜团要想对付这么弱鸡的男主、找出李木子死亡的真相，根本不用费这么多功夫布局，有一万种简单的方法能把男主送进去。相反，如果从剧情的角度来看，想让这个故事更合理，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把男主设定为一个拥有极大财富和权力的大老板或富二代，闺蜜团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为死去的李子木伸张正义，才不得以假扮男主律师、套出真相。这样，整个故事才是能够讲得通的。

　　那么，主创团队为什么不这样操作呢？只能说，在我们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还有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样的观念，已经成为了某些影视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他们习惯性地向强者献媚、向弱者挥刃，哪怕是牺牲剧情的合理性，也要强行展现出一种对精英的献媚和对底层的恶意。从《北京爱情故事》到《消失的她》，陈导一直是这样的陈导，从来没变过。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还不如肥皂泡沫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