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 | 被“极左”的姚雪垠

　　晚年姚雪垠曾经对人说，他“既非右派又非左派”，并引用丁玲的说法，他是“独立大队”。这显然是针对1980年代后期他和刘再复那场论争中，被主流学界诬为“极左”的一种回应。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姚雪垠曾被划为“右派”，一个人身兼“右派”和“左派”两种身份，这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作家中，除了姚雪垠和丁玲，似乎再无别人。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姚雪垠的身份的确比较独特。自1940年代的延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影响和主宰中国文学界的主要是两拨人，一派是从1930年代以上海“左联”为中心，以鲁迅为实际领袖的左翼文化人，如茅盾、周扬、丁玲、胡风、冯雪峰、夏衍、洪深等，另一派是延安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派所谓解放区作家，如周立波、赵树理、何其芳、贺敬之、田间、张光年、孙犁、李季、刘白羽等。

　　但姚雪垠这两派都不属于。

　　1910年10月，姚雪垠出生于河南省邓州市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上过开封优级师范。由于家境窘困，母亲准备在他出生时溺婴，幸为曾祖母所救。姚雪垠从小爱听外祖母讲故事，还由此激发了想象能力和文学兴趣。1924年小学毕业后,去信阳上中学。同年冬,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学校提前放假。回乡途中,与二哥和其他两名学生一起被李水沫的土匪队伍作为“肉票”抓去，旋又被一个土匪小头目认为义子。在土匪中生活约100天的这段特殊经历,成为姚雪垠后来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1929年夏,姚雪垠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与此同时,在《河南日报》副刊用“雪痕”的笔名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和其他作品，这些小说写下层劳动者受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入学后不久,即参加进步活动,和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读了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派的一些代表性论著，立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文学家。1931年暑假被学校当局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开除。从此结束学生生活，在北平等地以投稿、教书、编辑为生。到抗战爆发前夕,先后在《文学季刊》、《新小说》、《光明》、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野祭》、《碉堡风波》、《生死路》、《选举志》等10多篇小说，这些作品展现了内地农村黑暗混乱的现实图景，和被压迫者奋力反抗的斗争画面。此外，他还编过《大陆文艺》、《今日》两种刊物，在《芒种》、《申报》上发表杂感，刊出散文散文诗、文学论文多篇。这些文章同样表现了姚雪垠对现实的关切，有敏锐的时代感。由于受文艺大众化、大众语讨论的影响，1936年曾收集家乡口语，编为《南阳语汇》。1939年，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开始在胡绳主编的重庆《读书月报》上连载。1943年初至重庆，姚雪垠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5年初至四川三台任东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同年夏季返成都创作了取材于自身经历的长篇小说《长夜》。抗战胜利后，姚雪垠到上海，任私立大夏大学副教务长、代理文学院长。其间出版有报告文学集《四月交响曲》，短篇小说集《M站》、《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重逢》，长篇小说《戎马恋》、《新苗》、《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论文集《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传记文学《记卢镕轩》等。同时研究明代历史，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

　　早在河南大学读预科时，姚雪垠就开始接触政治，“在白色恐怖下的开封他所能找到的所有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书籍”，尽管当时他并不完全理解，但还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地读下去。当然，他当时所读的也不都是红色政治书籍，同时他也阅读包括梁启超与顾颉刚等人在内的学术著作，并且对史学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文学和史学成为姚雪垠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史学学习和研究与文学阅读和创作之上，但又不时为窗外的政治所吸引。

　　自20世纪中国的大学诞生以来，各种政治就一直在大学的校园里游荡，在大学师生的胸中激荡，特别是风起云涌的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大学校园更是不断掀起政治风暴。大学预科时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姚雪垠自然不会关起门窗一心读书。当革命的政治风暴席卷河南大学的校园时，“他没有丝毫犹豫，而是迫不及待地纵身跃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积极地参加游行，发表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几乎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为此被怀疑是共产党，遭到国民党西北军的逮捕。由于得到军队中河南老乡的帮助，姚雪垠转危为安，又由辛亥革命老人保释，最终脱离了危险。获得保释以后，姚又回到了河南大学继续读书，然而由于他“不肯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又被确定为“危险人物”，遭到了学校的开除。与此同时，国民党又准备逮捕他，姚不得不开始逃亡。随后，姚来到北平求学与谋生。在北平，虽然大学校园里仍然不断掀起学潮，但他已经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也没有参加政治组织和各种政治活动，他虽然没有与政治脱钩，但是他将大部分精力花在了读书和文学创作上来。他一方面希望在文学创作上有所作为，一方面要靠笔杆子赚取稿费，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日三餐问题。由于刻苦勤奋与才华过人，姚很快在林语堂等人创办的《论语》和曹聚仁创办的《芒种》上崭露头角。不久，姚患了肺结核，需要修养和调理，于是在1933年离开北平来到河南杞县的大同学校。这所学校由河南大学教授王毅斋创办，学校里没有国民党特务，却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这里，他与梁雷、赵伊坪等地下党员交往密切，建立“课外文艺小组”，创办《海鸥》文学杂志，宣传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姚雪垠在教学之余，做的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家乡的方言土语，进而为他后来在文学语言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身体多病是不幸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姚因此没有成为一名到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战士，倒是促成了他走上了文学道路。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姚雪垠经过一番漂泊奔波，来到了开封。在这里，姚雪垠和朋友一道创办刊物《风雨》，宣传抗日。由于他们的努力，这本杂志很快就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影响又与姚雪垠比较科学的抗战文学观有很大关系。当时的许多人仅仅将抗战文学视为宣传，于是他们的作品标语口号化相当严重，而且主题直奔抗日，缺乏耐人寻味和令人深思的东西，更缺乏艺术性;而姚雪垠则强调“对敌人谩骂侮辱并不能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还是把敌人的暴行多多揭露”，“作家们不应该把视线都集中在‘抗战’呀，‘咆哮’呀，‘雄壮的行进’呀，而应把建设民主政治和改善大众生活作为两种紧要任务。”根据这样理念创作的作品显然比那些直截了当为抗战服务的作品更有分量，更有思想内涵，也更能够打动读者。只是后来中共河南省委受极左思想影响，强令刊物左转，导致《风雨》越来越“红”，随即杂志的撰稿人不断流失，发行越来越萎缩。面对这种情况，姚雪垠感到困惑和迷茫，于是写文章表达出来。然而有关方面负责人不仅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吸取经验教训，反而对姚进行惩罚性地调离开封，令他到故乡去搞地下工作，其实是将他往虎口里送。这是姚第一次遇到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尽管当时没有对他进行批判，但是这种以革命的名义要求他必须服从命令的打击报复方式也显示出一定的残酷性。姚颇感无可奈何，只好默默地离开开封。离开开封以后，他既没有按照组织要求回家乡去做地下工作，也没有像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那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而是来到徐州附近的台儿庄，来到国民党军的三十军进行采访，同时找当地的游击队员进行座谈，为后来的写作积累丰富的素材……(参见许建辉著《姚雪垠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从以上经历看出，姚雪垠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时期，都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堪称文坛的边缘人。但这并不意味他中国现实和民族命运漠不关心，或者是那种崇尚英美的自/由/派文人，相反，姚的思想深处有着强烈的左翼色彩，这显然与他出身底层，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怀有深切同情有关。姚对中共革命心向往之，但又一直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乃至一生的命运。

　　但尽管如此，姚雪垠还是避免不了卷入革命文艺阵营的各种论争与斗争，甚至曾遭到过胡风组织的国统区进步作家的“整肃”。

　　据《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一文记叙，1944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介绍到国统区。5月，何其芳、刘白羽受中共派遣来到大后方，宣传延安整风和“讲话”精神，重庆文艺界整风开始。进步文艺界以“读书小组”为组织形式进行学习，每组若干作家，由党的文艺领导召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气氛和风细雨。

　　姚雪垠参加了“读书小组”，经受了批评。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44年的春天，《牛全德与红萝卜》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严肃、最使我感激难忘的批评。这次批评是采取讨论会的形式，并没有文章发表，至今我珍贵地保存着当时在几张纸片上记下的批评要点。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茅盾先生，冯乃超先生，以群兄，克家兄，SY兄。”

　　胡风也参加过类似的“读书小组”。他在《再返重庆》中写道：“乃超在乡下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是为了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乃超约了十来个人，除他和我外，记得有蔡仪，其他人就不清楚了。”由于胡风的态度颇不合作，此后他便与读书小组无缘，更没有进行过自我批评。

　　在中共组织国统区进步作家整风期间，胡风发动和组织了文坛的“整肃”运动，向他所认为的进步文艺战线内部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这个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若干年以后甚至成为导致他也遭受“整肃”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总结了六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文协未来的工作提出设想。这篇论文后来被认为是胡风号召抗战文坛内部开展“整肃”运动的动员令。他通过路翎联系北碚的青年学生，其中包括石怀池及后来被称为“胡风派”的一些青年;他指示要清算的作家及作品，包括清算的方法和要点。在他与路翎等人的来往信件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朱光潜、陈白尘等……

　　1944年7月24日，石怀池批评姚雪垠和碧野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把他们的作品圈定为胡风所指的第三类，批评他们描写了“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更有甚者，把沙汀的《困兽记》称作“禽兽记”，把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说成“色情的瘦马”等等。其后，众多蜂拥而至的批评便把胡风文章中所谓“对生活的卖笑态度”和石文中所称“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干脆地诠释为“娼妓文学”或“色情文学”了。从此，姚雪垠便被某些人轻蔑地称为“娼妓作家”或“色情作家”。

　　不久，胡风又推出《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论主观》等论文，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这种煞有介事的姿态引起了进步文坛的惶惑，黄药眠等纷纷提出质疑。1944年底，姚雪垠写了一篇随感，题目叫《硬骨头》，文中慷慨激昂地表示：“想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一把硬骨头，吃得苦，耐得穷，受得种种打击。”算是对关心他的读者朋友的答复，也是对胡风等的攻击的回应。1947年初，他带着《长夜》和《记卢轩》的书稿，从河南来到上海，这两部作品是他反击胡风派的武器。上海是战后的文化中心，姚雪垠想在这里重振旗鼓。就在这时，“怀正文化社”的老板刘以鬯伸出了援手，不但为他提供住处，而且答应给他出选集。刘以鬯是后来的香港著名作家，他开的这家出版社定名“怀正”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与“蒋中正”没有关系。此后一年多，姚雪垠就住在出版社，安心写作。很快，《雪垠创作集》共四种顺利出版。姚在《雪垠创作集》的跋中，把几年来蒙受胡风等攻击的委屈情绪一古脑儿地发泄了出来：“继这个集子之后，我还有许多作品将陆续的，一部一部地拿出来，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善意的批评我绝对接受，恶意的诋毁也‘悉听尊便’。我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这些表面革命而血管里带有法西斯细菌的批评家及其党徒能拿出更坚实的作品来，不要专在这苦难的时代对不能自由呼吸的朋友摆擂。”这篇文章又名《论胡风的宗派主义》，载北平《雪风》第3期，是现代文学史上公开地系统地批评胡风派宗派主义的第一篇文章。

　　姚雪垠的挑战，引起胡风等人的震怒。阿垅的文章不久就写出来了，题目叫《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文章发表后，阿垅把载有此文的《泥土》寄给胡风。此时，胡风等人认为“怀正文化社”是国民党的文化机关，并认定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从一桩“莫须有”的流言，到铁板钉钉般的宣判，姚在文坛上的地位由此一落千丈，几乎被“进步文艺界”抛弃了。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隆重召开，来自解放区的与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胜利会师了。此时，新中国尚未宣告成立，中共中央率先召开这次文艺盛会，显示了新政权对文艺的高度重视，与会代表都把能参加这次盛会当作毕生的政治荣耀。文艺界代表824人，除了极个别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作家之外，稍有点儿名气的作家都得到了邀请。然而，一度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的姚雪垠却不在其列。这显然与几年前胡风发动的那场针对他的“整肃”有关。从1949年到1954年，党和政府给予胡相当高的政治待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常委，华东文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而姚只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上海大夏大学兼职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并兼任副教务长，后调回河南文联当专业创作员。可见“整肃”对胡、姚两位主要当事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了解姚雪垠被胡风“整肃”的这段经历后，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他后来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了。

　　1949年以后的姚雪垠虽然自青年时代建立起的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痴心未改”，但胡风组织的那场“整肃”使他在新体制内业已边缘化，与政治“若即若离”，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作为曾被茅盾称赞为“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的作家，一方面，“他的创作道路与文艺思想都与‘无产阶级’要求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在1953年的供给制向工资制转化时，姚的工作被定为最低的文艺六级，住房分配也比别人差，被安排住进了距公厕只有一丈之遥的小屋里。处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姚雪垠一方面深感压抑，另一方面感到“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其实，姚不过43岁，还处在人生的中年时期，根本谈不上老。姚雪垠不甘心，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他到工厂去体验生活，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并根据当时的形势要求，创作了《携手》(后又根据政治要求改写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捕虎记》)。这种按照固定的套路和图解主题的创作的作品当然不会成功，姚意识到照这样下去，自己的未来一定全毁了。于是他将“真正的”文学创作转入“地下”。可惜他的“地下写作”没持续多长时间，就被人发现，接下来自然是受到批评，姚雪垠与领导辩论起来，愤慨之下将文稿付诸一炬。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姚遭到全面批判，被打成了“右派”。姚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并非政治问题，而是因为他“狂放骄纵”，与所在的武汉作协的领导关系没有搞好，因而受到了严厉的报复。(许建辉：《姚雪垠传》，第139页)

　　这跟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同丁玲被打成“右派”似乎有所不同。胡风的最终“罹祸”，除了他的个人性格，还与他自持甚高，不满足于“有职无权”的边缘化处境，其“坚持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理论同当时的主流文艺思想格格不入，并试图挑战周扬作为文艺界领导人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阐释者的地位等原因有关;丁玲也是如此，她在左联比周扬还老的资历，她在延安时期与周扬因《三八节有感》产生的“缝隙”以及对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派不满的言论等等，最终使她成了周扬借政治运动“定点清除”的首选目标。相形之下，姚雪垠只不过是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的一名专业作家，无职无权，他被打成“右派”，纯粹是官僚主义的牺牲品。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身处逆境的姚雪垠受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启示，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李自成》，希望以此填补新中国成立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空白。《李自成》原计划写作150字，最后全部完成时达到了300多万字。1961年，《李自成》第一卷完稿，于1963年问世。由于姚雪垠严谨的创作态度、扎实的史学功底与深厚的文学造诣，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一版就印了几十万册，一时洛阳纸贵，并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赏。这为姚后来为了写完《李自成》全书，争取最高领袖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这样，到了1978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出版后再次引起轰动，并于1982年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不少文坛名宿权威纷纷撰文推介，如茅盾的《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严家炎的《〈李自成〉初探》，都从艺术成就方面对文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姚因此成为当时中国作家中最为耀眼的人物。不久，姚当选为湖北省文联主席。而差不多同一时期，与姚一样被打成右派的许多中老年作家，大多刚获平反摘帽，还沉浸在“伤痕文学”写作和对“四人帮”和“十年浩劫”的控诉之中，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都未拿出堪与《李自成》媲美的成果。在这种背景下，姚雪垠及其《李自成》的一枝独秀，无疑显得有些刺眼，甚至可能让一些人心里有些“不适应”。

　　1988年2月份，中国一南一北两家具有全国影响的文艺刊物——上海的《文汇月刊》和北京的《人民文学》，以显要地位分别发表了刘再复的两篇长文。前者是他与刘绪源的谈话:《谈文学研究与文学争论》，后者是他为一本新时期中国文学作品的外文译本写的序言《近十年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姚雪垠和《李自成》“再评价”的热潮。

　　此时，距《李自成》第二卷出版已过去了整整十年。如果以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满十岁了。思想文化界在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之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和作品大量涌入，一套以译介西方现代文化政治名著为主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为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争相购买的流行读物。许多老中青作家纷纷扔掉现实主义的行头，加入到现代派的行列，连姚雪垠在湖北的老同事，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已经年逾七旬的徐迟也写出《文艺需要现代化》等文章，为现代派呐喊助威。在1987年的中国作协换届大会上，首次实行了民主投票选举，被视为“保守派”的诗人、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贺敬之在副主席选举中落选，而曾经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后又以《人妖/之间》等暴露社会阴暗面产生重大反响，被视为“改革派”和“自由派”代表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家刘binyan，以及同样曾被划为右派，以创作意识流小说著称的王蒙，以高票当选新一届中国作协副主席。此间，尽管中共中/央发起过两次“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小运动，非但没有阻止住所谓的“污染”和“自由化“，反而使”现代派”的潮流加速反弹，渐成大势。

　　在这股大潮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文艺理论家刘再复的《文学的主体性论纲》和《性格二重组合论》，是新时期文学在理论上由“传统”迈向“现代”的重要标志。

　　1988年，这位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翘楚和明星人物将目标对准年逾七旬的老作家姚雪垠和已经出版了十年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或如有人猜测的那样出于私怨，“故意跟姚老过不去”。但细究起来，刘再复和姚雪垠之间也非没有“过节”。1985、1986年刘在《文学评论》分两期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认为“我国文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普遍地发生主体性失落的现象，为此，我们需要探讨一下文学主体性的回归、肯定和实现的途径。”他提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要重视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的主体包括作为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在文学创作上，刘强调把笔下的人物“看成人”，“注意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反对“把人变成任人摆布的玩物和没有血肉的偶像”，创作主体应肩负历史使命，实现“对世俗观念、时空界限及‘封闭性自我’的超越”，并“升华到自我实现”的境界，表现“人道”的精神追求。刘文的发表，在文艺理论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老一辈评论家陈涌、陆梅林、敏泽、程代熙、杨柄、郑伯农、丁振海、李准、陈燊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另有一批活跃在文坛的中、青年批评家王春元、何西来、杜书瀛、陈辽、徐俊西、林兴宅、孙绍振、杨春时等则对刘/zaifu的观点进行了支持。

　　在这场论争的后期，姚雪垠连续发表了《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与刘/zaifu同志商榷》和《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学史的光辉传统：再与刘/zaifu同志商榷》两篇论文，对刘/zaifu的“文学主体性”论说提出批评。姚批评刘的观点主要有：1、刘的文学主体论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原理，文学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刘人为地将文学“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隔开，将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看作是“回复到自身”是不对的。2、刘对“作家的主观能动性”作了无限的夸大，是“主观唯心主义”。3、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刘提出的文学创作中“写活的人物是不受创作主体控制的”提出了质疑。4、刘对中国文学史存在错误认识，否认祖国文学史的光辉传统，简单地认为古代文学是消灭个性的文学。

　　应该说，在当时中共//中央提出“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背景下，姚雪垠对刘/zaifu的批评，给这场颇为敏感的论争添了一把不大不小的火，肯定让处于风尖浪口的刘再复感到不爽，甚至紧张。于是在1988年初，刘/zaifu在当时被认为是“改革派”知识分子重镇的《文汇月刊》和中国文学第一刊的《人民文学》接连发表《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近十年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和《刘再复谈姚雪垠现象》三篇重磅文章，不仅对姚雪垠批评他的观点逐一进行回应，还把枪口对准了誉为中国历史小说创作里程碑作品的《李自成》。

　　刘再复反击姚雪垠文章的主要观点如下：1、《李自成》是“表现高大完美的农民英雄的历史小说”，是“伪浪漫主义最猖獗”时代的产物。2、姚以自己的经验来证明自己符合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我证我”的“怪圈”，其推理和论证充满悖论。3、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需要反思，姚的观点不利于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4、《李自成》“一卷不如一卷”，原因在于：“姚先生坚持了‘三突出’、‘高大完美’等文学观念。按这种理论精心设计自己的人物，人物就不能不成为抽象的寓言品和简单的时代精神的号筒。李自成、高夫人这些主要人物，都成了这种号筒。并提出所谓“八个样板戏和两个作家”之说(“两个作家”指浩然和姚雪垠)5、姚对“文学主体性”的批判，是对“新的文学潮流的不满和对新一代作家学人的强烈排拒”，他的痛苦是“与时代大潮相背离的逆向性的苦闷”。(参见周志雄：《回顾刘再复和姚雪垠的论争》)

　　刘再复的“反击”可谓刀刀见血，字字戳到了姚雪垠的痛处。尤其是将姚耗费大半身心血，体现其毕生文学成就的《李自成》说成是坚持和迎合 “三突出”“高大全”的产物，并提出所谓“八个样板戏和两个作家”之说，给姚扣上了“极左”和“与时代大潮相背离”、对“新的文学潮流的不满和对新一代作家学人的强烈排拒”的大帽子，肯定令当时正处于事业和荣誉最高峰的姚雪垠难以接受。正如本文前面指出的，姚雪垠是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作家，在《〈李自成〉第一卷前言》中，他曾毫不讳言地说：“随着我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对接触过的历史资料获得了新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李自成》的主体思想。”姚十分强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并自认为《李自成》是自觉践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成果。并将积极致力于创造“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历史小说作为自己的使命。可见，姚雪垠的文学观以及《李自成》的创作，绝不仅仅是对政策的图解和迎合，而是他从青年时代就建立起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结晶。况且，姚雪垠在大半生的时间里都游离于主流政治和主流文学体制之外，自认为“非左非右”，因此，刘/zaifu指姚雪垠为“极/左”，肯定使他大为震怒。气急之下，接连发表了《〈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一文读后》、《不要用诽谤代替争鸣——答刘再复君》 进行反批评。姚的主要观点有：1、刘再复对《李自成》的评价是“肆意诽谤”，列举《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评价、严家炎的评论反证刘再复的观点错误。2、回顾《李自成》的创作历史，说明《李自成》的创作是反“三突出”的。3、刘的“辱骂和诽谤太过火了”，拟起诉刘“侮辱和诽谤罪”。4、刘的文章回避所争议的“是非问题”，而是“放暗箭、泼脏水，千方百计地搞臭论敌”。5刘丑化姚对新时期文艺的态度。6、刘丑化姚写批评文章的写作动机是“对新一代作家学人的强烈排拒”。

　　现在看来，刘再复和姚雪垠的这场论争除了明显的情绪化，还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是1980年代后期特定政治环境的反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形成了许多学派。以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启功等老一代文化人为代表的新文化学派，主张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以yuguangyuan、周扬、hujinwei、wangruoshui、杨西光、sushaozi、baotong、zhangxianyang、yanjiaqi等为代表的“理论务虚会派”，主张“西化”。以贺敬之、魏魏、刘白羽、欧阳山、玛拉沁夫、李尔重、马锋、魏传统、吕骥、姚雪垠、夏征农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自/由/派称其为“极/左派”)，等等。……这期间，文化思想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包括《中/流》杂志问题、电影《苦/恋》的禁与放、“七一讲话”风波等。”(参见拙作：《丁玲的“左”与“右”》)

　　在姚雪垠身上，集中体现了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或“极/左派”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青年时代受 “五四”启蒙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双重影响，在随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潮流，并以此为终身信仰。这一信仰在他们经历过“反/右”“文革”的政治磨难之后，也未曾动摇。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批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起初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动机跟姚雪垠们也许是相同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出于政治投机。而当以激进主义为特征的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之后，他们很快调整自己的身段，迫不及待地“告别/革命”，加入到控诉/共产主义的行列。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半因为个人在激进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迫害”后的报复心理，另一半则出于政治信仰的蜕变。

　　对于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选择，李陀在研究丁玲与“毛文体”的关系时，曾经做过较为理性的剖析：

　　像丁玲这样为毛文体所感召，并且以毛文体参与话语实践，去从事文化和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多至千千万万。尽管有过多次批判运动，有过反右斗争，有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就总体而言，就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在整个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时期，他们并不是一生受难的可怜虫，也不只是一些被动、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被种种“受难史”掩盖起来的事实是：知识分子都有过浪漫的、充满理想的“参加革命”的经历，有过“建设共产主义”的激情，也有过高呼“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豪迈和气慨。这些记忆是不应被抹煞的。更重要的是，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生产者，他们虽然一生受制于毛文体，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都为毛文体的再生产贡献了热情、才华和“最美的青春岁月”。即使在他们一生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出卖和被出卖、迫害和被迫害、批判和被批判等尴尬困惑的时刻，许许多多的人仍然坚持毛文体的生产，并且把检讨、批判、迫害都变成毛文体再生产的特定形式。这些记忆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如果说毛文体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正是千万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努力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

　　回答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无论如何，以压迫/反抗这类模式去解释当代中国的人和历史，只能是管窥蠡测，难以有什么大意思。倘真有志于此，恐怕首先要考虑如何找到或创出一套新的语言，以使我们的思考复杂化，而不是相反。

　　——李陀：《丁玲不简单》

　　姚雪垠和刘再复之间的论争持续没多久，姚就撤回了对刘的起诉，这显然是他情绪冷静下来之后的决定。对于文人之间的纷争，诉诸法律毕竟不是最好的选择。多年以后，早已远走海外的刘再复在谈起他和姚雪垠的这场笔墨官司时，也做出了自己的反省：“本来我是不准备响应的，恰好《文汇月刊》的刘绪源先生来访问我，我就谈了，谈到姚雪垠的心态，说他有一种失落感，还谈到了他的小说《李自成》一卷不如一卷，尤其是后来几卷受了四人帮“高大全”理念的影响。老先生很不高兴，说我是故意诽谤他，声称要控告我，闹得沸沸扬扬的。但后来还是不了了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政治经济学家，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不是文学家。我们讨论问题应尊重马克思的意见，但也可以有自己的文学见解，姚先生认为我反/马克思主义，把问题看得太严重。我反批评时，也太激动，也不必扯到‘四人帮’的文艺上去。”

　　1999年4月，姚雪垠在北京的寓所溘然长逝，享年89岁。这位生性耿直、自诩为“非左非右”，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充满知识分子气质的作家，除了手中的笔，从未执掌过任何实际权力，却因为晚年的一场论争，被盖棺论定成了“极左”。有人说，好人往往在左的时代成为右派，在右的时代成为左派;坏人则在左的时代极/左，在右的时代极/右。虽然我不同意这种道德主义的说辞，但如果用在姚雪垠身上，倒是恰如其分。

　　姚雪垠与刘再复之间的论争虽然在当时似乎并未决出胜负，但最终还是以“极左派”全面溃败、“主流派”或“西化派”完胜而告终。因此，这场30年前的论争，就成了中共体制内 “极左派”面对已然羽毛丰满的“自由派”们发动的最后一场思想对决。其言决绝，其声悲壮，随着这一代被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先后离世，他们也从中国的主流文化界彻底消失了，消失得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自此以后，1980年代那种左右平衡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的主流文化界已整体右倾化，全部为“现代派”(或曰“自/由/派”)及其支持者接管，在貌似多元化的语境下，其实只有现代主义或打着其他旗号的现代主义“近亲”们一元独大。

　　如果姚雪垠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2018年9月16日初稿

　　2019年2月22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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