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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希望我聊聊正在热播的网络大电影《特级英雄黄继光》，我昨天专门看了，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
首先，我觉得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是有诚意的，影片本身在近几年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中，也是比较好的。
创作一个好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诚意”非常重要，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对革命历史和革命英烈有发自内心的敬仰。
诚意，是创作一部好作品的必要条件。有诚意，不一定能拍出好电影。但只要有诚意，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再加上其他条件，假以时日，就一定能拍出好电影。
反之，如果没有诚意，不管导演的名气有多么大，镜头如何花哨，也只能拍出垃圾。
《特级英雄黄继光》的另一个优点是扮演黄继光的演员选得好，眼睛里有光，有一种单纯、坚毅的气质，不油滑，没有江湖气，这很难得，因为《亮剑》大行其道以来，江湖气、匪气在影视作品中几乎被等同于英雄气。
其实，在战争年代，我们的革命战士，绝大多数都是淳朴的农家子弟，如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形容的那样，“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的淳朴可爱”，江湖气很少，匪气就更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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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特级英雄黄继光》仍然提高的空间，我提出这样几点意见：
第一，还是没有拍出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整个调子太压抑了；
毛主席总结伟大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美军“钢多气少”，我军“钢少气多”。这种“气”，就是“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是坚信正义事业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没有这种“气”，很难想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志愿军就能够在朝鲜半岛上给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渴望却不能实现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梦想。
但遗憾的是，影片没有传递出这种精神，几乎没有让人感到乐观、振奋的场面，人物表情始终都是凝重、忧郁和悲伤的。
第二，过度渲染了美军炮火；
影片一开始，就是“黄继光”（是影片中的黄继光而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英雄黄继光）像一头受惊的小鹿那样在美军劈头盖脸的炮火中闪转腾挪，给观众的印象是，他完全“被美军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来”。
在后面的情节中，还有这样的镜头：被美军炮火蹂躏过的山谷，到处都是志愿军烈士的尸体，隐蔽部里，也全都是尸体，只有一个重伤员用哭泣一般的声音喃喃地说，“都死了，全都死了……”
不可否认，美军炮火是猛烈的。但是，如何在影视作品中表现这种“猛烈”，如何表现志愿军战士对美军炮火的态度，对编导来说，仍然是一个考验。
在经典抗美援朝影片《英雄儿女》中，有这样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文工团组成战地宣传队开赴前线，前方连续不断的美军炮火构成了一道壮丽的景观，队员们轻轻地唱着“为什么战旗美如画……”，从容地、甚至轻松地迎着炮火向前线开进。
这里并不是说美军炮火没有杀伤力，也不是说队员们毫无战场经验，而是说，作为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老战士，他们深知在炮火面前恐慌、战栗没有任何用处，他们也有避弹、防炮的经验，知道美军的炮击是有规律、有死角的，掌握这种规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军炮击所造成的伤害。
实际上，美军在战场上为了壮胆，经常不看目标胡乱射击，无论炮火还是机枪火力，射击精度并不高，并不像话影片渲染的那么可怕。
总的感觉是，现在很多战争题材影片受《西线无战事》《现代启示录》等欧美反战电影的影响太大，经常有意无意地渲染战争恐怖论；
第三，黄继光从一个普通农家孩子，在参军后迅速成长为特级英雄，这个转变过程在影片中表现得也不够流畅。
《特级英雄黄继光》，也可以说是黄继光的“成长故事”，那么，他成长的转折点在哪里？影片没有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给予清晰的回答。
在《英雄儿女》中，王芳成长的转折点是王政委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她意识到沉浸在哥哥牺牲的悲伤中是不对的，应该努力像哥哥那样去战斗才是正确的。
在电影《董存瑞》中，对董存瑞的成长，也有令人信服的表现。
甚至在美国主旋律电影《壮志凌云》中，汤姆·克鲁斯也有一个成长的故事，他的转折点在于他发现在越战中“失踪”的父亲其实是一位掩护了同伴的英雄。
但《特级英雄黄继光》中，对黄继光成长的过程，只有平铺直叙，流水账似得表现，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转折点。
第四，过度迁就军迷，纠缠枪炮型号等细节，陷入繁琐哲学。
影片注重细节是没有问题的，但一个重要原则是，细节应该为主题服务，不能为细节而细节。
通过刻意追求细节，给观众制造一个“专业高深”的印象，以此来掩饰思想的苍白和灵魂缺位，是当代影视作品的通病。
如果把并无必要的细刻枪械、火炮型号的精力，用在深入挖掘黄继光的精神世界上，影片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另外，有些该考究的细节，编导似乎又没有注意。
比如在最后的反攻中，我军炮兵开始对美军占据的山头进行火力准备，从军事常识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人，一线步兵应该等到我军炮火延伸后再发起冲锋，但在影片中，我军炮火还没有延伸，步兵就急不可待地冲锋了。
一些称呼也似有错讹。如影片中的“教导员”，真实身份是新兵连的军事教员。“教导员”是我军营级政治主官的称呼，编导显然没有细究“教员”和“教导员”这两个称呼的区别。
有一些细节，则可能会让观众陷入凌乱。
比如，黄继光在一个被他打死的美军士兵钢盔中，发现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子（无疑是这位美军士兵的妻子）和一个孩子的合影。黄继光捡起这张照片，若有所思，神情凄然。
这张照片想传递什么暗示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打错了吗？抑或我们应该同情正在疯狂向我进攻的美军士兵？
在魏巍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东方》中，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细节：我军从被击毙的美军飞行员皮夹克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这位美国大兵抱着一个全身赤裸的日本女人，还有一张当天晚上东京大戏院的门票。
白天充当杀人机器，晚上寻欢作乐，这就是美国大兵放荡而罪恶的生活。
这两个不同的细节，所传递出的不同暗示，相信大家都不会误解。
第五，最后高潮没有上去。
文艺作品先抑后扬，高潮一定上去，音乐、画面结合起来，形成喷发的感觉，否则观众就不会尽兴，积累的情绪就无法得到释放。
比如，我军最后反击，夺回上甘岭表面阵地，火力准备要猛烈，要酣畅淋漓、排山倒海，但影片等于是浅尝辄止，炮声刚响就停下来了。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来看，这就会让观众很不爽。
事实上，在上甘岭战役中，由于准备充分，我军已经从战争初期的“钢少气多”，变成了“气多钢也多”，共向美军阵地倾泻了40多万发炮弹，甚至形成了局部炮火优势。
有人说，剧组没钱，不能表现这些大场面。
其实，没钱不要紧，可以用一些资料镜头，这样还可以增强影片的真实感。
黄继光牺牲后，我军终于站在了敌人的阵地上，这个时候调子应该从悲壮转向激昂，但突然就出字幕了，观众的情绪也被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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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我想主要还是违背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原则。
今天的主创人员，在没有长期体验生活的情况下，只能把人物诠释成自己熟悉的样子，正如《隐入尘烟》中的马有铁、曹贵英不是农民而是小资一样，在屏蔽了特级英雄黄继光身上政治性内涵——革命英雄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后，影片所塑造的黄继光（不是历史上的英雄黄继光）也只能是一个当代打工者的形象。
还是毛主席说得透彻，“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文/郭松民，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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