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一脉相承：从《红高粱》到《战狼2》

一

至少在票房上，吴京和《战狼2》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个巨大的成功，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冯小刚、贾樟柯、冯小宁、叶大鹰、陆川等中国主流电影导演预留给吴京的。

观众对《战狼2》的热烈追捧，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以张艺谋、陈凯歌为领军人物的第五代导演对中国影坛统治的逆反心理，也就是说，观众有多么讨厌打着“文化反思”之名，把中国人拍得懦弱、愚昧、狡诈的第五代作品，就会对《战狼2》报以多么热烈的欢迎。

　　是的，中国人需要英雄主义的自我想象，他们讨厌自己被塑造成一幅猥琐太监的样子，《战狼2》以及此前《战狼》的火爆，已经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这一点。

《战狼2》票房破45亿！中国电影杀入全球TOP100

二

　　要搞清楚这一点，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第五代?他们在中国影坛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新中国工业化的完成，两弹一星的成功以及五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宣告了西方对中国围堵政策的失败。以尼克松访华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为标志，西方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平等地位并开始解除对中国的封锁，中国被封堵许久的国门得以徐徐打开。

　　但是，国门重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和文化效果——震惊于西方消费社会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加上毛泽东主席的去世和文革的失败，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精英整体上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总体错误，同时把西方，尤其是美国，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一个深藏不露的默契是“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摸着石头过河，彼案在哪里？不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而是美利坚的消费社会。

　　这一调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中国确立的通过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叙述框架不能继续使用了，必须采用新的历史叙述框架。

三

　　由于西方被中国文化精英指认为是现代的、文明的，那么相应的，中国就必须被表现为传统的(前现代的)、愚昧的、野蛮的，否则的话如何证明中国走向西方、美国的正当性?八十年代轰动一时，并被赵ZY以国礼赠人的电视政论片《河a殇》，最后一集就是《走向a蔚蓝a色》。

　　必须承认，张艺谋是极聪明的，他在中国电影人中最先领悟到这一点，并用大红灯笼、轿子、高粱地、小脚、辫子、大烟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987年，张艺谋拍摄的开创第五代电影先河，同时也成为第五代电影经典之作的《红高粱》，最集中了体现这一点。

在张艺谋的镜头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和差不多1000年前水泊梁山时的中国没有什么区别，男主角余占鳌和武松、李逵等也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余占鳌血性十足(就血性而言，绝不次于《战狼2》中的冷锋)，快意恩仇，敢于袭击日军车队，但靠这些不能打败西方的优等生日本则是显而易见的。

《红高粱》也有一位惊鸿一瞥的共产党员“罗汉大哥”，他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为特征的“现代性”。但在《红高粱》中，罗汉大哥完全无力改变“元社会”的传统性、落后性，并最终和梁山好汉式的土匪秃三炮一起被日军剥皮，反而要靠余占鳌为他报仇，这宣告了探索非西方现代性道路的失败。

《红高粱》不言自明的暗示是中国必须经过西方文明的洗礼，从一望无际的高粱地“走向a蔚蓝a色”，否则没救。

西方主流文化界对这一主题洞若观火，青睐有加，所以第二年就赐予张艺谋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使之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一举奠定了张艺谋在中国的艺术国师地位，直到今天也无人撼动。

　　此后，张艺谋一发不可收拾，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直到《归来》、《长城》等，包括他担任总导演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虽然题材变化多端，但都是在从不同角度重复论述这一主题。

四

　　在七十年代末以来“走向a蔚蓝a色”的“大势”和张艺谋的万丈光焰笼罩下，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影视作品基本跳不出这样的框架——总而言之，中国不行，中国人不行，即便1949年革命成功后，也无非是《活着》、《归来》、《霸王别姬》之类的压抑、伤感故事。

被吹上天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系列作品，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完全一样的。莫言还被赐予了诺贝尔文学奖，只是这个奖来得有点迟了，如果是八十年代，莫言可能会上升到尊神的地位。

中国的主流电影大抵如是——

　　中国革命必须得到西方的理解与承认——如叶大鹰的《红色恋人》、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中国人只能靠洋人来拯救——如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陆川的《南京南京》;在陈凯歌的《黄土地》中，从延安来的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面对女孩翠巧的不幸，也束手无策，直到她沉入黄河……等等，这样的作品，可以说一摸一大把，不需要专门去找。

　　在第五代构成的背景下，一个勇壮的解放军退役军官，在非洲这块热土上，在中国海军巡航导弹的支援下，抓起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白人(必须是白人)雇佣军，啐了一口道：“(打不过你们)那他妈是过去!”想想在《金陵十三衩》中，中国女人要靠用身体回报白人混混才能逃出生天，这让在黑暗中观影的中国观众何等扬眉吐气？

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45亿票房并不算多，30多年的窝囊气要吐干净，没有500亿票房哪够啊？

五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战狼2》真的跳出了“传统中国VS现代西方”的叙事框架了吗？真的跳出了《红高粱》、《河a殇》的历史观，不再一根筋地“走向a蔚蓝a色”，而是向观众展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

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先打个比方吧：麦当劳、肯德基的炸鸡，塑造了至少两代中国人对炸鸡的喜爱，于是街边就有中国人制作出售的、完全模仿美国炸鸡口味的“麦肯炸鸡”，姑且称之为“中国炸鸡”。靠着便宜和方便，“中国炸鸡”的销路甚至比“美国炸鸡”销路还好。《战狼2》的成功相当于用“中国炸鸡”战胜了“美国炸鸡”，但对中国餐饮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用“中国辣子鸡”或“中国烧鸡”等战胜“美国炸鸡”，不是吗？

　　《战狼2》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版的好莱坞大片，无论是故事框架还是人物性格，乃至支撑主人公出生入死的价值观，都是高度美国化的，这一点我在《<战狼2>：中国，拔剑四顾心茫然》中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赘述。我只想强调的是，用变成西方，把西方内在化来战胜西方，其实反而自证了西方相对于中国的优越。

　　在这一方面，吴京和张艺谋分享了同一逻辑、同一历史叙述框架。区别仅在于，张艺谋用把中国表现为前现代的、愚昧落后的方式，暗示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与进步；吴京则用一位把兰博、终结者等内在化的英雄冷锋，明示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与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说，《红高粱》和《战狼2》构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相互论证关系，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正是沿着《红高粱》的方向，我们才一路走到《战狼2》。如果《红高粱》是故事的开始，《战狼2》就是故事的结局。《战狼2》不是对《红高粱》的反动，而是对《红高粱》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余占鳌如果活在当下，就是冷锋;冷锋如果回到三十年代的青沙口，就是余占鳌。

　　换句话说，尽管许多人是带着对张艺谋们的厌恶走进放映《战狼2》的电影院的，但吴京不是张艺谋的对立面，恰恰相反，他是张艺谋的最好继承者——吴京仍然属于第五代。

　　在张艺谋那里，是“兰博，请救救我!”在吴京这里，则是“我就是兰博!”——不是雷锋，不是狼牙山五壮士，不是董存瑞、黄继光，不是王成、李向阳，而是兰博!

　　这里最具有标志意义的是英雄人物对“元社会”的态度。在好莱坞大片里，兰博式的美国英雄都是拼死维护“元社会”的秩序，他们的使命是驱逐破坏“元社会”秩序的邪恶势力，恢复“元社会”的和平与宁静。根据不同的时代和故事情节，这个邪恶势力分别由纳粹、苏联、朝鲜、外星人、科学狂人等充任，主要是出于中国市场的考虑，中国人往往在影片中负责打酱油。

　　这个叙事框架的深远背景，是西方已经建立了对世界的统治，所以英雄人物的主要使命就是维护世界秩序。

但中国不然。近代以来，中国本是这个秩序中的被压迫者，同时也是这个秩序中的革命者，中国的使命，是在自身获得解放后，再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秩序，来代替以西方为国际统治阶级的新秩序。

　　比如，如果冷锋把“非洲某国”的黑人群众组织起来，发起一场革命，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他无疑将是一位“超级中国英雄”。

毛时代中国援助建设的坦赞铁路，已经成为中非友好关系的见证。

六

　　但在《战狼2》中，冷锋不过是兰博的替班而已(如果女主角RACHEL拨通了美领馆的电话，呼唤来了海军陆战队，那就没有冷锋什么事了)，甚至还不如美国英雄。因为美国英雄总是能够会恢复“元社会”的秩序，而冷锋只不过是把中国人以及和中国人有关的黑人(中国人的干儿子、干女儿、中国工厂的员工)带出来，同时把“元社会”丢给叛军去任意蹂躏。

　　当然，我不会幼稚到要求吴京去拍一部“非洲革命”的电影，我只是想说，正如“中国炸鸡”只不过是中国人制作的“美国炸鸡”一样，冷锋也不是“中国英雄”，而是中国人创作的“美国英雄”。兰博背后是一整套的美国历史、文化、关于世界的认知及制度安排，冷锋的背后则没有这些，只有已经成为潜意识的对美国的仰慕与模仿。

　　所以，冷锋的胜利，与其说是西方的失败，不如说是西方的胜利！通过冷锋的胜利，再次确认了西方500年来建立的世界秩序的不可撼动性，而中国，除了在现有的秩序中“混出来”(这真的算不上什么雄心壮志)，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未来新的世界秩序的想象——这真是一部电影版的历史终结论！

跪拜别人的神龛，别人就会顺理成章地以神的名义统治你！说起来令人黯然神伤，《战狼2》受到的热烈追捧，乃至主流舆论界不容忍任何批评的声音，表明美国（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统治）既深且巨，我们已经走的太远了，不仅找不到回来的路，也忘了我们是谁。

　　最后顺便说一句，把杀死几个白人视为民族主义的胜利，这既肤浅又危险，有可能滑向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白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才是我们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