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新星出版社最近出了一本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作者是英国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特里·伊格尔顿。为了显示这本书的分量，中文版序言列举了作者的简历：先后担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该书于西历2011年4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半年后就有了中文版，速度的确很快。这与西方社会近年来的金融危机有关。自西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曾经在西方遭遇冷落的马克思，又经常被人提起，甚至出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现场。伊格尔顿写这本书的背景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曾经也是一场巨大、广泛的社会实践。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式微，尤其是前苏联解体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几乎成为历史的古董，源于美国的“历史终结论”彻底排除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最终地位。因而，西方世界对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种种批判和否定意见，几乎将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当西方金融危机同时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时，马克思再次被西方提及，曾经的冷落似乎又开始转热。但是，要真正热起来，首先需要辩驳此前各种反对马克思的观点，因为那些观点已经非常强大，在很多人那里已经成为结论性的定见。伊格尔顿的这本书想完成的正是这样一件工作。该书共分十章，每章针对一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反驳。我先罗列一下这十个观点。

观点一：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在那个工厂林立、到处充满饥饿暴动的世界里，那个以数量众多的工人阶级为标志的世界里，那个到处都是痛苦和不幸的世界里，马克思主义还多少有点用处。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这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西方社会里，绝对没有一点用武之地。如今，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一些老顽固。他们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世界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而过去的那个世界再也不会回来了。

观点二：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看也许还有些道理，不过一旦将其付诸实践，结果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恐怖、独裁和暴政。对于那些衣食无忧、将自由和民主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看上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来说，与马克思有关必然意味着饥荒、困苦、折磨、强制劳动、支离破碎的经济以及具有可怕压制力的国家机器。那些对这一切惨剧视而不见的人不是头脑愚钝、甘于自欺，就是附庸政治、道德堕落。僵化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丧失自由和物资供应的短缺，因为这是废除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观点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它将世间的男男女女都视为历史的工具，并以这种方式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和个性。马克思相信存在某种任何凡人都无法抗拒的历史规律。封建主义注定将孕育出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总有一天也必将为社会主义让路。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不过是世俗版的天命论。它和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统治的国家一样，都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冒犯。

观点四：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乌托邦之梦。它将希望寄托于一个完美的社会，那里没有艰难，没有痛苦，没有暴力，也没有冲突。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没有对抗、私利、占有、竞争或者不平等。人人平等，毫无贵贱之分。人不再需要工作，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物质财富源源不断。这种出奇幼稚的想法来源于对人性的轻信。它完全无视人性的险恶，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生来就是自私、贪婪、好斗而富于竞争性的动物，而且任何社会变革都不能改变这一点。马克思对未来的天真想法反映了他整体政治思想的荒谬与不切实际。

观点五：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它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艺术、宗教、政治、法律、战争、道德、历史变迁……所有这些都被简单地视为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错综复杂的本质视而不见，而试图建立一种非黑即白的单一历史观。醉心于经济的马克思说到底不过是他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倒影。他的思想与多元论者对当代世界的人是背道而驰。当代世界的人认识到，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不能被硬塞进一个刻板的单一框架中，但马克思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观点六：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他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认为意识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他极端蔑视宗教，认为道德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完全无视人性中那些最可贵的东西，将人简化为被动地受客观环境所左右的物质材料。马克思对人性的认识如此冷漠，也就不难理解斯大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犯下的暴行了。

观点七：马克思主义最为过时之处在于它过分痴迷于乏味的阶级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自马克思写作的那个年代以来，社会阶级的图景已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他们甜蜜幻想着即将带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阶级问题越来越没有意义，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大，谈论阶级斗争就犹如讨论火刑柱上烧死异教徒那样荒谬。具有革命精神的工人，就犹如邪恶的资本家，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凭空想象。

观点八：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是暴力的政治斗争。他们拒绝温和渐进式的变革道路，选择了通过制造血腥和混乱达成目标的革命方式。一小撮起义者揭竿而起，推翻旧政权并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大多数人。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制度势不两立的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者轻蔑地认为，道德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完全不会因为他们荼毒生灵的整治行动而感到不安。马克思主义者的信条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算这个过程会带来无数牺牲也在所不惜。

观点九：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全面强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存在私有制，社会主义革命以专制集权的方式领导，这种方式将会彻底消除个人自由。所有这些都是已经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是这样，将来恐怕也不会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一部分：人民让位于政党，政党让位于国家，国家则听命于一个铁腕的领袖。自由民主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人们不会因为批评专制政府就被关进精神病院。

观点十：过去四十年中，所有引人注目的激进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同性恋和民族政治、动物权益、反全球化以及和平运动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旧传统，它们所代表的全新的政治激进主义形式也已经将马克思主义远远地甩在后面。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激进主义的贡献微乎其微，也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政治左派确实依然存在，但是它适合一种后阶级、后工业化的时代。

作者伊格尔顿挑选的这十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可以看出他并非随意挑选，而是下了一番功夫。这十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不是情绪化的发泄，也不全是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化，它们的确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根本性的问题，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学术性。作者在书中将此十个观点冠以“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限定，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在中国同样存在。这一现象既可以说是当今中国跟在西方后面的结果，也可以看成是中国自身特殊经历的结果。伊格尔顿的这本书篇幅不长，针对上述每个问题各写一章，基本上是逐条反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之一、伊格尔顿对此十个观点的反驳呢？

马克思能否拯救世界？

伊格尔顿对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观点的反驳，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但有些也未必。在这里不一一展开，只捡几处重点，扼要评述一下。伊格尔顿其实遇到一个麻烦，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一样？伊格尔顿在书中逐项展开反驳时，经常举例说：马克思本人在某部作品中对某个问题是怎么说的，显示出他对著作和史料的熟悉。但是，恩格斯说的，或者列宁、斯大林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比较模糊。在我看来，伊格尔顿自己也没分得很清。因此，有时候他把两者分开，把列宁、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排除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之外，有时候又为了替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辩护，不得不替列宁、斯大林辩护。

伊格尔顿的这一做法，很像当今中国某些为孔子或传统文化辩护的人：要求回到原点。面对千百年来社会上已经形成的某些观念，辩护者往往说：那不是孔子的观点，孔子是这么说的，现在的观念是后来谁谁谁，如董仲舒、朱熹之类加上去的。因此，弘扬孔子就要回到原点，就要还原真实的孔子。除孔子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家，一些人也在这么做，搞所谓“原生态”文化。伊格尔顿面临的局面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稍好一点，因为马克思毕竟没有孔子那么悠久的历史，即便有歪曲和歧义，相比儒家、法家、墨家来说，时间短得多，需要认真检视的地方少得多。但我认为，这种方式并不完全可取。每一种观点、观念当初产生的时候，总有它的现实基础。后来这些观念出现丰富化的解释，更多是因为社会变化，原来的观念不得不适应新变化的需要。一味强调思想观念“回到原点”的尴尬在于：现实也能回到原点吗？例如，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之一认为，西方社会的阶级状态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已经很不相同，伊格尔顿要反驳，就要证明阶级状态在当今西方社会依然严重对立，这多少有点强人所难。事实上，阶级对立在当今西方社会的确依然存在，但其形态与马克思当年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此，伊格尔顿为马克思辩护，有时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不足，而有时则因为辩护过于用力而自相矛盾。例如，伊格尔顿认可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导致道德普遍沦丧，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中国能够看到的现实。那么，当人们要推翻资本主义，要革命，依靠谁呢？总不能依靠一群道德沦丧的人来领导和实现革命吧？对此，理论解释或许只能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群道德高尚的人没有受到污染，他们将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建设新世界的使命。然而，伊格尔顿又像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只有资本主义足够发达，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那么，他是否等于在说，只有道德沦丧越彻底，美好新世界才越有可能出现？那么，面对当前的道德沦丧，人们该如何判断？是否还要等待其继续沦丧到最彻底的革命时机？这一观点与“中国需要被西方殖民三百年”又有何差别呢？

再者，当资本主义导致道德沦丧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必须存在的历史阶段，在经历了数百年之后，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终于有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那些道德高尚的革命者在哪里？几百年里他们莫非一直在等待革命的时机？他们又是谁呢？或许，人们只能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越穷的人，道德越高尚，越能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者。于是，这又成为一个悖论：资本主义越是残酷剥削，越是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大量的穷人，越是培养了大量道德高尚的革命者、掘墓人。资本主义如果不残酷剥削，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反而不利。这就好比当年慈禧太后当政时，一些革命者主张，不能让清政府的改良和改革成功。因为，一旦清政府改革取得成效，推翻清政府就不可能了，或者难度就大了。这一观点的结果是，一些人把革命当成事业和目的，为了解放穷人，为了所谓高尚的事业，成为压迫穷人的帮凶。因为，这里还面临一个大问题：谁能知道革命是否一定会成功？这一结论的荒唐还在于，每一个穷人要革命，其实目的都是不想再当穷人。换句话说，按照普遍的人性，道德高尚者要革命，目的都是想变成“道德沦丧”，这也是我过去曾经说过的，无产者的革命目的，其实都是想变成有产者。如果变成有产者都是道德堕落，那么只能在革命成功之后，让他们继续、永远成为无产者，以保持革命的先进性。因此，伊格尔顿所批驳的某个观点说，社会主义常常与饥荒、困苦、强制劳动等联系在一起，并非没有道理。虽然现实中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并非都如此，但在理论上，它的确是成立的。

由此，我们要说到伊格尔顿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另一个观点。为什么有人会把革命当成历史使命和崇高的事业？因为马克思主义明确了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一定要变为社会主义。一些人把这种观点解读为历史宿命论，伊格尔顿对此也展开了批驳。然而，伊格尔顿对此的批驳很无力，当他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他又如何能说那不是“历史宿命”？既然是历史宿命，既然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那么，纵容资本主义残酷剥削，让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早日成熟，早日到来，又有何不可？在这种逻辑下，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内部单独实现社会主义后，为了迅速形成社会主义的充分环境，先残酷地剥削本国人民，似乎也成为了必然。事实上，伊格尔顿虽然批判了斯大林主义，但他同时也为斯大林主义做了辩护，其辩护理由与这种“历史宿命”也有关联。当然，对于斯大林主义的认识是另一个问题。

我认为，伊格尔顿为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辩护，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辩护并不成功。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身的确存在缺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上能够成立，也非常出彩。但是，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成功。关键之一在于，西方社会对此没有历史经验，马克思在“新世界”的很多问题上只能是想象。另一个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定义。在我看来，今天人们说的资本主义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常态化的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早就存在，不管叫它农业资本主义也好，商业资本主义也好，私有制、商品经济、自由贸易等等，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存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例外，甚至最为发达。另一个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竭力批判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当某些历史学家说，中国在宋朝、明朝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其实是在说，前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始终存在。当历史学家说，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未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时，其实是在说，中国社会未能成为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有缺陷，其实是混淆了这两种资本主义。一旦要推翻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所有商品经济和私有制，这才是出问题的关键。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抓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即：常态的资本主义还是需要的，我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中国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成功，并让全世界大惑不解，关键的“秘密”其实正在于此。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问题上总是走极端，要么是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要么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搞得同他们不一样，他们便浑身不舒服。尤其在政治制度上，西方的幼稚和不解在于：你们怎么可以搞资本主义却不让资产阶级来领导？对于这个问题，我并不认为是中国领导人的创造发明，而是中国传统的惯性使然。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始终长期存在，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确没有让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成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主导力量。这就要说到另一个问题：既然资本主义一直存在，资产阶级又没有成为领导力量，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谁？这就是我在《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指出的，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摆脱利益集团控制的独立群体。只有这样，才能既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又抑制资产阶级掌权的不利后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比较欠缺，他承认他的理论适合西方社会，对于西方社会以外的地方未必适合。但是，马克思对于东方，尤其是中国缺乏了解，他只是简单地以“亚细亚方式”敷衍了一下，并没有认真发掘所谓“亚细亚方式”的内涵和真正合理性。当今中国人却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沉浸于西方中心论，基本上也只能是在理论上找不到北。幸好有强大的传统惯性，使得我们没有变成像西方一样。

伊格尔顿在这本书中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辩护的十个问题，在这里不一一展开。关于资本主义的话题，本文也只是点到为止，以后适当的时候会有专门论述。总体来说，伊格尔顿虽然竭力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辩护，但是，他的辩护即便在有些方面比较成功，对于西方社会现实来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便遭遇经济危机，今后的西方社会也未必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主导的世界。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天然缺陷，伊格尔顿延续了马克思的特点，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依然非常有力和到位，但对于建设“新世界”还是不够清晰，缺乏有效的办法。由此我也看到，所谓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就，最新研究成果，其实水平不过尔尔，只在各种批评中穷于应付、疲于奔命。伊格尔顿甚至在书名中留下了一个“玄机”，《Why Marx Was Right》，他用的是“was”，而非“is”，这又说明什么呢？

马克思为什么是右的？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的英文名称是《Why Marx Was Right》。中文翻译与英文原意稍微有点不同，关键在于英文是过去式，而中文则没有了这层含义。当然，就人来说，马克思已经不在世了，用“was”固然不错。然而，伊格尔顿的书中提到的并非只是马克思本人，而是经常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随机互用。那么，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是“was”正确？这一问题恐怕不是一个标题能说清的。有人戏谑地把这这一书名翻译成“马克思为什么是右派”。按此逻辑，根据“right”一词的含义，还可以有其他翻译，因此中英文翻译的歧义并无多大意义。不过，把“right”翻译成“右派”，的确挺有意思，尤其在中国当下的舆论环境下，这一随性的翻译，的确让人产生很多联想。

伊格尔顿在这本书中说到，马克思曾经“令人惊愕地宣称某些民族是‘没有历史的’，是应该消失的。他以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姿态，傲慢地认为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西亚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摩拉维亚人、乌克兰人等都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恩格斯一度强烈支持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和美国征服墨西哥。马克思也曾对拉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缺乏尊重。他评论说印度自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历史，英国人的征服却无意中给了南亚次大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参见伊格尔顿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279页）。换句话说，马克思对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殖民者虽然缺乏道义，却能把“现代性”带给未开化的地区，殖民主义也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于是我们很惊讶地看到，马克思的这番言论，的确与当今中国的某些右派言论如出一辙。

伊格尔顿在书中随后提到，马克思后来“收回了他早期关于美国占领墨西哥的看法，恩格斯也同样收回了法国政府殖民阿尔及利亚的看法……马克思支持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他将殖民者轻蔑地称为‘文明贩子’。他改正了自己早期的沙文主义错误，无论是否‘有历史’，被殖民民族都要团结进行解放斗争”。在这里我们还是遇到一个问题：被殖民民族的斗争武器应该是什么？从兵器的角度说，这个答案很简单，当西方殖民者有枪的时候，非西方的被殖民者拿着弓箭、长矛来反抗，自然不是对手，只有被屠杀。但是，从思想武器的角度，马克思并没有清楚地告诉人们，被殖民者是否应该使用自己的文化资源？还是应该像殖民者一样，使用西方的那套价值观？此外，我在前文说过，伊格尔顿为马克思辩护，有明显的“回到原点”的倾向。那么，当马克思自己也在摇摆和自我修正的时候，伊格尔顿当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在马克思、恩格斯相互矛盾的观点中选择一个当作“原点”，但他又如何能让别人也选择哪一个呢？

于是，在当今中国的舆论氛围中，马克思的一些主张、观点，的确可以看成是“右”的。例如，当今中国舆论界、思想界把爱国主义都当成左派，推广“普世价值”的世界主义都被看成是右派。而马克思恰恰是一个提倡世界主义的人，甚至在所谓“普世价值”上，与当今的右派也有很大的交叉。伊格尔顿在批驳社会主义实行专制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实际上是主张民主的，对于巴黎公社的民主，马克思曾经高度赞扬；马克思还主张实行议会民主道路，等等。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伊格尔顿所描绘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确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右派”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奇妙的是，当今中国的“右派”偏偏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不光在民主问题上马克思像是一个右派，在伊格尔顿列举的第十个问题上，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与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同性恋、动物权益等等都是一致的。而我们知道，上述社会活动或主张，都是当今中国所谓“右派”的积极主张。那么，马克思难道还不是中国的“右派”？

如果我们把伊格尔顿这本书的书名正确地还原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我们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在这这本书中，作者很少提到中国。有一处提到中国，说是当今中国像当年英国的曼切斯特，工人处于高强度劳动、没有保障的状态。其他几处提到中国，虽没有明显的否定，也没有明确的肯定。按理说，当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大国，处于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伊格尔顿要证明“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拿中国做例子是最好的。但是他没有。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一，伊格尔顿可能对当今中国缺乏了解；二，伊格尔顿可能认为，当今中国本质上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占主导的国家了。当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和思想，在当今中国都成为“右派”的一部分，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什么怎么一回事？

我认为这是当今中国本身政治立场模糊造成的。当今中国政治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又有强大的资产阶级要上台的因素，因而，各种观念和主张搅合在一起。当中国政府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资产阶级控制的时候，反对这一控制的最后力量，有一部分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而政权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亲密接触，使得反对政权这一行为方式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为“反体制”的右派。换句话说，如果以所谓“体制”来划分左右，由于“体制”本身左右面目不清，反“体制”的左右面目也就极其复杂。就民主来说，当今中国社会各方力量都在争夺民主话语权。企图在中国上台掌权的资产阶级把维护他们利益的观念和方式定义为唯一的民主，而中国政权潜意识里萌发的力量对此还是有所抗拒，它依然希望实现真正广泛意义上的民主。但是，资产阶级掌握的话语权却将不利于他们的广泛民主定性为非民主的专制。资产阶级里应外合的这一话语权共鸣已经强大到可以成为中国政权内部声音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广泛民主，有时候便不得不存身于中国政权之外，似乎成为“反体制”的右翼。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资产阶级定义为反民主的专制，当它要求广泛的民主时，人们常常并不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

现在有人主张要“左右对话、达成共识”，我对此不抱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我颇为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伊格尔顿在书中指出：“马克思最反对的，就是那些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单纯凭借论辩的力量就可以战胜对手。对于这些人来说，社会是观点交锋的讲台，而不是物质利益冲突的战场。马克思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寄希望于理性对话的想法。他认识到，被牢牢控制着的世间男女的观念都源自他们日常的实践，而不是哲学家或辩论协会之间的交流。”（93页）。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可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主张。当经济基础的问题不解决，靠“对话”之类，不可能解决问题。即便有“对话”，也不可能“理性”，谁的利益都不肯让。

我认为解决之道还在于政权要“超越利益集团”，只有这样才能让“物质利益冲突的战场”不用暴力流血而实现和解。因此，马克思主义过于靠向无产阶级一边，试图用消灭资产阶级来实现“新社会”的做法，我认为不会成功，即便成功也不会长久。由此，我在当今中国模糊的政治形态中，看到了中国传统在继续发挥着作用。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任何一个“新社会”其实都带有所谓“旧社会”的大量痕迹，传统之所以难以磨灭，并不只是因为历史的惯性，更多在于传统自身的合理性。那些以为从一个纯洁无暇的出发点开始，用“宪政”之类设计完美的制度便能创造新世界的想法，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天真的自信，另一方面是暴发户们无知的梦呓。马克思主义有合理之处，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也有存在的理由。对于中国来说，两者都不可照搬。中国应该立足于传统的基点，才能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地汲取别人的可取之处。当自己是一个浮萍，明明是左的，也可能变成右的；明明是右的，也可能变成左的；只能无所适从。中国需要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解放思想也包括解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