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刘仰自然也被中国的西化媒体做了一番妖魔化处理,似乎他是一个只会喊打喊杀的愤青,要么就是一个靠忽悠民族主义卖钱的市侩——这样的形象当然和他本人的真实面貌相去甚远。
事实上,在我熟悉的朋友当中,刘仰是属于那种最有精英的派头的一类。比如他的头发从来都是被梳理得一丝不苟,在穿着上也会注意到每一个细节,品味也是布尔乔亚式的——这大概和他的“海派”背景有关——这也使他在以“糙”为美的北方学者中显得比较另类。此外,刘仰尽管并非是江湖上那种“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之类的“水浒”式的豪杰,但也绝不是为钱写作的人,这本《超越利益集团》就是证明。因为如果他想要钱,完全可以像那位不知该叫他什么玩意的作者那样,把“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再加一点俏皮话”,写一本《宋朝是什么玩意》,一不留神就赚了大钱也未可知,但他不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四面八方,艰苦辛劳,搜集了许多材料,“把宋朝的历史按照专题分别描述,例如政治、经济、官员、教育、军事、宗教等”,写了一本十分有益但却未必能让他赚多少钱的书。
那么,刘仰如此辛苦,写了30多万字的这么一本厚厚的历史专著,究竟适合给什么人看呢?我觉得最适合阅读这本书的人,首先就是中国的西化精英们。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从80年代以来,中国的西化精英们的头脑就不可救药地被殖民化了。他们固执地认为,西方是文明的,中国是野蛮的;西方是先进的,中国是落后的;西方是好的,中国是坏的……在这样的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他们丧失了辨别是非的基本能力,比如在国内,不管真假,他们还会叫喊几句民主、人权什么的,但在国际上,他们却支持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独裁、屠杀。在看待历史问题时,西化精英们的这种偏见就更明显了,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侵略、掠夺的历史,就被他们描述成一种文明传播史,好像中国之遭受侵略,完全是因为中国不知好歹,挨打活该,他们甚至还按照这种逻辑在上海编撰了一本历史教科书,幸好这本书后来被废掉了,否则还真不知道要害多少孩子呢!
假如西化精英们的这种错误,还仅仅是一种无知而不是故意的恶意的话,那么刘仰的这本《超越利益集团》对他们就是一剂苦口良药。因为他在书中以确凿的历史事实,令人信服的指出:什么西方从来都是先进的,胡扯!当西方还处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中的时候,中国已经建立远远高于西方文明的文明,“欧洲近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宋朝大都已经具备了。例如,君主集权替代贵族政治,政府官僚替代封建领主,百姓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获得人身自由,货币经济取代实物经济,平民文化逐步替代贵族文化等。欧洲近代社会的这些特征,在宋朝不仅已经出现,而且还很成熟。”如果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活在当时的话,他会发现,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处于文明的最高等级——无论是制度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其次是伊斯兰的文明,下到第三个台阶,才能看到欧洲。而欧洲在近代以后所以能够后来居上,除了地理大发现等偶然因素之外,也和他们通过伊斯兰世界这个“二传手”,间接吸收了不少中华文明有关。
当然,作者指出这些,并不是为了像阿Q那样,获得一种“先前阔”的心理满足,而是想告诉读者,西方并不从来都是先进的,而中国也不会永远落后,西化精英的妄言是完全错误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假以时日,中华文明的重新复兴,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适合读这本书的第二类人,我觉得就是执政精英了。现在是利益集团时代,但惟其如此,执掌国家权柄的人,就更应该时刻警惕被利益集团所绑架,如作者在本书的标题中所指出的那样,“超越利益集团”,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为重。
刘仰认为,“宋朝的政治理念是:政府自身成为超利益集团的存在,而非借助某些利益集团来实现统治。中央集权的政府对自身的超利益要求,使得政府比较容易做到公平公正,而不会在利益集团之间,或者因为自身的利益集团化而发生政策倾斜。一个社会的和谐公正,关键在于政权的超利益化。”刘仰并认为,“宋朝政治实现超利益化,靠的是知识分子……普遍教育,使得知识具有极大的开放性,知识分子也因此开放性而成为社会广泛利益的代表。”
执政集团应该超越利益集团,在当今的语境下,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毋庸赘言。但对刘仰的结论,我并不敢完全苟同。因为我认为他对宋朝政治的判断本身是不够准确的。比如两宋皇室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赵宋皇室片面地吸取了中唐以至五代十国时期武夫乱政、夺权的教训,始终对军人怀有巨大戒心,不敢放权。宋朝的特点是“边乱”,一直面临异族入侵的巨大威胁,然而两宋虽然在经济及技术上远远领先于辽、金、夏、元等,但由于前述的原因,却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守势,像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远征漠北的壮举,连做梦都不敢想。岳飞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两宋之先后败亡,清明上河图中的汴京繁华被付之一炬,北宋徽钦二帝被掳,南宋少帝蹈海而亡……诸如此类的悲剧,说到底是皇室利益集团绑架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利益的结果。
执政集团要做的,不是抽象的超越利益集团,而是要和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如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标准,如果用来要求两宋时期的执政精英,那当然是刻舟求剑,如果用来要求今天的执政精英,则应该属于“底线”标准的要求了。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观察历史,刘仰是不是第一个,我没有考察,不敢妄言,但从这样的角度考察历史是非常有利于廓清历史真相的,这使刘仰超越了许多高居象牙之塔的“历史学家”。笔者也一直认为,一个社会要能够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甚至要定期铲除一批利益集团才能稳定,因为利益集团的特点是垄断、吞噬过多的资源,使其他阶层的民众无法生存和发展,因此改革也好,革命也好,是不是值得肯定,都要根据其对利益集团的态度来衡量。
适合读这本书的第三类人,我觉得就是我等草根百姓了。读了有什么用?免于被忽悠。现在网上由于被西化精英忽悠而呈现出脑残症状的人不在少数,这本书,可以算是一付不错的健脑剂吧。
鉴古可以知今。今日之中国,国内之繁华,远胜于两宋,而境外之虎狼环伺,同样远远严酷于两宋,中国如何能够突出重围,避免重蹈两宋的悲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刘仰写作此书的拳拳之心,大概也正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