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怎样决定生产关系？

　　推荐者按：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他这里的观点，但是他把“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特殊的和一般的、理论的和实践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修正主义的特点”讲得很好，基本立场站得稳，这就足够值得我在这里推荐了。

　　生产力怎样决定生产关系

　　上篇

　　围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论断已经持续多年口水战了。这桩公案处于很混乱的现状之中：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不对吗？修正主义者们也很开心的接受了这个观点，进而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到了近些年索性发展成“GDP崇拜”。作为对修正主义的反叛，崛起于90年代的“新左派”群体猛烈攻击这个论断，认为这是一种“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缺陷，同时把毛主席发动文革视为一种离经叛道的勇敢行为。而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更是对此百般嘲弄，冷战时期就有位美国专栏作家说，我们为什么要跟苏联比拖拉机电视机的产量呢？最要紧的是我们的社会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基础上的（大意）。

　　对于自由主义，由于立论，立场均不一样，在此我没必要与之探讨。重要的是跟同志们讲清楚“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而要描述清楚这个矛盾体，光指出矛盾两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够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更重要是讲清楚矛盾两极发生相互作用的媒介。

　　当年牛顿力学在解释“力”的传播时提出一种叫做“以太”的东西，它弥漫于宇宙每个角落，绝对静止，无质量，力在其中瞬间传递。后来表明以太是不存在的，于是“力”这个概念也作为局部真理被“场”所取代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分析一对矛盾体时，如果找不到矛盾体相互作用的媒介，那这矛盾体极有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人为臆造的。所以如果我们无法回答“生产力是如何决定生产关系”，也就是说无法回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通过什么相互作用”的，那这个论断就很成问题了。

　　其实马克思已经给出了答案。他有一个叫蒲鲁东的论敌。马克思为了批判他专门写了很长很长的《哲学的贫困》。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因为在蒲鲁东以前的资产阶级学者，比如李嘉图，亚当斯密等，是比较愣的。毕竟他们还是讲事实，特别李嘉图还承认阶级的存在，尽管他们占有这些事实目的是为自己阶级辩护，但是表现了可贵的率直。可是蒲鲁东估计是给资产阶级穿衣戴帽的第一人。也许他本意不是如此，比如他还真的按照自己的理论成立了个人劳动交换中心，后来被法国政府查封了。但是他发展出来一套标榜“公平”，“工人解放”的学说却颇有迷惑性。反正我从马克思对他的批判中看到了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等等的影子。正如爬行动物是动物从水生过渡到陆生的中间环节一样，蒲鲁东也是资产阶级学说从赤裸裸到如今衣冠楚楚的一个转折点。反过来，不妨把《哲学的贫困》看成是马克思在给我们现场直播水生动物爬到陆地这一重大历史进程。

　　本文仅涉及到蒲鲁东给资产阶级穿上的众多外衣之一：“蒲鲁东先生确实力图证明：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说明它和需要的真正关系，所以在生产上花费时间最少的东西是最有直接效用的东西，并且可以依次类推。根据这个理论，生产奢侈品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社会有多余时间来满足某种奢侈的需要。至于这种论点的证据，蒲鲁东先生是这样说的：根据他的观察，生产量有效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间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步地“转到生产那些化费劳动时间最多并适合更高级需要的东西。”

　　这段话有两个要点：第一，“生产”跟“需要”挂钩。第二，社会“生产”总是先易后难。蒲鲁东并没有直接为资产阶级叫好（否则就等同于前面的学者们，不值得马克思批判，甚至马克思还得认真学习——-对李嘉图就是这么做的）。咋一看很公允，可是蒲鲁东的不加定语的“社会生产”从来就是剥削制度下的生产。

　　对于第一点，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是这么说的。认为“效用”（对个人的满足程度）决定了商品价值。个中的唯心主义味道不言而喻，不过这不是本文重点。重点在于“效用”——为什么商品产量那么大，是因为“人”需要它，是因为它对“人”最有直接效用。从这可以看出，蒲鲁东确实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他基础上，资产阶级就这样一件件穿上衣服成为绅士了。马克思是这样批判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多余的东西要比必需的东西更容易生产……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因为生产这些东西需要的劳动最少，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就最低。为什么价格的最低额决定消费的最高额呢？是不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有绝对的效用，由于它们的效用最能满足作为人的工人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人的种种需要呢？不，这是因为在建立在贫困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

　　是的。当今社会产生一堆超女比产生“企业家道德的血液”要容易的多，而后者恰恰是我们必需可怎么也得不到的。为什么资产阶级生产不出这样一种“效用”最大的东西呢？因为没有“利润”。这已经否定了蒲鲁东及其徒子徒孙们关于为了效用而生产的论断了。同时，蒲鲁东关注的是满足抽象的“人”的效用，而马克思针锋相对的提出到底满足的是“作为人的工人，还是作为工人的人”？最后马克思得到一个残酷而真实的结论：“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

　　在这里，蒲鲁东使出两个障眼法，一是生产和需求挂钩。这是正确的废话——没需求还生产什么呢？既然是废话，那就无关宏旨；既然是正确，那就让人放松警惕。所以紧接着蒲鲁东坚决不提“需求”背后的社会成因，而描述成是因为商品能对抽象的人产生最大的效用，所以“人们”才需求。

　　这样精美的西装套在资产阶级身上正合身！他们宣称“供求决定价格”，所以你需求毒品，我就供给你毒品；你需求妓女我就供给你妓女；你需求童工我就供给你童工……“商品是个天生的平等派”嘛！总之，效用决定一切，只要我们high到永远……

　　既然蒲鲁东认为生产是为了满足那个抽象的，没有罪恶的，没有悲欢离合的“效用”，很自然的他也把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想象成田园牧歌般的前进，所谓的先易后难——先生产必需的效用大的，然后有空余时间生产复杂的奢侈的。这就构成了他的第二点论断。

　　现代资产阶级同样认同这点。比如几年前上海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世界史部分，淡化革命与战争，改为介绍“科技，文化”的进展，据说这才是还原了“真正的历史”。那么这样的历史课本给学生们描绘了一个怎样世界呢？没了阶级对抗，那就剩下河蟹了：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摩斯发明电报，莱特发明飞机，人类登月，“IBM改变未来”，“GE改变生活”——-总之，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尽管在愚民压力下，教科书夭折了，不过修正主义者很委屈，难道世界不该是这样吗？难道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吗？难道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不断改进不是事实吗？河蟹社会还需要革命和战争吗？

　　我们再次看出，蒲鲁东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靶子，马克思真是慧眼识才。他敏锐的意识到自蒲鲁东之后必然诞生出繁茂的奇谈怪论——-蒲鲁东是资产阶级学说从真诚走向虚伪的转折点。于是他通过锐利的批判给后来人呈现出蒲鲁东主义这样一种前途远大的新物种。

　　“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防锈配方据说美国60年代才申请专利，可当时农民一把铁犁也难得。未来的人们也同样会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产生了转基因主粮，可不少地区人们依然挨饿。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并非真空，也不存在能让其作用力瞬间传播的“以太”，他们相互作用的媒介就是“对抗”——-“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新技术的进展，进而生产力的发展只是让阶级对抗以新的烈度展开，而新的对抗促成了社会关系的新变化。

　　“手工磨”为何产生不了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因为靠天吃饭的生产力现状决定了被剥削者采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农民好歹还可以睡个囫囵觉，地主们的盘剥也受到限制。这样的阶级对抗烈度是产生不了工业社会的。“蒸汽磨”为什么产生不了国际金融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因为蒸汽技术的生产效率无法雇佣更多的工人，也就无法把劳资对抗带到全球，因此资产阶级没必要通过统一的信用制度，期货市场来协调在全球进行阶级镇压的行动。而只有随着生产技术的进展，财富的制造把更多的人卷入了与资产阶级对抗的行列之中，此时先进的通信技术让资产阶级拥有了能够协调行动的金融市场以有效控制全球生产。反过来，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扩散至全球。

　　“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又建立在阶级对抗上”——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真相！

　　修正主义者信奉河蟹，所以“对抗”被抽走了，只剩下干瘪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教条；阶级斗争被掩盖了，只剩下“科技越发达，社会越美好”的玫瑰色的枷锁；辩证法被阉割了，只剩下“A决定B，B反作用于A”之类的形而上学的空洞逻辑。然而，在历史长河中，这些形同枯槁的说辞终究化为“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被工农的血泪所浸泡，所揉烂！

　　既要把握住矛盾的两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要把握住二者作用的媒介——阶级对抗，理解才算完整。在下篇，我们将依据这个理解，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各种矛盾”的论断。

　　后记：多月来人懒了。没写东西。但是依然钻研马列毛著作。谢谢同志们的关心。这对我也是巨大的动力，我会陆续把更多的感想变成文字写出来。

　　下篇

　　在上篇，我们理解了生产力是以“阶级对抗”为中介促使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套用数学的语言——-Y = F(X)——-生产力是自变量X，生产关系是因变量Y，而“阶级对抗”就是函数F。从辩证法来理解，凡是自然存在的函数都是非线性的，因为非线性体现了矛盾的不平衡性。而修正主义者把“阶级对抗”抽调以后，函数就只能成为“线性”——Y = X（充其量加上个系数变成Y = KX）。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就被演绎成“生产力进步了，生产关系也随之‘进步’”，从这出发，进一步演绎成两个论断：“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必须落后，否则就是违背‘规律’”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在不断进步，生产关系也必定‘自然而然’的进步”。他们分别成为修正主义者的“补课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理论前提。这就是“新左派”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缺陷”，其实无非是修正主义的遮羞布而已。

　　事实上，“阶级对抗”这个函数复杂的很，不但非线性，还是分段的。生产力指标处于A和B之间，可能对抗函数是正相关；而生产力发展到处于C和D之间，对抗函数反倒是负相关。这都是很正常的。

　　我可以举个亲身经历的例子。8，9年前网络方兴（生产力进步），我供职的公司也赶时髦，拉起网线，大家都可以上网。于是职工们QQ聊天不亦乐乎（阶级对抗发生了有利于雇员的新变化，QQ聊天减轻了雇员工作压力，而且造成的怠工给老板带来损失）。老板当然不乐意了，不断颁发禁令，最后索性断网了事（规章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生产关系就这样变化了）。近几年，网络技术又有长足进展，腾讯提供了QQ企业版（生产力进步），老板可以通过QQ向雇员直接发号施令，随时过问工作情况（阶级对抗发生了有利于资方的新变化，效率提高的同时就是劳动强度不断加大），还规定：上班必须打开QQ（生产关系又变化了）。可以看出，科技不断发展，阶级对抗也会形成不同的特点，从而出现生产关系的不同变化。甚至阶级对抗也为科技进展规定了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比如QQ企业版的推出就是明证。

　　在以上理解基础上，我认为可以对“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矛盾”这个论断有更清醒的认识。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追随者而言，这本不是问题。矛盾无处不在，对立统一是根本法则，这些道理只要接触过马列毛主义皮毛的人都懂。可是一旦落实到当前进行的工作，不少人就避之则吉。我一直很好奇某些人一面大谈辩证法，一面非得论证“社会主义时代没有根本性矛盾”。也许在这些人脑袋里，“矛盾”依然是个贬义词。其实，除了形式逻辑上的矛盾还算是“贬义”之外，由生活和斗争中产生的现实矛盾都是符合规律的，应该毫不怯惧的给予承认。比方说一个角度既处于0~90度之间，也处于90~180度之间，这就出现形式逻辑的矛盾，是错误的；但改为一个角度既小于90度，也大于90度，那就深刻反映了数学的有限和无限的对立统一（角度是周期递增的）。

　　可见，是否承认社会主义时代依然存在深刻矛盾是衡量一个人是否依然是革命者的基本标准——自认为没矛盾了，谈什么革命呢？还叫什么革命者呢？不是革命者了，那就是总统，厂长，CEO，CTO，老板，这难道不是逻辑的必然结果吗？

　　有人会这样辩解：我们没否认矛盾啊，白纸黑字写着“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据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推导出来正确结论。很奇怪的是在这个矛盾表述中居然发现不了“生产关系”一点踪迹，更奇怪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字眼，一个在各种为剥削者粉饰太平的陈腐的资产阶级说教中出现频度很高的一个词儿：“需要”！联系到上篇提到的马克思所批判的“效用”和“需求”，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修正主义者自己供认：他们正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存在的，或者说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需求”——--人民群众跟猪对饲料一样对“物质文化”有着不断庞大的“需求”——-修正主义者的丰功伟绩在于满足这帮跟猪一样的“人民群众”的“需求”。所以官老爷们经常感叹“领导也是人啊”，“当领导不容易啊”，“需求”得到满足还“放下碗筷骂娘”，这不是贱民又是什么？到此，关于以上种种奇谈怪论的意识形态根源已经大白于天下了。

　　蒲鲁东不是修正主义者，只不过他把自己学说吹嘘成能“解放”工人，所以遭到马克思的迎头痛击。但是蒲鲁东确实是修正主义者的好老师，是资产阶级集团的好裁缝。官老爷们之所以提出“主要矛盾”的表述无非是因为这个表述能给他们最大的“效用”。“需求”掩盖了一切：贪污？需求而已；童工？需求而已；暴力拆迁？需求而已；炒房？需求而已……

　　“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又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真理的怒吼得让多少老爷们吓破了胆。多少年了，老爷们以为把阶级对抗从理论上抽走，对抗就不存在了。他们只能欺骗了自己！

　　革命导师为什么能直面矛盾，客观分析矛盾，原因很简单，就是“无私”二字！多少奇谈怪论，最初无非是个人有私心，又要立牌坊，用“形而上”来包装。最后反倒把自己也绕进去了。

　　老爷们及走狗指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矛盾越尖锐”是僵化，极左。这种逻辑很奇怪。本来“对抗”是一种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无数民众共同参与的生动活泼的行为，而承认这样一种行为居然是“僵化”；对其视而不见，幻想万众归心，幻想和平安宁反倒成为了“解放思想”，“恢复常识”。没有任何办法的。抛开“阶级对抗”，河蟹就是常识；承认“阶级对抗”，斗争就是常识。事情就这么简单。

　　关于斯大林同志的论点，与其攻击他还不如攻击列宁。因为这正是列宁主义的论断。正是列宁同志指出：“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标榜“辨证看问题”的老爷们总是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确立后，资本主义因素的比例不断降低”为论据力图证明“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可“僵化”的斯大林同志却指出“是不是资本主义分子比我国的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快，因而他们就加紧进行反抗……不，……如果这说法是对的，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已经濒于破产了（现在确实如此了，笔者按）……正因为……比重正在下降，资本主义分子才感觉到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就加紧进行反抗……（之）所以……能够加紧进行反抗，不仅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援助他们，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下降……但是他们的绝对增长还是有的，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积蓄力量来抵抗社会主义的增长”。

　　老爷们看到的是敌对比例的缩小，而导师看到的是绝对力量的增强。谁僵化？谁辨证？

　　斯大林同志尽管犯有严重错误，但依然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根本一条是他从不讳言矛盾。而且从不讳言最不河蟹的矛盾：阶级对抗！相比之下，布哈林却极力鼓吹富农和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面对苏维埃征收粮食遭受富农的反抗时，布哈林轻描淡写的认为“随着机关的改善，随着基层组织的巩固，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多少年之后，“发达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勃列日涅夫称“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谁又懂得这个改革？更好地工作，这就是问题的一切！”。简直是异曲同工。

　　现实就这么奇妙。“辨证”的，“解放思想”的，“很早就开始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布哈林先生就这样和多年后的官老爷杰出代表，僵化的，据说是“回到落后的斯大林模式”的勃总划上了等号。他们总以为只要“机关改善”了，“更好的工作”了，“阶级对抗”就可以消失。这样他们无非是从人变成了鸵鸟，而且还企图把更多的人变成鸵鸟。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破在眉睫的战争，短时间内提高工业实力的现实要求等等），斯大林同志在实践层面上把锋芒仅局限于“富农”，“第五纵队”，“暗害分子”等传统敌人，并不是放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框架下解决“阶级对抗”致使他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不完整的，在生产领域实行厂长负责制的马钢宪法就是明证。但另一方面，他总认为破坏分子隐藏在科研生产部门，但他的看法从理论上又没能得到透彻阐明，所以我只能说这部分归因于工业化是当时的首要目标，自然也成为领袖最关注的目标，另外归因于革命导师的直觉。

　　在下篇中，我将谈毛主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中的理论和实践。

　　很多时候说真相不招人喜欢。承认矛盾需要勇气，解决矛盾需要精力。所以辩证法谈的人多，贯彻的人很少。自由派就反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他们脑袋里，世界是平的，所以不存在“根本矛盾”；真相是浅显的，无非是在一个“宪政”的框架内大家“公平公开”的斗来斗去；“公民”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对抗虽然有，但绝不是阶级集团的对立，而是类似于沙砾相碰（他们忘记了只要有水，沙子会粘在一块，而且沙子越细，附着力越大，人也一样，社会地位越卑微，抱团的渴望就越大）。

　　于是，在否认矛盾的问题上，全世界的形而上学者就联合起来了。他们的区别仅在于自由派认为人类“独立”个体的对抗可以通过建立更稳定更民主更自由的“宪政”来约束的，而修正主义官僚们则认为可以通过“更好的工作”“机关的改善”来“消除”阶级对抗，“社会主义”越发达，阶级斗争尽管没“熄灭”，但也跟灭了差不多了。

　　所以斯大林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这无疑是给官僚们捣乱的。只是他们只敢把火撒在斯大林身上，而不敢直接对付列宁，否则就没法“修正”了。这就足以表明，斯大林同志不愧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然而，毛主席也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呢？

　　形而上学者跟“有许多形而上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体系，他们的一切推论都基于这个体系，就好比自由派，他们硬要把社会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不同而自然产生的各种鲜活的势力分解成据说是独立的“公民”个体，这是很典型的让现实来迁就思想。

　　而后者的形而上学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矛盾运动。在上篇我说到，“生活和斗争中产生的现实矛盾都是符合规律的，应该毫不怯惧的给予承认”。同样，由于这种现实的矛盾运动而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倾向，我们应该历史的予以承认。如今，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来分析这样的倾向，不是为了指责而搜刮罪证，而是深入的探讨是什么样的现实矛盾运动促成了斯大林同志的形而上学倾向。我相信这些探讨会有助于我们在日后卷起更大的风暴。

　　人很容易在斗争中迷失了自我。肥皂剧经常有这样的情节：原来很善良的一个人，受了什么刺激后奋起反抗针锋相对，到后来目的达到了，可是却变成了另一个邪恶的人。这无非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原则（一般肥皂剧上半部主题是否定，下半部主题是否定之否定，如果想拍成超级肥皂剧，那就得否定之否定之否定。。。。。）。

　　同样，也有人说“当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失败了”。这也道出了部分实情。一般来说，革命胜利后，过去的鱼水情总不免生分起来，代之以所谓的“正规化”。

　　“不正规化怎么行，帝国主义在虎视眈眈，尽早工业化才是正道”，持这样观点的人后来大部分进一步形成了“官僚”，然后就是“修正主义”，最后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或者剧变后的新贵。

　　托派认为这样不行，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要四处出击，以迅猛的革命浪潮来冲销官僚体制的形成。

　　相比之下，毛主席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世界革命再怎么着也得先稳定已有根据地吧，但光稳定也不行，河蟹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我们先不忙着用“失败”，“极左”，“极右”，“投机”来进行价值判断。这样就会发现以上三种观点都是有现实基础的，“修正”也好，“托派”也好，起初不见得是某些人居心叵测故意使坏，“毛主席革命路线”更不是他未卜先知，无中生有提出来的。从这三种观点反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连绵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形成了，而三种观点起初无非是社会主义者对内在矛盾自然反映，它覆盖了“保守”，“激进”，“稳健”，一个不拉，不存在主观上的臆造和掩饰。换一个角度说，正是由于世界的辨证运动导致了社会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形成，从而也导致了“修正”，“托派”，“毛路线”三种观点的必然出现。毛主席对此很坦然：“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相比之下，一些朋友老纠缠于某些人当初参加革命是否投机，我认为这样太琐碎且多余。因为谁选择哪种观点，从个人看当然都有自身的原因——-具体的经历，个人性格等等，从宏观看，那只是个概率问题——你不选择，总有人选择。

　　如果我们要对以上的事实阐述做一个价值判断，就会问哪种观点“正确”？此时要先明确所谓“正确”，是指哪种观点更符合辩证运动的方向。既然这些观点都是社会主义现实矛盾运动的产物，那么起初接受这些观点的人我们也可以认为绝大部分是“真诚”的。所谓真诚指的是这些人不是受资产阶级派遣故意搅局的，他们的选择是内部矛盾的产物。

　　这些人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投身到现实的辩证运动之中，反过来也受到了现实制约。制约大体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辨证运动的根本方向，如果自身观点不是如实的反映根本方向，那就或多或少的受到牵制；一个是另外两种观点的挑战，因为这些人总是要不断和观点相左的斗争，而斗争又会产生新的利益格局，而利益格局又反过来制约着原始观点的“纯粹性”，此时我们可以说，后来接受这些观点的人就不一定“真诚”了，而是龙蛇混杂。

　　——比如“修正”，最初是基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要快速实现工业化，随着逐渐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不断背离初衷，形成和劳动人民对立的新阶级。

　　——比如“托派”，最初是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需要不断革命来荡涤一国内滋生的官僚，但由于敌对阵营采取了措施，革命推进日益艰难，演变成少数精英的冒险主义，部分人最后彻底沦为精英，跟资产阶级走到一起（如香港的梁国雄）

　　——比如“毛路线”，这是一条稳健的路线，也最能反映社会主义辩证运动的趋势，也确实获得了巨大成果。但是具体的某些负责人比如江青同志，在长期应对“修正主义”，“托派”的进攻中，不断的划清界线，人虽然是越发纯粹了，可离群众也越发遥远，群众基础反倒遭到削弱。同时在这个自我划清界线的过程中，不少地区的人们陆续出现了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辩论，这不由得在基层群众中滋长了厌烦情绪。

　　于是，我们能看到，三种观点指导下的实践都受到了现实的制约。只是前两种的制约主要来自实践和辩证运动方向的冲突，而后一种来自对立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斗争，从而导致具体实践出现的偏差（也就是在斗争中迷失了）。无论如何，这体现了社会运动的“类自然”的属性，这也是唯物史观吸引我这样带有理工科背景的追随者的地方。是的，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不能简单的类比，但是大原则还是类似的。最根本的一条，稳定的系统都是负反馈的。任何正反馈系统最后都会由于各状态的剧烈增长而解体。所以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从花草树木到宇宙行星，全都是由于各种力量相互制约形成的短暂稳定。“负反馈”，无非是“矛盾”的同义语。

　　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说，什么制度一旦建立后就万事大吉，那我是绝对不信的。人类总是要无穷无尽的在矛盾的漩涡中斗争下去，矛盾发展到哪里，无非表明斗争也深入到哪里。但是这并不表明“观点”，“立场”，“制度”就没有优劣之分，正误之分。机会主义者企图论证的正是这点，他们不反对斗争，因为也只有斗争（或者他们所说的周旋）才有所谓的机会，可是他们否认的正是辩证运动的方向性，而方向性无非是“规律”的同义语。于是机会主义者的眼中，世界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随机运动，在这点上，他们或迟或早会跟主张“宪政”的自由派合流的，因为在那些人看来，世界同样是一堆“独立个体”的“公民”在相互制衡。

　　前面说到的三种观点涵盖了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的所有可能的态度（也有人转成反对社会主义，当然也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那么斯大林同志的正确与错误，辨证与形而上学也只能从这些观点中体现出来。

　　于是我们发现斯大林同志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他为苏联产生一个与劳动者对立的官僚集团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情的发动针对官僚集团一次次清洗。一方面他建立了高效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他又经常破格提拔新人，经常绕过官僚系统直接和科学家，厂长对话。一方面在他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日益“正规化”，另一方面他却又想尽办法让这个政权处于动荡之中。

　　斯大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实践一直在摇摆，而这种摇摆却是当年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应对内在矛盾的集体行为。在这里，我们将接触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内在矛盾：不斗争就要灭亡，斗争又不免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然后多半迷失了自己（至少目前历史就是如此）。马克思曾经认为美国也许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当时美国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资产阶级内耗严重，而同时由于欧洲的影响，美国工人运动却后来居上，形成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某种优势。但是这种希望随着美国国家机器的加强，随着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而化为泡影。结果，真正的历史是无产阶级要取得一丁点的胜利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当其掌握政权后，更是面对敌人的联合绞杀。此时就出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革命的目的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又需要旧的国家机器（法庭，监狱，警察，层级管理）来捍卫政权，更关键的是倘若不能逐步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那么政权就不可避免的蜕变。

　　我们应当直面这种矛盾。因为它是现实斗争自然产生的。很多人都在想：种种让不少人含冤的“扩大化”是否能避免。这问题可以换个提法：什么情况才不需要“扩大化”。答案很简单：我们很聪明，敌人都很乖。再问：我们为啥聪明敌人为啥乖？再答：我们从来就很聪明，所以敌人都自愿改造，敌人都发自内心觉得社会主义好，觉得无产阶级伟大。再问：我们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在革命前被敌人奴役，敌人觉悟那么高，为什么他们是敌人，为什么他们要被推翻。再答：……

　　于是，这样的逻辑轨道最后必然推导出革命是无需进行的，世界原本很河蟹。换句话说，如果“扩大化”可以避免，那么整个辩证法，整个对立统一，都会在一环扣一环的回溯中不断消解，最后得出荒诞的结论——-世界竟是如此美好，一切乱局都是庸人自扰。

　　如果在革命中双方流的血越少，那么就越没必要采取“专政”的形式。但这当然是不可能。“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这对于谁都是真理。列宁曾经解释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来由。单从这我们足以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先验存在的东西，它不是先天的存在于革命导师的脑海里。如果革命是和平的进行，对立双方礼尚往来，至少也得愿赌服输，那确实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至少不需要这么让某些人不寒而栗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这完全不可能。于是现实要求“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解决矛盾的必要手段。

　　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依然在残酷的展开。有了它，无非是为无产阶级获得较量的胜利增加砝码而已。此时我们发现，斗争的对象是“异己”力量。是跟我们对立的敌人。他们存在于“我们”之外，他们旗帜鲜明的和“我们”对立。“我们”之中当然也有人被收买成为叛徒，但归根到底依然是“异己”力量在作祟。“我们”的神经高度集中于这些“异己”的力量。于是，在“我们”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击败“异己”的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在不断的铺就，可是一股阻力却在自然的滋长。

　　这股阻力正是来自内部，来自“我们”对阶级斗争的不断滋长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是的，隐藏的特务，装备精良的侵略者，窒息的封锁，都是真实存在的。残酷的斗争足以让每个参与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如此。这句话前半段是实事求是的，后半段起初也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被绝对化后就成了谬误。更有趣的是，跟马克思主义的“正”“反”方长期就早已被阉割过的形而上学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展开论战类似，“正”“反”方又在被绝对化了的形而上学的“阶级斗争就是如此”展开论战：“正”方认为阶级斗争曾经被扩大化了，但是确实存在，我们要继续保持警惕。“反方”认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证明其就是错误的，应该彻底抛弃。

　　其实，双方都认同一点：阶级斗争就是跟“异己”力量斗争。只是“正”方认为这个“异己”现在已经被打趴下了被消灭了，就没必要太紧张了，否则就是“扩大化”，当然保持一下警惕还是必要的；而“反”方认为“异己”是不存在的，是“内斗”，是“故意制造恐怖气氛”，是“道德沦丧”。

　　这样我们发现，其实所谓的“正”“反”方差距并不大。无非是“反方”来了个彻底否定——-你们这帮人纯粹就是瞎搞胡闹。而“正方”先装模作样辩护一下，最后来了个“不要扩大化”。至此，关于为什么有些修正主义者神奇的站到这个问题的“正方”上的奥秘，就被全部揭穿了——-他们确实认为阶级斗争就是把“异己”分子给干掉就完事了，他们为之辩护就是为了确认自己当初干的没错，不过有点“过火”了，而如今，“警惕”不“警惕”他说了算，“警惕”谁也是他说了算。最后经过几十年实践，修正主义官僚终于开窍了，“阶级斗争”这玩意被马列毛整复杂了，其实很简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异己的踹一脚，是亲信的给块糖。

　　D．Shopping先生把这些实践总结出的“真理”概括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哪些“管用”呢？第一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抽走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跑哪里去呢？原来跑第二条，阶级斗争就是干掉异己，它长期存在，有时候还激化。管什么用呢？是管人民用的。第一条让大家明白生产力水平低，被剥削是必然的，大家认命吧，第二条让大家明白谁敢反就会被“阶级斗争”掉。

　　但是，我们要牢记我们所信奉的不是什么别的辩证法，而是唯物辩证法，我们的逻辑是建立在现实运动之上的。不管修正主义者对阶级斗争做了何种荒谬浅薄的解释，也不管他们塞进了何种居心叵测的私货，真正的历史的阶级对抗依然如河水一般时而荡涤着泥石，时而缓慢的流淌。这根本不神秘。因为生产力在不断发展，阶级斗争也在不断展开，生产关系随之发生变化。

　　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框架中去把握“阶级斗争”，就会明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夺取政权”仅仅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对于漫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如果有谁硬要分出“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那我只能很抱歉的说，你已经具有修正主义者的早期症状了；如果有谁要把党分出“革命”时期和“执政”时期，你已经发展到修正主义的中期了；如果有谁声称现在我党是“执政”党了，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你已经堕落成修正主义者，你我是敌人了。对于马列毛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时期”，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所遵循的路线只有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里有鲜明的原则：理论上，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但是目前只能以“国家”的形式存在。既然提到“国家”，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就不要跟“民主”，“自由”之类抽象词汇扯上关系。“国家”就是意味着阶级镇压。无产阶级专政就指明了阶级镇压的组织形式：依托大多数群众，为了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敌对分子实施打击。

　　这里有丰富的内涵：首先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保留各种旧的国家机器（集中领导的法庭军队监狱警察）来实施打击。但是也通过“不断革命”来改造国家机器，直至彻底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文革时期的“砍监放犯”）。同时，通过“不断革命”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注意到了毛主席与斯大林同志有显著区别的新命题。第一是人民内部矛盾，第二是通过不断革命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的系统阐述是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并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第一批阶段性成果。

　　然而这并非真理的终结。革命导师的伟大不在于穷尽真理，而是始终如一的追求真理。不少老一辈官僚在“劫后余生”时总喜欢心有余悸的说当时很难跟上毛主席了。这是多有趣的现象。从啥时候开始跟不上毛主席呢？就从取得上述“阶段性成果”以后，就从八大以后。当然官僚们说此话时早已把自己定为正确的一方，因此所谓“跟上毛主席”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调侃，一种惺惺作态。可无情的是，他们确实落伍。因为落伍，所以他们紧紧搂着所谓“八大的正确路线”，所以部分老官僚在“新时代”幻想“回到”“八大的正确路线”上。自然，现实不会容得下这类不折不扣的乌托邦。“新时代”只能导向资产阶级专政。最后某些人只能徒叹奈何，一面继续诅咒“文革”的“迫害”，一面诅咒如今的“背叛”。这是何等混乱的逻辑。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些老头可谓白活一生。

　　混乱逻辑的根源在于认为“革命”是对外的，是针对“异己”的。对内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靠“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调整。因此，当“异己”被消灭后，“革命”也该歇歇了，要“建设”了，要“执政”了。可是在毛主席的阐述中，“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来都是一种具体措施。甚至对于阶级敌人，共产党人也从来不乏加以“批评”，而不仅仅是冷酷无情的打击。再退到封建时代，也依然不乏“批评和自我批评”。崇祯的“罪己诏”可谓自我批评的典范，而海瑞骂嘉靖更是批评的楷模。甚至在明代，不少言官以骂为乐，所谓“讪君卖直”也。就是说“批评”也由于有利可图，被很多人夹入私货。可见，此法源远流长，而不是毛主席的个人发明。不少老官僚们向修正主义者靠拢的第一步却是抱着“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无非是“复古”而已，因为他们早已忘记————--

　　毛主席的思想体系中，“革命”从来是旗帜，是纲领！

　　“革命”不但是对异己的，还是对人民的。只有当社会主义的公民们能自觉的进行革命，也只有革命成为一种风俗和文明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政权才能巩固并取得不断胜利。这正是文革的诉求！

　　“异己”并非天生。当我们埋头把专政的利剑对准阶级敌人，并自以为在实践着“革命”的全部时，“异己”却顽强的悄悄的在“我们”中滋长。这是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的。马恩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其实，资本主义何尝不是幽灵？更直接的说，经济基础才是这两个幽灵之母。两个幽灵的缠斗，就形成了阶级斗争，从斗争中形成了各种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

　　可见，阶级斗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顾名思义，是两个成形的成规模的社会集团的对立。广义上则包括“幽灵”之间的缠斗，此时并不需要明确的既定阶级。对于社会，幽灵潜伏在生产力中，对于个人，幽灵潜伏在心灵中。

　　前面提到社会的类自然属性。不妨先观察一下人类胚胎发育。人类胚胎在十月内把几千万年人类进化史重演一遍。这不难理解。假设人体目前具有某个要素A，根据进化论，它也是从要素A1,A2,A3…..发展而来的。这个序列中排前面的要素为后面的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后面的就是无源之水。而这个发展的序列都通过遗传密码记录下来。胚胎正是依据这个密码的指示，快速的把这个进化序列给重演一遍，以形成要素A。而胚胎为什么要“小”，无非是因为这样可以让快速进化的过程需要耗用的能量尽可能少，以增加遗传的可靠性。

　　据此，我们观察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一例外都是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尽管革命导师保持了足够的审慎，但是不少人开始认为马恩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不那么“严谨”，还是可以有不少“例外”的，事实就在面前，尽管很穷，可是大家干“社会主义”的热情相当高涨。

　　此时，“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是旧世界的残余。而在人民内部，“资本主义”幽灵却依然深藏不露。毫不奇怪！好比一块荒芜的土地，没有灌溉，没有深翻，就你我二人看着发呆。此时我说哥们咱们一块干吧，相信你多半不会拒绝。这样的条件也只有联手才能谋生。这就是“公有制”。只是，基于低生产力水平的公有制，只要读过马列ABC的都应知道要归入哪种社会形态。此时民众对于公有制的热情，搞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都是一样高涨的。可对于一块有完善水利设施的沃土又是如何呢？同样的只有你我二人，我说哥们一块干吧。此时你未必答应的那么爽快了。你可能会想得更多，比如你能力如何？你有什么企图？收获后怎么分配？我能找到比你更能让我获益的人吗？此时，我们发现“资本主义”的幽灵开始隐约现形了。确实，这时候还没有发现有明确的阶级对立。但是当你选择拒绝联合劳动，而雇佣工人，“阶级”开始发芽了。面对这种情况，丧失革命纲领的任何“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只能是隔靴搔痒。但也正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功效才让当年修正主义的早期患者们感到舒服，原因——-我们现在都明白了——--正是私心从那时候起作怪了。

　　可见，“人民内部”并非社会矛盾的避风港，异己是通过经济基础而自然产生的。诞生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放弃了继续革命，改之以所谓的“建设”时期，改之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来巩固政权，那无疑是南辕北辙，只是让马恩的社会形态演进模型完美的现实中演绎一回。正如胚胎快速重演人类漫长进化史一样，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非是以“社会主义政权”的名义快速重演“原始共产主义”到“封建社会”（政治的不民主，人身依附等）再到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毛主席曾说过修正主义是更坏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以所谓发展生产力的旗号，身兼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双重角色，对劳动人民进行双重压迫。

　　人类生产力总是在不断进展，从而带来不同的阶级对抗。修正主义政权宣称消灭了阶级，但阶级斗争的幽灵依然顽强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展现出来。比如早期计算机，大的像座楼，这样的东西很难想象还能“私有化”。然而技术的进步让计算机不断小型化，直到能走进寻常百姓家。此时为“单干”提供了可能性；技术进步还让农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为“单干”提供了可能性；技术进步同样大大降低了长途汽车的故障率，同时降低了对于车队的后勤保障系统的依赖，也为“单干”提供可能性。所有这些由于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单干”的可能性在不断唤起了普通人心灵中那个“资本主义”的幽灵。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放弃革命而进入到所谓“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到最后由于官僚指令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处理由于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海量信息而不得不把权力部分让度给各工厂，各院校的管理层（所谓的承包制）。此时，颠覆政权的“精英”阶层最终形成了。有人要问：存在有别的可能性吗？比如说，能否既放弃革命，同时最终把权力让度给工人阶级而不是少数精英吗？当然无法存在这种可能性。正是由于修正主义政权放弃革命，使其执行一条压迫工农的道路，反过来工农由于收到压迫，也无法在觉悟，专业知识上获得接管国家机器的能力，这样要继续维持“社会主义”政权，只能把权力让度给体制内的中下层精英，吸纳他们加入到官僚计划经济的信息处理流程中。而这些精英们在这个流程中逐渐获得了独立的财产人格和政治人格，在与政治精英同流合污的同时不断发展出独立的集体意志，最终，明确的阶级对立在整个社会再次清晰起来，资本主义幽灵变成了魔鬼，而社会主义再次退却成为幽灵。

　　有人问“复辟”是否必然。我的答案是当社会主义政权放弃了革命后，复辟就是必然！因为修正主义掌握政权后，他们信奉的正是被阉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他们的陈腐教条中，看不到劳动人民的鲜活力量，只看到官僚们自吹自擂的所谓“满足”人民的种种需要之类的空话。当政权无法让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的主体时，那就只能任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类自然的社会规律盲目的为自己开辟道路，从而让千百万人陷入苦难中。本该有意识的运用社会规律的共产党在蜕变成修正主义后，全社会都陷入自发的漩涡中。生产力在自发的发展，阶级在自发的分化，斗争也在自发的高涨，一切都似乎卷入了既定的漩涡中，曾经拥有的革命意识形态都在挣扎中下沉。

　　这一切似乎都很悲观的指向两个字：宿命！没有不断革命，这确实是宿命。因为人不主动利用规律，那么只能等待规律无情的奴役自身。当外部敌人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就在每个人心中反复着，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所有“单干”的可能性都在不断给它添加燃料。文革主张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确实切中时弊。实际上，所有“单干”的可能性对劳动人民而言这是可怜的幻想而已。一旦兴起单干，利润平均化的规律立刻无情的发挥作用，初期的甜头无非是建立在竞争不充分的基础上。在中国，计算机技术员，农民，长途汽车司机，无不经历了单干初期的甜头到后来激烈竞争，惨遭资本规律蹂躏的厄运。而这些后果，在文革中也对劳动人民做了一定的预期，民众有一定的免疫力。

　　然而修正主义官僚采用了双轨制的策略，不断冲击民众的免疫系统。该策略要害在于采用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复辟，在保留多数公有制的基础上推进“私有化”。由于竞争的不充分和政策有意扶持，致使“单干”的成功率高，从而获得极大的示范效应。而初期单干获胜者也加盟了“精英”集团，进一步扩大了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也只有当人们彻底被幻想所引诱后，资产阶级的狰狞面目才大白天下。

　　如前所述，在修正主义政权下，社会只是快速的进行社会形态的演变。由于放弃了继续革命，劳动人民只能成为修正主义进行资本积累的驯服工具。而一旦社会演进到了资本主义的前夜，一旦隐性的阶级矛盾积累到了公开化的程度，修正主义者就脱掉伪装，让阶级对立公开化，让资产阶级专政合法化。这是本人总结的上一次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教训。

　　可见，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及实践并非单独具有中国特色，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普适意义。生产力在不断发展，阶级斗争也同样在不断进行。有时以鲜明的阶级对立展开，有时却隐藏在每个劳动者的心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归根到底依靠无产阶级成为自为阶级，归根到底依靠革命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风俗，从而使劳动者不断的看清那些由于生产力进步而不断盛开的“单干”罂粟花。

　　色即是空。“单干”是腐蚀人民政权的白蚁洞，也是劳动人民觉悟的晴雨表。如果无产者看到是鲜艳的，那么革命还进行不够彻底。而只有无产者看到背后的无序竞争，惨遭蹂躏，一无所有，空空如也的前景，那意味着无产者真正掌握自己的未来，而真正的人类发展史也将由此而生。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似乎很脆弱。因为它的发展有赖于劳动人民能觉悟起来。然而，如果实在要把无产阶级成为自为阶级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脆弱”，那么我也只能认了。因为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当且仅当劳动人民要站起来，而不是靠少数革命精英的领导。本人喋喋不休论证的正是革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出现一个伟大领袖如毛泽东者，是不保险的。只有出现足够多的毛泽东，只有最普通的劳动者也明白自己的命运是和整个阶级息息相关的，我们才能说这一关算是闯过来了。“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正是毛主席的理想。

　　事实上，这任务尽管确实很重，但是并非不可思议。因为资产阶级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奠定了统治地位。“统治”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连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一套才是“自然”的，而之前的或者之后的都是“人为”的。既然是“自然”，那万古长青就不成问题了。这里无非说的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何时能成为主流。设想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如何能估计到如今的物欲横流？如今的“思想解放”？同样的，在资产阶级中的哪怕是底层的成员，在经过上百年锤炼之后，也能如鲨鱼闻到血腥那样产生对利润和对红色革命的强烈敏感。比如时下最火的“武术宗师”叶问，论阶级地位当属乡绅地主一类，他于1948年这个解放战争尚未明朗的年份逃亡香港去了。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剥削阶级成员的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这种政治触觉建立在对自身利益的清晰理解之上。反观我们的工人，当承包制承诺能带来好收入时，何其多人拥护。比较下来，就阶级意识而言，无产阶级跟对手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可是，我们依然充满信心。因为曾几何时，资产阶级也经历过动摇，背叛，内讧以至复辟。一个阶级意识要成为社会的主流，总是充满挫折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阶级斗争必定在更广更深的领域蔓延。尽管过去一期的进步运动的物质成果已经基本丧失殆尽了，但是无形的成果却依然保留，大部分沉淀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当资产阶级一统全球高唱凯歌时，这些无形成果却变成了“幽灵”伺机发起下一轮的冲锋号。因为正是资本在全球的肆虐，把所有人都卷入了劳动和资本对抗的漩涡。所有作为个体的人的个人史和作为人类的世界史正在不断的融合在一起，唯有如此，各种利益主体长期施加给人类的幻像，如“文明冲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公民”，都将一一破灭，而长期默默充当发动机的“阶级对抗”，将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清晰的浮现出来，此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疑会得到极大的加强，而目前，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处于第二轮革命高潮的“前传”而已。

　　有朋友认为我没能提出具体的机制来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我承认，确实如此。因为这是一个更广阔的领域留待同志们探索。拙文论述的并非具体的机制，而是企图正本清源，揭示出社会主义的规律：社会主义尽管从政治层面上阶级对立已经消失了，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却依然无时无刻的催生着新的阶级对抗的萌芽，因此当革命政党放弃革命而转为埋头发展生产力，企图以经济发展而非以不断革命来印证自身的存在合法性时，复辟是必然的。所以毛主席的路线并非中国特色，也并不存在另一条所谓苏联的道路（据说这条道路仅仅是被某些人叛卖）。要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是必由之路。这是辩证法所规定好的。

　　唯物辩证法相当无情。愚人经常被其玩弄。愚人一：当今的中国精英。他们以为到处唱衰毛主席，污蔑社会主义，贬低人民革命就可以让大家共建河蟹。可是即便人民集体换上失忆症——完全忘记马恩列斯毛是何物，生产力的发展照样不断催生着新的阶级斗争的种子并生根发芽。愚人二：各国的修正主义官僚。他们以为反革命被消灭殆尽就可以安享太平，进入到“建设”时期。此时，他们有的得过且过碌碌无为，有的稍有作为，却以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为依据，研究起御民之术和“长期执政”的所谓规律。殊不知，新的阶级斗争的种子顽强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在每个公民心里发芽滋长，这是任何河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扑灭不了的。

　　愚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某些朋友。比如有人认为之所以群众不明白毛主席的苦心是因为看不到资产阶级在哪里，当初应当保留一些资产阶级作为对立面（我希望所有通读全文的朋友们不妨在这里闭目思考一下怎么答复这种论调）。其实这毫无意义。哪怕毛时代允许富士康存在，那也绝不会是当今的那个富士康。既然不是，谈何“教育意义”呢？谈何“对立面”呢？相反，这甚至给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青年人一个误导，觉得“资产阶级”原来是这样的“遵纪守法”，对工人“客客气气”。

　　有这类幻想的朋友没能搞清楚在矛盾对立中，矛盾双方尽管都力图要表现自己的特性，但实际上谁也无法真正展现自己的特性。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何时得到痛快淋漓的体现呢？不在跟封建主义展开拉锯战的革命时期，而在其已经获得全球统治地位之后。至今，只有两段时期让资本主义得到完全的暴露，一个是大英帝国统治全球到一战之前（可见马恩列斯的理论形成不是偶然的，革命导师固然有个人的天赋，但也有赖于资产阶级的彻底暴露），一个就是苏联解体到如今美帝主导的全球化肆虐（谁又能执当今革命的牛耳呢？我拭目以待）。而在一战到苏联解体之间，资产阶级一面受困于日益激烈的内部矛盾，一面受到全球红色力量的强力挑战。正是这段内忧外困的日子，也就是矛盾对立双方展开拉锯之时，资本主义的真面目反而模糊起来，而红色阵营对此也相应蔓延出各种形形色色的论调来。

　　比如那个被谢韬李锐之流奉为佳臬的鼓吹劳资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在这段时期走上现实政治舞台，并以其在欧洲的所谓成功实践，成为一支反共生力军。“民主社会主义”在70年代达到高潮。而此时的苏联阵营尽管生产力依然在发展，但是意识形态上早已被修正主义压抑的日薄西山，显露出下世的光景。由于苏联阵营信奉的是被阉割了阶级斗争的“马列主义”，因此在应对民社的挑战步步后退。修正主义者至少在两个根本问题上面临困境：第一，从经典著作中无法得出存在有“劳资和谐”，“阶级调和”的可能性。第二，而现实中，“民社”在西欧取得巨大成果。列位看官闭上眼睛都清楚接下来这些老爷们会怎么做——无非是变本加厉的“修正”，无非继续造谣革命导师的某些“只言片语”已经过时（我国精英只是重蹈覆辙罢了，只是他们还感觉良好自以为“思想解放”）。

　　让修正主义老爷们应对这类问题确实难为他们了。为了继续当老爷，他们就必须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或者羞答答的声称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那么很不幸他们也就丧失了戳穿“民社”的皇帝新衣的利刃，然后他们不得不从意识形态上对资产阶级让步。

　　其实，只要我们实事求是的让“阶级斗争”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民社”的一切奥秘就暴露无遗了。确实，从经典著作找不到“劳资和谐”的一切可能性。然而我们不要忘了经典著作的理论前提——最一般的资本主义。“最一般”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整个社会完全按着资本的指挥棒无阻力的运行——没有“工人运动”，没有“恐怖组织”，没有“毛泽东”，没有“伊朗朝鲜等邪恶轴心国”。总之，这真的是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天堂。而只有在这样的天堂中，资本主义真正的本质属性方能彻底暴露无遗。革命导师从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具体形式中抽象出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等同于牛顿在忽略了阻力的情况下研究加速运动和动量定理。也只有建立起最一般资本主义的分析模型，方能反过来为认识资产阶级的各色面孔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在这最一般的资本主义中，我们当然看不到劳资和谐的可能性。但是一旦资本的运动受到了阻力，那么资本无疑会改变面目。可以设想，如果社会只有两个人组成，一个是“资本家”，一个“工人”，这时的“工人”既是剥削对象也是资本家的“客户”，那么剥削率是没办法提高，因为压榨那唯一的“工人”，也就是压榨唯一的客户，资本家是不会得益的。再把范围扩大到一个国家，只要资本不是因为自身的扩张能力，而只是因为受到某些行政的，法律的，或者外交的阻力不得不局限在一国内，那么资本就不得不收敛起部分的残酷，因为它一旦加大压榨的力度，阶级斗争（罢工，内需不足等）在相对狭小的一国范围内会以相对快的速度传导回资本自身。此时的资本颇有“困身”之感。只有当资本能尽情的扩张，只有消费者和生产者尽可能的分割（在全球化中达到极致），此时，阶级斗争的力度毫无疑问在初期是跟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二者的不同步无疑会让资产阶级得意忘形起来，资本方能充分展现其真实面目。

　　而冷战中苏联阵营的存在，无疑成为资本扩张的阻力。由于修正主义的陈腐的意识形态，发达资产阶级国家鲜有从内部被动摇的，那么他们为何还是要置苏联阵营于死地而后快呢？是因为资本的天生的对外扩张冲动，哪怕苏联已经要实行“三和一少”了，哪怕中国已经“告别革命”了，但是西方资产阶级依然不依不饶：尽管你们已经求饶了，但是老子还是没获得实利，因为你们还是占着自己的市场。而我们的资本如果没法扩张到你们那里去，那就只能老老实实呆在自家，只能违心的夹起尾巴做人，跟那帮“民主社会主义”的蠢人们在一口锅里吃饭！

　　因此，尽管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国际喋喋不休的批判苏联阵营，然而恰恰是苏联阵营的存在，方为他们获得了发展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随着社会主义各国陆续“对外开放”化为泡影。历史不会忘记，“民社”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恰恰就在中国宣布“对外开放”，从那时开始，以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保守势力陆续上台，西方的“工人运动”就日益陷入低潮，因为对于西方资产阶级而言，西方工人突然增加了十几亿位更能“吃苦耐劳”的同行，于是“民主社会主义”就这样被抛弃了。

　　正是外部的政治军事对立让资本受到了限制，从而产生“劳资和谐”的幻想，进而构建了“民社”这样的幻象。同样，前面某些朋友主张的“在社会主义时代保留一部分资产阶级作为反面教材”的幻想也必定落空，因为此时的“资产阶级”绝不会是这些朋友所幻想的“周扒皮”式的老板们，而是“奉公守法”，“唯唯诺诺”的公民而已。列位看官想想这样的老板当的有什么劲吗？所以当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方有大量老板主动放弃产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是抽象的“觉悟”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所迫。可是这些朋友们居然认为是毛主席的改造进度太快，与真相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必然是铲除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消灭资产阶级。历史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完成了这一步，这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第二步。外部势力的干涉占用了人民政权的大量精力，在对外斗争中（包括应付隐藏的内部敌人，其实也算是外部势力所致）很容易迷失方向，形成思维定势，认为阶级斗争就是竭尽全力粉碎帝国主义的图谋。这种思维定势成为“正规化”的第一推动力（正规化对于振兴百废待兴的经济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很自然的催生出第一代的官僚主义者，而官僚主义正是“修正主义”的温床。随着生产力的复兴，帝国主义被遏制住了，可是在社会主义内部却不断的形成新的阶级斗争的萌芽，并于修正主义官僚交织在一起，此时，新资产阶级的胚胎成形了。

　　面对生产力的进展，共产党人只能以革命的纲领统帅全局，不断在劳动群众面前展现更广阔的的联合劳动的前景，而不是在“单干”的幻象下，有意纵容群众中单干的念头。如前所述，生产力的进展构成了“单干”的物质基础，而资本在社会主义中受到压制，则直接催生出“单干”的幻象。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运行模式是根本不同的。前者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剩余劳动人口作为资本家压低劳动价格的砝码，简而言之，1个人能干的事情，资本家需要有6个合格的劳动者，其中5个失业。社会主义则是有6个劳动者，就干6个人的事情。此时，打个比方，你是一个司机，萌生了单干的念头，上级也支持，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单干了。由于大环境是社会主义，也就是没有庞大的剩余的掌握驾驶技术的劳动人口与你竞争，这时候获利是不难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单干之初总是呈现一片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局面，跟吸毒之初没什么两样。这种示范效应形成一个正反馈机制，让整个社会主义大堤不断崩塌，奇妙的是，只要“社会主义”一天不垮，那么“单干”就会继续获得丰厚利润，中国精英甚至总结出“双轨制”的理论表述。到了何时才出现负反馈呢？就在于资本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内部超过一定的量，就是社会主义发生质变了，索性脱掉伪装，公开搞“市场经济”了。此时，资本将如脱缰野马迅猛飞奔，利润平均化规律和剩余人口规律同时发挥作用，原来以“单干”形式表现出来的隐性阶级斗争彻底表面化成“劳资”对立，“单干”的幻象就这样彻底破灭了。

　　这些辨证过程本已被革命导师一再的苦口婆心的阐述过。共产党人如不通晓，那就是废物；共产党人如已通晓却不主动引导群众，相反故意纵容，那就是背叛。但是，共产党人也不应当成为陈腐的官僚压制群众的创造力。生产力不可阻挡的进展，一方面给劳动群众带来“单干”的诱惑，但另一方面也让群众产生了进一步参与生产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渴望。比方说由于电子技术的进展，工厂的生产流程，社会的运作过程可以通过先进的显示技术和控制技术以紧凑实时的方式供人监控，这无疑为劳动群众更密切的融入到社会管理提供更快捷方便的途径。当然也在另一方面引诱群众“单干”。可是修正主义官僚们出于阶级本性，只信任所谓管理精英，科技精英，对于群众却千方百计的排挤出管理的门槛之外。为此，他们处心积虑的引诱群众：现在条件好了，你们一个人可以干出比以往好多人才能干的活，你们可以单干了。于是，在劳动集体内受到压制的群众只能被引导到另一条道路上去。初期，似乎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如今回头看，当年选择单干的不少群众是用脚来抗争，以单干来对抗官僚们的压制，这无非是另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只是隐藏在当年的河蟹盛世之中。

　　唯物辩证法是万事万物运动的灵魂！

　　当革命者以为遏制住帝国主义，国内形势大定的时候，危机却随着生产力的进展悄无声息的蔓延开来。

　　当修正主义者阉割了马列活的灵魂，否定阶级斗争并自以为拨乱反正，万众臣服的时候，他们却日益无法应对资产阶级的挑战，因为手中的利器早已丧失干净，于是向精英放权是第一步，亡国是最后归宿。

　　当资产阶级一统江湖之时，当他们得意忘形之际，当他们认为自己是万古长青的上帝宠儿的时候，他们的本性却从来没有如此清晰的展现开来，而阶级斗争也从来没有如此壁垒分明的运动起来，因为本质已经浮现，分析已成多余，劳动人民的觉醒是无法抗拒的潮流。

　　生产力的进展是双刃剑，既为个人劳动所有制（单干）的复兴提供物质基础，又为更广阔的社会劳动提供无限的空间。在自然界中，当人类的理性暂时无法达到的地方，自然规律以自发的盲目的形式强行表达着自身的存在。类似的，在社会领域中，当人类理性暂时无法触及的地方，社会规律便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

　　历史会记住这样一类人，他们曾经触及到了社会规律的真谛，他们的心灵曾经被劳动的美和阳光所滋润过，然而他们最后臣服于资本的石榴裙，他们明知故犯，他们纵容着社会规律自发的席卷大地，他们无情的把劳动人民踢出联合劳动的王国，他们狡诈的引诱劳动人民下到资本主宰的地狱。他们披着黑色的斗篷，他们裹胁着彻骨的寒风，在他们的引领下，一个黑幕，似铁一样的黑幕在全球落下来了。

　　这就是全球化的时代，对劳动者而言，这是一个最黑暗的年代，也是一个最悲壮的时代，更是一个酝酿着属于我们无上荣光的伟大时代。因为无比的黑暗，我们的敌人无需装饰；因为无需装饰，所以一切事情却愈发清晰起来！这是贯穿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辩证法——-宇宙学告诉我们，吸尽一切的黑洞的对立面就是释放一切的白洞——-黑暗前头必有曙光。不信？那就仔细聆听时代的脉搏吧——有人在傻笑，有人在哭泣，有人在呻吟，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怒吼！这是响彻宇宙的最壮美的大合唱！

　　最后，我特别的要把这些思索的成果献给一位很值得尊重的长者。他是海外归侨，解放初期随着父母回国参加建设。他的家族在文革饱受冲击，他也常年在艰苦的农场从事教育工作，并兢兢业业的与工农打成一片。当这一切结束后，他并没有赶时髦出什么《牛棚杂记》，相反，他利用由于神经衰弱导致深夜无眠的机会，长期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文革对他的冲击能否避免，到底苏区时期的肃反扩大化能否避免，到底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能否避免？他的结论是无法避免，这是前进必须付出的代价。

　　有时候他跟我调侃文革时期农场的一位工人场长，说场长没啥文化，写一篇交差用的批判大字报都很费劲，曾自嘲“东方红”（即写到东方发白）。然后他又会严肃的说，文革前十七年号称工农当家作主，然而等真正有机会掌握政权，工农干部的素质却普遍不如人意，这难道不恰恰表明文革的必要性吗？否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中级阶段？高级阶段？高高级阶段？

　　老人家没有仰望星空的浮华，没有“人民儿子”的矫情，而是切切实实的一颗丹心，一腔热血。在他身上体现着具有崇高理想的老知识分子对这片土地无限真挚的热爱。诚如斯言，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导盲犬，只有当整个无产阶级耳清目明，健步如飞的走上了自立，自醒，自为的康庄大道上，革命者也就无需用“共产党人”来标识自己，而是彻底的融于群众之中。这不正是历代革命先贤的崇高理想吗？

　　【文/心在左边跳，原载乌有之乡等。整理/王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