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这里应强调指出，托洛茨基本人也没有揭示出斯大林之所以能集中那么大的权力的根本原因。他虽然看到斯大林控制和利用派对的机关，这是一个直接原因。但他未能回答，为什么派对的机关能给它的领导人带来那样大的权力，这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限制领导人的权力。指出必须限制派对的机关的权力和加强民选机构的作用，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所有政治实践都证明了，没有官僚机构的政党是不能维持下去。因为准备各种提案、资料和监督干部等耗费大量时间的工作不可能由普通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来处理。现实强迫人们必须建立机关。如果要把“苏维埃制度”维持下去，而又没有建立具体的体机制,没有在制度上保证权力不致于集中到机关，那么，这只能理论上的愿望。
托洛茨基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当全部政治权力集中至唯一的政党手中时，人民能否有真正的政治生活和发挥必要的造性？托洛茨基并不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更讲民主。他更加简单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解释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1）。比其他人更为明确地主张农民不参加政治活动和不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机构。他说社会主义必然是劳动人民中的少数人战胜了多数人的结果。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意志是决定性的，必要时甚至可以用力反对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加以贯彻。这时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危险即公开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却不能保证它不会从一个阶级的意志转化为一个集团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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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资产阶级把一切革命的地位让给无产阶级。他们不得不让无产阶级掌握对农民的领导权。执政的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来说，是作为解放了的阶级而出现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1952年科隆坡版）
这一段看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小问题：
国家不是人民民主的机器，是暴力机器，是镇压一切反对派及其敌人的机器。
资产阶级国家之所以能够民主，是因为他们占据了最强大的优势——外国先锋队上台都改变不了的优势。
当国家存在的时候，就证明没有民主。要想获得民主，必须先消灭国家。
在社会主义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无法消灭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时候，难道不是应该加强镇压机器吗？
当群众创造历史不代表群众就是正确的，当群众违背了革命，那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的反对之。
连群众都整不了，那你这么镇压帝国主义。
这个奥塔希克说的，简直就是屁话。
5.
此外，托洛茨基的工业化理论是无视人们的基本经济利益的准确的和详细的国家计划经济理论，最早是由最能干的托派理论经济专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这作为托洛茨基主义偏向没有被斯大林所赞许，但是,这本点在后来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还是得到了贯彻公开被承认而已。具体说来，涉及以下几个观点(下面会谈)：1，通过牺性农民来完成工业化的积累；2，有计划的使用种种不利于农业的价格并把它说成是一种附加税；3，把计划性解释为是价值规律的对立面；4，把迅速扩大重工业的力量作为工业化的目标；5，在工业内部废除市场关系，在农业实行有计划地控制市场关系，等等。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们主观积极性和经济利益，把经济当作军队似的加以组织，似乎增加个万能的中央经济计划部门，依靠计划指标以及对财政和控制就能实现一切，根本不必考虑劳动人民会对此持什么态度。显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个理论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动民完全可以按照国家的需要来加以指挥，普列奥布拉任斯误不考虑等价交换原则(价值规律)，他认为这一原则早在垄断资本主义出现时期就已被埋葬了。但是，这是较为肤浅的结论视在资本主义后期事实上仍存在着的市场职能。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通过这个理论为后来随心所欲的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了论据，并在这个计划经济中完全抹煞了市场职能的重要性。
最初，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中还利用了布哈林提出的市场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布哈林阐明了在工农业产品换中遵循价值规律以及实行等价交换原则的必要性。当时布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方案的斗争，对斯大林是一个支持。尤其是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积累论”的斗争也为斯大林所利用。但是，在二三年以后，反过来借助于基本上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业化理论的论据
这些观点硬伤太多了。
5.1.工业化问题：斯大林一直使用剪刀差的吗？
当然不是，一开始苏联没有资金，只能使用农业的贡税。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工业的贡税根本就不够了，所以斯大林只能通过工业自身的积累来完成指标。农业的贡税就渐渐放弃了。
有一些低能看见工业品价格比农产品价格高就说什么“剪刀差”，我很好奇，难道要粮食价格涨到你买不起才算不算剪刀差？
5.2.计划性问题：计划性不关注群众的需求吗？
“把经济当作军队似的加以组织，似乎增加个万能的中央经济计划部门，依靠计划指标以及对财政和控制就能实现一切，根本不必考虑劳动人民会对此持什么态度。”
说的非常好，但是：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斯大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只有进行中央计划部门的控制，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需求？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斯大林放任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导致耐普曼猖獗，城市居民缺粮，出现小型饥荒？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斯大林一开始曾经抱有工农业并举、市场经济调节的幻想，但是1928年西伯利亚的考察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的幻想，让他不得不动用行政力量进行控制？
那么，1928年，斯大林为什么要转变观点呢？
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残酷的现实逼得斯大林不得不转向。
1927-1929年，这三年苏联拜托了饥荒与困境，可以说风调雨顺，农业大丰收，粮食产量屡创记录，但是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却不那么安稳，因为反常的事情发生了：粮食收购计划未能达成指标，粮价飞涨。
甚至在城市内还出现了小型饥荒。
斯大林非常疑惑，不是大丰收吗？这么收不上来粮食？于是他老人家打算亲自考察一下。
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
请看看富农吧：他们的谷仓和木棚里堆满了粮食，由于保存的地方不够，连草棚下也堆了粮食；除了种子、口粮和牲畜饲料以外，每户富农还有五六万普特的余粮；而你们却说粮食收购计划完成不了。
既然富农在粮价上进行疯狂的投机，为什么你们不惩办他们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有对付投机的法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吗？根据这条法律，投机犯应当送交法庭判罪，商品由国家没收。为什么你们不使用这条法律来对付粮食投机分子呢？难道你们怕扰乱富农老爷的安宁吗？！[1]
后来斯大林惊恐的发现，富农竟然与党组织勾结起来了。
看来，这是你们派对组织的过错，你们党组织的工作显然做得不好，没有设法使我们国家的法律得到切实的执行。我看到了你们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好几十个干部。他们都住在富农家里，在富农家里做食客，所以他们自然要竭力同富农和睦相处。我问过他们，他们回答说，富农的住宅干净些，吃得好些。很明显，决不能指望这样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干部会给苏维埃国家做出什么好的和有益的事情来。
不论是派对的或其他的组织中，都出现了一些党的异己分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有阶级，不了解我们阶级政策的原则，企图这样来进行工作：在农村中不得罪任何人，同富农和睦相处，在农村“各阶层”中都保有声望。显然，在农村中有这种“共产党员”是不能改进我们的农村工作、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以及把贫农团结在党的周围的。
于是，1929年4月23日，联共十六次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斯大林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讲话，批判布哈林右倾。
1929年11月全会，新经济政策放弃了，打倒布哈林集团，加速集体化开始。
宣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同留在党内不能相容，建议把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急先锋和领导者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而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右倾反对派其他参加者则提出了严重警告。[2]
1930年，发布关于加速集体化的命令。
最终，新经济政策放弃了，斯大林就搞托洛茨基那一套了。
实际上，斯大林早期还是温和工业化的支持者，工农业剪刀差并不是斯大林从小用到大，从大用到死的工具。他要搞工农联盟，同时发展农业和工业，减少剪刀差，工业的发展同时机械化农业。工农业剪刀差也不是斯大林首创，这是托洛茨基发明的东西，只是斯大林觉得挺好用就偷过来搞了。这套理论非常诱人，允许富农的小农经济，国家不强制征收粮食，富有活力地发展农工业，不强制推广集体农庄，斯大林在1927年之前也喜欢用这套。就是前文所谓的“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积累论”的斗争也为斯大林所利用”。
但是自西伯利亚农村视察之后，斯大林不得不放弃了它。苏联因为1927年富农搞事情，拒绝平价出售粮食，粮食收购量只有1926年的一半，爆发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部分城市爆发了饥荒，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给极大困难，进一步影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其原因有粮食歉收和富农破坏等多个方面，新经济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说明了工业/农业并行的双轨发展已经不可行，要么放纵富农工业停摆，要么集体化农业发展工业，斯大林在危机中选择了后者。也就是所谓的“借助于基本上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业化理论的论据”。
在十四年后的苏德战争中，证明了斯大林是正确的。[3]
奥塔希克之流他们在意这些事实吗？他们当然不在意，因为他们的所谓“劳动人民的态度”，只是一种非议领袖的借口罢了。
他们之所以仇恨斯大林，因为斯大林的目标就是实行公有制，废除私有制，在苏联实行公有制，把土地厂矿都归全苏联人民公有 。他一生都在为这个目标奋斗，努力。从他年青时打白军，到建国后同伙伴们争吵，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始终如一。所以答案非常明显，斯大林之所以遭人恨，就是因为他坚持搞公有制。那些恨他的人，则喜欢私有制。
好多功臣战将都想得到几个厂矿，世代承袭，代代都当致富带头人。但是大林不同意，他坚持厂矿归全民公有，不能私有。假如大林同意厂矿私有，给自己十个矿，给宰相八个电场，给大将军三个银行，给参将3000亩地，保证大家都夸他好，什么屠夫、家天下、贪腐、官僚主义、饿死人、不关心人民这些恶名统统都没有了。
后来得到了验证。乔夫、利钦自己拿到了几个矿，也让伙伴们都拿到了矿，世代享受，果然大家都夸他俩明智、伟大。[4]
5.3.市场重要性问题：斯大林不关注私有经济吗？
其实说的没错，斯大林的确不关注所谓的“私有经济”，也就是富农与资本家的的经济，斯大林以消灭他们为己任，自然不会关注。
但劳动人民的小生产，斯大林还是非常关注的。
甚至在城市中，国营部门也不占有绝对优势地位。1952年，根据多方的不同估计，私营（小商品生产）部门占居民消费商品和日常服务生产的总量的6-8%.该部门以各种手工业作坊（裁缝、锁匠、珠宝制造、钟表制造）为代表。这个部门中还有如回收废品、日常房屋装修和维护、家庭教学和辅导、生产手工艺品等类型的活动。这些手工业有专利保护并且只在员工人数方面受到法律限制。[5]
1.自1932年非国有性质协会组织重新运营，这类协会组织服务于所在地工业行业。其工作重心在于消费产品环节，即解决大众消费产品短缺问题，生产并出售家具、餐具、服饰、冰箱、吸尘器、洗衣机、缝纫机、收音机、建材、食品、 从事日常生活服务等。在个别地区此类协会组织在上述行业中所占比重甚至达到60%至80%。它们负责生产全国100% 的儿童玩具、40%的家具、40%的外衣、35%的缝纫品和35%的鞋。
2. 国家扶持：非国有企业协会1天完成注册登记；初运营两年内免税；年均贷款利率不超过3%；财会、柜台收银和通勤外包；扶持和发展各类协会组织科技实力；100家商业银行、22个实验室、2个科研所专项服务该类协会组织发展、补贴；另设退休养老系统；对协会成员给予优惠贷款政策等。
3. 1953年前全国各类非国有协会组织和个体共计264000 家, 从业人员超过200万人，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比9%，对国家经济产品多样化的贡献率超过80%。
4.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在对各类协会组织发展负责的同时监督其经营行为，这确保了有利于协会组织发展的行政环境。
5. 自1935年起设立私有性质的自留地产业，即：占地面积不超过1公顷，禽鸟和兔子养殖规模不限量，25只以绵羊或山羊，20个以下蜂箱、2-3头牛，2-3个猪圈。截至1953年上述私营性质的自留地产业在全国各类产业占比情况如下：蛋——85%，土豆——72%，奶——67%，肉——52%，蔬菜——48%。事实上私有自留地产业在保障居民食品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并保障了农民近80%的收益来源。[6]
6.
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可是掌握着党内外干部大权、对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升降有决定权的人物，能够对人施加政治力，即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也敌不过这种压力。可惜托洛茨基认识观点时已为时太晚。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国家和党的官僚化已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政治意见的交换和对峙逐渐消失，权力的集中乃至垄断成绝对化。斯大林在全党全国进行的个人权力之争、他一步步加强起来的权利地位以及他把自已个人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利益同起来的做法等等，都给苏联后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决定性的影响。如上所述，形成这些问题的前提，一方面是由于这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的落后性，另一方面，也在于社会主义理论简单化，它的制订从一开始就是片面的和欠缺的。这一切都使得建立一个不民主的垄断化的个人政权变得更加容易了。
斯大林一开始就追求一个贪图功名的目标，即发展他自己地位，并逐步地把所有的政敌和反对者驱逐掉。但在某些方面，斯大林是很难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其他重要人物相匹敌的，他没有列宁那样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能力，也没有托洛茨基的修辞学，同时并无布哈林的那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雄厚基础和群众爱戴。他的强处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肆无忌惮地利用所有其他人的能力，惯得利用这个人反对另一个人，最后打败所有的人。在这方面，他是个典型的派对的机关的代表，他通过派对的机关掌握其他政治领导的必要情报，并借助于派对的机关把派对内的一切事情控制在自己手里。
根据列宁在其第一次脑溢血发作后的提议，由季诺维也夫、加涅夫和斯大林组成三巨头的政治领导，负责党的领导工作。斯大林在三人中成为最有实力的人。（1）斯大林为了把自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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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谁掌握了党的机关，并通过它掌控政策，他就会从所谓的集体领导中突出出来，成为真正的领导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诺沃提尼和乌布里希等人就是如此。
一，把党内各派系消灭，叫大权独揽，叫官僚化。我很好奇，怎样才不算官僚化，象地图那样群魔乱舞才不算官僚化吗？
二，你说缺乏俄罗斯缺乏民主，是由于“这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的落后性”，那地图的民主化又从哪里来？
三，“一个不民主的垄断化的个人政权”，前面你说斯大林获得党组织大多数的同意，又说是“一个不民主的垄断化的个人政权”，我很好奇，作为个人垄断的政权，那想必一定会搞家天下，那么后面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又从哪里来？
四，“他没有列宁那样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能力，也没有托洛茨基的修辞学，同时并无布哈林的那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雄厚基础和群众爱戴。他的强处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肆无忌惮地利用所有其他人的能力，惯得利用这个人反对另一个人，最后打败所有的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这么说我毫不奇怪，但你是学马列的，能说出这种话我就非常奇怪了。
（斯大林）第一个交出社会主义实践整套答案的人。
而且是交出了在目前可能是最接近准确答案的一套答案的人。（连我国十年那十年都没有达到这种成就）
苏联理论探索的最高峰记录创造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至今都具有含金量。）
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阶段的真正实践者。现阶段所有社会主义者必须要摸着石头过河的那块石头。
在上述赞美前，反法西斯巨大贡献者这个赞誉甚至不能排到前面，而这个赞誉是一个巨大的赞誉。
所有试图否定上述定位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都只能回避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如果没有斯大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就永远是沙龙里的谈资。
列宁让社会主义在长期的胜利变成了可能，斯大林让社会主义在长期的建设具备了可行性。
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俩虽然略有能力差距，但却并列为导师的原因。你首先要做，然后再考虑其他。[7]
五，“他是个典型的派对的机关的代表，他通过派对的机关掌握其他政治领导的必要情报，并借助于派对的机关把派对内的一切事情控制在自己手里。”
作为布党的领袖，难道不应该这么做吗？你派对组织不搞来情报，我怎么修改国家大政方针？怎么制定各种批示文件？难道拍脑袋决定？难道非得象齐奥塞斯库一样被整死了才是民主？
六，“谁掌握了党的机关，并通过它掌控政策，他就会从所谓的集体领导中突出出来，成为真正的领导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诺沃提尼和乌布里希等人就是如此。”
那赫鲁晓夫怎么被政变下台？
很简单，成为真正的领导者，不是看掌握了什么机关，而是看在党内有多少声望。
按照奥塔希克之流的贵物理论，胡与赵就不应该被邓换人。因为他们是派对的领导人，掌握了派对的机关。
7.
（斯大林）成是列宁的始终如一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于是有意识地在列宁还在世时就大搞起对列宁的个人崇拜来了。尽管当时他不参与同列宁的争论，而是不断地到处引用列宁的话。在这方面他知道如何使用这些语录，排除别的思想,从而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他自己的政治目的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把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固定化，把正在出现的一切观点和思想都经院式地与这种概念化的“教条”相对峙，把所有他不同意的意见都当作“反马克思主义”或“反列宁主义”而予以镇压，这些都是由斯大林带到党内来的典型特征。斯大林总是以维护“列宁的党”的统一和纯洁的姿态而出现的，作为党的总书记，他懂得充分地利用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禁止派别活动条例这个最大武器来对付他的所有反对者。
斯大林作为党的机关的坚决拥护者，反对一切对党的机关的攻击和批评，从而也得到党的机关的可靠支持。在列宁逝世前不久，他巧妙地通过捍卫党的机关，针对托洛茨基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1）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从而把自己显示作为未来的党的机关的最可信赖的代表。正当托洛茨基企图争取无党派人士，特别是争取青年的宠爱时，斯大林则首先笼络所有官僚化的干部和在党内感到地位不稳的人。因此，他赢得了党的机构的坚决支持。
斯大林在他的一生中都恪守上述这样一条路线的。在斯大林的同代人中了解其为人并书面地记下其特性的人们(列宁、托洛茨基和赫鲁晓夫等)不断地指出了他的无原则性以及不顾一切地追逐权力的表现。对斯大林来说，首要的不是劳动人民的利益，也是遵循真正符合这种利益的政治形态的原则。他主观上大概坚保持他个人的权力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而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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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洛茨基首先攻击党的机关。他们知道，没有巩固的党机关，党就不能生存和运动。反对派企图动摇、破坏这个机关，企图把党员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党内的青年老干部对立起来。”(《联共[布]党史》中文版第 294 页。
一，关于斯大林“利用“列宁主义”，来对付他的所有反对者”。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其实连“列宁主义”这个名词都是斯大林他老人家率先提出来的？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月至8月)结束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立即展开了论战，朱加施维里给了列宁和他的拥护者以有力的支持。他在写于1904年的《库塔伊西来信》中捍卫列宁的著作《做什么?》的基本思想，反驳了普列汉诺夫。(在其中的一封信里，他第次称列宁为“山鹰”。他是首先使用“列宁思想”这一词组的人之一，到苏维埃时代,这个词组成为常用的宣传术语。朱加施维里写道，“只要接受了这个理论前提,任何机会主义都沾染不上你。列宁思想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之所以称它为列宁思想,是因为在俄国文坛上没有人像列宁把它说得那样清楚”。同时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愿意捍卫“列宁思想”时强调说，“列宁这些受人指摘的观点并不是列宁私人的观点，所以这些观点之被曲解，对其他党员也像对列宁一样，是关系重大的”。[8]
二，“斯大林作为党的机关的坚决拥护者，反对一切对党的机关的攻击和批评”。
共产党员不捍卫党组织，那还叫共产党员？
我们以1934年的苏共党章为例子吧：
党是以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党所以有力量就因为它团结一致，意志统一，行动统一，不容许违反党纲、破坏党纪以及在党内组织派别集团。
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是保持党的统一，同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的任何企图作无情的斗免严格地遵守党和苏维埃的纪律。为了在党内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达到高度的统一和取缔任何派别活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于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人，有权给以党纪处分，直至至开除党籍对于中央委员会委员，可以把他转为候补委员，直至采取最高处分即开除党籍。对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这种最高处分时，必须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邀请中央委员会全体候补委员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出席。如果这种党内最高负责领导人员的全体会议有三分之二赞成必须把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转为候补委员或开除党籍，那末这种处分就应立即执行。[9]
好，斯大林是邪恶的官僚，那马列老祖宗的话算不算数？
我们现在必须完全保持党的纪律，否则一切都会陷入污泥中。[10]
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就是只不过是口头上的革命家。[11]
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12]
无产阶级如果没有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对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无限忠诚，它就没有具备完全战胜其宿敌的一切条件，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13]
三，“在斯大林的同代人中了解其为人并书面地记下其特性的人们(列宁、托洛茨基和赫鲁晓夫等)不断地指出了他的无原则性以及不顾一切地追逐权力的表现。”
斯大林我不知道是不是无原则，但我知道玉米这个萨比是一点没有原则的。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1937年1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数据显示，搞“个人崇拜”的斯大林的照片每年上报刊的次数不过几十次，而反“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则在全国性报刊上每年超过数百次，在1963年刊登赫鲁晓夫照片有124张，而1964年则有140张。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他们“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在反对斯大林恐怖的赫鲁晓夫工作的单位里面，38名高级官员只有3名没有被审判，而在莫斯科地区则有146名高级官员里面有136名被镇压，这个数字其实远超于其他地区的镇压比例。而苏共中央政治局本身在莫斯科进行肃反，预期是有35000人，而第一类应该有5000人。而赫鲁晓夫说不对，明明有41304个肃反目标，第一类有8500个。“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14]
笑嘻辽。
果然，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萨比惜萨比也。
8.
打倒了布哈林。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被排斥
在清洗布哈林以前，必须剥夺两位早就反对扩大党的机关的领导人物的权力，这两人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早在1925年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前，便开始同他们两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展开了论战。他们曾公开说：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当时，也正是斯大林开始加速建设重工业的时候。
虽然前一段的发展未能保证使国家有充分的积累(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没有获得应有的提高，官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误)，但是斯大林还是决定加速工业化。他举出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国家正威胁要进行军事干涉。然而重工业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建设，只有在动用巨额的剩余价值，在进一步扩大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此外，要做到这一切，行政机构必然要扩大，官僚化必然会进一步发展，但这一切斯大林都置之不理，相反，他却依靠这些机构来推行他的计划。
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这个决定正确与否表示怀疑时，他们就被宣布为反对发展社会主义的敌人。但不久前,季诺维也夫曾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工业化方案。但是当时斯大林只不过是为了驱逐托洛茨基，才与这个工业化倾向进行斗争罢了。事隔不过两年，虽然经济条件也还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斯大林又开始为他的工业化而斗争了。当季诺维也夫提斯大林，说他过去也曾认为没有外国的援助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时，斯大林再次强辞夺理，反攻季诺维也夫，并指责他缺乏对苏联力量的信任。
斯大林提出,必须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一国能取得社会
8.1.工业化的开始时间问题
在奥塔希克眼里，“早在1925年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前，斯大林开始加速建设重工业的时候”。
这就是歪曲历史的一个证明。
实际上，斯大林加速重工业建设——或者说正式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五年计划的时间是在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联共十五大的召开，在之前1925年的联共十四大是确定工业化的路线。
斯大林做了一篇关于“把从农业国变成自力生产必需装备的工业国”的报告。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摆脱对外国进口的依赖，农业机器就无法得到供给。[15]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之流的论调，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
季诺维也夫派反对党的总路线。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应当仍然是个农业国，主要生产原料和粮食用以向国外出口，而从国外进口自己所不生产并且也不应生产的机器。在1925年的条件下，这个计划分明是让工业发达的外国在经济上奴役苏联，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贪欲而使苏联工业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成为无以自卫的弱国，说到底就是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16]
那么在联共十四大是什么时代呢？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1921－1925年）
答案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也就是奥塔希克之流最爱的斯大林的权利没有“集中乃至垄断成绝对化”“政治意见的交换和对峙”没有消失的好日子。
那么布尔什维克什么时候才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呢？
第十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1926－1929年）
答案是到1926年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才正式执行工业化的指令。（1925年，确定工业化的总路线）
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的年代，是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党在紧张的形势下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困难转变。党加强了工人和农民在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上的联盟。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苏维埃国家卓有成效地渡过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恢复时期，开始过渡到另一个时期，国家工业化的时期。
这一段时间内，“官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误”。
嗷，合着有斯大林是官僚主义，没有斯大林还是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官僚主义，新经济政策也是官僚主义。
怎么好赖话全让你说了？
8.2.工业化的贫困问题
不可否认，工业化一开始必然会造成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
但是，你怎么不说工业化之后的群众生活水平呢？以偏概全是吧？
1934年11月26日，通过决议，面包和其他几种食品的配给制被取消。1935年9月25日，取消肉、鱼、糖、油和土豆的配给制的决议通过。[17]
1935年，由于集体农庄制度的巩固，农村中的贫穷和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已经消灭。三年以前，每个劳动日只能分到一、两公斤粮食，而现在，产粮区的大多数集体农庄庄员每个劳动日已能分到五至十二公斤粮食，许多人甚至能分到二十公斤，此外还能分到其他产品和现金。已有几百万集体农庄农户，在产粮区每年分到五百至一千五百普特粮食，在棉花、甜菜、亚麻、牲畜，葡萄酒，柑橘和蔬菜产区每年分到几万卢布的收入。集体农庄富裕起来了。建筑新粮仓和仓库已成为集体农庄农户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因为原有的贮藏室的设计只考虑到每年分到少量产品，对于现在集体农庄庄员的新的需要是十分之一也不能满足的。[18]
在1940年，慈父发展重工业达到高潮阶段。那一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也同时达到了历史顶峰，甚至比很多人经常拿出来和苏联做对比的1913年的产量还高（1913年是沙俄历史上最大的丰年，收获粮食8000多万吨，而1940年粮食产量9000万吨）。
与1913年相比，1940年的播种面积增长了27 %，谷物总产量增长了11%，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增长了41％。到1940年，苏联农业发展的成果证明，集体农庄制度比个体经济优越。集体农庄制度在战前得到了巩固，农业生产增长了，并且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保证了全国对必需食品和原料的需求。[19]
大丰收很大程度就来自于苏联重工业对农业的反哺。
在第一和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把农业机械的生产作为工业化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这一生产部门在整个工业，甚至在整个重工业中，发展速度却是最快的。1937年同1928年相比，整个工业增长了3.5倍，重工业增长了5.5倍，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增长了10倍，而拖拉机的产量则增长了38倍、机引犁增加了近192倍，机引播种机增长了99倍，载重汽车增长了243倍，谷物联合收获机1928年还没有生产， 1937年与1932年相比增长了3.4倍。随着农业机器工业大幅度、迅猛增长，供应农业的机器不断增多。例如，在1928年以前的十年间，国家向农业总共供应了3.1万台拖拉机、1000辆载重汽车，而在从1928至1937年的十年问，则供应了拖拉机56万台，载重汽车15.6万辆，分别增长了17.7倍和155倍。[20]
1940底，通过关于《在乌克兰境内给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和畜牧业产品率的集体农庄庄员以额外劳动报酬的决议》。给乌克兰农民发奖金。[21]
1947年12月16日，第一次商品降价。大幅度降低了国营商业的商品售价，废除了高额议价商品，部分商品（如粮食）价格甚至降到比配给价格还要低。在这一年，苏联人民从所有零售业部门的降价中节省了大约为860亿卢布的生活开支。这意味着1947年第一次降低零售价格就显著提高了卢布的购买力，卢布对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得到提高，劳动者的真实收入获得了真正的大幅提升。[22]
1947年12月16日，废除票证。取消了食品票证供应制度和进行货币改革，商业贸易的高价格被废除，并开始统一降低大众消费品的国家零售价格，而在受到战争破坏影响更小的英国，票证供应则一直实行到了1953年。[23]“在实行币制改革的同一时间，即从1947年12月16日起，废除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废除非配给商业的高价，并实行食品和工业品较低的国家统一零售价格。在规定食品和工业品的国家统一零售价格时，应从以下几点出发：（1)面包和面粉价格比现行配给价格平均降低12%.（2)米粮和通心粉价格比现行配给价格平均降低10%.（3)肉、鱼、油、糖、糖果点心、盐、土豆和蔬菜的价格保持现行的配给价格水平。（4)废除牛奶、鸡蛋、茶叶、水果的现行非配给高价和过低的配给价格，规定适应于主要食品现行配给价格水平的新价格。（5)废除布匹、靴鞋、衣服、针织品的现行非配给高价和城市与工人新村定额供应的过低价格，要规定低于非配给价格2/3的新价格。（6)纸烟和火柴保持现行的配给价格的水平。（7)啤酒价格比现行价格降低10%.（8)伏特加酒和葡萄酒保持现行价格不变。委托苏联商业部，根据本决议，对食品规定各地区新的较低的国家零售价格，对城乡工业品规定新的国家零售价格。本决议规定的价格，不适用于集体农庄市场和自购商品的合作社贸易。”[24]
1949年3月1日，苏联开始第二次有计划地降低国营零售业售价。当年降价480亿卢布，加上集体农庄市场和合作社市场的售价降价230亿卢布，全年共降价710亿卢布。从此，1949年至1953年每年的3月或4月，苏联都会降低消费品零售价格。经过1952年的第五次降低物价后，大众消费品的价格水平已经降低到1947年的第四季度的一半以下。[25]
9.
他不顾一切地建立这一体制所要求的工业基础，但是粗放性发展生产，首先是为建立强大军事力量服务的。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群众的经济状况不仅反向恶化了；工农不是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而是增加了对制的反抗，这种社会体制不仅不能吸引外国工人阶级，反而社会主义理想的信誉遭到破坏，但这些斯大林都毫不在乎。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国家垄断主义”的形式而已，从一开始，斯大林就坚信：不管在苏联或是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只有政治和行政权力才能实现。
虽然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寸步不让，但实际上却把托派的工业化理论付诸于实践。例如迅速增加投资、扩大资品的生产和限制消费品的生产等，而这些都是通过压缩人民消费来保证的，是通过减少对农村的消费品供应或以较少的消品来抵偿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就是降低工资)来保证的。普列奥拉任斯基从理论上为这条道路提供了论据。认为它从长远观点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斯大林虽然把托洛茨基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清洗了,但是他又毫不犹豫地利用了他们的理论，尽管他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议中从来不承认这一点。
这种强制推行工业化的政策造成了可怕的通货膨胀，工业品的价格虽然通过行政方式被压制了 (1923年还降低了价格)，但农产品价格却开始不断地上涨。尽管农产品的价格上涨，1927年中农的平均收入仍比城市工人的收入低。由于在通胀中农民用贬值了的钱只能买到少量的工业产品，初期随着经济政策而开始的那种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也下降了。1927-1928年，苏联领导机构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而决定用行施降低粮食收购价格，同时提高税收，以增加经济压力，但这农民拒绝销售农产品的现象。这时，斯大林决定用行政措施
9.1.斯大林败坏了社会主义的信誉吗？
奥塔希克认为，斯大林的政策导致了“经济状况不仅反向恶化”而且还让“社会主义理想的信誉遭到破坏”。
第一个是以偏概全，用来搞刻板印象的老坛手段罢了，不用在意。
第二个要说道说道。
我们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斯大林的政策没有被推行，那么社会主义信誉就不会遭到破坏了？
先看一下内战结束后苏联的情况。
将近100万人失业。
工业还落后于战前水平，工业的增长大大落后于国家需要的增长。
到1923年底，还有一百万左右失业者，因为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不可能消灭失业现象。
货币大范围贬值
商业的发展时好时环，因为城市产品价格过高，这种过高的价格是耐昔曼和我们商业组织中的耐普曼分子强加给国家的。因此，苏维埃卢布极不稳定，币值降低。
农村粮食生产入不敷出
到1923年秋，由于我们的工业和商业机关违反了苏维埃的价格政策，经济困难有些加重。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相差太大。粮食价格很低，而工业品价格过高。工业中杂费开支很大，这就把商品价格提高了。农民出卖粮食所得的货币迅速贬值。
工业品无人购买，大范围积压
当时盘踞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皮达可夫又向经济工作人员发出一项罪恶的指令，从出卖工业品方面多赚利润，放手提高价格，美其名是为了发展工业。实际上，这种耐普曼的口号只能缩小工业生产的基础和破坏工业。在这种条件下，农民买城市商品不合算，就不买了。
没有工资，工人罢工
销售出现了危机，影响了工业。工资发不出，引起工人不满。在某些工厂中，最落后的工人停工不干了。
以上的来源是斯大林亲手写的《联共党史》。
再看一下列宁逝世后苏联的情况。
1923年10月13日，德国革命失败，德共被镇压，国际主义彻底陷入低潮。[26]
1924年，国际主义并没有出现转机，而是接连不断地失败。匈牙利革命被镇压，芬兰红色政权被曼纳海姆消灭，苏波战争失败，1923德国革命失败，意大利社会党退出第三国际。
也就是在这一年，农村内，穷人大会和武装农村工作队疲于应对富农委员会来自政治上(苏维埃选举)，经济上(富农复活奴役制度)还有暴力上(1924年开始的农村内战)的频繁袭击。[27]虽然有新经济政策的加持平缓，依然爆发了严重的农村危机，土匪运动和起义暴动层出不穷，工农联盟的裂隙扩大到几乎不可弥补的地步。粮食产量不到沙俄一半，类似甜菜产量甚至不到1914年沙俄的两成。
同样也有销售危机出现，工业品积压没有销路而农产品收购困难。其实，最早出现这种情况的在1923年。工业产值（以钢产量为衡量基础）更是拉胯，1920年苏联的钢产量不到沙俄1913年的两成，铁矿石不到沙俄1913的2%，水泥的产量不到沙俄1913的4%。就连斯大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苏维埃国家的困难时刻。
伴随着巨大的困难。[28]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当时赢得惨痛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那就是“绝望”。绝望到列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世界革命”的定义，并不是他脑子糊涂了，而是国际上一连串的失败让他不得不寻求新的道路，不只是列宁，当时所有开着这辆苏联战车的人都在疑问何去何从，都在想这个政权还能存活多久。悲观的人觉得苏联政权并不会太过长久，相对于短命的匈牙利红色政权和芬兰红色政权，苏联能活二十年就是胜利了。[29]
这就是斯大林接手的苏联。
没有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政策，“社会主义理想的信誉”的确会“完美无瑕”起来。
因为一具尸体，或者说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是没有什么信誉可以谈论的。
9.2.通货膨胀问题
“强制推行工业化的政策造成了可怕的通货膨胀”，这是不正确的。
准确的原因是富农囤积粮食所造成的。
1927年的国防危机让苏联嗅到了紧张的气息，开始准备增兵应对，然而增兵需要更多军粮，富农们比苏维埃更早嗅到了商机，他们开始囤积粮食不出售，试图把粮价炒到最高点以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就是20年代粮食收购危机，这甚至在当时苏维埃的城市中引发了小范围的饥荒——缺粮1.28亿普特。[30]
根据卢比扬卡的观察报告，1927年9月15日，伊苏姆地区的安德烈耶夫卡村的富裕农民都不愿意出卖粮食，这里举例说一个富农在与同村人谈话时说道：
我还有3000普特去年的粮食，但我不会卖掉它，我会等到春天，然后价格会上涨，也许还会有饥荒，那时我就可以买一台拖拉机了。我被收了300卢布的税，我将卖掉三头猪和一些羊来交税，但我不会卖任何粮食。[31]
粮食缺乏，那么价格就会飞涨起来，同时，轻工业与重工业的产品价格就会暴涨起来（1.工人要吃饭，涨工资；2.部分工业需要农业产品作为原料）。
贫农的粮食要卖到城市里的市场，就要过一遍富农的手。而农民要购买城里的工业品的时候，同样也要过一遍富农的手，一来二去富农就直接把持了农村的唯一贸易途径，贫农要高价购买城市的工业品（比如说拖拉机），但是自己的粮价出售价格又太低，一来二去干脆捂住粮食不卖了，等把粮价拉高了再卖还能赚几个子。
所以就出现了，“尽管农产品的价格上涨，1927年中农的平均收入仍比城市工人的收入低”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富农能够把持农村经济呢？根据斯大林的亲身考察，他指出：
我看到了你们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好几十个干部。他们都住在富农家里，在富农家里做食客，所以他们自然要竭力同富农和睦相处。
不论是党的或其他的组织中，都出现了一些党的异己分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有阶级，不了解我们阶级政策的原则，企图这样来进行工作：在农村中不得罪任何人，同富农和睦相处，在农村“各阶层”中都保有声望。[32]
所以斯大林“决定用行政措施”。
甚至到了1930年，公开发布决议，准备消灭富农，富农的力量还是根深蒂固。
根据苏联公开的档案，内务部在1938年的很多报告中提到这样的情况：在当地党政组织的“协助”之下，被流放到滨海边疆区等地的富农的经济状况已经超过了当地的其他农民，不仅拥有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可观的个人财产，还合法拥有枪支弹药。[33]
没错，富农不仅有钱，有资料，手里还有枪，而且是党组织帮助他们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况？因为流放富农的政策其实是有漏洞的。而对于流放的富农子女16岁后就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允许参军入党。许多投机分子的加入使得苏共对于基层党组织的掌控力下降。这帮投机分子和富农与耐普曼们勾结。所以内务部的报告中说在流放地区富农对于党委的渗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而且他们在流放地区还迅速的富了起来。
这可是斯大林公开号召消灭富农的情况下啊。
10.
工农业之间市场平衡的过快的工业化。他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强调指出：只有在协调下，在工业的发展以农业的迅速增涨为基础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高速度，不仅是一时的，而且是持久的高速度。这个设想就是，农业生产的提高与工业生产的提高是互为发展条件的，农业合作社必须在集体大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
布哈林的理论是从这样的根本观点出发的，即：社会主义不能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和超经济的强迫和压制来推进，而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越性(与私有制生产相比)来取胜。布认为只有通过市场和竞争，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制造出来的现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魅力，才能使农民相信合作社在经济会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布哈林在1925年曾引用路·埃·米泽斯讲的一段话:“既然共产党人想根据命令和用棍棒来指导生产，那么他们的政策必将遭到而且现在已经遭到挫折。”（1）
但是布哈林在这个场合，也反对米泽斯关于市场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的意见。他认为不能在违背劳动人民的意志的下使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只有当他们的利益得到实现靠于生产性的集体生产劳动使劳动负担得到减轻，生活水平也提高时，才能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因此，他要求在执行新政策的同时，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首先应克服强制性的独裁的做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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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埃·米泽斯(1888——? )，经济学家，生于奥地利。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米泽斯是攻击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政策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在大量荒谬和愚蠢的言论中，说出了某些不愚蠢的和相对正确的东西。
（2）“在当前的阶级统治中，有必要改变统治的形式和方法。因为经济、征购、租税和内战而建立的专政形式，并不适合新经济政策已经长期而认真考虑过的新时代，而正好是背道而驰。（布哈林《发展经济和工农联盟的任务》1924年11月5日）。
10.1.集体化问题：斯大林放弃幻想
前面你说过，“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中还利用了布哈林提出的市场理论”，那为什么斯大林突然放弃了？
难道说因为要斗布哈林所以放弃了这个政策？
不应该呀，斯大林斗垮托司机的时候不照样用他的原始积累那一套？（“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积累论”的斗争也为斯大林所利用。”）
或者说，难道他不喜欢工农业并举，“持久的高速度”？就喜欢整人整着玩？
当然不是，原因没有那么复杂。非常简单，就是他斯大林做不到。
很多人都觉得“激进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像是斯大林的爱好一样，斯大林就喜欢这么干，为什么呢？他喜欢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新经济政策想象的农业和工业共同高速发展完全是白日做梦呢，直接导致了1927的粮食收购危机呢？[34]
采用消灭富农，加速集体化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有用。
非常措施发生了效力：贫农和中农加入了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富农被孤立了，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反抗被打垮了。到1928年底，苏维埃国家已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而集体农庄运动也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了。[35]
“社会主义不能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和超经济的强迫和压制来推进”，说的非常好听，怎么解决富农囤积问题？
红豆泥私密马赛，没办法，只能靠“行政命令的手段”。
但凡你富农能老实一点，他斯大林都不会搞加速集体化。
11.
但是布哈林的政治观点和对国家的强制性政策、严重的官僚化，特别是对权力高度集中到党的机构中去的做法所进行的批评对斯大林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因而也是危险的。无论是通过社会生产的竞争，逐渐克服私有制生产的理论，还是把逐步发展轻工和农业看作重工业的积累来源的理论（1），以及逐步使国家民主和自由化的见解，都是斯大林所不能接受的。
凡是不赞成他的“社会主义的设想”的人都是敌人，这种极简单化的“敌友论”乃是斯大林的典型的教条主义见解，因而批他的行动，必然遭到毫不留情的清洗，因为触及到他个人权势益,从这种观点和立场出发，他只能得出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布哈林及其支持者都必须被作为“资产阶级的朋友”而加以批判。（2）1929年11月，布哈林被逐出政治局。从此，斯大林清除了他的最后一位政敌和最大的批评者。
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政策
布哈林关于充分利用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场关系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在充分利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社
（1）如果工业可以增加消费资料和农业机械的供应，同时也活跃和刺激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如果农业可以增加生活资料和原料的供应以发展工业生产的话，那么，就可以逐渐取得经济均衡的发展，尤其对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舍宁根据布哈林所的意义完成了这个理论。如果这样地发展的话，也就不可能剥削人民和带来生活的退化，从而逐渐扩大对重工业的投资手段。(舍宁的文章:《我国物质缺乏的经济质》1924年11月号）。
（2）“为了使自已能在理论上站住脚，他们炮制了可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愈多，阶级斗争就越缓和，阶级斗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不经反抗就会让出自己的阵地，因此用不着对富农实行进攻。这样，他们就恢复了他们所谓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陈腐的资产阶级理论，践踏了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即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消灭后才会熄灭””（《联共党史》中文版，323，324页）
还是那句话，但凡你布哈林的那一套有点用处，斯大林都直接偷来。
但是，实现不了，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也是等同于放p。
12.
官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按理，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需对本国的其次是对外国的劳动群众有吸引力，官僚们抛弃了这个构想，并简单化地认为国家政权只要依警察和军事手段就能社会主义的发展。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真正得改善，而这一点又最迅速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所认识，这就可能成为有效的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不是官僚们的典型思想。官僚们倾向于认为，要使社会主义在上以及在本国强大起来，首先应加强和巩固本国政权机关和军事力量。
因此，从一开始，占主导地位的就不是改善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而是斯大林及其官僚化机关的权势利益。斯大林对个人权利追求以及官僚们的肆无忌惮的权势欲，都必然导致对斯大林对手提出的一切建议全部断然拒绝的结果。与这一逻辑相一致的凡是斯大林的敌手，也就是党的机关的多数派的敌人，因此，他都必然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从同一理由出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同伙，不仅被描述为遭到拒绝的错误经济建议的代表，而且很快就被宣判为“党的敌人”“资本家的代理人”并加以消灭（1）。对斯大林来说，这是唯一的发展道路，别无其他可能。
斯大林通过这样巧妙的政治策略，逐步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时在不断发展其机关、扩大其权力机构以及排斥反对派的过程中，他有目的地朝着建立权威性国家垄断体制的方向发展。为此
（1）“季诺维也夫派反对党的总路线。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成为无以自卫的弱国，说到底就是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大会痛斥了季诺维也夫派的经济“计划’，指出它是奴役苏联的计划。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新反对派”的托洛茨基主义一一孟什维主义实质。他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过是重弹列宁当初无情批驳过的、党的敌人的滥调。”(《联共党史》中文版，第305、306页。）
奥塔希克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和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对劳动者的吸引力，还要加强和巩固本国政权机关和军事力量干什么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36]
列宁解释说：
——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
——对人民的这些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不能有任何宽恕。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决战，同骗子、懒汉、流氓决战。
——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击退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尝试，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的专政。[37]
12.
布哈林要求扩大市场机构，排除工业企业管理中的官僚化，以便便企业生产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符合市场的需要。这一切对官僚机构来说是最大的威胁。斯大林不惜一切地维护和扩大官僚机构的权力，甚至抛开了一切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并开始实行强制性的集体化。但由于集体化缺乏思想准备和任何物质准备，所以它只不过是创造了一定条件，以便官僚机构对农业生产实行领导和控制，用警察的办法强制征购农产品，更加严重地剥削农民，从而进一步为工业化加速筹集资金以及扩大官僚主义的行政与镇压机构。当党的机构强大到足以能镇压各种反抗，并从镇压中不新地加强自己时，布哈林等所竭力反对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业化措施便被付诸实施了，这种镇压政策，也就成为党的机关加强其本身权力的前提。当时托洛茨基已在政治上被清洗了。这时，作为反对官僚制的最危险的人物布哈林也被排除了。
由斯大林创立而又受其保护的党的机关，在一切严重关头都坚定地支持了斯大林，并尽力美化和颂扬了斯大林。党的机构制造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为借助于个人的个人崇拜，可以毫不费劲地清除官僚主义集权主义的一切敌人。
虽然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排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这也是符合党机关的利益的。因为在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中，把社会主义概念与斯大林这个人物同等起来，有可能成为现存制度的严重危险。“领袖”逝世以后，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心甘情愿地忍饥受饿以及对贫困、物资缺乏和经济损失不加批评地予以忍受的精神必然会减弱。此外，曾受过斯大林迫害但却幸存下来的人们和无数牺牲者的亲友们，对现存的、已不再受斯大林这个人物所保护的制度来说，变成了巨大的危险。党的机关的新的代理人为了使党及其制度逃避各种批评，不得不毁坏斯大林的形象。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把斯大林个人性格和行为与“社会主义理想”分割开，他对斯大林全部罪行的宣判所起的作用，就是先发制人，使斯大林反对者无法对党的机关进行批判。赫鲁晓夫是党的机关中这样一部分人的代表，他们与斯大林的罪恶活动无直接关系，因而能够公开指责这些活动。他自称是斯大林主义的一切牺牲者的辩护人，但他首先是党的官僚体制的拯救者。即使迅速清洗了贝利亚，也是为了党的机关的利益。因为国家公安机关的这个人物如果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就会危及多的官僚的地位；将使国家公安机关凌驾于整个政权体制之上，党的机关的权力地位也就必然受到威胁。
批判个人崇拜的目的，就是把人民群众中存在的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从其真正的根源，即官僚主义体制下引开，引向一个次要的方面，即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特点上去。正如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官僚体制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本质至今仍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即是说，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尽管揭露和宣判了罪恶恐怖的斯大林主义，但是人们只不过改变了一点镇压的方式而已。在列宁时期就开始实行并在斯大林时期进一步发展的、最带有实质意义的、纵容了斯大林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体制的原则，并没有受到赫鲁晓夫的批判，相反，还得到了维护。
下面关于共产主义体制普遍特征的分析将表明，这些特征批判斯大林以后并没有消除；它们早在斯大林篡夺了权力以前以萌芽状态存在了，它们是片面地、被简单化了的错误的、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被歪曲了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列宁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阶级敌人利用粗暴地语言会说出属于我们的真理。（原话忘了）
奥塔希克也是如此。
他说的非常美妙，因为斯大林借助官僚清洗反对派，“篡夺”领导权，官僚通过对斯大林批判，保留了自己的统治。
然后呢？
斯大林这么做是“恐怖主义”，是“罪恶活动”，导致了“心甘情愿地忍饥受饿”。那你奥塔希克给我们讲一讲怎样才不算是“恐怖主义”？不是“罪恶活动”？才不会导致“心甘情愿地忍饥受饿”？
什么，说不出来？我来替你们说吧！
斯大林的政策在你们的眼里，就是“完全抹煞了市场职能的重要性”、“忽视了人们主观积极性和经济利益”、“忽视了价值规律”。你们要改掉斯大林的“罪恶”，必然要搞市场经济、发展人民“资本家”那一套是不是？
斯大林的政策在你们眼里，就是“官僚主义集权主义”、“为建立强大军事力量服务的”、“政治意见的交换和对峙”，你们要改掉斯大林的“恐怖主义”，是不是搞所谓的要让共产党放弃自己对整个社会的管控？是不是放弃工业建设与国防建设，光进行消费品的生产，以便让工农自“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是不是在党内搞出混战不休，派别丛生的“民主”景象？
的确，你们很幸运，地图与酒鬼接了你们的班，确确实实的按照你们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天才构想搞了，也彻底而又成功的消灭了斯大林的“罪恶”与“恐怖主义”，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丰功伟绩”吧！
1991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森林举行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表示:"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是苏联的创始国，签署了1922年的联盟条约，因此我们指出，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要停止其存在。"[38]
就这样，苏联不复存在，变成了十五个国家，丢失了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39]
在“粮食短缺”的苏联80年代，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依然达到了1.0%的水平。1980年代中期，那个“买食品要排队”“不自由”“残暴不民主”的苏联，年死亡人数是160万人。而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男性平均寿命低了六年，女性低了四年，俄罗斯人口自然增长率即刻跌到负数，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五十万。[40]
从1992年开始，叶利钦对俄罗斯各大医院下行政命令：禁止统计被饿死的人的数目，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也能从粮价的飞涨和俄罗斯非正常死亡数的飞涨判断出俄罗斯发生了一次规模惊人的大饥荒，而具体死亡人数依然不明，因为叶利钦禁止统计。
我们只有一个非常粗略的数字，自由民主的俄罗斯年死亡人数是230万人。 (叶利钦当局数据)
自1992年开始，俄罗斯的人口出现负增长，[41]每年减少70万到100万。而苏联时期，1990年俄罗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而此时俄罗斯的人口约为1.5亿人。也就是说叶利钦在任时，俄罗斯每年要额外非正常死亡130万人以上。
什么概念呢？乌克兰大饥荒三年的死亡人数差不多在叶利钦手上两年半就死完了，其杀人速度可谓高效率。而乌克兰大饥荒好歹换来的是苏联工业的繁荣，从1928年的还不到德佬一半到1937年的世界第二工业，给我十年，还你一个工业奇迹。
1993年，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叶带桶领上台后都要用T80U的125mm高爆弹轰击议会大楼，调两个师的兵力去镇压那些在莫斯科要求“保卫苏维埃”的民众。
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换来的是40%的GDP暴跌和50%的工业产值暴跌。1990年的俄罗斯的GDP还是中国的一倍多，1998金融危机的时候只有中国的30%，整个俄罗斯基本完全报废。[42]
那宏观经济这么拉胯，放到老百姓身上呢？ 1992年到1994年，俄罗斯物价两年上涨244倍。[29]
幸好斯大林没有听你们这些东西在这里放屁，如果斯大林真听你们的了，苏联就要万劫不复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幸好斯大林是官僚主义者。
13.
其凶恶的攻击来回答他们的这一行动，这便是难以想象的在全国实行大规模恐怖主义的信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斯大林险恶地让人暗杀了基洛夫。虽然基洛夫是完全服从斯大林的，但由于他在人民群众的威信日益增高，这使斯大林大为不快,甚至感到危险。基洛夫被暗杀后，斯大林公开宣布这是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及其他人制造的阴谋，这就成为完全编造的首次公开审判的借口（1）。斯大林用拷问、威胁和捏造出来的“证据”强迫他们承认,这些供词在宣传运动中被大量引用，从而在人民群众中制造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出现了一个里通外国的反苏大阴谋（2）。这种被证明是可靠的方法后来也被其他共产党国家所采用，成为这种体制所具有的典型特征。
斯大林在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恐怖浪潮。数十万以上无辜的人们成了牺牲品（3）。从此以后，迫害活动难以胜数，告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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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年后知道，杀害基洛夫的真正的，直接的，实际的组织者和准备杀害其他中央老员的组织者，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皮克里件恩斯米尔诺夫、穆拉契科夫斯基、帖尔瓦加年,勒因哥里德等被交付法庭审判。这些当场被捕获的罪犯，不得不在法庭上当众承认，他们不仅组织了杀害基洛夫的事件，而且还作了准备要杀害党和政府的其他一切领导人。”（《联共[布]党史》中文版第 360页。)
（2）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说，这个暗杀不仅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进行的，而且后来凡是了解这一暗杀背景的活动家也被全部枪杀了，这件事做得不留痕迹。赫鲁晓夫说:“在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被撤职，并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一九三七年却又被枪决了。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系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
（3）“犹太托洛茨基是这一大帮凶手和特务的主要指使人和组织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托洛茨基的仆从，是托洛茨基的帮手和反革命指令的执行者。他们进行着使苏联在受到帝国主义者侵犯时遭到失败的准备工作，他们是主张工农国家失败的失败主义者,他们是德日法西斯分子的可恶奴仆和走狗。”(《联共[布]党史》中文版第360页。
（4）“在S·H·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的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一一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叶努基杰签署了下列决定:1，侦察机关——要对准备并进行恐怖行为的被告的案件加速审理。2，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迟缓执行最高处分的判决，因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审理类似的申请。3，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一一在法庭作出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
13.1.基洛夫是不是斯大林杀掉的？
奥塔希克认为，基洛夫是斯大林故意杀掉的，为什么杀掉他呢？答案是：一，基洛夫比斯大林票多/有声望。二、为了独裁。
实际上，这个观点是无比荒谬的。
1.1934年，党内排名顺序是斯大林（党）、莫洛托夫（苏维埃）、伏罗希洛夫（军队）、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基洛夫、安德烈耶夫、科肖尔。[43]
此时党内排名第二的是莫洛托夫，根本排不上基洛夫。
要杀也应该杀莫洛托夫。
2.根据莫洛托夫的回忆[44]，在斗布哈林的时候，加里宁与伏罗希洛夫向右摆（“他有点向右摆”），基洛夫他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一起”支持斯大林“坚定不移”的。根据斯大林警卫长弗拉西克的回忆，“斯大林最喜爱和尊重基洛夫，以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柔之爱去爱他”，“斯大林几乎和他形影不离”。[3]警卫员雷宾回忆道，“甚至他睡斯大林的床”。
3.而基洛夫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监视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根深蒂固，还有前科——不接受斯大林做出的决议。
（1925年，联共十四大）在这次会议上，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通过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决议，即拒绝服从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4]
所以季诺维也夫的关系最大，也最有嫌疑。
后来经斯大林查明，季诺维也夫的确参与了这个案件。
当场捕获的凶手，原来就是由季诺维也夫反苏集团参加者在列宁格勒组织的一个反革命地下集团的成员。调查材料表明，1933—1934年，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成员在列宁格勒组织了一个以所谓“列宁格勒总部”为首的反革命地下恐怖集团。这个集团的宗旨是杀害共产党的领导人。谢·米·基洛夫是预定的第一名牺牲者。
调查材料和审判表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和这个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在培植自己同伙的恐怖主义情绪方面，在准备杀害中央委员和苏联政府成员方面，起了卑鄙的作用。[5]
13.2.大清洗是不是斯大林想杀谁就杀谁？
奥塔希克说，“斯大林在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恐怖浪潮”。
这与你前面说的不符合。前面你说斯大林斗倒布哈林，已经大权独揽了，为什么他不安安稳稳的巩固自己的权利，反而要搞政治运动呢？大清洗实际上是动员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可是无比损害自己的盟友官僚主义的利益呀？
因为联共中央：
呼吁“从上到下的多候选人、无记名投票选举”，“停止以任命（kooptatsiia）代替选举”，“群众参与政府”，“激活党的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党的领导人在其成员面前承担更大的责任”。日丹诺夫认为，党内的选举已经成为“一种形式”：地方党委的负责人是通过简单的选举产生和确认的，或者是“从上面”任命和撤换的，这些做法“剥夺了党员控制党的机关的合法权利”。党必须“在无条件和充分实现党内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重建。[45]
效果也是非常惊人的，以工会为例。
振兴的号召通过将追捕敌人与新的工人民主联系起来，保证了对工人的直接吸引力。它很快被转化为行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工会中央就召开了自己的全会，颁布了新的方法。它的民主复兴和镇压的双刃剑信息又通过工会和工厂传播开来。
在整个1937年夏天，工会在从工厂到中央委员会的每一级都举行了多候选人的秘密投票选举。工人们开展了工会民主运动，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扫除了旧势力。毛纺工人工会给工会中央的一份报告乐观地指出：“工厂的工作已经完全改变了它的面貌”。多年来，毛纺工人第一次积极参加了大型的、嘈杂的“问责”会议。在当选为毛纺行业195个工厂委员会的1300多人中，65%是新人，43%从未参加过工会活动。他们投票淘汰了大约一半的老工厂委员会主席，并选出1000多人进入车间委员会，另有1000人成为车间组织者。新参与者的数量之多，表明工会将进行重大改革。在红色纺织厂，4400名工人中约有六分之一被选入车间委员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自愿参与水平。车间里的受薪官员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志愿者。工厂委员会开始定期开会，讨论生活条件。8月，毛纺工人举行了他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245名代表。在尖锐地批评了工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虚假表演、糟糕的领导和“对工会民主的严重侵犯”之后，代表们投票将他们赶下台。只有四名前任委员被重新选举。来自车间的斯达汉诺夫工人在新的41人中央委员会中几乎占了一半。它迅速建立了劳动保护委员会，以改善通风，记录事故，提供工作服，并监督加班工作。[46]
实际上，大清洗不是斯大林的失心疯，而是联共党内外矛盾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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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文章突然被知乎删除了，找不到，我只能根据记忆把文献列出来。
（1）关于苏联的矛盾问题，主要是党和苏维埃的冲突问题。以知乎用户扬云飞同志的文章为例。
俄国革命期间，布党一方面利用苏维埃这一名称的威望和形势，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有着自己鲜明主张的现代政党，也必然要承担起那个一元决策与执行单位的角色，而这一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重复俄国历史上，一元决策核心与自治组织互相斗争的过程。正是这种背景下，整个布党在俄国革命期间的言行有极大的矛盾，让无数的后人不解以及争论。这个矛盾简单说就是布党必须“说最民主的话，做最独裁的事”。也正是这个俄国苏维埃本身的复杂性和认知程度问题，导致了对布党和俄国革命理解上的分歧，因为他并不能被来自欧洲的政治语言和理论在同一框架下完整描述，最后只能是众盲摸象，鸡同鸭讲。
面对当时的局势，布党也只能自觉不自觉，自愿或是被迫的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在违反列宁本人意愿的情况下，将其无限神化，乃至打造成了新的“神”。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化，有些地方甚至是把列宁画像当做东正教圣像代替品来对待的，还有沙俄将军投奔布党后，见到列宁嚎啕大哭跪下亲吻他的手指，这做派估计和感受新的政治思想号召也没啥大关系。
第二条就是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中央派往各地建立党部，支持党员在地方苏维埃里担任主要职务，以确保当地苏维埃不能通过违反党组织做出的决定。其实和前面提到的以苏维埃的决议限制立宪会议，做法差不多。当然在内战期间，以及整个二十年代，地方上这种党组织和苏维埃之间呈现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复杂即斗争又合作的局面，党的地位和权威还不是那么无可置疑的。
如果说前面两条很容易理解，也比较符合一般的认知，那么第三条就有些复杂了，影响也更加的深远。1917年10月2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不久后，中央苏维埃即通过决议，设立人民委员会，以作为苏维埃组织的执行机构，也就是后来苏联政府的雏形和前身。这个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看俄语的话，这个机构的名字也叫“人民委员苏维埃”（Совет но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虽然早期也确实企图使用苏维埃这种平权协商的模式组建现代政府机构，但是那种部长们随时一言不合就可以拍桌子撂挑子的做法实在是即不适应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也不适应当时内外交困的苏俄现状。
理念面对现实只能低头，人民委员苏维埃只能迅速的职业官僚化，虽然布党官僚化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实际的情况还是远远超乎后人的想像。苏联政府的官僚化，甚至都不是原来说的自发产生的官僚组织，还把黑锅扣在了斯大林头上。苏联政府的官僚化，起源于大量任用原沙俄政府的官僚们。到了内战结束时期，苏联政府各个部位的成员，有60-80%皆是前沙俄政府雇员，有的部门更是高达90%以上。大量熟悉政务的前沙俄官僚加入苏维埃政权，一方面也保障了新兴的政府可以勉强操纵复杂的现代国家机器和工业社会，维持内政和后勤。作为对比的白军则没人给他们做这些工作，只能要么抢劫要么找外国政府借贷，最后沦为“白匪”。至于说沙俄官僚们为何宁愿集体加入布党也不给白军干活，则是另外一个复杂的话题了，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
但是命运的礼物，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样大规模任用旧官僚，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和激烈反弹。1919年底-1920年年初，布党元老之一的斯列亚普尼柯夫就带领党内底层工人出身的党员们，对布党中央发起挑战要求其交出对经济问题的管辖权，这就是史上（非）著名的“工人反对派”运动。这事当时影响颇大，后世则少见于史册所知的人不多。而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企业工人大多数都是支持工人反对派的，并且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罢工和组织工人武装，当时两地市区街垒岗哨林立，不断响起枪声，新一轮内战一触即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克朗斯塔德水兵暴动，面临这种危机的情况下工人反对派被迫让步最后被解散及边缘化，布党中央也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和妥协。而工人反对派当时列举的一大罪状，就是布党中央大量启用前沙俄的官僚。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期，关于苏联集体化和工业化方面，经济与工业需要方面的论述已经颇多，但是政治考量方面则极少提及。换句话说，苏联集体化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苏联中央集权的需要和过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布党的各个地方党委取得了实际的统治权，中央也因此强化了统治力度与话语权。但是这并非是问题的终结而是下一轮麻烦的开始，因为当时主要通过扩大党员入党，即原来地方实力派成了党员，也就因此要受党委指挥的方式，进行温和的“侵吞”。但是这种方式同样也是有代价的，就是把过去的党外矛盾，都演化为了党内矛盾，苏联整个30年代的政治动荡更加激烈严重，最后一直到大清洗才算再次告了一个段落。
当然三十年代后期还有个传统苏维埃最后的回音，1936年苏联宪法改革，号召削减苏共党委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地位，而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作用，搞差额投票选举。实际上这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导致苏联地方政府和传统苏维埃组织都认为自己的好日子来临了，立刻准备夺权，而党委当然不愿意放弃花了将近20年才夺来的领导地位，立刻苏联就陷入了腥风血雨当中，这就是苏联大清洗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2）苏联党内到底有没有反对派，当然是有的。根据知乎用户骁骑营都尉关于俄罗斯历史学家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皮哈洛夫的主页上找到的，分别是克伦斯基于1938年10月所作的一份报告和流亡海外的白俄布特科夫发表于1996年的一篇回忆文章。内容如下：
最自由的布尔什维克政要，如李可夫、布哈林和皮亚塔科夫，都与军方有联系。或多或少参与到阴谋中的还有“苏联政府三分之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六分之五，土耳其斯坦政府十分之九”。所有这些人都意识到，政治奴役和农奴制不仅使人民感到愤怒，而且摧毁了国家的整个经济机器……在所有国内政策问题上，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支持者一致提出了国家民主化的要求。
1937年，祖耶夫上校设法在列宁格勒军区总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活动与库特波夫组织的革命团体有关，当时该组织由E.米勒将军领导。他们的任务是推动由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普特纳将军领导的“红色军官团”的起义。当普特纳将军在伦敦担任苏联武官时，米勒将军通过他的信使与之保持联系……其他库特波夫小组还有各自的任务。在“红色军官团”的阴谋失败后，大多数库特波夫军官被紧急撤离苏联。
（3）关于苏联党内的民族矛盾也非常严重。
一开始，苏联党内上层是少数民族革命家，底层是俄罗斯工人。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就是典型。
苏联在二三十年代的民族派与国际派的斗争，就是这种历史矛盾的延续。国际派对本土派的嘲讽打击和历史上的德国外来者对俄国人的看法一致，大意就是愚昧无知啥也不行：
在一个国家内要完成这样的事业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一国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这是正确的。在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总是存在反动的倾向。把生产力赶入民族的范围——是根本反动的倾向。[6]来源：托洛茨基《我们能取得经济独立吗？》
而本土派则把几百年积蓄的怒火都投射到国际派身上了：
他们是主张工农国家失败的失败主义者，他们是德日法西斯分子的可恶奴仆和走狗。
这些人民的敌人和祖国的叛徒。[7]来源：《联共党史》
区别在于国际派就是一种态度，而本土派后来真的付诸行动了。
（4）基洛夫遇刺不是大清洗的开始，1936年的反苏军事集团案才是大清洗的开始。
（5）大清洗清洗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官僚。根据知乎用户扬云飞的论述，叶若夫时代为什么清洗最狠，因为他的整个团队主要是以较少文化水平的贫民组成，这些人天生就仇视知识分子。看现在的档案，有些被枪毙的人实在冤枉，审讯人员问你是间谍吗？回答我是。问你有什么罪行？回答我在家里挖地道去印度和英国人接头。有小学水平的地理知识就知道这是瞎扯淡耍宝，放在现在最多骂几句老实点别耍嘴皮子装聪明，或是打几拳。这些人为什么敢在当时这么做，就是因为沙俄时代对革命党太宽松，尤其是有知识的读书人，听到这种笑话可能哈哈一笑就把人放了。问题是叶若夫时代的NKVD底层人员听不懂这种笑话，只能听到说这人认罪了，既然认罪了就拉出去枪毙好了，而中层干部能听懂，但是他们更恨这些装聪明的人。像是布哈林这种认罪书写了29页纸的更是看不懂，赶紧枪毙了事。
除了清洗知识分子外，剩下的就是沙俄的旧军官。1918年俄国内战以后，大部分保皇党们是加入了布党，最早是为了借布党的皮给沙皇报仇。大部分跟着布党的群众是这样认为的：我们闹也闹够了，玩也玩够了，该把沙皇小爸爸请回来让他枪毙了临时政府这群王八蛋了。乃至提出了“沙皇是俄罗斯的君主，而苏维埃是他的羽翼”这种口号。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布党的内部清洗与斗争，和清洗这种旧沙俄保皇党有极大关系，即使是在斗争无法胜利的情况下，这些人把大量历史记录，档案，回忆录都塞进了图书馆档案室进行保存。
叶若夫肃反还是有一定好处的，那就是大量领导岗位被空了出来，很多人被突击提拔，30多岁的就能担任要职乃至当上部长。这些人对大肃反的结果乐死了，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社会上升渠道打通了，这些年轻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苏联整体经济建设反倒是飞速前进。包括到了二战期间，现在看当时的档案，会感到很多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包括当时的苏共高层都没有信心守住莫斯科，尤其是工业迁徙和再生产更是很难完成。但是很多工作都是出乎当时苏共中央的效率和速度得以完成，这些年轻人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今天所有给大肃反翻案者的底气，大意是没有这个阶段靠之前那批嘴炮在1942年就完蛋了。
就这样，本土派消灭了国际派。到了37年之后，又有另外的问题了，叶若夫和科索列夫等人陷入了另外一个极端：我没文化我有理，越愚昧越革命。这个派系出身的人有个特点就是文化水平普遍都比较低，能完整上完小学的就是高教育水平了，多数都是只读了四年的夜校。但是整个苏联的三十年代又不仅仅是政治斗争，还有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大清洗另外一条脉络是清洗谁在工业化进程中决策错误，给国家造成了多少损失等。在这一过程中，旧教徒党员里形成了另外的分流，即政治党员和工业党员。政治党员就是继续在各种集会和辩论会上喊口号的，而工业党员们则是利用种种时间和机会，自学成才研究工业建设和如何管理以及支配工业体系的人。到了大清洗接近结束阶段的时候，又产生了这两派哪一个掌握主导权的问题了。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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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talinist Terror and Democracy: The 1937 Union Campaign》
内容来源：读书随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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