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有机构成的唯物史观深层景象

《资本论》有机构成的唯物史观深层景象

—— 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二

内容提要在一般意义上，唯物史观的“有机构成”提示工作形态的通史原理即和“统治”有关的工作原理，如劳动原理、资本原理；《资本论》不限于此，其运用的有机构成范畴呈现阶级统治原理的“深层景象”，揭示知行合一的阶级－拜物教认识论原理。这促使规律的理解为范畴的“总开关”，乃至将唯物史观与阶级工作原理总合为“体用不二”。在统治理论生产上，有关阶级与拜物教的档案学知识是《资本论》实际所提供的东西，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也即“《资本论》知识原理”：从历史走入现实，其绽放阶级事格。然则这一原理需要再解作理论意识形态“对立规定”之落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名义在物质生产领域落实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路线斗争，最终落实辩证法与科学工具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汲取的启示是：坚持从主体论出发的“历史走出阶级”的自觉行动，努力摆脱拜物教思想羁绊，致力于彻底消灭奴化和异化现象，实现“有机构成的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资本论》；唯物史观；有机构成；阶级

　　作者简介：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璇，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该文为“《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的续篇

　　阅读提示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导论-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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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资本论》讲述的历史是“特殊类型的历史”（统治史）——阶级如何统治、如何被统治的历史，这是《资本论》最大的“行”。从而，阶级不仅作为“世界观”，亦是“方法论”——作为档案学工具对待。具体而言，阶级是个事格；为此，应科学提出“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决定论”，作为阶级－拜物教认识论原理形成的中介，作为理解整个历史世界的基础，内在说明“历史是生产方式形态全部绽放”命题。这导致在分析层次上，引入历史—矛盾—规律—范畴（概念）研究线索作为“统治史的总公式”，乃至作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具象，是欲说明：设若聚焦阶级区间，唯物史观与阶级工作原理便是一个东西，继而还原为物的逻辑所遮蔽的人的本质，求取“解放的行动”[1]。在道路线索上，这个原理或曰道“无”→道“有”从而“德有”→可道和可名；个人必须被认定为“自主的主体”，这样才能有效调动其反抗私有财产的对象化力量，改造资本（包括资本意识形态和政治功能）造成的灾难后果，最终化解人的发展与私有制普遍化的矛盾。核心内容是彰显劳动解放，在历史原理上即是劳动社会发展史（劳动原理）→资本社会发展史（资本原理）→共产主义生产劳动原理。以之为地基，可凸显生产一般——突出规律具体的历史的生成（规定）从而把“阶级对象”展示为一般关系构造的理论实践过程，谓为“生产一般”——对本身以劳动过程为支撑的经济活动“实践总公式”（事的总公式形式）进行理论反映的工作性质，全面实现历史世界的向内思考和向外观察，展开二者之间深度的对话。

　　《资本论》是知行合一的理论作品，然则绝不像罗宾逊夫人认为的那样，“似乎认为马克思是一位提供了应该由实证标准来检验的某种模型的经验主义者”，事实正好相反，“理论和历史之间建立充分的联系是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但是经济科学建构的方式，不仅未能对这个中心问题的解决有什么贡献，而且还有恶化这个问题的趋势。”[2]从统治史出发，唯物史观的经济知识具象之所以落脚于阶级和拜物教的经济学原理范畴，在于提示经济范畴的两重规定内涵：阶级性与拜物性。由规律规定、导引范畴，由范畴领导知识概念（系统）的形成，一言以蔽之，这一研究在于突出通史道路“本质对现象的关系”，继而突出《资本论》道路－系统理论规定，引出共产主义路向意义之重建行动现实价值，在道路理想与现实系统之间找寻恰当对接点。说到底，这是道路事格在命题上赋予新时代主题新的工作涵义与实践意义所在。

　　二、有机构成的规律本位：理解范畴的“总开关”

　　《资本论》有机构成具有两重规定：原理形态与工作范畴，原理形态向工作范畴的转化定格在对社会有机系统“规律”的探究之中。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理论本质上使得遵循资本自我具体化逻辑并已深嵌于历史的意义明晰化。”于是相反，“经济理论并没有通过约定定义的方式前行，这种约定定义的方式对在因数据收集而需要精确界定的经验科学中则非常常见。”[3]规律是道路之成，是“知的道路”，亦是“行的道路”，但概念是无根的，可见必须以“规律（道名）”为大前提。价值形式作为考察道名原理意义的规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至于成为《资本论》考察事物联系与发展的主线索。然一旦将异化劳动设为商品社会的历史范畴，即可以认定：“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4]具象形式是有机构成。沿着这个路径，商品转化为资本意味着：一般的劳动异化发展为资本雇佣劳动，促成劳动变换性和人的单向度发展的社会合一。这样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价值理性统治一以贯之的社会形态，也是最终促使价值规律发展到顶峰规定的历史生产制度形式[5]。价值理性之超出“质与量统一”规定在于：把价值理性局限于形式理论来理解和运用——忽略它的财产关系平等的生产内涵（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必然是对价值规律本身进行“超阶级的”理性化，在认识上制造价值规律（作为“生产规律”规定[6]）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规律的直接对立[7]。至于形式逻辑上，按照“一小时＝一小时”进行市民主体的商品生产，尔后按照“一元＝一元”对社会使用价值进行经济核算，最终导致了“各种收入”的国民经济核算（如GDP）的形成；继而以之为依据，按照“各要素主体的贡献”决定对等份额的阶级的产品分配，纯属以价值理性对唯物史观的劳动价值理论（原理）进行的数量仿真[8]。

　　“历史领导矛盾”规定为“道路”，“矛盾领导规律”规定为“系统”，尔后有规律本身对范畴工作原理的规定及其实际组装形态的领导。那种坚持说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历史同一的观点，显然是对历史理性的过度抽象[9]；杜绝这种观点，关键在于将唯物史观作为历史、作为矛盾看待，这样才能从规定性上真正引出规律和它的范畴。有机构成定格为建立其间的“特别工具”，作为“实体与工具统一”之对象关系规定[10]。从生产方式历史运动的内涵逻辑上看，资本积累规律是以“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对立统一的历史面目出现[11]。由道路而系统，由历史生产规律而经济规律，由发展规律而运行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说到底是资本主义总公式的规律；资本的规律——无论生产、分配抑或交换（流通），最终都汇总于资本的积累运动，这个运动规律于是可作为直接生产形式、流通形式及分配形式系列规律的总称。从既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又坚持行动主义辩证法的工作特性来看，资本主义占有理性（资本生产剥削）和价值理性的对立之处在于：它在劳动生产环节时刻以“剥削的社会生产的抽象理性”（即致力于以劳动时间为唯一生产剥削手段和形式的雇佣劳动生产制度）和“非剥削的财产生产的理性”历史对立；这意味着，“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12]以财产关系驱动的劳动的阶级范畴而论，它是抽象理性，和本身由身份关系驱动的生产劳动具体理性有很大的不同。占有理性古已有之，正如“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已力量对人们的统治”[13]。进一步，这种占有理性是扩大了买卖关系的应用范围，把抽象理性统治扩展到全部社会领域。这从商品生产的范围印证了历史矛盾以规律为工具的观点[14]。

　　劳动过程的构成要素明显随着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分离而趋于二分：对工艺学合过程性的主体美学撕裂[15]。这就有了特殊生产积累体制：主客二分的财产形式（或财产关系）的积累和与之同步的技术特征形式的积累。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资本主义的积累进程又必须分解为“（a）简单再生产、（b）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c）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盖因（a）和（b）内生了资本有机构成的认识形式，其中“（a）简单再生产”是联系状态的有机构成（规定），“（b）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是本身处在发展状态的有机构成（规定），——这些认识从马克思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进一步探究中得到了确证。德文第三版特别地在（a）和（b）之后即（c）的开头增加了三段话，在法文版中又复于三段话之后加上一个插入语：“在做出这些预备性的说明以后，让我们再回到资本主义积累。”[16]归根结底，《资本论》有机构成说明的是客观规律，揭示商品－货币－资本道路条件，属于生产方式规律的工作范围。其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资本私有制生产规律发挥作用的一般结果，但系统内不排斥一定条件的经济运动形式规律起作用[17]。生产价格作为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具有了新的发展形态，总循环过程内部的工作形态据此要转化为外部独立的社会工作形态，也便有了商人（资本）、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所有权资本的认识总体。这自然是由价值形式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聚合起来的特殊规定，表现为总规律的认识形式[18]。

　　三、有机构成的范畴本位：阶级范畴向拜物教范畴的转化

　　范畴是规律展开自身的维度，必然也是进一步形成知识概念系统的根据。商品和共同体本位的生产在道路上历史对立，在于统治类型不同，——这是发展规律和阶级关系“深层对话”的结果。商品生产方式采取抽象关系的实体统治类型，这意味着，伴随宗教意识向阶级意识的社会转化，阶级范畴同样实现自身向拜物教范畴的转化。而就认识的形成来看，拜物教范畴看似“无论在价值性质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不变的和自然的，就像空气的气态在空气的化学元素发现以前或以后没有变化一样。”其实，“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在它们确定为价值量时才表现出来的。这些价值量不以生产者的意志和设想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只不过“这一事实在受商品生产的机制和关系束缚的人们看来”，从而，“在这些生产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19]起步是和交换价值相对的自然的使用价值（起初是自然地发生），工作结局是和价值相对的社会的使用价值（社会有用性），中介则是“社会地发生”；这深刻揭示了拜物教（宗教）落实为经济的拜物教意识的一般理论和实践。

　　对商品生产方式而言，价值规律愈是充分展开，拜物教统治愈能够一以贯之；所以实现对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在辩证法意义上的把握，势必解剖范畴运动史，说明全体运动规定：历史存在（范畴）→社会存在（范畴）→历史本质（范畴）→社会本质（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本经济形态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由于“真”“假”同体、共相，使之获得“历史的性质”，乃至成为现实生产方式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以至于“商品形式被看作是一种合乎逻辑发展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商品……马克思的理论聚焦于在没有额外的经济力量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下，资本经济类型内在联系的必要性。”[20]这必然是价值形式前置于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根据和理由，它揭示了阶级规定的发生和如何实现统治。总公式的历史研究启动生产一般，由价值一般的历史概述所得到的规定进一步提升对总公式的理解，实现“知”“行”统一。一句话，价值形式提供范畴的发生史，说明商品生产方式本身体现为认识矛盾体，乃是“人的生产关系”“物的生产关系”对立统一。如果缺少这项研究，那么商品生产方式的特征性意识形态便不能被披露[21]。阶级源自总公式之事，拜物教是关于生产一般的欺骗术和美学想象，它们的社会结盟规定形成生产关系范畴的“体用不二”（如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2]。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范畴必须确定为生产关系。在叙述上，则要遵循“阶级（运动生成）——拜物教意识——阶级（关系结构化）”这样的体式，乃至于拜物教范畴也必须实现为商品生产当事人的出发规定。这是马克思一再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学“各种范畴”在理论形式上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理由。而在价值形式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历史区间内，商品生产方式说到底是统一阶级生产方式和拜物教生产方式的规定的总范畴，这便是价值形式的发展和它的社会斗争表现得以统一的总根由（如图1所示）。

　图1 资本意识形态的工作原理

　　由此推定：拜物教落成于自然的使用价值→社会的使用价值，其发展为拜物教统治借助的中介是阶级关系的客观发展——包括阶级斗争形成与统治策略理论的发展；在这当中，价值形式即货币到资本的发展，起了极为关键的历史性作用。是故立足资本意识形态，可以达成这样的认识：商品生产统治由财产形式的阶级统治与拜物教统治所合成，——倒过来看，这成为了价值形式是历史商品生产联系与发展的总线的理由。然则了解反映着现实本质的本相或假象，“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1]现在可以回看范畴总的运动历程：（1）范畴作为“历史”，化出商品两因素——范畴的历史根据；（2）范畴作为“矛盾”，化出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范畴的矛盾根据；（3）范畴作为“规律”，化出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范畴运动和发生史；（4）范畴作为“概念”，化出自己的现实本质即商品拜物教。此后这个历程沿着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运动，在规定性上渐次讲清了商品拜物教的从无到有→拜物教的资本剥削生产形式→拜物教的资本流通形式→资本主义拜物教分配形式→拜物教的资本主义经济认识；这个运动历程绝非旨在说明有机构成的范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的不同，相反恰恰说明它们高度一致。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际工作原理看，资本主义生产既有客观规律的蕴含，又有主观意识形态的统治；既是自然性，又是社会性。由于依据阶级的拜物教的方式进行现实统治，其突出的表现方式就既是“阶级”，也是“拜物教”。资产阶级统治工具同样遵循“个别上升到一般”规律，于是有“阶级－拜物教”与流通、分配的运动环节乃至经济认识的系统并存。从原则上说，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出场的本真涵义[2]。这也意味着：拜物教批判是同样包含在主体论规定性当中了，——或者说，是促成主体论与阶级论的工作统一。

　　为此，如果重建范畴的真理工具规定，只有重建劳动一般；也唯有如此，才能彻底重建生产一般，实现对资本有机构成道路与系统的历史消解。这是重建命题的实践涵义：作为“主体辩证法”工作规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入口”，从而在实质性上，这个命题表征公有制的生产规律的实践形式。亦是说，由这个工作命题所支援的生活资料安排的道路意义只能是“有机构成的人”的实践发展，是立足了“人的解放”领域。幽灵般的从抽象到具体背后立着阶级与拜物的意识结合体（规定）；马克思坚持由历史道路而生和由社会系统而长“双重语境”解析生产方式范畴，是为了剖解范畴形成的内在生理奥秘。代替“理性同一的主客体”的是社会主义目的理性的实践之路——以主体格消解阶级格，重建主客体的有机联系与发展关系；然则，重建命题所瓦解的是本身以“同一的主客体”为内容和工作形式的资本抽象统治，继而实现向劳动者自由理性的历史跨越[1]。

　　四、生产关系的道名统一：有机构成何以成为“总装置”

　　从超越“资本理论”，促使劳动者成为主人意义的历史主体的路径上，恩格斯给政治经济学下了主体格的定义：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以支持劳动发展和解放。交换，俗指“商道”，又意指劳动者逐渐失去生活资料权的历史过程。这意味着商品生产方式达成社会统治之日，就是资本获得“道名”统一之时。于是资本何以名？首先是明道——所谓商道资本路，其次在于明确：资本通过“资本有机构成”而名。资本名于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明确历史矛盾规定性；资本名于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这是明确规律和研究对象；资本名于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是明确现象和概念；资本名于五：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生产关系、拜物教关系、交换关系，——这是明确范畴和资本系统。即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范畴是阶级范畴和拜物教范畴的统一体：一面是阶级、一面是拜物教，一面是生产关系、一面是资源配置；是以说到底资本名于一：生产关系，——由其最终统一对象和历史、矛盾机理和规律（范畴），实现对资本道路、系统的形成和发展的总说明。

　　生产关系蔚为大观在于道，生产关系深层景象在于名；生产关系经由有机构成而得名，是为“劳动原理”和“资本原理”即有关于劳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阶级知识之成。“道，是生成规定和运动规定的实存”；“名的产生和变化方式赋以名的‘特殊表达’。”“因而从范畴规定上看，《资本论》界定的狭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道）——资本主义的历史财产（名）；（2）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可道）——资本财产（可名）；以及（3）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全部生产关系的实现形态和生活形态即资本交换关系（非恒道）——不断积累和形态变化的资本的社会财产形式（非恒名）。”[1]市场论无疑是对“资本论”的理论仿真，“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2]一切都在“关系”中获得理解，这迫使我们重回真理：“从历史上的各种‘以太’，到存在比重、关系比重，再到物质关系比重和社会关系比重，最后到阶级关系比重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然则，《资本论》有机构成指示‘走向历史世界的伟大工具’意义。”[3]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一切关系规定落成于有机构成，乃至成为它的工具载体——如关系的对象形式、运动形式以及研究对象上的构造形式等等。有机构成规定的范畴关涉事的对象、事的关系、事的运动、事的构造，故唯有通过生产方式，以之为通史道路认识范畴，才能把握历史的道路理性→系统理性→规律理性→目的理性，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个性化特征：为价值而交换、为剩余价值而生产的暂时历史生产形态。其突出《资本论》乃是“全面展示‘历史－矛盾－规律－范畴’路径的科学原理探究，而决不是什么‘理论诠释学’。”[4]

　　对于重建命题的规划同样如此，其突出个体劳动与雇佣劳动在财产私有制上的道路差异，强调“后者不仅是前者的对立物，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从而，“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5]这也就意味着，“《资本论》是两条线索齐头并进的（以彼此联合的方式），即劳动过程和经济形式分别按照辩证法的发展以及它们的相互结合。”亦即，“资本的生产过程作为资本主义协作（形式）的‘个别到一般’、资本的流通过程作为资本运动结构（形式）的‘个别到一般’、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作为生产价格（形式）的‘个别到一般’，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认识（形式）的‘个别到一般’，而总领它们的是‘价值形式（劳动过程）’。”[6]简言之，这里可提炼出资本有机构成I（道路本位）、资本有机构成II（系统本位）、资本有机构成III（规律本位）以及资本有机构成IV（范畴本位）[7]。由于将主体人（劳动者）降格为与物等同的财产形式的衡量对象（即劳动力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性地发展了以雇佣劳动为载体的特殊财产的历史剥削形式，这迫使社会仅通过“资本一般”来识别自己，——深层次看，这亦是马克思坚持将资本在经济内容归结为价值一般的理由[8]。如此看来，对象关系的体用两因素决不是事实预设，相反，它是事实上的历史有机构成概念[9]。有机构成I→II→III→IV揭明一个工作真理：研究（从后历史思索的工作逻辑）→叙述（向后言说的历史知识）乃是浇灌了通常所说的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辩证法内涵规定。总之，有机构成之于总公式（实践规定性）乃至必然随之而来的生产一般（理论规定性）的蕴含，导致自身定格为唯物史观意义的认识工具以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工具。尽管如此，必须注意经济总公式不是工具，它的思考形式是历史道路工具——阴阳（《资本论》以商品生产具名之）；同样，生产方式当然也不是工具[10]，它的思考形式乃是系统五行（《资本论》以总循环具名之）。进一步，阴阳作为经济总公式工具、五行作为生产方式工具是说明了：任何历史世界都有对象思维学的工具与之对应，——这是总工具。任何世界系统相应生产有自己理论上的客观工具（阴阳），与总工具规定性的结合则促成系统工具形式（五行）[11]。根据这一综述，有机构成的落成区间大致可界定为：生长总公式→经济总公式（如图2所示），即从事物生长顺序始，终于经济形式转化运动，又复始于这个转化运动的规定本身，形成对自身的不断历史反思。说到底，有机构成是直接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形式的唯物辩证法[12]。

图2 《资本论》生产关系“具名于一”知识原理

　　以上构图是对“具名于一”的具象和形式化，目的是从唯物史观有机构成工作原理中提取生产关系规定，促成商品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义转化。该图显示：“生产总行处——商道资本路”在定义域上是W（L）→m（L）。首先，作为《资本论》总出发的商品生产即W（L），是完整的“经济总阴阳”规定；这意味着，商品条目1—2节也必须作为一个统一的写作单元看待。第一节指示商品构成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第二节将之推进到本身以劳动二重性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构成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变换过程与发展）和“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形成与自我繁殖）；由此推进，循环“总过程”（资本循环的总运动）是商品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整全意义的“五行”。其次，就有机构成同时提供内部思维世界的工具统一和外部历史世界的关系统一，并作为两种统一性总的工作具象而言，这一工作范畴乃是从认识论方面统一着存在与思维，并最终将同一性命题推进和贯彻到逻辑和历史具有“工作一致性”的理论实践命题之上。一言以蔽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工具，有机构成统一通史和范畴。最后，依据上述提示，可给出工作原理的意义小结：（1）《资本论》从清理黑格尔概念的神秘性规定入手，将以绝对精神或知识对象为依傍的概念还原为事物对象的范畴，并以有机构成的范畴为政治经济学理论范畴的依据，最终形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这是有机构成论的意义所在。（2）《资本论》由此形成自己的工作内容布局：由理论部分进到历史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布局于商品、货币与来自流通的资本生产；“资本的流通过程”布局于资本转向生产与流通统一形态的资本主义循环；“总过程的各种形式”（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布局于循环运动（循环过程与循环系统）对它的分配生活（果实形式）的进一步转化；“理论史”布局于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所体现的生产关系范畴（即认识）二重性的讲述，即历史概述经济认识的两面性。（3）于是，《资本论》所规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质涵义在于：主体论并入“阶级论”，促使主体规定在有机体中的“意义释放”；在实践命题上，由于重建个人所有制指向主体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有了革命直接内容，自此开始告别物形式羁绊，宣告“有机构成自由人”时代的到来！

　　五、“资本的市场经济学”批判：一个唯物史观工作模型

　　劳动名于一，则为主体格的生产关系——劳动关系和主体关系；资本名于一，则为阶级格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资本关系。这意味着一旦进入阶级社会区间，生产关系就变身为彻头彻尾的阶级事格；所谓存在“一般生产关系”，不过是对主体格的道路肯定。然则将资本确定为事格范畴，这是资本经济学成立的缘由。由于具有工作形态的辩护性质，“资本的市场经济学”得以应运而生。从资本的历史使命看，作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从维护意识形态的现行秩序和否认乃至宰杀这个生产制度的内在矛盾规定的要求出发，作为意识形态的市场经济学（进行系统性辩护的理论“拜物教经济学”）是必须的工具，用以阶级统治的理论辩护和进行日常意识形态的灌输[1]。

　　然则必须认定资本是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规定之统一，继而在理论形态上，资本经济学必然作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它的理论辩护形态，即资本的市场经济学的统一，二者始终结伴而行（机理示意在图3中）。唯物史观化为“阶级工作原理”事实上经由这一过程：（1）总公式→生产一般，复又生产一般→总公式，形成知行合一工作规定。历史世界由此既作为实践中轴，又作为理解中轴[1]。以此审视，坚持总公式与生产一般的统一乃是坚持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统一所需，从中产生历史与实践批判规定的唯物史观统一认识论范畴：生产方式。以商品条目的独立构造为例：其以阶级总公式为总设，以拜物教总公式为总落脚，其间以生产一般为承接和中介；生产关系道名规定的统一完成于兹[2]。（2）对自足的现象工作领域而言，它仿佛是历史世界的一个自动的无声展开：其实是“认知倒影”，而这方便了将分工和交换的互动作用完全看成是生产方式矛盾的一个直接的外在表现[3]。所以，拜物教形式必须被规定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形式和交换形式共同推动的结果，是“强迫式”“等级制”劳动社会分工的产物表现。同时必须认识到，“只是由于在与自然进行新陈代谢交换的资本主义形态下，人的力量的对象化必然假定异化的形式——使生产活动自身从属于物化的客观性的权力，资本——‘交换’才可能、并且必然简化为其拜物教的物质层面，并被规定为等同于永恒化的商品形式。”[4]此外，“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5]（3）拜物教的实质规定是阶级意识的外化直至认识扭曲化，它甚至使得财产形式的阶级规定要曲折地由价值形式来迂回表现，这样也就有了前述的生产一般“不断自我修改”的过程[6]。以前述的劳动分工现象为例，分工被建立在商品本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本性之上，分工和劳动之间出现了“关系分裂”。劳动的投入和产出被作为“财产关系链条”联系起来，劳动分工本身由有目的、丰富性的自身活动被简化为机械式的活动，劳动者执行着简单、重复的功能，物的形式最终抽空了劳动本身的内容。（4）从实现“理论的知”统治出发，“资本的市场经济学”于是断然以直面现象为由，拒绝现象界与本质界的沟通。在“实践的行”上，其要求从虚构的市场规律出发，拒绝对商品总公式作进一步的范畴引申，特别是理论拒绝“商品的生产一般”“资本的生产一般”的统一，——因为那样的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理论的构图会暴露无遗！

　图3 有机构成“唯物史观原理”具象模型

　　资本拜物教其实就定格在资本物格崇拜的生产方式意识当中，如果这一点得不到认识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资本的剥削现象就无从解释，就可能把“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来做宣传。其混淆阶级规定与拜物教表现——鼓吹民营经济的“56789现象”，导致把“非公有制经济”（本身包括个体、私有、外资、混合等多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式）与“私有资本经济”混为一谈。由此而论，小康人或共富人主体目标追求不过是道路进程的若干行动路标和不同政策取向的工作支撑点罢了[1]。在此境遇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别无选择，唯有以实践品格实现主体格的深层意义绽放，求取唯物史观意蕴之主体解放规定；它预示着在非公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唯有坚持消灭奴化与异化的主体人的全面发展道路方向不动摇，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方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

　　归根结底，所谓拜物教经济学，是满足于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认识构图，将全部的理论思维乃至于内部世界的工具作为“理性的简化”处置，作为一种“理性的悬置”来对待；可见对其而言，真理知识只能由拜物教本身引出，于是有了理性对生产一般的认识伪装，乃至有了“经济拜物人”对全部市场活动个别到一般路线的理性伪装。一句话，市场经济学只有证明自己是拜物教经济学，才能完成对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仿真。这导致批判的分析须由完成形态开始：通过将理论辩护结束形式设置为“开端”，对拜物教经济学形成原理实施解析，则可达到理解上的澄明。而一旦将行程重新颠倒过来，那么，出发点规定就不是“恒道”“恒名”，在思考形式上只能是“伟大思维学工具”——阴阳和五行。资本的市场经济学由公式向“公理”进军，目的是说明资本理性假设的自足永恒性，究其实质，“不过是企图从资产阶级假设上以一阶级之私绑缚全体阶级人的行动意志。”[2]复从概念向模型的炼金术进发，则是为了去规律，使“被仿真的思维世界＝现象世界”。“这是所谓的‘公理假设’和‘理论普适’。然而其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以母作设、以子施用，而相反以母设假、以子设用，结果是造成背离人本位的‘以物为本’。这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当然不是个人主义；其实效用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从学理上看，也仅仅是资本主义一系列外表上的用以意识形态伪装的道具。”[3]是以在实践上必须看到，资本的市场经济使得生产过程的社会分工日益普遍化、强制化：“这种分工一方面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却‘把工人变成畸形物’，成为‘局部工人’，渐渐丧失了生产整个产品的独立操作能力”；进而导致劳动者“无法满足机器和大工业时代需要工人全面发展以适应劳动的变换的要求。”[4]拜物教的资本生产日益发展着“资本化的分工形式”，终于使劳动的变换形式和单向度的发展内容合而为一，劳动者被社会奴化，继而加深其在直接生产场域的劳动异化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经济人理性，实则是“无人身的理性”，“人成为经济活动的物的奴隶”，“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这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5]其道出市场经济学通常诋毁劳动、漠视奴化与异化，把对劳动的强制剥夺和对剥夺手段的技术加强在内容和形式上混为一谈的实质，是从否认剥削的角度试图继而否认“历史世界”的客观存在[6]。

　　抽象统治在实质上是通过强化“比重”实现统治：既稳固化比重——如阶级比重和权力比重，又永恒化比重——如关系比重和思想比重，于是实现一种理论目标追求意义的“统治比重”。对“比重”进行同一理性策略仿真，是拜物教经济学的实质要义；它也并非纯粹的认识或理论意涵，委实具有十足的实践感和现实策略的针对意味，如中国私有资本领域普遍存在的谋求脱离公有制基础的发展（其摆脱公有制“体系羁绊”的深刻动机和发展特征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已具有）。正是借助市场的一系列拜物工具，围绕现象链条展开的资源配置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拜物教关系—交换关系”工作链条（所谓“市场经济学规律”）开始进入系统组装阶段，并试图以“技术中性论”“所有制中性论”等超阶级的理论名义掩盖其阶级生成属性[7]。借助市民主体伪装，其以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应用姿态出现，一再宣称自己的“历史合理性”“社会有用性”，得以鼓吹所谓：“‘中性、理性、包容性’应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商品经济中性论’成为破解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水火不容’关系的‘钥匙’；在当前‘新变局’的背景下，‘中性论’有着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包容性改革是基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探求‘文明交融、特共一体’新境界的‘钥匙’。”[8]须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绝非“特共一体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一体说提出用中立态度对待不同经济所有制，继而谋求“政府中立论”，是暴露出了市场宗教的“拜物本心”[9]。真正的市场经济学当然是由历史规定的市民主体的经济学，这个事件使得从历史上看，“政治经济学是随资本的发展而形成、演进的。”[10]在实践上，“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到虚拟资本，从个体自由资本到垄断资本到国家垄断资本到国际垄断资本，资本已达到其最高形式。”[11]全部的经济逻辑于是在现阶段不得不按照庸俗经济学的观点来理解、诠释，并以主流的名义加以布道、宣介；按照这种学术，“资本是静态的秩序建构，现存状况被理解为理想秩序，结果导致与这一虚幻状况相适应的再生产中介——物质中介和制度中介——成为完全与社会无关的东西。”[12]说到底，资本的市场经济学是背离了初衷，转而追求以市民主体性的丧失换取效率，满足于自我逻辑构图，内在目的是阻遏、直至取消与公有制的理性结盟，跪拜于拜物教统治[13]。

　　新时代的生产方式变革呼吁“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其以实践姿态走出“财产的抽象统治”——拒绝“以资为本”“以官为本”的非劳动者主体意识，是以有了共同富裕这一历史性课题。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锁定的道路是“主体的实现”，——殊不知，一切异己主体性的生产“作为劳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异己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14]这意味着，扬弃中必然包含重建行动规定性，人民主体性则必须在行动上实现对异己主体性的彻底超越。这需要我们更加坚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步伐，把道路自信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理论自信，树立历史思维与理论思维的世界统一观。

　　六、《资本论》知识原理：从历史走入现实的认识论

　　《资本论》没有谋求一般意义的科学知识论——如像自然科学教科书那样处处靠概念和定义进行知识界定与体系组装，而旨在实现知行合一路径的知识生产，谋求巨型理论工作系统“从历史到现实”的知识呈现：（1）所谓阶级关系“客观”（知识产物是阶级经济学）：从质到量、从内容到形式、从事物到规律，沿着道路→系统路径寻找客观存在，通过揭示客观关系，把握客观联系与发展的方式，即“统之”；（2）所谓阶级关系“主观”（知识产物是拜物教经济学）：寻找阶级关系生长的具象方式、结构化的方式以及社会表现的方式，寻求“引出阶级统治的认识装置（阶级范畴）”向“引出拜物教统治的认识装置（拜物教范畴）”转化的机理，即“治之”；（3）所谓唯物史观的阶级原理即阶级关系的统一原理，是实现上述二者亦即阶级工作的客观原理与主观原理的统一。从实际内容看，“阶级（知识）原理”是围绕阶级－拜物教的知行合一关系的形成，又在于实现多重关系的批判性结合，例如客观对于主观、本质对于现象、实体对于形式和工具，等等。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定格于兹：作为历史批判的领域锁定，工作中介显然是阶级－拜物教本身；相比之下，阶级经济学是针对拜物教经济学的历史理论“客观”，拜物教经济学是针对阶级经济学的社会理论“主观”。鉴于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掩盖，《资本论》谋求阶级社会工作逻辑展开的方式是讲述“历史世界”，由此获得阶级－拜物教认识论原理。通过坚持“认识论第一性、知识论第二性”，其构造历史认识的基本形式实现了对形式逻辑“下定义”方式内在缺陷的克服[15]。一般而言，理科知识注重“下定义”“说概念”，社会科学（包括文科知识逻辑）和阶级知识方法论则要超越这一点，以此彰显其独特的历史认识论的工作蕴含。总之，以“统治史”与“统治论”为对接，阶级工作的对象讲述体式能够有效促成认识向知识的“原理”转化，直至实现对“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的知识总结和关系俯瞰。

　　此外，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所以需要进一步解作理论意识形态之“知识对立”，乃是阶级原理本身对拜物教统治关系形成“内部工作关系”的需要。这表明，拜物教统治关系就实质性的社会内容而言不过是“阶级统治工具”及阶级统治的“知识”拱卫形态。这种阶级社会“知识规定”形成的特殊样态是导致《资本论》理论部分结束的一章被命名为“阶级”的缘由。鉴于此，《资本论》的终篇在整体上是“第四卷”的写作入口。换言之，从客观过渡到“主观”即《剩余价值理论》，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对资本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自我认识。于是倒过来看，尤其从剥削关系的发生角度看，阶级统治的出发点必须确定为“工资形式”；从统治关系的社会形成看，“工资统治形式”是维护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同时又是资本着手系统拜物教统治的开端。一般而言，工资的计时形态（日工资、周工资等）只表示统治的不稳固性、初步性，但是确立了拜物教统治形态，工资的计件形态则启动和加快阶级统治向拜物教统治转化的步伐。之后，v和m拜物教的经济形式和规定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又在利润统治的领导下，经历“利息秘域”“地租秘史”的无数运动循环；在这一切完成之后，拜物教统治无论在技术层面（如计件工资），还是在意识形态中都无一例外地扎牢统治地基了。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工资必须视为“拜物教工资”的规定，“‘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种形式与这种形式所包含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切现象形态与它们的实体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是自发地直接地在知性中反映出来，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从来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蜕掉它的资产阶级的旧皮，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1]

　　在知识统治形态上的“《资本论》原理”定格在图4中。盖因拜物教意识形态表现为头脑的产物，而头脑似乎是统治着人的东西，这样就自发地产生可用于作为统治工具的拜物教形式，造成主观对客观以虚假、虚拟为手段和中介形态的表象统治。所谓技术决定论——拜物教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不限于制造系列的要素物象，更主要的是“国民经济学家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2]一味地把生产力说成“物质或技术要素”，进行语义独立化的理解，是造成一种排阶级格的数量追求，仿佛就是要陷入没有生产方式历史规定扎根其内的表象追求[3]。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将劳动二重性“枢纽”扩展为“有机构成”，以此走入历史深处[4]。就劳动二重性与有机构成的关系而论：在认识论上，有机构成是劳动二重性的工作转化形式；在逻辑形成上，劳动二重性是有机构成的矛盾运动根据。它内在说明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向主体格，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向阶级格，但二者无论在道路或系统方面均是内在连通的，——而这就彻底破除了拜物教的技术决定论[5]。是以必须认识到，在阶级社会历史区间内，拜物教现象既是客观的关系发生，也是阶级社会中用以统治的现象关系“纽结物”。例如价格当然是个阶级范畴，而衍生出拜物教的社会形式；它的阶级格是价值，价格形式是价格的拜物教形式。就统治原理的生产力发展观而论，唯物史观乃是走出拜物教的“阶级论”；然而纯粹统治工具意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具有脱离阶级分析视野的倾向，并且在阶级－拜物教路径上有向“庸俗的技术决定论”（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理论）极速滑落的工作企图。毋庸置疑，这是理论意识形态的一个客观趋势。盖因资产阶级学者巧妙利用了人们主观上具有的拜物教认识，为此进行了精心理论谋划。以至于好像是工艺劳动的发展——如社会发展起来的劳动变换性——本身直接助长了人类主体性的丧失：其以主体自由的名义不断打破旧的生活方式，宣布资本意识是终结的社会形态。这当然是阶级社会特有的“工艺幻觉”。

　图4 各种收入：由阶级统治到拜物教统治

　　——伴随着社会再生产形式的发展，价值的直接统治似乎越来越让位于“价格形式的统治”，乃至让位于“各种收入形式的统治”。按统治的关系形成而论，以上归纳的可谓是全部拜物教经济学的知识蓝图和理论之擘画，按性质而论，则不过是“阶级的社会主观原理”。深层次看，在阶级斗争趋于激烈态势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运而生”的由来和根据皆归因于此。可见，历史批判决不限于拜物教批判；它所针对的是阶级关系的客观发展，从中找到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矛盾动因和物质动因，是实现这种批判条件下对阶级关系历史状况的科学评估，继而确定阶级斗争策略。然则，阶级论与生产力决定论必须视为从阶级的社会客观原理方面来看的一体两面[①]。这种特殊的工作现象根本取决于阶级对拜物教的内部关系原理，而要追索下去，即涉及阶级社会领域内历史世界的“特殊展开方式”，乃至认定其是立足人类发展史的一个“自我否定”。

　　——对资本的“历史瓦解”必须同样视为历史世界自我展开的一个内在结果，说到底，这是共同体生产道路对其系统规定的历史关系。其意味着过去、现在、未来不应作为唯物史观的三种逻辑，而是同一个批判行动的前后相继的伟大过程。在这里，公有制社会主义道路以更宽广的姿态向历史世界开放：遵循着客观的历史自然规律，从主体美学向劳动美学推进，寻求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历史绽放”；在这个绽放过程中，主体不断获得解放的实现条件，从而向现实绽放的“深层景象”即是在这个理论品格上具有的深层斗争景观。从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不是使生产关系在某点或某段历史区间上成为科学理论的对象，而是使其成为全局意义上的科学理论的对象。这迫使马克思宣称：“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②]

　　——历史启动“伟大的行”，然则人们不应忘记历史；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党的百年奋斗得来的宝贵历史经验再一次印证了生产方式形态绽放的自然历史过程原理。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人，不是物。在市场经济域内，生产关系与本身要求进步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生冲突，引发阶级－拜物教双重“社会行动”。然而人们也不应忘记：现实历史是“复调的合奏”，从生成论意义上看，劳动作为“类的行动”，不是先验设定，而是在行程上主观斗争始终服从于客观历史世界的发展，最终系于阶级关系图景的现实结果。阶级斗争——由生产斗争启动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社会斗争、文化斗争，广义地也包括意识形态斗争——在行动上反映着劳动解放的内在诉求。社会主义主体性规定向公有制的内涵逻辑复归正是主体褪去拜物教外壳的过程，因而成为“公有制人”正是谋求劳动主人资格重建的“行动”，是消灭阶级格（包括必然性身份规定）的历史过程。一句话，在获得劳动解放行程中公有制的社会劳动人不会成为别的什么人，而只能是摆脱拜物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①]如上指出，生产力决不是要素堆积物，而是主体抑或关涉阶级的事的规定；唯物史观“生产力范畴”的意义域则是阶级关系发展视野的生产方式变革力量，这是决定论所以成立的根由。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5页。

　　[1]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61-56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对宣传拜物教的人而言，“‘生产力’恰好不是被规定为那些为生产所必需的东西（因为许多东西，像法律或士兵，也可以成为保证生产顺利持续进行的必需因素），而是被规定为那些成为实际劳动过程基本要素的东西，那些在这种过程中被使用的因素。”为抵消这种认识，“马克思明显地把劳动生产力与社会的发展了的劳动的特定形式区别开来，例如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劳动形式）。这些社会劳动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但这些关系并不等同于它们所含有的生产力。生产力与其技术的、社会的组织之间区别的可能性，对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参见〔美〕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0、29页。

　　[4]从社会主体走出阶级－拜物教困境的成长之路诉求看，即是如此。《资本论》有机构成所呈现的景象正是借由这一路线，一步步深层地触及唯物史观原理的内核规定。

　　[5]例如说，在一个纯粹的社会形态中，主体范畴可以将自身构造为“主体－对象”统一体，但在瓦解的道路行程尤其濒临崩溃时，它不间断地重建自身。这似乎给了“阶级－拜物教”科学诠释自身统一的一个直观理由。可是，《资本论》谋求的是阶级社会“历史世界”的工作逻辑展开（图2至图3的线索表明了这一点）。又则，“在克拉克的系统下，资本的定价是一个自我循环，是自己解释自己的‘套套逻辑’……将资本回报率解释为资本投入的边际贡献根本就是错误的，而克拉克的收入分配理论也就失去了根基。实际上，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二者决定了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能简单地基于边际贡献的供需理论来解释。”在科学上，这要求由商品而拜物教分析，从中引出历史经济活动的总公式；复由劳动二重性系统而阶级，从中决定生产一般。两者的相互激荡、行动合流是形成历史世界的统一“运动中轴”，最终产生这一工作效果：知行合一，实践与它的理论统一（这个工作原理其实就是马克思反复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总布局）。毕竟，“生产不仅把人当做商品、当做商品人、当做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做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参见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9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1]以按劳分配为例，小康人尚且受限于“要素供给者”的身份参与，而共富人则完全以单一发达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在主体性上，二者故而性质殊异。

　　[2]许光伟：《有机构成、人的发展与党的策略问题——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3]许光伟：《<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4]李增军、卢嘉瑞：《马克思的劳动的变换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海派经济学》2021年第1期。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6]对马克思来说，解决拜物教统治的不二门径是坚持走向理论与实践深处，坚持生产一般和总公式的“知行互译”。西方资本主义以“主客二分”为劳动发展的模式，形成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人是货币数字化的理性观，进而强调对劳动、对自然事物进行社会物质化的控制、奴化意义的经济计算和塑造，以此推崇“机器模式”。然则在剩余价值的历史世界中，所以要区分“绝对”“相对”认识维度，在于说明面对“绝对矛盾”，面对劳动的变换性这一不可克服的“相对自然规律”，工人阶级劳动者通常遭受着双重的灾难，从而面临着“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60页。

　　[7]在这个链条当中，“特共一体”的思想实行尤为显著，并逐渐被打造为遵循市场规律的“普世价值的认知原理”，乃至财产仅仅是“中性论”的衍生范畴。

　　[8]常修泽：《中性、理性、包容性——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探讨》，《学术界》2020年第1期。

　　[9]东方社会的对象美学是“劳动的共同体合类性”（弱变换性＋多向度发展）；与之殊异，资本社会发展起来的以占有劳动工具为基础的劳动异化是“劳动的分工合类性”（强变换性＋单向度发展）。东西方据此走向相对异质的劳动发展道路，分别演绎不同的阶级图景。因而在批判异化劳动之后，既要肯定人类劳动发展符合美的规律，复归于主体美学，又要依据共产主义文明规划重建劳动美学。历史本身具体展现了劳动美学的历程：作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其是合规律的“行”和合目的“知”的统一，从其作为人类历史的伟大成果看，“知行合一”更是指向未来的方向路标。但是，上述本心决没有体现这一点，甚至也没有体现对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社会维护。根据中性论，公有制领域按劳分配、非公有制领域按要素分配，于是有了所谓统一的实现形式：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这样的拜物教做法当然持有的是非中立的态度，在认识上拒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应作为一个“制度整体”理解，继而不承认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领域都应当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分配制度。

　　[10]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11]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12]许光伟：《生产要素理论的比较、批判与建构》，《经济纵横》2012年第11期。

　　[13]所谓物质的运行是资源配置的说法，其实是说经济中只存在数量货币关系，又在于隐藏等价交换背后的权力关系。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演绎主义和归纳主义引导人的认知：“经济中的人都是货币化、数字化的，是受‘数学理性’制约的”，乃至“经济的主体是物，是物质的财富”；事实与之刚好相反，一旦走出拜物教，则可以断定：“人的劳动在物中的对象化，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人对物质的文化。”于是，“当我们从人，从劳动者的主体性出发，将经济视为人的生存活动和社会关系时，那么，文化在经济中的存在和作用，恰恰是实在的，它不仅存在于人的观念，作用于人的经济行为，而且存在于人以劳动将自己对象化了的物质财富中。”参见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25-12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15]这一基本形式源自中国传统定义方式——对对子、起名字，资产阶级知识论沿着康德路线把形式逻辑提升到“为理性制义”高度，把活生生的认识活动限制于知识对象自我“讲一”的范围，结果是直接同一化认识对象和知识对象，取消了认识主体的实践功能与反思活动。正确的方式是“讲二”，超越黑格尔逻辑学的“正、反、合”推理，寻求事物联系、发展的历史方式和历史形式。顺着这个路径，基本逻辑形式也可以说是“讲三”，基本发展形式是“讲四”，系统形式是“讲五”，——这样，“讲二”至“讲五”实际是从阴阳到五行的逻辑展开。然则，《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理论历史的文科教科书？！从“对对子”出发，实现在对对子中下定义及在规定范畴中“起名字”。唯如此，方能解决“有机构成的人”“有机构成的道路”“有机构成的系统”理解问题，如对商品的规定：只能是由劳动产品向商品转化→生活资料作为商品→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才可获得全域认识，把握矛盾变迁与历史规律。

　　[1]一言以蔽之，“有机构成凸显道路原理：道路的实践总公式和道路的生产一般。”继而，“有机构成是历史的具象，这样可以将总公式和生产一般视为历史过程展开自身的两个维度。”参见许光伟：《有机构成、人的发展与党的策略问题——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2]没有生产一般，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然则，“历史→矛盾→规律（范畴）”是行，“个别的统治形式→扩大的统治形式→一般的统治形式→转化的统治形式”是知；其表明：只是经由阶级－拜物教路线的总公式引领，生产一般由“道路生产一般”（本身是系统形成基础）提升为“阶级生产一般”，全面推进与展开“商品→商品生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经济认识。

　　[3]须知，“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4]〔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6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6]引导者始终是总公式本身，但是，这个总公式规定是指向了拜物教的总形式。结局是，从阶级统治的总公式关系中直接析出5个理论范畴：使用价值、价值、商品生产劳动、价值形式（交换价值）、商品物格崇拜的生产方式意识（商品拜物教），用作诠释“统治史”的生产一般，——是为关于商品生产方式基本理论及其历史概述的“商品生产一般”。

　　[1]这么做在目的理性上似乎是“客观的”。其实不然，须知阶级工作原理始终是背后推手，是立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身后的东西，乃至在规定上，拜物教经济学必然也是立于“资本的市场经济学”身后的东西。

　　[1]许光伟：《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0页。

　　[3]许光伟：《有机构成、人的发展与党的策略问题——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4]许光伟：《论<资本论>矛盾规定发展的辩证法道路——以唯物史观何以“唯物”何以“唯实践”为线索》，《经济纵横》2020年第8期。

　　[5]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26-828页。

　　[6]许光伟：《<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7]作为拜物教生产方式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其说明：阶级与拜物教决两个互不相干的对立面，而是不断地互相斗争又互相推进的。由运动而构造，有机构成I→IV的序列体现生产方式作为总范畴规定的全程统领作用。其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从财产的生长关系的规定上看，其实是‘一分为三’，即财产关系I（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财产关系II（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以及财产关系III（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其本质上乃是具有层层叠加规定的生长意蕴的系统，即财产关系I→财产关系II→财产关系III……这同时是财产关系自我形塑的运动区间和生长的定位。”参见许光伟：《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8]以上表明：《资本论》是按经济事物自然历史过程的生长顺序来进行布局的。由于机器从客观方面排斥劳动，导致人的生命活动在自己的异化本质上变成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为此资本的技术构成成了自然史赋予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成了“客观规律”。除此之外，资本有机构成还具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是资本社会史所特有的所有制规律和经济规律。如果不理解有机构成论的规律与范畴统一，则容易陷入“顺序的迷思”。例如，借口历史和逻辑工作顺序刚好相反，就武断地认为二者之间难以形成一致性关系，表现出对《资本论》唯物辩证法的极大误解，并主动背离唯物史观原理。任何事物的生长顺序其实都是“内容－形式－内容”：前一环节是出发运动，后一环节是回归运动。经济事物的生长顺序是历史内容→经济形式→历史内容（《资本论》理论部分总体是这个顺序：第一卷开篇从商品生产的内容出发，第三卷终篇最终回到阶级关系的内容，横亘于二者之间的是连续的经济形式运动及其转化过程）；历史内容本身表现为“物质内容对社会内容的关系”，以至于这一关系的不断更新运动导致经济形式的不断更新运动，产生“经济形式转化运动”即结果－发生－发生－结果（如马克思对“工厂总公式”的阐述思路：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是故无论逻辑或研究的顺序（结果——发生）还是历史或叙述的顺序（发生——结果），都内在于这个形式转化运动中了；作为组成同一运动的有机环节，它们是统一的，具有工作一致性。从而应注意到：正是借由研究和叙述中介，恩格斯得以实现将“历史、逻辑一致性原理”表述为范畴的工作意涵——范畴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于是有这一大段话的经典阐述：“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9]使用价值特别地指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有用性，不是一切有用性。由其支撑的效用——作为使用价值的自我认识形式即物质效用和社会效用——是个历史范畴，它强调：客体作为生产方式的组成要素而被纳入考察，一句话，客体是中介规定，是作为主体本质力量发挥的载体工具而出现，是主体的经济实现和社会实现。就经济形式的转化运动而言，马克思事实上是用主体的实践式即经济总公式予以表达的，——这是写作思路上《资本论》经济的形式规定的“具名于一”。所谓：《资本论》的阴阳具名于商品生产，《资本论》的五行具名于总循环。同样，生产一般不过是生产有机体的一般道路，这促使马克思后来在“商品生产方式”的意义上使用它；总公式是生产有机体的总形式，马克思便可以用W－G－W和G－W－G′来对比两种内在联系着的不同历史商品生产形态，使得经济总公式（经济形式或经济形态的社会总公式）成了总公式本身的“具名于一”。一以贯之的道路是有机构成的商品生产，这决定历史商品的生产方式在理论生产上必须建立为前提，然而同时需要执行“前提批判”，盖因“这种前提本身是建立在交换价值这种支配着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总和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上的。”这样，即有了以“价值形式”的名义对价值规律实质内容的探讨，并从揭示“价值形式的本质”角度展开对商品拜物教的认识批判；于是有机构成统一了生产一般，其统一方式的特别之处即在于，以生产一般为对象思维学的规定纳入自己的体系内。由于这种统一和摄入，拜物教认识批判的根据必然被归结为价值形式的本质，它的历史解决继而被归结为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导致对价值规律的探求最终要追溯到商品历史关系对象的性质；同时，价值规律本身是作为了有机构成范畴的方法论的中心环节，以至于“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

　　[10]在马克思的术语运用中，生产一般是将工具规定的意义涵容进来了，即作为历史生产理论的关系实体与对象工具的统一。

　　[11]在《1867年8月2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和《1868年1月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两封信中，马克思都表达了类似以“阴阳五行”的内部思考法促使科学上“向外观察”的基本方法论思想观点，并作为对刚杀青的《资本论》原理的“总说明”。就马克思所提示的“二重性”“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对它的特殊形态的关系”“工资的两种形式”等原理要点看，阶级－拜物教观察委实依据于阴阳和五行的联系——深一步看，这是在对象思维学意义上成立的辩证法工作原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8-270、275-276页。

　　[12]可见，资本如何治理是由资本如何统治的道路形态决定的。在某种意义上，总公式承担了对生产方式进行直接逻辑具象的历史任务；如W－G－G－W应作为历史上商人的经济表达形式，而G－W－W－G′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初资本（作为流通资本）实践活动的经济表达式，以后才成为产业资本家的实践式；这样看来，对资本总公式矛盾的解决则要求回到内容本身。是以必须看到，一切生长、运动关系的纽结是有机构成。有机构成始源于物质关系本身对社会内容和社会形式的普遍联系的关系发生，后来作为“结果”定格于物质内容对社会内容转化关系的形成。很明显，从关系之初到关系之成反映有机构成的一般成长道路活动，总公式在机理联系上从而必然作为它的中介规定。一言以蔽之，作为工作具象形态，生产方式必须将自身实现为总公式和生产一般的统一——统一各种经济形态的总公式的认识形式。

　　[1]这将意味着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系统对立状况的逐渐被终止，异化问题的历史解决并且迫使“身份奴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一种自主劳动的“自由发展状况”即实现自由联合体的人的发展。“由此看来，《资本论》不过是为了调查‘历史生产一般’而落实的理论实践研究……中心线索是阶级（斗争）关系由简单到复杂、斗争形式由低级到高级，这决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实践范型必然是历史与阶级、系统和范畴。”参见许光伟：《有机构成、人的发展与党的策略问题——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2]一言以蔽之，就是针对形而上学的知行分裂路线进行“批判的知识理论”生产。

　　[1]唯物史观首先意味着主体的自我解放，其次是个道路格的规定。不明唯物史观原理真相的人们认为阶级是历史决定论，拜物教是技术决定论，这完全混淆了阶级的客观原理与主观原理。

　　[2]〔英〕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李国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6页。

　　[3]〔英〕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李国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5]劳动发展史是一部克服历史道路对劳动本身所施加的“非变换性”“单向度性”（相对工艺劳动的实质主体性规定的发展而言）以及“奴化现象”“异化现象”（相对人类劳动的形式主体性规定的发展而言）的必然性限制，在劳动主体和劳动条件两方面均求得彻底解放的历史。

　　[6]生产规律当然蕴含着自然规律的规定性。须知有机构成论击破了物质规律的单轨认识，创造性提出“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综合概念。

　　[7]劳动价值论是唯物史观始基（劳动原理）与阶级斗争原理的统一。然则，劳动解放必须沿着劳动道路范畴即工艺劳动和人类劳动的必然性矛盾前行，必须经历“地狱之火”。价值理性当然不是什么“劳动正义对交换正义的关系”问题。即便是按照“财产就是盗窃”推论的财产理性，它也仍然属于以逻辑推理为支撑的理性生产知识，但不可否认，蒲鲁东经由对自然主义的财产状况研判，将之和剥削方式联系起来，是一认识进步。

　　[8]可事实是，“尽管这种发财致富的方式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十分矛盾，但必须清楚懂得，它的产生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略微回顾一下导致积累的那个运动的依次发生的各个阶段就够了。”在资本经济学中，劳动产物以财产工资的形式与劳动主体对立，所以单就工资的变化而论，实际上，“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可见，工资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必要费用之一，并且不得超出这个必要的需要。”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表现出它的巨大特殊性：“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因而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而且没有任何表面上的人的关系混合在一起），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价值论原则意指劳动解放→价值批判→价格批判，“结果是商品生产，发生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实体＋价值量，于是产生最终的结果：商品＝社会使用价值＋价值”；这导致为了充分揭示批判行动，必须说明阶级－拜物教“双重发生机理”，说明拜物教同样是阶级的必然表现形式，“其表明抽象历史向具体历史的转化是通过事落实于物的具象行动完成的。”参见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13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172页；许光伟：《有机构成、人的发展与党的策略问题——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9]这表现在对待“奴隶论－市民论”与“资本论－市场论”理论继承关系上，是过度相信理性的无差别了，把规律本位上的范畴转换识别为纯粹的思维逻辑，并同仿真态的理论逻辑相混淆，正如这一认识：“在《资本论》中，‘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是一种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因此，历史上的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构成一种反思性联系，表现为‘猴体’与‘人体’的关系。”参见罗雄飞：《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核心》，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11-112页。

　　[10]有机构成说到底是辩证法意义的科学认识工具，乃至是由主体和政治经济学对象共同规定的唯物辩证法工具形式。一方面历史是实体，矛盾是工具；一方面矛盾是实体，规律是工具，由此产生“历史矛盾”和“生产规律”是历史关系对象的工作规定性。

　　[11]其包括两层意义：第一，“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第二，就统一的结果看，“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为此，“蒲鲁东提出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相对立，想以此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73、677-678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7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1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生产规律的内容是剩余价值规律，价值形式的经济运动规律是其形式层面意义的规定，——这颠倒了商品生产所有权内容与形式的固有联系。鉴于此，《资本论》事实上是强调了剩余价值规律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而同时资本积累是这个生产方式总的形式规定，以后经由流通环节的社会中介，发展出特殊的价值形式运动（生产价格形式），使得资本社会利润率下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律的运动总表现。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形式（价值规律及其转化形式）——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资本生产规律必然归结为内容、形式统一，甚或资本积累规律就本身的规定来源而论，仍旧属于这一意义的对立统一。

　　[15]依照马克思的说法，它使得“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以至于工人创造的世界成为“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同样如此，“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逐渐沦为“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这是自我异化……是物的异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

　　[16]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17]须知，以通史视角的生产规律高度看待《资本论》对规律的认识生产，则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指示的意义是：资本有机构成所发挥作用的历史过程，作为了这个社会本身运动的必然性规律，有机构成论从而托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总路径、总内涵、总形式和总认识。一般利润率规律是从系统内部和资本积累总规律接应的经济认识形式。

　　[18]由于坚持将资本看作社会发展关系上的对象化的道路与系统规定，促使马克思下决心这样来命名资本的有机构成：“一种资本构成是价值构成……一种资本构成是技术构成……为了表明二者之间的密切的相互关系，我们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因而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一般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总是指资本的有机构成。”这个定义横跨了“商品的两个因素”至“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叙述空间，从中发掘出对象关系（所谓“社会客体的物质性”）和它的必然发展之间的客观联系，最终阶级关系得以定格。所谓“主体格→阶级格”：一方面，是强调“劳动到处都处于中心范畴，在劳动中所有其它规定都已经概括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马克思以讽刺的口吻概括为三个‘美妙的结果’：一是把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妇女和男人，变成了被奴役的仆人；二是工人阶级必须忍受失业和跨域转移的痛苦；三是加深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鸿沟。”参见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48页；〔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42页；李增军、卢嘉瑞：《马克思的劳动的变换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海派经济学》2021年第1期。

　　[19]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49页。

　　[20]〔英〕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李国亮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42-43页。

　　[21]理性假设的经济学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宗教意识的独立化——这是仿真路线“理论教科书”之根据，一味地促使主体向经济拜物教意识转化，终于造成“合法的”抽象理性统治。言下之意，“商品世界的这个已经获得的固定的形式、商品的货币形式，只是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参见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5页。

　　[22]“这就是为何黑格尔——步着亚当·斯密的后尘——不得不甚至将‘世界历史的个人’描述为神秘的‘世界精神’所控制的纯粹工具：一种惟一具有在意识和行动之间不进行自我欺骗的关系的存在……以致对拜物教的再生产秩序所具有的粗略地强加的工具性来说，它的意图（好像）都不是一种邪恶的和自我欺骗的掩饰……（尽管如此）这种‘看不见的手’还是不能满足各种期望。”参见〔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3-114页。

　　刊于《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1期

　　本文是《<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4期）的续篇，属于《资本论》有机构成“唯物史观原理”及其工具属性研究。该系列探究受启发于前期成果《程恩富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体系探寻与学习札记》（载《程恩富学术思想研究》第2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14-133页）一文蕴含，是其整理的线索——“历史（无）－矛盾（有）－规律（道）－范畴（名）”的理论研究继续。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J2111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3] 兰玲、程恩富：《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4] 李炳炎：《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创新》，《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1期。

　　[5] 刘永佶：《资本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学理表述》，《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3期。

　　[6] 吴文新：《恩格斯论人的发展的前提、状态和条件——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海派经济学》2020年第4期。

　　[7] 许光伟：《有机构成、人的发展与党的策略问题——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转自 探索｜许光伟 等：《资本论》有机构成的唯物史观深层景象

　　https://mp.weixin.qq.com/s/bWDMGty6onpBTmysvlW51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