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明的抉择》——对新自由主义的揭批与对社会主义呼唤
20世纪20-30年代，伴随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新自由主义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走上历史舞台。20世纪80-90年代，以《华盛顿宣言》为标志进入政治层面，其经济理论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其政治理论“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极力鼓吹以“美国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从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形成连环套术，颠覆了强大的前苏联、造成东欧剧变、摧毁了英国智利等优秀国家，使美国深陷“食租/食利阶级自由剥削”而失去发展动力。同时，同时通过“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识、鼓吹彻底市场化推进资本扩张、宣扬国有企业和集体土地私有化、企图使经济命脉受控于国际垄断资本”等，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遭受严重伤害。
迈克尔·赫德森，虽然是美国经济学家，但是，其经济理论以熟读马克思经典著作为后盾、重视历史考古研究和文化史训练、基于几十年来务实的统计研究而形成。并且，坚守学者大志和道德情操，将一生精力奉献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迈克尔在论著《文明的抉择》中，不仅深刻揭批新自由主义造成“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失去了往昔的经济发展动力：一小撮食利阶级夺取控制权，摇身变为中央决策者，运用权力占有深陷高债务及高成本危机的劳动阶级和实体阶级的利益”，而且掷地有声地发出：“如果文明要避免毁灭的命运，如果人类想拥有未来，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道路”的慷慨陈词命题。
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食利阶级夺取控制权
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化之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颠倒了“自由市场”的经典理念，“从一个没有经济租的市场变成了一个任由食租/食利阶级榨取租金并获得支配地位的市场，主张给予食租/食利者税收优惠，且放松管制，允许他们私有化、金融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收益者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部门，该部门以金融和房地产的共生为基础，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于住房抵押贷款。迈克尔认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提供意识形态化的封面故事以掩蔽事实，从而将对公共监管和累进税的反对合理化。乍一看，这似乎是提倡小政府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实际越来越集中的金融利益集团欲俘获政府。最终，1%的食租/食利阶级将获得本质上反民主的权力”。
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理论将财富和收入集中在债权人和其他食租/食利者手中，新自由主义国家乃至国际经济都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大约1980年以来，那1%的人变得如此富有，是因为迫使99%的人欠了他们的债”。为此，迈克尔指出，“今天金融化和日益私有化的经济都是掠夺性寻租。寻租使收益和财富集中到金字塔顶端，造成经济两极分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撒切儿和里根培养的‘恶之花'盛开后，劳工工资就不再增长，可是1%的人的财富却在暴涨。新自由主义支撑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成本大幅度上涨以及债务大幅增加，造成了历史上最强劲的债券反弹和最漫长的股票牛市。……人们在债务负担增加和家庭预算受挤压的情况下，还要支付不断上涨的食租/食利费用”。
在新自由主义破坏下，“苏联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提拔重用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干部、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动摇和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经济改革”、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对民族分裂势力妥协退让”（黄星清《从苏联解体看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危害性》，《红旗文稿》2015年第11期）。美苏冷战以苏联在1991年解体、美国取代胜利而告终。迈克尔认为，“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金融方面的成功故事。当时俄罗斯股市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市场，尽管与此同时（实际上恰恰是因为）苏联所有的工业都被拆散肢解。这些国家深陷经济萧条，人口下降，其破坏程度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波罗的海国家，人口锐减尤为严重，势头一直延续至今”。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两极分化和财政紧缩政策，带来了一些迄今难以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民主党派政治无法制衡食租/食利利益集团?很明显，它们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通过损害工业资本主义与工薪劳动者、小企业甚至工业的利益形成对立”。尤其，需要高度重视的是，“食租/食利阶级政治权力的复兴威胁着西方文明。西方倒退回一狭隘的以金融为基础的阶级所控制的社会。在新自由主义者可以自由从零开始创造他们的理想市场的地区，政治危机表现得最为明显，1991后的俄罗斯。当时新自由主义者建议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制造一场危机，使自然资源私有化，并将公共事业以象征性的价格卖给听话的内部人士”。更为重要的是，面对食利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债务国无法“通过通货售胀来摆脱债务”，“因为债务主要是以美元或其他外币计价的，而债务国家的中央银行无法印刷这些货币。它们可以创造本国货币，但不能创造支付这些外债所需的美元和其他硬通货。即使增加国内税收也无助于偿还外币债务，因为税收是以当地货币征收的”，由此，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下，食利阶级夺取控制权后，不仅给美国人民，而且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食利阶级控制的深渊，美国失去发展动力根源
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伴随私有化、企业的垃圾债券化，以及通过资产价格膨胀“创造财富”主导的金融战略，带来了急剧的阶段性变化。“2000年，这一战略推动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合并，为接下来的金融狂潮打开闸门：垃圾住房抵押贷款、商业银行欺诈、金融和保险衍生品的投机以及FIRE部门广泛俘获政府，解除政府监管，等等”。如上变化，“导致美国寻求金融收益，企业通过资产剥离，将收入用于股票回购和股息支付，而不是新的资本投资，并且企业把劳动力和生产向海外转移，试图在竞劣中赢得竞争，最终导致美国的去工业化。一直以来，“美国正在去工业化。越来越多的工资和工业利润以利息、金融和保险费用以及私有化财产租的形式被支付给金融部门和沆瀣一气的保险及房地产部门”。与此同时，“美国的私有化医疗支出占GDP的18%；很多学生为了取得大学学位，每年需要借贷多达4万美元；在所有开销中，最高昂的是住房费用，租金或房贷通常占一个美国家庭收工入的40%以上。总的来说，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的成本主导了美国国GDP的增长”。
今天，美国大多数年青人不得不以债务人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少数幸免于债务奴役命运的“功勋阶层”，其中大部分人作为食租/食利阶级的成员继承了信托基金和家宅，“作为债权人和地主，这个阶级正逐渐演变为政治寡头，使大部分人欠下债务。他们拥有绝大多数的股票和债券，并利用金融权力把提供社会基本所需的自然垄断部门的产权据为己有。与此同时，他们控制了金融化的政治体制，政客和法官实质上由政治捐献阶级指定的，而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金融部门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成功取消了反高利贷法律……由于这种对利息和其他租金的榨取，金融部门已经成为劳动者的主要剥削者。直接的剥削方式是使劳动者负债，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让其利用信贷获得住房所有权；而间接的方式是通过私有化和垄断抬高住房及基础设施服务的成本”。
尤其，“‘美国式金融病'——私人银行信贷使住房价格上涨，迫使新买家支付越来越多的本金和利息。与此同时，企业的财务管理者利用公司收益回购股票和派发股息来抬高股价，使1%的人继续富得流油，而不是令整体经济和社会得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人的未尝债务导致他们失去房产以及其他抵押品的赎回权时，很少有人可以选择移民。……从2007年到2009年，差不多有1000万美国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住房，房屋拥有率不断下降。大型私募股权房地产公司以折让价收购了止赎房产，并把它们改建成租金高昂的住房，从中赚取巨额回报”。从而，赤裸裸地体现“金融不是着眼于促进经济繁荣、实体财富增长，乃至维持可持续生存，去工业化本身就是金融化的结果，以牺牲整体经济为代价为金融部门谋利”。尤其，迈克尔先生提出，“食利者的原则是：‘要钱，还是要命。'最后，它要了整个经济的命”。
迈克尔先生指出，“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留给美国的主要是农粮综合企业，以及各个领域的垄断企业，如信息技术（主要是军工研究的副产品）军工和药物专利（利用公共种子基金资助研究）等领域的企业。它们榨取垄断租，利用离岸银行中心几乎可以不用缴税。美国经济变得更具榨取性而不是生产性，越来越走向空心化”。而且，“面对去工业化，美国的反应不是重建自己的经济，而是更多地打压那些不遵循新自由主义金融化、不愿本国劳动力参与竞劣的国家……最重要的是，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和制裁，正在促使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为了保护自己而推动经济去美元化。”尤其，“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必需品的自给自足，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免受美国实施的贸易和金融制裁的影响，包括技术自主、粮食自给自足和保障能源供应，从而使中国经济在与美国集团脱钩的情况下也能维持运行”。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是例外还是会深陷
迈克尔提出美国的金融化政策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需要避免的客观教训。尤其认为“中国是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以外的特例，没有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破坏性建议，恰当地管理房地产、债务和税收制度，避免滑进正在摧毁西方的食利/食租金融进程，那么就具备抵抗全球危机的弹性”。回顾中国发展史，迈克尔先生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对向地主支付地租，并且把这一原则扩展到了公共基础设施：‘铁路、公共事业、运河与森林应该收为国有，所有土地和矿山的收入也应该收归国有。有了这些钱在手，国家就可以为社会福利项目提供资金”。尤其，提出“我们需要一套能够解释中国和其他国家如何避免当前困扰美国及欧洲的经济两极分化和紧缩问题的经济理论。这套理论需要解释为什么中国如此繁荣增长，美国经济却遭受以劳动者和工业陷入债务通缩为特征的长期衰退”。
温铁军等学者在总序中予以回应：“实际上，在进入新世纪之前的20年里，中国渐进地加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就在“经济对外依存度'超过绝对比重之际，遭遇每个投机资本制造的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派生的外需下降，随之是中国进入工业化以来的第一次‘生产过剩’。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重视“市场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同时，高度重视“政府有为”作用的发挥。“在客观过程中，中国一方面靠举国体制做‘逆周期'调节，打造了国企复苏的基础，也勉力保住了国家货币主权与市场控制权，在制度稳定的条件下，形成三种资本同时发力——国资与民资、外资都成为拉动经济的动能。另一方面，……中央把‘三农’问题强调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警觉地意识到，迈克尔在书中所写的美国现象，是否在中国正在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今天，美国大多数年轻人不得不以债务人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教育是找工作的先决条件，所以他们不得不背负着学生贷款进入劳动力市场。不久以后，又要背负一辈子的房贷以获得住房来组建自己的家庭”。尤其，“政府控制的最重要的部门是银行和信贷，以及其他基础服务。中国一直保持着银行和信贷的公共性质，并且通过建设一公共教育和医疗、交通和通信为首的庞大经济基础设施来补贴工业。可是，中国学生去美国、英国或者其他西方大学学习经济学时，教授们却告诉他们这条成功之路行不同”，从而从理论深层以新自由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而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金融资本主义，“旨在阻止马克思和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所期望的情况：工业资本主义将和平或不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的主义剥削来源是寻租，不仅通过土地和自然资源寻租，而且越来越多地从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私有有化并创造新的垄断中寻租，因此金融资本主义使经济的成本变得高昂。这使得实业家很难以较低的价格与那些较少受到租及债务束缚的经济体中的对手进行竞争”。当前，中小微民营企业生存艰难的根本症结便在于此。如果不能遏制新自由主义妖孽在中国横行，房地产和金融两大杀手，将会使中国步其后尘、深陷泥潭。“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就必须防止新兴的金融亿万富豪阶级夺取经济的控制权。这反过来要求中国，必须抵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压力，抵抗他们采纳西方学院灌输的经济学来实现经济金融化的游说”。
四、如果人类想拥有未来，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道路
迈克尔认为，“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应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以降低生活及商业成本。如果由私人部门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剥削性的价格垄断就会取代政府以补贴价格提供的基本服务”，而“富人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以来都由政府调解。……公共政策要么支持顶层的富人阶层，要么支持整体经济。政府的任何‘中间路线'都不过是借口，只是为了掩盖其维持有利于富人现状的公共政策，而富人总会利用他们的财富来影响和控制政府和公共政策”。迈克尔提出，“全球市场的胜利者将是那些能够摆脱食租/食利收益、地主制、垄断和掠夺性银行及金融业的国家”，并且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实现资本投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显著增长，主要就是因为能够通过公共投资和监管来塑造经济‘市场'，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货币、银行信贷创造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共性质，而不是任由它们私有化，让少数人获得利润和租金”。
迈克尔认为，“在美国的年轻人中，‘社会主义'这个词相对于‘资本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经济阻挡了本可以通往繁荣的道路。大多数美国人希望联邦政府为教育和改善基础设施提供财政支持，经费可以更多地利用累进税”。同时，认为“将社会从如今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中解放出来，更进一步的做法应该是把银行业和信贷创造变成公共事业。债权人当然不希望公众意识到这样的事实：重振负债累累的经济，需要把银行业和信贷创造变成不受食利者控制的公共事业。这被称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金融系统至今还保持着公共事业的属性，可以将这些困难降到最低水平。因为当你自己就是债权人时，减记债务是很容易的。中国经常减记符合公共利益但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的债务，而不是迫使它们倒闭”。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未能将银行业国有化或社会化，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未能从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遗害中解放出来，因此也没有完成人们所期望的历史使命”。
现在，美国及其北约卫星国已经发动了“新冷战”。它不仅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还包括所有反抗在美国资助下私有化和金融化的国家。这场“新冷战”争夺的焦点在于，“世界经济是世界经济是朝着金融资本主义与榨取经济租的方向发展，还是由工工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进。正如罗莎·卢森堡在一个世纪前所说的那那样，世界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向社会主义迈进，要么退回到野蛮状态。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有可能使世界经济重回‘黑暗时代'，财富将集中在每一个国家经济顶端的1%或10%的食租/食利者手里。他们利用金融及相关的食租/食利特权扼住经济的咽喉，使社会上其余的的人陷入贫困”。而“新自由主义攻击了昔日整个西方倡导的古典经济学和进步时代的意识形态。美国把针对寻租行为的税收和监管，视为对食租/食利者接管国家经济的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因此美国想方设法孤立中国和其他抵制金融化和私有化的国家”。
由此，迈克尔提出“把西方的去工业化和两极分化与中国经济的成功进行对比，就会产生一个明显的问题：政府应该限制私人寻租，还是应该支持私人寻租，哪种社会制度会占主导地位？这个问题是塑造今天中美竞争格局的基本问题”。同时，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国的目标是通过强大的政府监管，将经济从寻租和高利贷型银行行业中解放出来，从而防止出现不受约束、谋求食租/食利的金融寡头”。而“西方民主国家往往出现社会撕裂。一边是由债权人、地主和垄断者组成的寡头统治，他们赢得了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中产阶级担心激进的政策会威胁到他们成为小投资者和财产所有者以谋取食租/食利收益的愿望；一边是底层的普通工薪阶层”。面对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撕裂，迈克尔由衷呼唤“历史的任务落在了社会主义经济体上。它们要抵抗金融资本，夺回政府对货币、信贷、土地使用权和基础设施的控制从而削弱食租/食利者的权力！”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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