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五大包围圈——《“热战”时代》连载之三

《“热战”时代》连载之三——五大包围圈

第一章 宗教包围圈（已在上节发布）

第二章 文化包围圈（略）

——不客气地讲，美国是没有文化的，美国没有资格同中国谈文化，但是，换一个角度看，美国也可以说中国没文化，因为它拥有“当今一日、历史千年”的现代科技文明，站在现实的空间观察两国间的不同会发现彼此都是如此的复杂。

中美文化的分歧不代表中西方文化的分歧，但是，为什么要侧重地讲到中美文化的分歧？因为美国已经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总代表，对世界各国进行文化渗透的积极推动者就是美国，由它构筑的现代文化体系正在联合其它西方国家固有的文化理念向世界传递，美国不仅仅只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它还对世界很多国家进行类似的操作，它敢于这样做的道理就在于它有一整套易于被现代文明形式下各类人群都接受的新的有价值的文化观。

第三章 科技包围圈(略）

——现代科技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悲伤的话题，理智地讲，中国对于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贡献接近于零，西方国家对中国所构筑的科技包围圈既合情又合理，不容埋怨，但是，需要把真相展示出来，让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看到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未来会怎样？西方国家为什么在前200多年保持对世界的强大统治力，靠的就是“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科技革命是重中之重，科技是赢得未来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要赢得“热战”，必须突破以美国为首的“科技包围圈”，以一流的创新实现中国式科技革命。

第四章 金融包围圈

——美国对中国金融领域的包围大网其实早已经撒开，人才的提前输送是撒网的第一步，要求中国国际化和复制美国模式是第二步，颠覆旧模式金蝉脱壳是第三步。中国如果不及早引起重视和转变策略，后果将非常糟糕。

一、中国失意的金融人才战略

中华民族近500年来最为可悲的当属教育和科技的失败，非但自然科学落后于主要大国，社会学人才亦缺乏基本的自信和创新，近200年的时内完全是呈单向求助的态势，占全球最多人口的大国，顶尖人才却完全依赖于进口，实属国家的不幸之一。

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反对政府对留学归国人才的选用，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一边倒的用人策略，从社会学人才来讲，美国虽然占据了世界金融的最高地位，但并不表明，美国培养的中国留美人才就能独占中国的金融最高岗，用“美式人才”可以让中国对美国更加了解，不依赖美国人才能保证中国的金融安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一边倒地重用留苏人才，现在又一边倒地重用留美人才，这种极端做法从来都不是合理做法，况且，中美之间未来的“热战”是长期性的，美国对中国的金融围剿是美国的既定国策。

著名新闻评论员张召忠少将曾经在CCTV-4公开说过：美国给很多中国人高学历和绿卡就是用来忽悠中国的。这种说法虽然有显过激之嫌，但可以看出，留美归国人员并非都是人才，有很多人是带着“任务”回国的，深度潜伏的人相当多，凤凰评论员阮次山也有类似表述。近十多年来，中国所出现的很多非正常事件很能说明问题的存在，一方面表明某些部门的用人失当，另一方面也表明部分官员间接充当了美国的工具角色。

美国培养的中国金融人才已经渗透到中国金融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行为和影响无处不在，他们的每一个操作都包含着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难找到承担责任的对象。一直以来，本人对海归金融人才持保留态度，并非看不起他们的知识缺陷，也并非他们身背滔天大罪，他们错误地把美国优势和中国缺陷无限放大，而把中国本土人才的智慧无限浓缩。中国境内目前身居高位的美国人才很多，不必一一指出，因为他们都手握“重权”和“重拳”，得罪不得，老百姓只能透过一些见诸报端的实事来简要猜测一点玄机。

《谁能为卷走的一万亿元负责？》（全文省略）

中国金融领域看得见的损失只是中国因用人不慎导致损失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真正的问题远不止如此，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个人的得宠——胡祖六。这个人在高盛任职很久，让中国很多公司在世界金融投资中损失惨重（不排除有内奸策应），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在中国炙手可热，从最层到各省级政府，都把他视为坐上宾，甚至曾经还传说他可能成为央行副行长。他为何能在中国如此畅通无阻？得益于谁？很难回答。

另一个相反的奇怪现象是：美国归来的战略投资家在操作中国政府的资金时却屡屡失手。他们代表美国时，能赢中国，他们代表中国时，定输美国。是不是他们真的很没水平？不一定。他们都有非常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功底，他们都非常懂得中美之间的金融差异，但是，他们最不在意的是中国资金的安全，因为国家给予他们的“超级信用”让他们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投机者，甚至是赌徒和汉奸，他们是把一个很大的“国家”揣在自己的口袋里走上国际金融战场的，成也英雄，败也英雄！

美国多年来处心积累地“帮助”中国培养金融人才（“新华盛顿五点共识”的重点），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在全国各个层级的精英布局，不能不佩服美国人的长远眼光和战略思维，每一个关键时期，美国都能主导中国金融改革的主流声音，而这些声音正是留美人才的团体合唱和集体共振，中国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和各大金融机构的高层主管基本上全是留美人才，他们正在和将要主导中国未来更多更大的金融改革政策。

中国要想在未来几十年中同美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人才必然是最顶层的战略，金融人才的选择理应当立足国内、放眼世界、重视美国。重视美国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美国；放眼世界是为了借鉴不同金融模式中的优良成分供中国备用，甚至可以联合“非美国模式”的国家结成同一阵营，适当的时候公开叫板美国；立足国内是重中之重，从中国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来看，扎根国内的人才永远是最爱国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心与国家贴得更紧，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会更符合国家的需要，他们能过对中国的长期了解和观察，对中国金融的安全保障更加心中有数。

二、金融“美国模式”不可复制

中国政府重用留美人才，除开美国方面的处心积累以外，内部因素也非常关键，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主流阶层一直都非常想再复制一个美国的“金融模式”，都渴望能象华尔街一样赚取世界的超额利润，在这种利益膨胀思维的指导之下，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就变得很简单：向美国靠拢，向美国学习，直到完全拷贝成功，最终与美国平起平坐，充当世界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另外一极。然而，必须毫不客气地讲：复制“美国模式”的想法非常幼稚，最终肯定失败。华尔街的金融神话完全没有可复制性，华尔街的人才只能在华尔街有用，走向世界任何地点都变得平庸无能，因为他们的理论没有环境支持。中国对美国金融模式“疯狂”地迷恋需要有人给予心灵上的打击，否则，没有人会主动清醒，笔者虽不是金融专家，但是，可以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对立性眼光分析国际金融对决的现实生态，没有超前政治头脑的人只能跟着国际感觉走，不会看到未来几十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局，懂政治的人才能做好最高经济和金融宏观决策。

美国的金融模式是一种“帝国模式”，必须靠绝对的经济统治力和军事威慑力来维持其正常运转。美国的金融模式其实非常简单：金融无限创新——自由发展——经济危机——再次创新——再次发展。美国的国家金融主管、华尔街、券商、股票交易机构、评级机构等都是沿着这个大模式运作的，美国的金融人才都是在这样的思维支配下玩弄世界资本和金融市场的。为什么说美国模式是“帝国模式”呢？道理很简单，一方面美国的所有金融创新都是通过霸权和强权向世界推销它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动接受它的扩张；另一方面，无限的金融创新始终伴随着金融和经济危机，而美国的危机必须依靠世界上其它国家来承担代价，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是其转嫁危机的必然依靠。在WTO等规则中，都渗透了美国金融产品推销的条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它的金融创新，你都得向它开放你的市场，几乎没有对抗的能力，唯一能依靠的国内保护法又完全缺失，归国精英并不关心中国是否能保护自己的金融安全，他们时刻不忘的是中国是否能尽快建立一套与美国相同的金融体系和模式，他们并没有想到两个问题：中国即使有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也没有强力向世界推销的能力；中国如果产生了由自己引起危机，并没有转嫁危机的强大控制力，所有后果必须由自己的国民承担。

中国能复制美国的是形式上的模式，而不是能够获利和推广的模式，这样的模式相当于给美国一个稳定的取款机环境，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真实的好处。欧洲国家为什么不会复制美国的“金融模式”？是因为他们看清了美国的本质，他们建立了一套符合欧洲发展思路的独立模式，这是西方国家众多共同点之外的不同之处，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复制美国更加缺乏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美国模式中的世界货币“美元”也不可复制。美元作为一种准世界货币的地位让多少中国的专家们羡慕不已，他们做梦都想颠覆它的国际地位，做梦都想把“人民币”变成另一个“美元”，这很幼稚，与其让人民币变成另一个“美元”，不如想办法动摇美元的国际地位，将人民币复制成美元是众多选项中最差的诀择，人民币在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美国强行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在抵抗了一阵之后选择了妥协，人民币开始了新一轮上升通道，在很多经济专家和金融专家的眼中，升值就升值，损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说不定对中国下抑制通胀还有好处。不知道这些“专家们”的思维落角点放在哪里，如果人民币短期升值10%-30%以上，说对中国经济没有影响那是自欺欺人的笑话，绝对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一旦中国经济受此影响超过了预想中的程度，中国有可能经受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停滞期，中国人预先设计的美梦全都会泡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停滞而停滞，一个发展遭受严重障碍的国家货币不可能突然成为国际上炙手可热的“硬通货”，国际化道路将遥遥无期。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货币稳定都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今天中国可以作出重大让步，只要没有达到美国目标，没有阻止中国经济正常运转，美国还会制造事端逼迫中国人民币调整。前面说过美国的“金融模式”是“帝国模式”，除非你敢于向帝国挑战，否则，你就会被帝国殖民。

中国的金融市场“美国化”危机重重。中国的证券市场、商业银行、投资机构、主权基金和外储管理等等方面，都是在按照美国模式改造和经营，国家所有的政策蓝本也可能取自于美国，美国的利益集团在这些行业中已经涉足广泛深入，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民间机构，它们都不是来中国做慈善事业的，他们是来掠夺的，举个例子说：高盛公司在美国就被喻为绞杀人民的吸血鬼，它来到中国还会对中国人仁慈吗？不可能，包括高盛在内的众多杀手已经潜入中国很深很广，并且被部分金融主管视为赚钱有理的利益攸关方，未来他们会做什么不是明摆的吗？他们会真诚地帮助中国复制成功美国之路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都是美国“热战”大战略中的棋子。

三、美国的金蝉脱壳与中国的遗憾

2008年初，笔者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危机状态下中国如何在三大版块中挑战美国》，希望中国利用百年一遇的良机改变一下世界经济新秩序，即使不完全成功，也要让美国经济复兴之路漫长艰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为了完成短期的理想，为了与美国共克时艰，为了舍己救人，最后选择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但结果并未如中国所愿，美国事后一点也不买帐，不但没有半句感谢之言，在危机缓解之后反而说中国阻碍它的经济复苏，连续全方位对中国实施打压，大大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中国没有利用时机搞好产业调整，反而因为错误的刺激政策给中国经济留下“十二两难”（官方语言），美国危机让中国受难。

美国也许还没有完全摆脱危机，也许还有二次衰退，但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未来的复杂变化并不能阻止美国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从宏观上取得了危机的胜利。判断美国成功主要有三个重要指标：一是美国在中国和西方盟友的帮助下成功地保住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其国际货币无法动摇；二是美国在三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中继续领导全球（世行、IMF、WTO），没有任何国家和联盟对他构成了实质性挑战；三是美国实体经济的缓慢复收，经济数据逐步正常化。这三个重要指标能够不受影响地度过危机就证明美国能够暂时度过危机，其“金融模式”的“霸权属性”仍然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得以维持，至少十年内是没有人能够构成威胁的，美国经济的微观数据完全可能出现反复的情况，甚至有倒退的可能，但无碍美国的经济主体。只要美国模式不被破坏，它就能够一如既往掠取国际收益来填补国内的亏空，让世界埋单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惯伎。

美国的经济是一种举债经济，未来不可能改变这种方向，这就意味着美国欠世界的旧帐未还又借新债，债务总额会越滚越大，谁来买单？几个冤大头：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以后还有很多新兴国家会加入到债主的行列，中国会稳定地充当“债老大”。尽管美国的“两房债”处境危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当官的道歉过，大家都还憧憬着未来的美好，但到了这个时候，继续加买企业债已经是太不可能的事情，中国不买类似“两房债”一样的债券并不意味着不买美国的其它债券，因为中国的外储还在一天天膨胀，短期内到达35000亿美元并非是不可能的事，美国人的眼睛一直都盯着这个数字，它的债谁来买？不逼中国买它逼谁呢？中国不买不行吗？主权国家照道理本是可以按自己利益取向行事，然而，中美之间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言。对美国来说，它就是强权的象征，它要你买你就得买，不买就整你，并且每次打压都能凑效。另一方面，中国也很奇怪，有一帮子顾问、高参和专家整天盘算着赚美国的钱，整天计算着能从美国债券中盈利多少。可以肯定地讲，中国持有美国的各类债券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直到无钱可买。然而，所有的决策参与者都没有想到最终的结局：债务膨胀至爆炸的那一天怎么办？那个时候债券还是债券吗？美国有没有可能欠钱不还？

如果用善意的眼光看美国的话，大家可能认为美国肯定不会因欠中国的债跟中国打上一仗，因为那会有损美国的面子，也会失去国际公理，不过，历史告诉我们：危机深入到一定程度，一定事情皆有可能，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在没有到达最坏的时刻，也可以选择相对较好的预测——用和平解决双方的债务债权问题。

美国不选择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欠中国钱的问题并非就是令人鼓舞的方式，大家设想一下：如果美国情况很好，有钱还钱，中国大可不必找美国的麻烦，只有当中国看到美国即将陷入深渊的时候才会匆忙找美国要钱，然而，美国马上要陷入深渊了，你能要得到钱吗？所以，把钱借给一个靠举债生存的“掠夺性强国”注定就是一个无底洞，因为它的贪婪性会越来越大，欲望会越来越强，目标会越来越多，当美国最后把终极目标锁定中国的时候，中国用多大的努力去填洞都是徒劳无益的，无异于抱薪救火。美国对于欠中国债务最仁慈的解决方式可能是“金蝉脱壳”术，这是最给中国政府面子的一种还债方式，完全赖帐既损失美国的国际形象，也不利政府间的良好默契，更不利于美国处理好与西方盟友的债务关系，为了赢得各方满意，美国只能选择这个“中式战术”。美国手中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赖帐脱壳法，一种是抵帐脱壳法。所谓赖帐脱壳法是指美国将现有的债务企业破产重组，例如“两房”，旧的“两房”破产交给新组建的私人公司进行重组，承接“两房”的债权债务，政府影子在新公司中彻底消失，新公司的所有债务没有任何政府担保的痕迹，即使中国最后血本无归，也无关美国政府的信誉问题。而作为西方盟友，美国该赖的也会赖，但是，他会透过同盟内部机制平衡一部分债务，比如北约中的军火管理等途径解决一部分，实际上，真正的债务冤大头是中国和日本，而不是欧洲。第二种“抵帐法”，美国对中国有太多的压榨空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敲诈中国，分别是农业和高科技产品，十年内，中国农业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中国的种子和粮食供应越来越依赖美国，制造粮食危机是美国布局中国农业的一个长久之计，它会在适当的时候加剧这种危机，用中国人的生存问题抵消大量中国的债权；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多年来一直对中国保持禁售状态，有朝一日，美国借此问题倒逼中国接受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并非没有可能，1亿美元的产品向中国索要50亿美元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你说中国愿不愿意抵债？也完全是有可能，绳子在美国手上，你不服就会被勒死。

笔者从来不否认中国金融部门有关人员的努力工作，但是，中国的“金融模式”选择错了，无论如何努力，无论如何算计，最终都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因为“复制美国”是一个死胡同，美国不会让另一个“美国”来打倒美国，就这么简单。

第五章 军事包围圈(部分)

——这里提到的是军事包围，而不是军事战争，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是有预谋的，尤其是近现代战争，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打一场没有准备的战争，美国曾经跟中国多次交手，在毛泽东手上没有取得过胜仗，美国人希望改变这种历史，中美之间迟早都会有一次大规模战争，并且美国早已经为这场战争进行准备，只有中国还沉浸于“中美友好符合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设想之中。

一、间谍布局与围剿

在一般人看来，“间谍战”在冷战时期是最火热的，美苏谍战曾经演绎了无数的离奇故事，赋予了更多吸引人的神话色彩，然而，“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谍战”的结束，随着世界进入“热战”时代，“谍战”已经提前进入了白热化，二十一世纪的“谍战”不是简单的军情谍战，而是全方位、广覆盖谍战。

1、世界七大间谍大国现实分析(略)

2、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中国任务（略）

3、俄日印欧对中国的谍报战

“谍报”围剿决不只是美国单方面的事情，作为军事战略的一部分，俄、日、印、欧等实体从来都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谍战”，为了配合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日本、印度、欧洲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工作必定渐渐加强。

日本谍战最为深不可测，一本名为《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被称为青桐战士》的书，披露了日本自卫队向中国派出间谍，刺探军情的重大内幕。书中描述的那个不为人知的黑暗世界，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情报机构与台湾情报部门暗中勾结的内容，让众多日本读者大开眼界，同时让读过此书的中国读者不禁惊叹：绝不能轻视日本间谍！通过这本书揭开日本对华谍报战秘密的，正是该书的作者——渗透中国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

阿尾博政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国家机密，将自己的对华间谍行动写成书，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销书，而是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关注、监测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阿尾博政在书中披露的情况，实际上只是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历史非常久远，从18世纪就已开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活动达到高潮。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刺探情报。到中国后不久，他便将大量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纠集起来，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开始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的情报。后来，他组建的间谍网，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情报战更加猖獗。特别是侵华战争前夕，日本为了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向中国派出了难以计数的谍报人员。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

“二战”之后，日本派间谍大规模潜入中国，是在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派出一批精通汉语的谍报专家，以使领馆为主要阵地，通过不断发展与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以及华侨的私人关系，刺探中国情报。同时，他们向名目繁多的民间代表团、民间机构，安插大量的谍报人员，打着“交流、参观”的旗号，大肆窃取中国的经济、技术情报。几年前，两名日本国公民以考古为名，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擅自测绘，最终在江西境内被抓获。在中国警方从他们那里缴获的资料中，就有被他们特别标注的部分军事设施的详细位置。留中日本学生和留日中国学生都是日本谍报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专业的人才要引起特别注意。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同年，国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另据报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立即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近来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千家，遍布中国大中城市，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日本不遗余力地搜集中国的各种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目的很明确：在全面、准确掌握中国军事力量部署的基础上，提高日本自卫队干预地区局势的能力，进而使日本加速转变为可以与中国相抗衡的军事大国。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非常严密，功能强大，人员众多，是日本对外谍战的最重要机构，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对手。

英国军情六处虽然赫赫有名，但是，鉴于中英两国目前的关系现状，军情六处未必把情报重点置于中国，冲突的可能性大小决定谍报的重视程度，从经济上讲，中英和中欧的联系性越来越紧密，是最不容易发生贸易战的双边关系之一，从政治上讲，中欧双方都主张不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强加于对方，务实性逐步增强，国际事务中的剧烈冲突暂时可以避免，从军事上讲，中英、中葡在主权移交过程中都没有军事上的对立，短期内，中欧双方更不会爆发军事冲突，在经济完全处于较高热度的情况下，中英、中欧之间没有高强度谍战的必要，零星的谍战不足为怪，彼此熟悉一下对方而已。

印度的谍报工作虽然被评为世界六强，但笔者不认为完全是靠自身的能力，英国军情六处可能是其谍战中的有效支撑之一，军情六处虽然没必要直接同中国展开高强度谍战，但并不意味着军情六处的情报人员不关心中国情报，印度的谍报能力相对较弱，向印度出卖中国情报并非不可能，印度的情报队伍规模不小，但能力有限，未必能取得更多的中国情报，印度在利用军情六处的同时，有可能与俄罗斯在交换情报方面做得较为密切，中国的军事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裸体的，俄国人对于中国军事情报的了解有可能比中国军方很多人员都要精通，几十年来的单向军事依赖造成了中国军事几无秘密可言，在俄罗斯看来，中国只有核武装力量和战略导弹部队不完全了解，其它方面估计烂熟于胸，这对印度方面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情报来源地。从综合实力上看，印度短期内不能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但是，随着印度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不断强大，任何轻视它的国家都有可能遭受打击，印度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情报收集是系统化的，是可以相互利用的，南亚地区的情报战决定了其稳定性，任何误判都有可能导致战略上的损失。

3、中国谍报工作的危机意识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念，中国的世界理念是“和谐”，所以不会做不利于“和谐”的事情，但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和平安宁和人民和谐，中国又必须反间谍，如果对于美国的间谍行为稍显懈怠，那么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丧失殆尽，及时地了解敌方的窃密行动非常重要。

中国重视谍战并不在于扩充多少间谍人员，也不在于到美国设立几个专门机关，中国作为自卫为主的国家，谍报意识至关重要，危机意识至关重要，过去，中国有一个口号叫“全民皆兵”，实际上是号召大家“战时人人能打仗，平时个个能保密”。今天，不再提倡全民皆兵，但也不能全民麻木，在新形势下，中国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引起重视：

第一个方面：必须灌输全民族保守秘密的思维理念。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思想突然变得不设防护，设防的思想往往被视为对抗开放的叛逆者，有设防思想的人被视为保守派，防备意识一时间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这种全民不设防的主导思想让中国各领域的保密工作陷入困境，本该保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信息被某些部门和人民以“自主权”为名公开化，小到技术革新和专利权，大到国家最高政治机密都时有泄漏。反观美日等国家，不要说政治和军事机密，就连日常经济活动都是重重设妨，日本在华投资的项目，中国人甚至不能现场观看，中国人到美国人的先进企业参观，最先进的工艺技术不会有人向你讲解，甚至连生产线都进不去，中国的企业，只对国内同行设防，碰到国外人员来参观，唯恐对方不看，恨不得把最最先进的部分都向对方讲清楚，有炫耀的机会一刻也不会放过。日本人为什么能够轻松地到新疆等地去搞测绘，首先是有中国人的配合，甚至是某些人的无知促成了对方的行为，美日等国的“项目”可以变相为他们提供很多获取情报的机会，就连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的机会都不会放过。谍战无处不在，人人必须小心！

第二个方面：网络谍战队伍的组建迫在眉睫。

人类对间谍并不陌生，一个个行踪诡秘、神秘莫测的间谍活跃于各个角落，窃取大量重要的情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无数扑朔迷离、惊心动魄的间谍战。间谍活动意义重大，其重要作用历来受到各国重视，有时间谍甚至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使用，在计算机网络中存储、传输着大量机密信息，许多间谍也纷纷将眼光瞄准了计算机网络这一新领域，计算机网络间谍应运而生。

中国目前到底有没有网络部队暂时还没有定论，从传媒上了解到的信息是中国有组建网络司令部的打算，至少目前还没有成形，如果中国能组建网络司令部，那么反网络间谍的能力将大大提高，网络司令部的操控范畴很广，当然不仅仅限于网络间谍，反之，网络谍战队伍也不应只限于网络司令部的管理范围内，从国家需要的角度看，所有有知识的网民都应当是网络情报人员之一，有军事背景的网民看起来更具间谍价值，其实从现代国际“热战”的复杂性来看，军事间谍只是众多间谍当中的一部分而已，经济及商业间谍丝毫也不亚于军事间谍，所以，中国在组建网络情报队伍的时候必须着眼于“人民战争”的理念，只有把眼睛盯到所有视域，才能真做到有备无患，信息时代是一个无死角的时代，忽视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处于被挨打的局面。

中国组建网络情报队伍不用遮遮掩掩，世界上所有大国其实都已经公开自己的网络谍战规划，中国如果只限于反间谍工作肯定不利于国家安全，最好的防守是进攻，中国的网络谍报人员必须在任何时刻都具备进攻能力，谍报队伍要想形成战斗力、形成规模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而世界的“热战”白热化程度已经是时不我待，中国务必抓紧时间筹划网络谍报队伍，中国的网络谍报队伍需按三个层次组建：第一个层次是职业型队伍，目标是绝密情报和网络进攻；第二个层次是半专业队伍，目标是经济和商业利益情报；第三个层次是有一定战略意识的普通网民队伍，目标不设限，主要是掩蔽真实目标，模糊信息内容，混淆信息真实性。

二、太空围剿

人类的太空战是大国之间的较量，是最单纯的较量，是强者的较量，是最惨烈的较量，是决定后几百年大国命运的较量。

本书首次将“热战”时代中国面临的太空围剿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定位系统权力之争；二是地面人控制的太空攻防战；三是太空人控制的太空攻防战。

“太空战”曾经只是美国的一个概念而已，但是，现实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已经把太空战从概念阶段转化为实践阶段，而执行这一特殊任务的领导者就是美国，由美国挑起的人类新战争形式在大国之间迅速漫延开来，俄罗斯毫不迟疑地跟随美国的步伐奋起直追，欧洲、印度、日本亦紧随其后，中国虽然算不上太空强国，但至少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持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太空大国的地位，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部分欧洲发达国家，中国的国防力量组成当中，航空航天的实力无疑是不容小视的。

美国之所以能打赢现代化信息战争，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精确打击能力，与其全球定位系统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GPS的全球垄断权让很多大国都心存不爽，包括美国盟友欧洲在内的众多国家都纷纷研发全球定位系统，目前有定位能力的四大系统分别是：GPS定位系统，欧洲“伽利略”系统　，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包括绕地球运行的24颗卫星，它们均匀地分布在6个轨道上。每颗卫星距离地面约1.7万公里，能连续发射一定频率的无线电信号。只要持有便携式信号接收仪，无论身处陆地、海上还是空中，都能收到卫星发出的特定信号。

欧洲“伽利略”系统。与美国的GPS相比，伽利略系统的卫星数量多达30颗，美国目前还只有24颗；“伽利略”更多用于民用，如果欧洲能如期完成部署，最高精度比美国GPS高10倍。

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俄罗斯目前在轨正常工作卫星21颗。该系统已于1993年开始服役，2009年开始俄罗斯境内卫星定位及导航服务。到2010年年底前，其服务范围将拓展到全球。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其空间段将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提供开放服务和授时服务。到2012年满足中国及周边地区用户对卫星导航系统需求，逐步扩展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从起步来看，中国是晚了点，但从规划和进展来看，中国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从技术层次来讲，中国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其他三种定位系统相较，中国的北斗系统无论从定位精度还是授时精度都相差很远，当然，随着北斗系列卫星的升空组网，各方面数据会逐步提高，美国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潜在竞争力，过去的美国，为了显示其巨大的太空优势，GPS民用部分几乎都采取免费制，对于国外用户也收费较低，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精度部分当然是不会开放的，即使开放也不会适用于战争状态，任何国家的军事指挥能力决不能寄希望于美国的GPS定位系统，尤其是中国，绝不可能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中国发展自己独立自主的定位系统势力在必行，也是唯一选择。随着近年来中国北斗系列卫星的不断发射组网，美国开始向中国发难，一方面在欧洲内部挖墙脚，把中国从伽俐略系统中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开始叫嚣摧毁中国的北斗系列卫星，这些动作只能说明一点：美国希望永久保持太空的控制优势。美国的说法虽然未必马上兑现，但中国不可不防，从技术环节来看，美国并非办不到，中国唯一能做的事情不是确保自己不被攻击，而是要确保能够在受到攻击后第一时间反击美国的GPS定位系统，如果现在办不到，也必须将其纳入最优先发展计划，中国只有具备攻击美国的能力，才能避免被攻击。面对美国的叫嚣，中国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加快发射进度，早日完成组网，实现全球全位。

太空权力之争是未来新兴大国的复兴之争，这项权力不仅仅属于美国，正如16世纪的海上航线权之争不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谁能在这个新型战争面前跑得最快，谁就是未来的主导者之一，如果都放任美国的行为，那么美国统一世界的愿望必将成为现实。

太空围剿的第一种模式为地面人控制的太空战。战争指挥权在地球上，所有的太空武器及卫星都可以由地面控制中心指挥，既利用太空中的卫星能力，又操控太空中的卫星状态，作战的目标既可以是地面目标，也可以是敌人的太空目标，如果美欧能够把卫星资源组合在一起，那么，中国的所有太空卫星都有可能成为废物，假如俄罗斯趁火打劫的话，情况就更遭了，为了应对残酷的太空围剿，中国一是要加快太空联盟，与俄罗斯甚至是欧洲某些国家尽快组建卫星联盟，对于军事卫星，要与俄罗斯尽快建立军事协同作战能力，这种联盟的建立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未来数十年或者说数百年的长久大计。

美国对中国太空围剿的第三种方式为太空人指挥模式。美国将在未来二十年建立众多的小型空间站，这些空间都可以供人居住，并布有可以脱离地面的指挥系统，也就是说，在地面指挥失效的情况下，太空指挥权发生作用，这种作战方式相于正常人打盲人，为了应对独立的太空新战法，中国必须尽快部署自己的空间指挥站，这种指挥站应当能够做到不接受任何指挥的情况下也能独立运作指挥中国的太空力量，要能够摆脱任何地面目标的侦探能力，要有主动切断与地面联系和恢复与地面联系的能力，要有能力把地面战完全独立的复制到太空领域，从目前条件来讲，中国在太空站建设方面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必须奋起直追，当年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都能让卫星上天，只要努力，我相信中国会在空间站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中国空间站的建设一定要做到：广布局，小而灵。

上面所讲的两种太空战新模式决不是科幻小说，必将成为未来人类战争的重要形式，美国肯定是这种新模式的最先尝试者和得利方，中国要想尽快适应新战争模式，就必须早动手早准备，海湾战争曾经给全世界上了一堂生动的信息战争课程，未来美国同样会给世界上更多的战争课，希望这样的课程不要先拿中国作为范例，如果中国有所准备，即使美国拿中国做实验，中国也决不会束手待毙，我们不能老沉浸于过去传统战争对于美国的胜利案例，未来的战争可能是任何传统思维都无法应对的，太空战就是不可回避的战争之一。

三、协同围剿

谈到西方国家的围剿，应当主要是针对中国本土而言的，从军事角度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围剿重点还是放在周边环境上，与“C形包围圈”不同的是，笔得更倾向于“四面包围论”，东面和南面更多的是海上包围，西面和北面更多的陆路包围，海上包围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日本、韩国、澳洲和东盟部分国家，陆路包围力量主要是印度、中亚部分国家、东盟部分国家，后面的相关内容将就这些刺手的问题分别进行论述。

单纯地谈美国对中国的围剿意义并不大，因为单凭美国的能力，即使它将所有兵力都部署在中国的周边也对中国无法构成实质性威胁，最可怕的是协同围剿，“八国联军”之所以能轻易打败中国，靠的不是某一个力量，而是整体力量，在清朝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如果中国单同某个国家对决，未必会全面溃败，但当中国四面受敌的时候，结局就不是由中国能够选择的，一百多年以后的中国会不会再度面对四面围剿的局面呢？很难下结论，顶多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结论：如果真被合围，中国难以取胜。

协同围剿除了军事包围以外，其实也包括其它方面，重点在军事领域，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围剿的协同伙伴中，有几个主要的对象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印度、东盟部分国家、蒙古国和韩国。在美国目前展开的所有军事部署中，这些国家都是美国推进的排头兵，蒙古是一个表面上中立的国家，实质上则是一个潜在的美国帮手，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澳大利亚也许是众多协同伙伴中最为现实的国家，一旦中美冲突，它必然成为美国的盟友，这不是由其经济利益决定的，而是西方战略共生性决定的，也是基督徒的好战性决定的，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阻挡基督教的侵略性扩张和对东方中国的敌视性。

美国有“协同围剿”的国际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战略就一定能够成功，“热战”是一个漫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战略力量对比也会出现根本性变化，美国的协同伙伴也会出现分化和转换，所以，中国未来的考虑重点不是如何回避美国，而是要考虑如何刺破协同网，破解美国伙伴的两个铁律是必须要遵守的：一是经济上要加快共生的步伐；二是军事上要有打有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共生性要把重点放在澳洲及东盟国家身上，而不是放在韩国和日本身上，尤其要缩小中韩经济的互动性，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共生性必须要加快步伐，自贸区建设只能算是一个重要步骤，而不是全部，中国与东盟共生的关键点在于金融溶合、交通一体化、信息网络一体化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开放。军事有拉有打的根本目的是切断协同作战链条，对于那些急于充当美国打手角色的少部分国家，如果它们胆敢侵犯中国主权和领海完整，必须在第一时间给予痛打，在这个方面来不得半点犹豫，而对于那些保持坚定中立的国家，中国必须大度地给予政治和经济回报，即使作出重大牺牲都要在所不惜，在这场人类历史的决定性较量中，中国如果没有舍的勇气，就不会有赢的机会。

为什么本节中要重点提到蒙古国呢？并非其它协同者不重要，其它国家另有章节介绍，蒙古国作为上世纪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到了二十一世纪渐渐被边缘化，日本有借机渗透的迹象，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自从外蒙独立、沦为苏联附庸后，部分蒙古民族主义者曾改变理念，期望内蒙脱离中国独立，希望依靠日本复国，代表人物是内蒙王公德王。回看当年日本的手腕，可谓创意百出，像提出迎接班禅喇嘛领导“新蒙古国”，希望将日、朝、满、蒙四族逐步融合，实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概念。时至今日，在全球化气氛下，日本再提出日满蒙经济整合，依然对满蒙地区有一定吸引力，蒙古国政府除了依旧大量接受日本经济援助，主动派蒙古学生到日本留学，又希望日本商人打破华商对境内资源的垄断，蒙古国有意和西化的日本建立特殊关系，也反映出日本懂得运用软权力。日本是冷战后积极拉拢蒙古的大国，日本已成为蒙古国人精神最向往的国家。2006年，蒙古庆祝成吉思汗立国800周年，官方和日本合作拍摄讲述成吉思汗一生的电影《苍狼》，内容就有诸般“日蒙合体”观念。为什么蒙古政府选择日本、而不是中国或俄国来拍民族电影？原因之一恐怕是蒙古国感受不到中国对其实力的尊重。日本对蒙古的软征服决非只有简单的政治盟友关系，也不只有经济往来关系，蒙古国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是可有可无的，蒙古国对于日本的最大用途在于军事上的作用，美日两国有军事同盟关系，日本的每一个进步也都关乎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影响力，一旦蒙古国成为美日的准军事同盟，那么中国将很有可能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在任何方向都帮不了中国，况且现在的蒙古国已经不是俄罗斯的附庸国了。

中国要想切断蒙古这个国家成为美国协同国之一，至少要做两件事：几十年以内，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不要提及收回外蒙古的想法，除非蒙古主动靠拢，即使是民间说法都会遭致蒙古国人民的反感，建议台湾方面不要再设立“外蒙委员会”；另一方面，中国要排除部分蒙古国人民的极端情绪，果断坚决地给予蒙古援助，在中蒙之间设立经济特区或者说经济互惠区，逐步将蒙古经济的发展模式纳入到中国经济发展轨道之中，交通要实现完全一体化管理。在历史认知上要做到求同存异，尽量挖掘历史的共同语言，减少争论点。在防止沙漠化的进程上，中蒙两国要做到统一规划和统一实施，在两国之间构筑一道绿色和平屏障。从地缘政治的有利条件来讲，日本无论如何都不及中国有优势，如果中国也有一个对待蒙古的百年规划坚持下去，我相信，在任何时候，蒙古都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环节，因为，它没有必要在取得既得利益的情况去充当美国的炮灰。

四、反军事围剿（全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