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辛亥革命百年祭

读大学的时候，在地摊上买过一套《辛亥革命前十年文集》。那套书，颠覆了笔者对辛亥革命的传统认识。

　　判断一场革命的成败，应该有比较系统的标准。笔者认为，一场革命的成功，至少应该达成如下目标：第一，建立独立、统一、稳定的政权；第二，建立公平、合理、有效的制度；第三，能够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第四，能够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显然，辛亥革命未能达成上述目标。所以，笔者不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成功的革命。

　　谈到辛亥革命，不能不回眸戊戌变法。上苍曾经给予中国人和平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可惜，迷茫的中国人没有抓住那个短暂的历史瞬间。

　　读《辛亥革命前十年文集》，笔者没有被革命者的激情所打动，笔者倒是被改良者的理性所震撼。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理性才是最珍贵的品质。显然，历史是成功者写就的。那些改良者，多数被冠以“保皇党”的标签，他们没有成为“历史的英雄”。然而，如果历史可以重演，笔者很希望他们成为胜利者。笔者的逻辑很朴素，理性者的变革，可以大大减少普通民众的痛苦，可以大大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国家。单纯就制度形式而言，中国的进步之早，甚至超越了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然而，推翻帝制，并不等于可以建立共和。建立共和，也并不等于可以建立现代化国家。我们执着于制度形式，并未把握住制度的本质。制度不是衣裳，制度是工具。制度是用来规范社会秩序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不成熟的革命。实际上，自明末开始，中国的思想家就一直处于混沌的状态。这种混沌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才告一段落。

　　笔者确定，相较于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达成了革命成功的主要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符合笔者提出的判断革命成败的基本标准。在短短一百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次激烈的革命。这两次革命，成为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场革命的成功，需要一些必要条件。对此，毛泽东有过深刻的总结。毛泽东将之概括为三大法宝：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事实上，这就是革命成功的三个重要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孙中山显然没有来得及建立这三大基础，辛亥革命意外地早产了。毛泽东牢牢地建立了这三大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顺利成功。回顾辛亥革命，总会想起中山先生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显然，中山先生是冷静而客观的。

　　我们可以站在哲学的高度，更加理性的分析辛亥革命。笔者想到了新三论，即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在一个耗散结构中，如何控制能量的损失，完成能量的协同，实现历史性的突变，顺利从一个稳定结构过度到另外一个稳定结构，这是需要智慧的。在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理解协同的意义，在不恰当的时候，用不恰当的方式，打破了处于耗散状态中的结构稳定，使能量大量损失，往往无法完成突变，迟迟不能进入新的稳定结构，甚至出现结构解体的状况。辛亥革命，就属于协同失败的案例。它使得中国出现能量大量损耗，国力极度虚弱，非但无法顺利进化到稳定的社会结构，反而致使外敌借机入侵，使制度变革演变成为一场严重的民族灾难。

　　解构历史，当然是为了剖析现实。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总是需要不断进化的。如何进化，那仍然需要智慧。我们至少要懂得进化的条件；我们必须明确进化的目标；我们要控制进化的进程。在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我们付出了无与伦比的代价，我们应该从中有所领悟。至少，我们今后不要重复那些不必要的错误。

　　今天的中国社会又处于一种耗散结构当中了。我们可以将诸多问题当成能量的损失。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包容和耐心完成历史性的协同。我们应当积聚和整合能量，向着我们预定的方向实现突变。我们要从一个稳定结构，进化到更高级的稳定结构。历史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对错，历史就是一种机缘，那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人与自然完美地结合。

　　笔者不敢想象，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将是何等气象？为什么戊戌变法不能成功呢？假使让你重回历史，你会做些什么呢？难道，此刻，你不该做些什么吗？

　　辛亥革命一百年祭。我会纪念那些慷慨悲壮的革命志士，我也会一同纪念那些沉入史海的改革先驱。这是一幅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这是一段不能阉割的完整历史。我们应该敬重成功的英雄；我们也不要忘记失败的勇士。正确地解读历史，才是对先辈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