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对华文化渗透的历史演变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也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扩展和延伸。尤其是近几年，通过互联网更有“提速” 的势头。回顾一下近代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渗透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今天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断加紧西化、分化促其演变的一系列活动，虽与近代以来他们对中国实施的文化渗透在途径和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总的目的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示。

一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华的文化渗透是与对华政治控制、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同时进行并为之服务的，因此，他们文化渗透的目的就是宣传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华政治控制、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是合理的；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要让中囯人民接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不反抗不斗争，进而达到他们永远控制奴役中华民族的目的。

近代历史上，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华文化渗透的途径和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其一，在华发展传媒事业，制造对西方有利的殖民主义奴化思想舆论，从而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

自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为了在华发展传媒事业，更好地制造对华奴化思想舆论，他们在中囯的办报活动由华南沿海逐渐扩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北。在19世纪40到90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西方列强之所以将发展在华传媒事业作为文化渗透的途径，是基于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他们认为要毒化、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办医院、办学校、办教堂固然重要，但是收效仍嫌太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玛·布朗宜：《没有更迅速的道路》)。因为，“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因此他们很重视书报出版工作，尤其重视报刊的出版工作。他们在办报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1860年外国教会和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32家，比鸦片战争以前增加了一倍。1890年发展到76家，比1860年又增加了一倍。这些报刊和同时期以教会名义编印出版的一千多种中文书籍，形成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毒化和奴化中国人民思想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一时期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

《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香港新闻》、《中外杂志》、《中外新闻七日录》、《教会新报》、《中国读者》、《中西闻见录》、《益闻录》（后改名《格致益闻汇报》）、《圣教杂志》、《圣心报》、《学塾月报》、《新学月报》、《通问报》等。

这些刊物的主编人都是随着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军旗闯进中国，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进行文化渗透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如：麦都思、林乐知、李提摩太、艾约瑟、丁韪良、慕维廉、傅兰雅、奚理尔、理雅格、李佳白、玛高温等。这些刊物虽然由教会和传教士主办，但它们并不那么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有些刊物象《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等，则几乎完全以“各国近事”，商业消息和一般的新闻评论为主，很少刊载宗教材料。尤其是《教会新报》，从一份本该专言基督教教会内容的刊物，却最后发展成为一份以刊载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刊物。它的后期的英文报名”The Review of the Times”(时代评论报)恰当地反映了它的这一变化。这一情况充分说明，西方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创办的报刊正是西方对华文化渗透的重要途径。

这些刊物首先致力的，是用文字来消除中国人民对西方侵略者的仇恨。他们大念“和平经”，重弹 “天下不啻一家，万民皆如同胞”之类的老调；宣扬他们这些人“越七万余里航海东来”，其目的只不过是“与中国敦和好之谊”；他们的“传教”，是“替天行道”；他们的“通商”，是“以有余补不足，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因此，只要中国人民放弃抵抗，“不尚武功”，去掉他们所说的那种“仇敌之根性”，就可以“盛享”他们所描绘的那种“中外和平之幸福”。说穿了，就是要中国人民认敌为友，束手就擒，听凭他们宰割，不要有任何的反抗。

这些刊物在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蓬勃开展，帝国主义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有时也自行掀掉伪装，不顾一切地赤裸裸地进行反华叫嚣。它们恶狠狠地反咬中国人民对他们“不以为德，反以为仇；恫吓中国人民“不宜拘守疆域，自隘其爱人之量”；把参加反洋教斗争的人民群众一律诬诋为“愚民”和“乱民”。出于对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媚外残民的清朝政府的支持，它们对国内一切足以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革命斗争，都极端仇恨。他们攻击太平天国的革命队伍是“发逆”、“贼党”、“红头贼”。诬蔑参加反清起义的农民武装是“奸人”、“莠民”。咒骂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山是“孙汶”、“孙逆”；说他“鼓煽狂言”，“目光如豆”；叫嚷一经“拘获”，就应“明正典刑”。充分暴露了它们的盗憎主人的丑恶心理。

西方资本一帝国主义为了更好地加强组织管理在华的文化渗透活动，他们于1887年在上海创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社团”广学会”。在以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广学会成为西方资本一帝国主义在宗教的掩护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机构。广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参加广学会工作的传教士分隶于英、美、加拿大等国的不同教派的不同差会。它的董事会的董事除传教士外，还有英、美两国驻华的职业外交官、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官员和在华的外籍知名人士。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达四十九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是它的第一任会长。曾任英国派驻埃及的总督、富有殖民地统治经验的克罗梅爵士，充当过它的顾问。仅此即可以看出广学会的殖民主义性质。广学会以“输入最近知识，振起国民精神，广布基督恩纶”为幌子，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先后编译出版了累计达369，377，530页，包括神道、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十几个方面的两千多种书籍和《成童画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女铎》、《福幼报》、《明灯》、《道声》、《女星》、《平民家庭》、《民星》等十几种中文报刊。把“开放” “中国人的头脑”的工作，纳入他们的轨道，进行了广泛的欺骗、愚弄和奴化毒害中国人民的宣传。

广学会的主要机关报是《万国公报》。它先后出版近四十年，累计近1000期，是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参加编辑和撰稿的都是当时知名的外国传教士，林乐知、慕维廉、韦廉臣、李提摩太、丁韪良、狄考文、艾约瑟、潘慎文、花之安等。《万国公报》名义上是一个教会报纸，但是有关教会的新闻和阐明教义的文章却不多见。刊物上大量刊载的是评论中国时局的政论和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文章，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事刊物。

《万国公报》的文章，极力为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作辩护。它极力称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帮助，吹嘘教会慈善事业对中国人民的“造福”，威胁中国人民必须老老实实、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的奴役和统治。尤其是那些美化帝国主义的史论文章，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散布了崇外、媚外、惧外的思想，引导他们按照帝国主义的蓝图来“改造”中国，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在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则主张一切变法新政都必须在他们这伙”西士”的指挥下来搞，上自皇帝的顾问，下至各部的总管，外交、内政的大员，和筹款、筑路、办学等事的督办，以至于拟议中的国家日报的主编，都必须由”西人”来担当。中国人不但应该把实行变法的大权拱手交给他们这伙“西人”，而且还“不得存域畛之见”，可见他们在思想和精神上麻痹、奴化中国人民的文化渗透，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完全控制和奴役中华民族。

象林乐知、李提摩太这样披着学者、出版家、教育家、慈善家的华丽外衣的传教士，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华文化渗透的活动中是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重量级人物”。也由于这些传教士在对华文化渗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也都得到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褒奖。英国代理上海总领事白利兰曾经亲昵地称呼李提摩太为他们的“阴谋家”美国政府也赞誉林乐知是为他们“播种中国的人”。林乐知回国休假时，还曾经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在白宫的特别接见。这都说明了他们在中国的这几十年间（林乐知在华46年，李提摩太在华45年），确实为帝国主义的对华文化渗透活动立下了特殊的功劳。

其二，通过教会在中国办学，直接培养亲西方的“精英人士”，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企图使文化渗透在意识形态层面更有效地影响中国，以便达到掌控中国政治、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目的。

传教士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采取的是大规模的向下层群众传教的策略，可是收效甚微。他们逐渐意识到：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①]“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基督教大学的目的，是要培养一种特殊的人才。此种人才，不独要有专门学识和训练，对于改造国家的影响，可因少数坚决的领袖而转移，影响到该地区人民以后的历史。”[②]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说“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向中国涌来，这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将遍及全国。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素，渴望学习使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在这一形势下，“传教士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③]美国新教圣公会全国委员会曾议订了一个所谓《设在中国之教会学校标准》，其中提出的基本原则是：教会学校是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客观标志，以传播福音手段而建立起来的。学校当局和作为教会代表的主教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和促进学校的宗教特点。倘若基督教学校能产生出持有基督人生哲学和道德裁判力的领袖人才，倘若他们能参与指导中国文化和国家生活进步的方向，而且能有实力令这种进步得以实现，这便是基督教教育永久特殊贡献。[④]要实现这样“伟大”的目的就必须依靠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基于这种认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更加强调培养能控制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骨干力量。因此，高等教育作为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士大夫们)精神渗透的手段必然也就越来越受到他们的重视。从这些教会大学创办人的讲话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是要在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传播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并培养一大批精通西学且完全接受了西方价值观的“精英”知识分子，从而通过他们来更有效地实现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控制奴役中华民族的目的。

依仗不平等条约中各种特权和帝国主义的枪炮军事威胁与割地赔款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压迫，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教会在近代中国建立起了教会大学的基本框架。从1882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将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教会在中国办教会大学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有资料证明，这一时期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学校的学生数占整个中国在校学生的32%，其中高等教育竟达80%。1919年又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包括了燕京、齐鲁、金陵、东吴、圣约翰、之江、协和、岭南、雅礼、文华等14校，学生共2017人，常年经费共1222000银元。此时的中国国立大学为5所。即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常年经费为1492223银元。[⑤]可见，在经济实力上，教会大学已经基本可与当时的国立大学相抗衡。在这些教会大学中，绝大多数是由美国的基督教差会开办的，其中包括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等。这也是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发展的特点之一。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在华办学活动中，教会大学作为文化渗透的主阵地之一，其核心目的是掩盖西方侵略，欺骗中国人民，奴化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培养控制中国发展的所谓精神领袖。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时，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曾致函罗斯福总统说“哪个国家能在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事上成功，哪个国家就会付出一定的努力，而在道德、知识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之收获。如果美国在十五年前就做到把中国学生之潮流引到美国来，并使这个潮流不断壮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定能够通过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们，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⑥]1907年在华传教士大会报告中，传教士分析了基督教会可以将所培植的人物输送到中国政府各部门。他们认为，必须在那必将到来的更大的机会来到前，就做好准备；现在就应该训练我们之青年人，使他们将来在担任政府职务时能够胜任。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对华的侵略也具有了新的历史特点。一是在经济上对华以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二是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角逐。为适应这种经济政治侵略的需要，对中国的精神文化渗透也要求深化。为此教会大学便成为其渗透西方文化，奴化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最有效的手段。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传教士们是值得我们援助和支持的。如果我们让他们失掉支持．我们国家的名誉将要受到损害。毫无疑问．他们一走，我们的商业，就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我们之外交就会失掉支柱。”[⑦]解放前夕．协和医学院美国校长顾林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的美国顾问兰安生说：“用一百万美元来支持个教会大学，比用两百万美元帮助蒋介石维持军队更有用。军队会叛变，至于由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则更为驯服可靠，忠诚不变。”[⑧]由此可见，西方国家支持教会大学是有其特殊的目的和作用．绝不止于办教育本身，也不仅仅是帮助教会传播基督教思想，而是有其更深远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在1908年《日本外交时报》刊载的《论各国以国际竞争争夺中国教育权》一文中都明确指出了：美之奖励中国青年，意亦甚殷，派遣学者赴华，传授教育，其精神活泼．能使人知其宗旨为情爱主义之宗教，而不知其为政治之竞争。

在教会大学里，传教士们把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行径神圣化。由于中国人民对西方侵略者的野蛮、残暴行径深恶痛绝并屡次掀起反帝爱国运动性，因此基督教的一项使命就是为野蛮的侵略掩饰，把他们的侵略和掠夺美化为上帝委托的一项道德使命。例如，美国的基督清教徒自封为上帝的选民，受上帝派遣建立美国，为落后和劣等民族及整个世界树立一个典范。他们坚信用基督教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基督教领袖阿伯特曾为美国在华的侵略扩张辩护说，有人认为我们无权进入未开化民族的土地，并且干涉他们的生活；也有人认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野蛮的生活，并且有权保持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我不承认一个野蛮的民族在当今世界上有保留自己领地的权利，我愿意重申我的观点，野蛮不能享受被文明尊重的权利，文明人虽然应该尊重野蛮人很多权利，但对他们保持野蛮生活的权利，则没有尊重的必要。用基督教使命意识把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扩张美化说成是上帝使命的一部分，使其神圣化，这是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对中国学生进行巧妙欺骗的惯用说法。

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像西方对中国发生影响的许多事例一样，教会大学的建立是出于西方人的需要，而不是中国人的需要。”[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办教会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听命于他们的“领袖人物”，以文化渗透的方式，追求着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使西方可以自由地扩展他们在华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这一活动构成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另一个侧面。教会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始终将 “使学生成为社会上和教会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⑩]作为他们的头等大事，极力为西方侵略中国辩护，诬蔑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并肆无忌惮地宣扬帝国主义入侵有理，种族优劣论，西人高贵，培养学生殖民心理。奴化学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这对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了很深地消极影响。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帝国主义在华办的刊物和学校，很快就结束了其在华历史。其后虽然他们从未放弃文化渗透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目标，但因上世纪50至70年代整个世界大环境，尤其是中国自身环境的限制，使西方帝国主义没有找到一种可实施的最有效的对华文化渗透的途径。自上世纪80年代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浪潮涌起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又找到了可实施的最有效的对华文化渗透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轮大规模文化渗透的目的是美化西方对华侵略，用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思想奴化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对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压迫不反抗、不斗争，极力维持中国永远处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达到他们企图永远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奴役中华民族的总目的。当历史进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或接受日益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因此，新一轮大规模文化渗透的目的就演变为极力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颜色，使中国放弃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转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为此，文化渗透就以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极力宣扬所谓“人权”、“民主”、“自由”、“多党轮流执政”、“议会制”、“多元化”、“普世价值”等为其内容，旨在转变中国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最终以“西化”、“分化”中国的形式实现“和平演变”中国。从而在21世纪又可以达到他们早在19世纪就企图永远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奴役中华民族的总目的。可见，第一轮文化渗透是要极力维护旧中国那个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第二轮文化渗透是要极力改变新中国这个社会性质（社会主义），一个维护，一个改变，都是为实现西方帝国主义永远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奴役中华民族的总目的。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西方帝国主义对华文化渗透的手段和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利用互联网及其它传媒、文化交流、高层论坛、电影电视、学术研讨等途径进行文化渗透。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网络微博推特、外交渠道、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艺术表演、名人演讲、学术研讨会、美国之音广播、组织基金会等各种途径等，对中国大量宣传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诋毁和批判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不断地渗透到我们的思想文化宣传阵地，他们想用这种软性攻击形式进行西方思想文化的强制性灌输，达到彻底颠覆我们民族原有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是非观的目的。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曾说，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美国通过各种文化表现形态实施的这种旨在改变我们民族原有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是非观的文化渗透，也是美国进行和实现“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成功的必要过程。没有这个“洗脑”过程，美国企图实施对华的“和平演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实上，网络已是美国对中国输出美国价值观的主要途径，目前中国的网民数量迅速增长，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会上网，而美国是互联网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最近几年，美国无论是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还是在北非、中东的政局巨变中能够屡屡得手，主要是通过“推特”和“脸谱”等网络工具来传递消息和煽动群众。可见，互联网已成为美国对华实施“和平演变”和对其他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有力武器。

为了更好地集中优势用好这一有力武器，美国政府决定从2011年10月1日起，美国之音将全面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卫星电视广播，全面取消粤语广播。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广播政治宣传的时代将结束。不过，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将被保留。其普通话节目将转入互联网。美国广播理事会战略与预算委员会主席恩德斯·温布什是该计划的支持者。他说，在中国收听短波广播的人数过去几年一直微不足道，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使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

2011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乔治大学发表网络自由讲演。她表示，美国国务院在使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发送“推特”信息后，还准备推出中文及俄文的“推特”账户。并且，美国今年将花费2500万美元，用来保护网络作者，帮助他们突破网络限制。美国之音停播华语与“推特”被美国政府热捧，此消彼长之间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内部宣传资源的一种调整。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正日益重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文化渗透影响力，希望借此加强对中国的宣传攻势。

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会见各大网络公司的负责人时公开表示，美国会利用网络推行“民主化进程”。美国政府希望利用网络达到政府目的。目前，控制国际互联网的13台域名根服务器全部被美国所把持。美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和多次要求，拒不交出根服务器的管理权，宣布美国商务部将无限期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这样美国就在事实上把持着国际互联网的生杀大权，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别国断网。2009年5月微软公司根据美国政府禁令，切断了古巴、朝鲜、叙利亚、苏丹和伊朗等5国用户的MSN接入服务，这表明美国利用互联网这一有力武器不仅用于文化渗透也是对其它国家最大的潜在威胁。

从本质上来说，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式战略武器是延续了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进行文化渗透的网络翻版。撇开漂在表层的信息技术的浮沫，美国推进使用互联网这一渗透手段，与近代西方列强在华大力发展传媒事业办各类报刊杂志从事欺骗宣传活动，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文化渗透的载体发生了变化---从传统传媒（纸制）到网络（无纸化）。至于其它途径，如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艺术表演、名人演讲、学术研讨会等也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紧抓不放地对华文化渗透的手段和形式。

其二，仍然紧紧抓住宗教作为对华文化渗透的有效手段。

宗教渗透曾是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华文化渗透的主要载体，“传播福音”是他们披的华丽外衣。由于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现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才极力借助宗教把西方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理念传播渗透到中国，以达到从精神世界统治、奴役中华民族。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宗教渗透作为西方文化渗透的一个方面，主要表现为以宗教交流、传播为掩护，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使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渗进来，浸透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土壤中并将其逐步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占领和控制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消融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和同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干涉宗教事务，破坏祖国统一，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宗教渗透是政治活动而非宗教活动，政治恶意性是其最核心的特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利用宗教对抗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此实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是他们的惯用伎俩。苏东巨变中，受西方支配的罗马教皇携带西方的阴谋计划，亲自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传道布施，推销资本主义的“政治多元化”理论。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说过：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所以西方某些国家一直利用宗教反华，如支持达赖喇嘛谋求西藏独立，鼓动法轮功邪教分子闹事，并出巨资160亿美元要“把中国基督教化”等等。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他所写《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陆基督教会，崇尚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价值，倾向支持中国走向民主。”[11]“在中国，上至政治学术精英，下至农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数至少有八千多万，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12]“未来30年，中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基督徒的人数会达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或许会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13]

尤其是一些打着学术交流、研讨、传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识的旗号，进行着较为隐性的宗教渗透更值得警惕。

2005年以来，在英国某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国内一些著名大学连续举办“科学与宗教”系列讲座，“面向那些关注基督教信念和科学理论相联系的大学读者”,[14]描绘了一幅科学与宗教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壮美图景。

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为例，2001年以来，该学会已经连续举办数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高级研讨班”，每届研讨班都有10位左右的中国学者组成，其中不少都是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宗教学及相关学科系、研究所的领导人和学科带头人。比如，在2002年的第二届研讨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讲座，分别由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圣公会神学院、环球圣经公会和大使命中心等机构的中美神学教授和牧师主讲。此外，研讨班还组织了一系列考察和体验活动，包括参观早期欧洲清教徒到达美洲乘坐的五月花号船和居住的普利茅斯等历史遗迹，探访美国东西两岸的近20家中美教会，与教牧人员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其间还参加了四次仪式各异的基督教主日崇拜、七次团契和查经活动、一次布道会，亲身体验了基督教丰富多彩的敬拜活动和宗教生活。在随后的几届研讨班上，又渐次增加了拜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接触美国国会和政府人士，参观各种类型的华人教会和家庭、感受华人同胞在美国社会的真实处境等内容。

主办者很明确地说出了举办这个研讨班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次亲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认识美国宗教文化与社会的机会”[15]，这“对于他们认识美国的宗教文化，反省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启迪”。[16]参加研讨班的一些中国学者也真“受益非浅”，一方面表示“现在对美国的基督教有了更具体、更切身的认识和体会”，[17]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喜乐与丰盛、更有意义”；[18]另一方面认为“这种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大陆，可鉴之处甚多”，“把基督教中有益于社会、个人的文化精髓发扬广大是有必要的，对于中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有价值的”，“这对于重构中国当代社会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坐标不无启示意义”。[19]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外的神学教授、神职人员己经在中国的一些高校内或开课程，或做讲座，有的甚至被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如，新加坡某神学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荣誉神学士M就到北京某大学哲学系开设“基督教思想史”，并被聘为客座教授。此后，M多次到该系任教，给研究生开设“现代基督教神学著作选读”，给本科生开设“《圣经》神学及其现代意义”。不仅如此，M还经常应国内一些著名高校的邀请，举办诸如“圣经导论”、“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基督教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专题讲座。1992年，M又被上海某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更有甚者，2004年12月26日至2005年1月12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竟来中国举办了跨数省长时间的基督教“学术讲座”。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会长带领两位美国基督徒学者──旧金山大学生物系某教授和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某教授，三人的首站选在北京，然后是哈尔滨、长春、南京、杭州。18天时间在五座城市的八所大学中作了十场讲座和座谈，举办者称，“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科学与宗教的全新关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这到底是一扇什么样的窗口？看主办者的身份和以宗教为主题的讲座就不言自明了。[20]

2004年以来，受美国某基金会的资助，北京某大学连续六年举办“宗教学高级研讨班”。研讨内容涉及欧洲和北美洲基督教的现状、当代流行的宗教社会科学理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传统对公众生活和利益的影响与贡献等。虽然不能说这些讲座都是宣教，但其掩盖了宗教所具有的文化以外的其他功能，这对于消解中国宗教研究的无神论本色、扩大宗教的意识和观念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的影响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样的研讨班不仅免收学费，而且依据学员出勤、学习态度和成绩等情况，评选杰出学员和优秀学员。杰出学员每人奖金2000元，优秀学员每人奖金1000元。另从杰出学员中推荐最优秀者，赴美国某大学做访问学者，费用由研讨班提供。2009年，该研讨班进一步推出一项研究和培训项目，项目分为“研究中心课题”和“个人课题”。“研究中心课题”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大学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每项资助金额在5万到10万美元之间；“个人课题”主要资助由1或2位研究者进行的研究课题，每项资助金额在1万到3万美元之间。与课题申请配套，该项目还将举办三期培训工作坊。第一期将于2010年暑期在中国举办，邀请第一阶段入围的30位申请者参加，为期大约两周，由该项目提供食宿费用和旅费补贴。第二期及第三期将分别于2011年及2012年暑期在美国举办，每期一个月，由获奖的12—15位研究者参加，费用同样由该项目提供。面对如此研究和培训计划，我们实在有些匪夷所思。研讨班何以如此慷慨？又是在慷谁之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警觉。[21]

由此可见，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实施文化渗透，把宗教作为了“西化”“分化”中国的突破口。上述事实充分表明，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渗透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意义上的活动，也远远超出了“学术交流”之本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宗教渗透活动的手段和范围也会扩大。因此，我们必须将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教渗透与正常的宗教交流、宗教传播区分开来，采取有效措施抵御西方帝国主义旨在“西化”“分化”“和平演变”中国的任何形式的宗教渗透活动。

其三，通过资助、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实现“和平演变”中国。

前文所述，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第一轮对华文化渗透中，办教会大学有一现实目的即在华培养听命于他们的“领袖人才”。那么，当前西方帝国主义正在实施的第二轮文化渗透则是通过某些基金会资助、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 来实现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经阐述过，控制中国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辅之以控制战略威慑，使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部分：前期以资助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为主，后期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资助有关项目和机构。该基金会最早介入中国的项目是1949年调查从大陆流到香港的大批知识分子“难民”情况，并协助对他们的安置。根据基金会驻京办事处的最新资料，自1988年1月在中国建立办事处起至2001年9月，基金会在中国资助总额为1.28亿美元，项目包括人权与社会公正、治理和公共政策、教育与文化、国际事务、项目支持等。在这些资助中即培养了某些西方国家需要的“西化精英”。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1916年就开始在华资助美国教会办的协和医学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该基金会更是与中国很多领域科研机构合作。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言，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美国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控制中国的某些社会活动家和法学家，在中国制造政治动荡和分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ＮＥＤ）下属四大机构，即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及劳联－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它虽属非政府组织，但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因为NED有非政府组织（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连西方的研究报告都说，“在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战略资金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认为NED比秘密支援更可靠”。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如在拉美、独联体、西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影响非同小可，主要是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NED还频频资助中国的“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NED拨款大多来自美国国会，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二战后，一些美国志愿者组织被发现暗中接受中情局的秘密资金，在国际上引起了激烈争论。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一次重大外交政策演讲中提出促进“民主基本建设”的计划，在全球“推广民主”。198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并让其享受美国税法501（C）3条款免税待遇。有统计显示，美国财政对该组织的拨款2006财年为7404万美元、2007财年约为5000万美元、2008财年为8000万美元。此外，国会还有专项的旨在颠覆他国的所谓民主项目。[22]

为了扶持他们的“西化精英”，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委员会接受希拉里.克林顿的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公然授予了曾无耻地、赤裸裸地说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23]并早在1989年制造动乱的、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分子刘晓波，这不是西方帝国主义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实现“和平演变”中国的明证吗？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政治系从事研究一年，并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学的某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内高级学者，因触犯泄漏国家机密罪而于2009年被捕，2011年2月被法院处14年有期徒刑。这一事例也告诉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西方帝国主义扶持的这些中国“西化精英”，他们是西方帝国主义对华文化渗透和实现“和平演变”中国的马前卒、极先锋。[24]

总之，由于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同时，可以采取公开的对华文化渗透的途径如办报刊办学校等，而当前的西方对华文化渗透己不可能再采取己往公开的途径了，他们必需采取非常隐蔽的途径进行。通过互联网、广告、电影电视、报刊杂志、高层论坛、学术交流研讨、讲座培训、基金会资助等表面正常的各种文化形态暗中输入西方的价值观念。历史上采取公开的文化渗透，目的是使中国人民接受殖民奴化思想，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压迫的境遇。而现在采取非常隐蔽的途径进行文化渗透，目的是使中国人民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资产阶级的那套政治理念，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而无论是过去要维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今天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其总目的都是一个，即梦想永远控制、奴役中华民族。但是历史终将会雄辩地证明，西方帝国主义的这一战略企图必将会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遭到可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