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沉默的荣耀》中，对吴石在狱中的细节没有过多描述。迟于吴石10天入狱、和他共处一室一个多月的刘建修在2009年8月的口述，使我们得以了解吴石在狱中的情况。吴石并未享受“刑不上大夫”的待遇，遭受了酷刑，一只眼睛因此失明。刘建修回忆，“吴石被凌虐得很厉害，躺在地板上不动，也不讲话。当时他没有穿长裤，身上到处是伤，皮肤是红的、紫的，腿也肿得很大。”吴石表现出了革命者的高尚气节！
刘建修（1928-2020），台湾新竹县人，“光复”后为“台湾省邮电管理局”电信局员工，受邮务工会国语补习班老师计梅真、钱静芝的启蒙与影响，于1948年间加入中共台湾省工委邮电总支部。1950、1976年两度入狱，共坐牢20年。刘建修出狱后，仍坚持左翼立场、关心社会、关心两岸和平，直至2020年逝世，终生不改其志。
刘建修1950年因“邮电案”第一次入狱。“邮电案”，在国民党国安局档案中称为“台湾省工委会邮电总支部计梅真等人案”，指1945至1950年发生在“台湾省邮电管理局”中，计梅真等由大陆赴台的共产党人利用合法的台湾省邮务工会，在工人中设立“国语补习班”，发展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邮电支部的案件。
参与国语补习班的邮电工人不只学习国语，还利用课堂时间与课余活动，讨论与学习如何改变台籍邮电工人的处境。刘建修是当时邮电局里国语最好的本省人，因此成为工人运动中的核心干部。邮电工人通过国语补习班同学会发行杂志《野草》，刘建修是主要编辑之一。他们借《野草》串连与酝酿争取台籍员工留用的“归班运动”，并同时争取本外省籍员工“同工同酬”。历时四年努力，在1949年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绝大部分邮电工人从“留用”改为“正职”，薪资上也获得一定的提高。
本文是刘建修的口述回忆，节选自《激进1949——白色恐怖邮电案纪实》。
文 | 刘建修
*本访谈聚焦刘建修讲述一九四六年邮务工会国语补习班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归班大游行前后的历史细节。
参加国语补习班
一九四六年九月，邮务工会开办补习班，聘请计梅真与钱静芝两位老师来教国语。邮电局的班由计梅真老师负责，上课地点就在台北邮局的大礼堂。另外，管理局也开办了国语补习班， 由钱静芝老师负责教学，那边的详细情况我比较不清楚。
计梅真刑前照，图源网络
台湾光复后，我原先是在光华补习班学习国语。由于邮电局本身就开办了国语补习班，我于是转过去那边学习。这有两个好处，不用学费；再一个是有时候上课时间在下班前，如果参加补习班，就可以提前开溜了。
计老师对于上课使用的材料很有方法，所有的读本都是她自己印的。其中不乏像是鲁迅写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一类进步文章与时事评论。每堂课会固定留下时间让同学做讨论， 发表意见、心得与看法。计老师也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做观察。好比说，我们学完了《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以后，她问了大家：“同学们，你们想要当聪明人？傻瓜？还是当奴才？”野草办到第六期的时候，有同学用“纯志”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投稿，篇名就叫做《社会需要傻子》，这也是阅读补习班上课材料后所写的一篇读后心得。至于纯志是谁，时间太久，我已经忘记了。
《野草》第6期《社会需要傻子》，图源《激进1949——白色恐怖邮电案纪实》
计老师的上课方式就是这样，教学中启发你，启发中观察你。上课时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每一堂课计老师会让同学尽量发表意见。计老师提供给我们看的油印读本中，不乏鲁迅、巴金、老舍等等当时代的进步文学家与作品。这些文章启发性很大，并且还可以从你对文章内容的态度，来知道你的想法、思想与倾向。
与计梅真交往
参加补习班初期，我与计老师没有特别的互动。但是通过上课、阅读文章与写心得的过程，我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计老师经常要我们写心得，你有什么思想、想法，几乎都会在里面呈现，一看就能看出来了。这样的课堂互动以及心得写作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对我有初步的了解，才直接跟我接触。有一次，他问我：“刘建修你明天礼拜天有没有去哪里啊？”我说，没有。“那我找你假日去玩可以吗？”我说，好啊，欢迎啊！于是她就到我家里来。那一次的拜访，计老师通过谈话充分地知道了我的出身背景。
在那之后，她经常会到我在泉州街四十一巷的宿舍跟我谈话。谈话的内容从家庭到生活日常，无所不谈。到家里去谈，时间最充裕，也最安全。就这样，计老师前后到我家来拜访过不下数十次。话题也从起初的了解彼此的出身背景，渐渐地扩大到对于社会与时局的看法。这时，计老师对我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判断。
我仍记得，曾经描述自己小时候生活上困顿的经历给她听。现在我已经表达不出当时的气氛了。计老师听了以后，说了她的看法，并且具体地向我说明个人的经历是怎么与社会的时态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二二八事件刚刚发生不久，于是在那几天里她又向我说明了国共斗争的历史。
也因为这样，光复以前我只知道中国有一个蒋介石，这是我头一次知道原来除了国民党以外，在大陆还有一个共产党，并且正与国民党政权做艰苦的斗争。计老师同时也从1840年鸦片战争谈起，讲述中国近代受帝国主义欺压的过程，针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过程、大陆上的情况、几次的国共合作，一直到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对我做了一次相当详细的说明。
往后几个月，我们还是经常约在我的宿舍里谈话。渐渐地，不仅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有所理解，同时也谈台湾的现状以及时局。
计老师在上课时，曾经让我们读过一篇叫《墙》的文章。她透过解说文章，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墙的这边是做官的跟富有的人家，墙的另一边则是像我们这样的穷困的、受压迫的人们。这个过程，我逐渐明白了什么是阶级与不平等。同时，她也更进一步将一些书陆续交给我，要我读。其中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共产党党史》、党纲党章等。看完之后，我就向计老师交代心得，通常不会只看一次。因为这样，我的思想开始产生转变。
投入地下工作
1948年初，计梅真老师在我的宿舍中正式向我提出申请入党的询问。在同时，我也终于确认了她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身分。我向她表明，我愿意参加。
一个星期以后，我将自传交给计老师。自传中陈述了我的家庭背景与历程。再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审查通过。那一天，她到我的宿舍来，将一份写好的誓词交给我，我依着誓词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 ”
在我交自传以后，一直到宣誓之前，起码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的心情是五味杂陈，想了很多，现在已经无法形容。而正式参加工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野草》办起来。
我的入党申请，是由计梅真先生介绍。这个过程包括了许多对我的严谨观察、调查认识与教育。据我后来的理解，计老师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她是不会轻易向我开口，甚至于让我知道她的地下身分，最后吸收我入党。
野草与它的任务
1948年三月二十三日，补习班同学会在台北邮局礼堂举办成立大会，大会由计老师主持，工会方面也有派人来参加，场面相当热烈。同学会成立之前，由邮局、电信局、管理局三个单位各选出两位热心的同学担任筹备会干部，再依照章程选出委员三人组织委员会。借着同学会成立，我们向同学提议办一份刊物，以练习作文、交流感情为主要作用，刊名就叫做《野草》，并规划编辑、康乐、研究三个组，我就分配在编辑组。就这样子，把它办了起来。这个是第一步工作。
《野草》从1948年的四月，在我正式入党之后开始编，一直出到一九四九年的大概是八月份。
刚开始办《野草》的时候，我们连怎么编刊物都不懂，我们都是受殖民教育，才刚刚学会写中文，上课的时候写了几篇心得，普通话也都不会太讲，更不要说写文章。阅读心得写了半年，期间计老师经常帮我们改，教我们认字，改来改去改得多了，就学会怎么写文章了。
起先我想，编刊物一定需要人帮忙，也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志。因此，我就找了我在递信员养成所就认识的老同学李荧台帮忙。当然，他是不晓得我的地下身分的。一方面，我通过编辑《野草》的过程向李荧台介绍国共内战的情况；另一方面，定期地向计老师回报李荧台的情况。这期间，他是完全不晓得我与计老师的关系。野草编了几期以后，李荧台也一起加入地下工作。
《野草》除了作为组织同学们练习作文与交流的平台外，团结邮电职工才是它真正的主要目标。可以这么说，通过解决台籍邮电工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来进一步发展组织才是主要目的。
光复后，台籍邮电职工占员工人数的三分之一，薪水却比照日据时期叙薪，仅仅只有大陆员工的六分之一。任用上，也是以“留用”代替正式聘任。因此，经常可以听到一些比较要好的大陆籍员工向我们透露，每次领薪水的时候，虽然是大家一起领，但是他们在电信局以外的地方领其他五份薪水。就怕我们知道了，会刺激到我们。
起初，《野草》的编辑由我与李荧台负责，刊登在《邮报》的副刊上。此外，编辑组也负责写墙报，不定期张贴，内容也跟争取员工待遇有关。办刊物经费不足，我与李荧台就捐出薪水买了一台油印机与刻钢板用的蜡纸，至于纸张就拿电信局的废纸来印。就这样，从写蜡纸、刻钢板、油印，由我们两个一手完成，前面几期都是这样干的。
《野草》第一期，图源《激进1949——白色恐怖邮电案纪实》
第一期的野草终于在1948年4月25日，距离补习班同学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后发行了。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野草”》，介绍这份刊物的缘起，内容由我执笔。第二篇是我跟李荧台一起写的报导《补习班同学会的成立经过》。至于稿件的收集、邀稿，由邮局、电信局、管理局三个单位的干部分别进行，再把文章交给我。一开始，发行的份数大约一百多份，对象都是同学或同事，范围从北到南都有，其他县市的邮电员工也看得到。往后的编辑，则是三个单位轮流，也就是说我与李荧台每三期会主编一次。每期的文章内容，在编辑之前都会跟计老师讨论。
《野草》第一年发行二十期，第二年发行九期。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共发行二十九期。总的说起来，它的内容一直是与归班运动相互配合，许多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以及同学们的不满情绪，都通过《野草》来发表。甚至可以说，除了工会方面与邮电工人间的组织外，《野草》也作为其中一个战线，有计划地推动着归班运动的发展与议题的上升。这样，它的性质在文学内容的掩护下，其实还是相当明确的。当然，那跟大环境也有相对关系。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当严重，大家吃不饱饭，自然而然这样的运动最终一定能够引起作用。
特务监视
不论是编《野草》，还是组织补习班同学会，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被派赴或被吸收的国民党特务、眼线，其实都以职员身分在我们的周围监视、打小报告。究竟是哪一些人，我们大概知道。
我们特意将这样的人找来担任《野草》的编辑顾问，故意跟他搞好关系。好比电信局里头有个叫马健飞的以及其他两位同事，我就故意去邀请他们三人来当顾问，偶而拿稿子给他们看、假装请教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高兴得要死。找他们来当顾问，就像买个保险一样，让他们不至于怀疑，甚至于反过来保护我们。遇到需要他们出面的时候，就让他们出面。他们的真实身分，其实计老师多少都已经掌握了，并且要我也提防。
组织与扩大组织
1948年11月25日发行的《野草》第14期，刊出一篇署名梅真的文章，篇名是《对同学们说几句话》，这是计老师写的。她通过文章向同学说明，自从五月她请病假后补习班已经停课半年了，并且鼓励同学们利用《野草》成为大家的集体力量。我是在被捕坐牢以后，才知道原来计老师是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华东局以及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召开的“香港会议”。
计老师返回台湾后向我说明，1950年我们将解放台湾。并且下达了一个指示：加快发展组织。
当时，我全力配合工作，在补习班同学会以及投稿文章中寻觅对象。当然，主要还是以电信局的同事为主。遇到可能的对象，分阶段接触，最后吸收、加入工作。
既然，补习班同学会负有发展组织的职能，那么就必须让它能够运作并且起到实际的作用。因此，我们经常举办活动。比如办登山活动、去海水浴场玩、音乐唱片鉴赏会等等，需要动脑筋想。这样的活动计老师偶尔才会去，我则是几乎每次都参加。在办活动与认识的过程中，通过互动与谈话，几次下来已经有个初步的观察跟判断。之后，又个别密集的持续接触联系，那么最终就会发展出可能的合适的对象。
在这个过程里，几乎花掉我大半的时间跟薪水，所有的精神都投入在发展组织的工作上。这样的接触是密集且认真的，不是肤浅的表面的互动，如果不是这么做，对象是没有办法发展的，人家根本不会当成一回事。当时计老师也是这么对我的。我不断地通过接触来发展工作对象，并且定期向计老师做报告，交代内容。包括找了谁、为什么找他、经过与结果如何…… 等等。她针对我的报告内容来判断，并且评估哪几个对象适合发展，哪几个不要碰。
我曾经花了很大量的时间接触一个我认为可以试着发展的对象，他是我在电信局总务科的同事，后来我向计老师做报告，计老师直接说，“这个人不要，他的关系太复杂，会有危险。”要我立即放弃。
请愿游行的计划
1949年3月24日，邮务工会在台北邮局的大礼堂召开“全省邮务工会扩大代表大会”，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台籍员工归班与待遇的问题。当时我也以电信局代表的身分参加了，在南京，因此由代理事长鲍伯玉主持。包括许金玉在内的许多代表，在现场都针对归班的问题有更多人其实没有代表身分，但是一样可以进入参加会议。会议召开时，工会理事长侯崇修正发表意见，认为这个问题一定要靠大家团结争取才能获得解决，靠侯崇修是得不到结果的。
25日，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两天，还持续在进行。当天也是《野草》第20期的发刊日，应归班问题提前制作了特刊，斗大的刊头标题就是“解决归班问题各地各级召开代表大会！！”刊尾文章是一首歌，叫做《改班行进曲》，相当有行动的意味，它的原曲就是《义勇军行进曲》套上归班要求的歌词。
二十六日，会议最后一天，大家决定推派几名代表到管理局，要求局长打长电话到南京反映代表大会的意见。后来才知道被耍了。管理局局长只是敷衍，甚至说谎，根本没有打电话到南京。几名被推派出来的代表决定回到会场，并将这个消息告诉在场的所有人。现场群情激愤，不满的情绪转而愤怒。当场，有人喊出“游行！”所有人就冲出会场走上街头，冒着雨往省政府（今行政院）出发。本来只有几百人的会议，从北门出发，一路上喊着要归班、反对不平等待遇……诸如此类的口号，到了目的地省政府时已经有近一两千人参加。
本来现场群众已经鼓躁，除了邮电工人以外也有不少老百姓。突然，有人喊着“冲进去！”另外一边又有人阻止，说“千万不可以！”最后决定找省主席陈诚陈情，于是就推派包括许金玉在内的几位代表进去省府递交陈情书。这一场请愿游行，最后得到一定程度的响应。群众里头也有同情我们的，也引起了报纸舆论的报导。官方最终在五月中公布了归班办法，完整名称叫做“台湾邮政员工甄别办法”，明定了考试归班的各项规定。虽然是这样，但要通过考试才能归班，仍然是不合理的办法，于是我们继续主张无条件归班。事实上，早在扩大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与计老师就已经针对即将召开的会议有过几次讨论。当时归班问题早已形成氛围，不需要再继续谈。讨论的内容反而是“代表大会怎么开”的技术问题。包括请愿书怎么写的问题。因此，游行表面上看起来是临时的，但实际上我们对于事态的发展事先早已经有所准备。当然，如果不是存在着不合理的事实，那么邮电员工也不会这么地忿忿不平。
乡土艺术团公演
1949年3月29日，青年节。归班游行后的第三天，在台大法学院的草地上，有一场法学院学生为主的音乐晚会，有麦浪歌咏队的话剧演出。那个时候，还有其他工会成员等等的校外民众参加，我看到来参加活动的群众，虽然彼此嘴巴不讲，但其实心照不宣，大家心里有数。我心里知道，这些，都是我们的人啊！现在说起来可能很难想象，但是那时候时局已经走到了这样的程度，大家心里是很清楚的。
“乡土艺术团”公演“风土舞”素描，刊于1949年7月27日《公论报》，图源《激进1949——白色恐怖邮电案纪实》
同一年的七月份，在中山堂与新公园有个”乡土艺术团”的公演，一连演出了好几天，一些同事们也参加了表演。在当时，虽然各方面的地下工作都是采取单线联系，谁也不会知道谁是同路人、没有平行关系，但是同样地，当我去看了乡土艺术团演出《壁》与《白蛇传》等新剧时，马上就知道这些人跟组织一定有关系，肯定是自己人了！那时候是这样的情况，相当有自信。但是，后续的发展是怎么也料想不到的。
急转直下
归班问题解决以后，《野草》到了1949年8月底出了最后一刊，就中止编辑了。《野草》扮演的角色，是与补习班同学会共同发挥团结邮电工人的作用，《野草》作为争取归班的平台，随着归班的落幕也就完成它的阶段性任务了。
眼前的任务需要，是直接加快扩大发展组织。因此，在电信局单位中所有可以进行的、可能的对象，我都尽可能地对他们做工作。甚至于在初步观察判断后，就开口邀请他们加入组织，其中也有不少人同意加入。他们的组织关系只到我这里为止，也就是说加入工作后个别只对我负责。
差不多也是这段期间，国共在大陆的三大战役结果已经非常明朗，我从计老师的转述以及《光明报》等地下党的宣传数据中频繁地接触到内战的消息。到了解放军渡江以后，国民党完全处于劣势，长江以南一些城市甚至打都不用打就和平解放了。局势与氛围已经相当确定，可以说许多人心里也有底，都觉得国民党就要完蛋，共产党马上就要来了。
到了1949年5月，台湾省宣布戒严。虽然如此，我们对局势仍抱持正面的态度，认为内战即将结束，台湾就要解放。因此，对于组织发展还是持续地加大力度在进行，包括在人际范围内广泛地寄发《光明报》。实际上，这样的轻忽也是日后基隆中学案之所以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当时的形势大好，是普遍肯定的。
有一个比喻是这样子：有一条毒蛇，我们以为它剩下半口气差不多要死了，结果怎么也没想到牠突然翻过身来咬你一口！这条毒蛇就是国民党。
停办《野草》以后，我将工作主力放在发展更多同事参加组织，同时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向计老师汇报工作情况，并且交代我已经吸收了哪一些人。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50年初。
1950年2月，计老师被捕了。3月10日，我也被捕。相隔一日，李荧台也进来了。
回首：命运与机会
我从小家里就穷，就觉得这个社会存在着相当多的不平等。我一直是这样想，也一直在找答案。所以我的思想根源并不是说计老师跟我讲几句话，我就听她的。不是这样子的。现在有人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被骗的、被害了，那也不是事实。我会说，“你错了”。
与其说计老师吸收我加入地下工作，倒不如说，她给了我一个机会。同时，也给了我一个方法。这样的机会跟方法，让我可以想得更完整。至于有人问我，会不会为这样的经历感到后悔？不会。我当然不会。
图为2019年，高龄92岁的刘建修出席《激进1949》图文展新竹场。图源：两岸犇报，陈迅 摄影
我这一辈子，从年轻到现在，仍然为此感到光荣。这就是我对于这段经历的所有态度了。
附注：访谈时间为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地点在刘建修竹东住处。陈柏谦、李中、许孟祥、郭耀中、黄显净采访，张宗坤、刘羿宏撰逐字稿，许孟祥整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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