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杂谈录】赫鲁晓夫，从夺权到下台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一部分掌握着党政军企核心权力的群体，逐渐从革命队伍中脱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拥有特殊利益的阶层。他们占据着优质的社会资源，享受着普通民众难以触及的特权，对维持现有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秩序有着强烈的诉求。而广大的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则依然在为改善生活条件、获得平等权利而默默奋斗。这种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歧，已经为后续的权力斗争和政策摇摆埋下了伏笔。当时的苏联高层，权力真空的出现让各方势力蠢蠢欲动，贝利亚掌握着内务部的监管机器，马林科夫凭借着长期在中央的工作经历占据着名义上的优势，而赫鲁晓夫则以苏共中央书记的身份，暗中积蓄着力量。整个苏联的政治局势，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表面平静之下，是各种阶级力量的暗流涌动。

　　赫鲁晓夫能够在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利用了在斯大林去世后的政治局面和他多年经营的利益网络。赫鲁晓夫最初的策略是利用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采取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方式，逐步清除障碍。贝利亚作为当时最具威胁的对手，其掌握的内务部权力让其他高层都感到不安。赫鲁晓夫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秘密联络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形成了反对贝利亚的临时联盟。在1953年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等人突然发难，指控贝利亚 “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危害国家安全”，凭借着事先争取到的多数支持，迅速将贝利亚解职并最终处决。这一过程看似是权力派系的斗争，实则是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较量。贝利亚的倒台，不仅消除了赫鲁晓夫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对内务部这一强力部门的过度依赖，为后续的权力重组创造了条件。

　　击败贝利亚后，赫鲁晓夫将矛头对准了马林科夫。马林科夫作为斯大林时期的重要助手，借此身份，如今的马林科夫代表着传统的中央集权式的治理模式，其背后是那些希望维持原有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的集团。赫鲁晓夫则巧妙地利用了当时苏联社会对改变体制中部分问题的迫切需求，提出了一系列看似符合民众利益的口号，比如重视农业发展、改善民生等，以此争取基层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支持。在1955年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以马林科夫 “在农业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 为由，推动全会解除了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布尔加宁接任，而赫鲁晓夫则通过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进一步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但赫鲁晓夫的夺权之路并未就此结束。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组成的 “反赫鲁晓夫集团”，依然代表着旧有的利益格局，对赫鲁晓夫的权力构成了威胁。1957年，莫洛托夫等人试图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罢免赫鲁晓夫，但赫鲁晓夫凭借着事先的准备和对军队的争取，成功挫败了这一企图，并将莫洛托夫等人定性为 “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通过这一系列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最终清除了所有政治对手，实现了对苏联最高权力的完全掌控。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够胜出，是因为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利用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既争取了不明真相的基层民众的支持，又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部分希望改变现有格局的中层干部的拥护，最终击败了代表旧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对手。

　　掌握最高权力后，赫鲁晓夫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最初的改革看似切中了当时苏联社会的积弊，但实际上提供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赫鲁晓夫并没有认识到，当时苏联社会的根本矛盾依然是阶级矛盾，生产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本质上是特权阶层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所导致的。他的改革没有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问题，也没有针对特权阶层的利益进行有效约束。相反，改革的许多措施，在实施过程中逐渐被特权阶层所利用，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比如，垦荒运动虽然扩大了耕地面积，但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配套措施，加上地方干部为了追求政绩而虚报产量，导致荒地开垦后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粮食浪费现象。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普通农民，而是掌握着集体农庄管理权的农庄主席和高级干部，他们通过虚报产量、克扣农民收入等方式，攫取了大部分利益。关于这些改革措施，我们在【历史上的今天】赫鲁晓夫改革（1961年10月18日）有比较完整的表述。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赫鲁晓夫的政策开始逐渐偏离最初的方向，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反面。在工业改革中，地区管理体制取代部门管理体制后，虽然打破了原来的部门垄断，但却形成了新的地区垄断。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很快成为了新的特权阶层，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为自己和身边的人谋取利益。而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开始不断扩大个人权威，推行个人崇拜，这与他最初反对僵化体制的口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频繁地调整政策，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导致各级干部无所适从，只能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这种政策上的摇摆，本质上是赫鲁晓夫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与广大民众利益之间矛盾的体现，他既想通过改革争取民众支持，又不敢触及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最终只能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导致改革逐渐走向畸形。

　　在对外政策上，赫鲁晓夫推行的所谓 “国际主义”，因为没有解决民族问题，这种国际主义是表现出一体两面的性质的，这种表现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和投降卖国主义。赫鲁晓夫一方面打着 “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的旗号，试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妥协，对外声称这样也是维护苏联在国际上的利益。一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不惜牺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利益，干涉他国内政，在处理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赫鲁晓夫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要求这些国家完全服从苏联的利益。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后，赫鲁晓夫最初采取妥协态度，随后又调集军队镇压，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充分暴露了其大国沙文主义的本质。他既想通过控制东欧国家来巩固苏联的势力范围，又害怕因过度压制而引发更大的反抗，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其对东欧国家的政策摇摆不定，严重损害了共产主义在国际上积累下来的威信。

　　在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上，赫鲁晓夫推行的是投降主义政策。他在与美帝国主义的争霸过程中最终选择了 “缓和”局面的方式收场。比如，在柏林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初强硬要求西方势力撤出西柏林，最终却被迫妥协，放弃了原来的要求。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在苏联已经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下，迫于美国的压力，单方面宣布撤出导弹。这种对外政策的本质，是赫鲁晓夫代表的苏修特权阶层的利益诉求所决定的。他们希望通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妥协，获得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在国内的特权地位。他们所谓的 “国际主义”，不过是掩盖大国沙文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幌子，根本没有考虑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

　　赫鲁晓夫对内改革的最大矛盾，在于他的政策逐渐触及了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这最终遭到了这个集团的强烈反击，导致他自己被架空并下台。苏修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形成的，主要由高级党政干部、大型企业管理者、集体农庄主席、军工复合体的核心人物等组成。这个集团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权力和大部分社会资源，享受着各种特权，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特殊待遇，以及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便利。他们的核心利益在于维护现有的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秩序，任何触及这一秩序的改革，都会遭到他们的坚决反对。

　　赫鲁晓夫的许多改革措施，在客观上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干部制度方面，他推行干部轮换制，规定干部任期不得超过两届，试图打破干部终身制，这直接威胁到了那些长期占据领导岗位的特权阶层的利益。许多高级干部已经在自己的岗位上经营多年，形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和利益链条，干部轮换制的推行，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现有的权力和利益，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在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地区管理取代部门管理，导致许多原来的部门负责人失去了权力，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崛起，虽然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但旧有的部门利益集团依然对这一改革充满抵触，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消极抵制改革，导致改革措施难以落实。

　　在农业改革中，赫鲁晓夫对集体农庄进行了调整，合并了部分集体农庄，扩大了农庄的自主权，同时试图削弱农庄主席的权力，加强对农庄的监督。这一措施损害了集体农庄主席集团的利益，他们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依靠手中的权力控制着集体农庄的生产和分配，攫取了大量利益。赫鲁晓夫的改革，让他们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他们对改革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执行改革政策，实际上则通过虚报产量、克扣农民收入、破坏生产等方式进行抵制。

　　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政策频繁变动，导致既得利益集团有机会利用政策的漏洞谋取私利，同时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反对赫鲁晓夫的决心。比如，赫鲁晓夫一会强调发展重工业，一会又把重点转向农业；一会下放权力，一会又收回权力。这种政策上的摇摆，不仅让基层干部和民众无所适从，也让既得利益集团看到了赫鲁晓夫的软弱和不成熟，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无法给他们带来稳定的利益，反而会破坏现有的秩序，因此开始联合起来反对赫鲁晓夫。

　　既得利益集团对赫鲁晓夫的反对，采取了隐蔽而坚决的方式。首先，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消极怠工，故意曲解赫鲁晓夫的改革措施，导致改革在基层无法得到有效落实。比如，赫鲁晓夫推行的玉米运动，本来是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但地方干部和农庄主席为了迎合赫鲁晓夫，不顾当地的自然条件，盲目种植玉米，结果导致玉米产量极低，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种看似执行政策，实则破坏改革的做法，让赫鲁晓夫的改革声名狼藉，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其次，既得利益集团在党内形成了强大的反对联盟，利用苏共中央的各种会议和组织渠道，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他们收集赫鲁晓夫改革过程中的失误和问题，在中央全会上进行批判，动摇赫鲁晓夫的领导权威。比如，在1962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反对他的势力已经在暗中集结，他们形成了基础的串联网络。到了1964年，反对赫鲁晓夫的集团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力量，他们通过秘密协商，决定发动政变，罢免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

　　最后，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舆论工具，散布不利于赫鲁晓夫的言论。他们将苏联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比如粮食短缺、工业增长放缓等，都归咎于赫鲁晓夫的改革失误，让民众对赫鲁晓夫失去信心。同时，他们还指责赫鲁晓夫推行个人崇拜，破坏了党内民主，以此争取党内广大干部的支持。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下，赫鲁晓夫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他的权力逐渐被架空，最终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的主导下，全会以赫鲁晓夫 “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 为由，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赫鲁晓夫就此下台。赫鲁晓夫的下台，并非偶然，而是苏修既得利益集团反击的必然结果。他的改革之所以会走向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认清当时苏联社会的阶级矛盾，没有针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行有效打击，反而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妥协退让，最终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吞噬。

　　这一历史过程深刻地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内涵。任何改革如果不触及根本的阶级矛盾，不坚持革命的政治内核，就必然会走向失败。赫鲁晓夫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阶级局限性，他代表的是苏修特权阶层中的改革派，既想通过改革改善民众生活，维持自身的统治，又不敢彻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这种矛盾的立场，决定了他的改革必然是摇摆不定、半途而废的。而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他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任何触及他们利益的改革，都会遭到他们的坚决反对。

　　历史的发展有着其内在的规律，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苏联从斯大林去世后的权力真空，到赫鲁晓夫的夺权和改革，再到赫鲁晓夫的下台，整个过程都是阶级斗争的具体体现。不同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了激烈的博弈。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缺乏革命的政治内核，没有解决根本的阶级矛盾，最终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击败。这一历史事件也表明，革命的政治是任何社会变革的核心，只有坚持革命的立场，彻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才能推动社会的真正进步。

　　赫鲁晓夫时期的历史，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改革都必然带有阶级属性，阶级斗争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既得利益集团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只有通过坚决的阶级斗争，才能清除这一障碍，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历史的阶段性趋势表明，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固化，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分裂和矛盾的激化，最终引发社会的变革。而只有坚持革命的政治方向，始终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才能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这一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其中蕴含的规律和教训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认识到，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忽视阶级斗争的做法，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触及根本的阶级矛盾，必须坚决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破坏。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