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香港的抗战活动 - 历史

　　精彩提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以港岛为基地组织发起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香港大学教职员积极参与保卫中国同盟事业，共同谱成一曲合作抗击外侮、挽救民族危亡的佳话。

　　▲1941年7月，保盟在香港发起救济难民的“一碗饭运动”，宋庆龄在开幕式上讲话。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于1938年6月在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香港大学1911年成立于港岛，中文校训为“明德格物”，前身为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曾习医于此，这或可算是宋庆龄与港大的渊源。宋庆龄以港岛为基地组织发起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香港大学副校长史乐诗以及许地山、诺曼·法朗士、陈君葆、许乃波等教职员，利用各自所长积极参与保盟事业，共同谱成一曲合作抗击外侮、挽救民族危亡的佳话。

　　中文系教授和历史系讲师的帮助

　　宋庆龄尊重中共中央意见撤离上海来到香港后，同周恩来仔细商量，决定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界联系的渠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其目的是加强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尽管宋庆龄个人有很崇高的威望，但是，在当时的香港开展抗日活动，并非那么容易。所以，“保卫中国同盟”这个名称虽然在1938年3月就已经提出，工作进展却不显著，原因之一就是港英当局的不信任。宋庆龄和保盟之所以能赢得港英当局首肯、打开停滞局面，时在香港大学工作的著名作家许地山出力不少。

　　许地山原在燕京大学任教，1935年因积极支持抗日救亡活动，奔走呼号声讨日寇罪行，被时任校长司徒雷登辞退，后经胡适举荐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开始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许地山继续投身救亡运动，到处演讲、写文章动员抗战，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与卖国政策。与香港的爱国人士及宋庆龄、柳亚子、邹韬奋等全国文化界人士交往甚密，共同的目标，使他逐渐与保卫中国同盟走到一起。

　　1938年5月20日，在中英文化协会的协调和香港医务总监克拉克(中文名司徒永觉)的帮助下，保盟与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圣约翰大礼堂共同举办英、美、中三国书画艺术展览会。此前，宋庆龄为做好筹划工作，与廖梦醒及陈友仁之子陈依范专程拜访了蔡元培，邀请其在开幕式上致辞，蔡元培在展览会上号召大众“在全民抗战中担负起一份任务”。香港总督罗富国和夫人都光临了展览会，起初怀疑宋庆龄和保盟是“一伙出来搞宣传鼓动的激进分子”的香港大学副校长史乐诗，也到场讲了话，并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看法。

　　但是，香港的绅士还没有完全被动员起来。香港大学电机系主任许乃波教授向香港大学校长建议，以香港中英文化协会的名义，举办一次花园茶话会，请港督以当地首长的身份，邀请宋庆龄作为贵宾参加。港督同意了，茶话会在港督家中举行，许地山请兼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的史乐诗主持，高级官员、港岛绅士和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也都被邀请出席。这次活动的明显效果无疑就是表示，港英当局“公开支持孙夫人在香港的工作”，为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在香港开展工作开了绿灯。

　　宋庆龄还得到香港大学高级历史讲师诺曼·法朗士的帮助，法朗士的叔叔是香港维多利亚一个英国圣公会教堂的教区牧师，多年来一直与香港上层社会保持密切关系，法朗士本人曾在广州读中学，在香港和华南居住了很长时间。他的朋友、保盟发起人之一的詹姆斯·贝特兰把他推荐给宋庆龄，据贝特兰回忆，“他在香港这块殖民地的根子比我们任何人都深”，法朗士利用深厚的个人关系为保盟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6月14日，在香港宋庆龄住宅的小客厅里，“保卫中国同盟”宣告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主席。宋庆龄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建议请宋子文担任这个机构的会长。经宋庆龄邀请，国际友人、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女士任名誉书记，英国人约翰·利宁负责宣传工作，诺曼·法朗士担任名誉司库。贝特兰在“保盟”负责国际联络工作，主要成员除贝特兰外，还有廖承志、廖梦醒，他们的表兄弟邓文钊担任司库。

　　许地山由于教学繁忙，没有正式担任保盟职务，但热情参与相关活动。1939年许地山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并出任会长，主持研究部工作。

　　保盟很快在香港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很多外国的大资本家，从英国的大工业家到挪威船主，都曾为支援保盟慷慨解囊。保盟还得到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如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以金钱(不包括物资)捐助保盟的，就有遍及美、英、加、新、印等各国的社会团体100多个。

　　图书馆馆长和“工合”顾问的支持

　　宋庆龄是保盟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独特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宋庆龄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使得保盟内部的工作氛围和谐融洽且激情洋溢。保盟的中央委员会非常精干，年轻而充满活力。在宋庆龄和这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志愿人员，在她的威信的感召下，他们随时听从她的召唤。这个集体“主要都是志愿人员，领薪的人极少，最多不过两三个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领基本生活费”。

　　广州陷落后，保盟广州分会的爱泼斯坦接受宋庆龄的邀请来到香港，接手约翰·利宁的宣传工作。现在广为流传的一张保盟中央委员会的照片，是宋庆龄、希尔达、法朗士、爱泼斯坦、廖承志、廖梦醒、邓文钊的合影，应该是1938年秋天的事。不久，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原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员金仲华等人也陆续加入。

　　来自香港大学的成员在保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40年秋天，邹韬奋、陈君葆、许乃波等人都陆续参加了保盟工作。

　　陈君葆当时担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又是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的秘书。1941年1月30日，司徒永觉夫人写信给陈君葆，说明宋庆龄邀请他加入保盟，负责将保盟的宗旨、活动意义等有关资料翻译成中文，对外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以争取世界各国人士的支持。2月1日，陈君葆与司徒永觉夫人见面详细商谈，表示“很乐意出任该盟做宣传工作”。保盟《通讯》是在香港的最后一年里才出了中文版，主要面向在海外的中国读者，内容与英文版有重叠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由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邹韬奋和金仲华担任编辑和写稿，中文版在华侨社区内的威望是很高的。陈君葆负责保盟《通讯》半月刊中文版的工作，如3月15日刊出的《日本的南进侵略》一文就是他翻译的，还参与撰写同年10月出版的《保卫同盟三年来工作报告》。

　　据陈君葆的日记中记载，保盟《通讯》的办刊条件十分艰苦，宋庆龄的生活也颇简单，她只有一把风扇，请编委们吃饭时要把它从客厅搬到饭厅里，饭毕又搬回来。请客的菜很好，却是向宋子文借用的大厨。许乃波作为港大毕业生并留校任教，一向热心于支持、宣传抗战，1939年担任“工合”的技术顾问，带领美国的机械工程师和新闻记者到江西赣州、瑞金等地，为发展机械合作社奔波。金仲华与陈君葆常邀他一起，在中华百货公司一边饮茶一边讨论保盟宣传部的发展方针。保盟《通讯》的编辑方针，也是在许乃波家吃饭时讨论决定的。他们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尽力把《通讯》办好。

　　1941年2月3日，陈君葆正式参加保盟的干部会议，第一次与宋庆龄见面。宋庆龄对他说“久已听见您的名字和对于我们工作的同情，今次得到大家共同合作，是再好没有”。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同盟每周开会一次，由宋庆龄主持，遇事她总是先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主张。她的谈话经常显示出她具有丰富的政治、历史、文化学识，而且很能综合各人的意见，领导大家一起工作。此外，陈君葆还参加保盟组织的一碗饭运动，支援国内抗战捐款、筹款。7月1日晚，一碗饭运动举行开幕式，司徒永觉夫人和区吉尔用英文发表演说，陈君葆担任翻译工作。9月1日，一碗饭运动结束茶会时，陈君葆担任主席主持会议，宣布整个运动出售餐券和捐款收入总共22144.95元港币和615元国币。

　　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晚年对许地山与保盟战斗情谊的一些细节仍记忆犹新。当年，国民党驻港官员请许地山赴会撰文，均遭拒绝。但港大教授法朗士邀他同往延安送药时，他却毫不犹豫地答应，可惜的是未获校方准假，许地山深感遗憾。许地山、周俟松夫妇虽不是保盟成员，但积极为保盟办些重要的事情，保盟的领导成员之一贝特兰，就借住在许地山家中。保盟开会时也常与许地山、周俟松等一起商讨，募集的医疗器械、食品等物资及运输路线，使其如何能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中。

　　马来西亚华侨、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和著名画家叶浅予结婚时，宋庆龄为他们在香港西摩道21号保盟的办公室举行了婚礼，许地山与宋庆龄一起为叶浅予、戴爱莲证婚。戴爱莲无论在香港还是后来在重庆，都积极支持保盟的活动，用她那富有创意和激情的舞蹈，为保盟义演募捐了大批款项。1940年开始，许地山也常为宋庆龄创办的儿童福利会工作，颇有贡献。1941年1月23日，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由许地山主持，欢迎从重庆、桂林来港的文化工作者，萧红和史沫特莱都参加了这次欢迎会，宋庆龄出席并用英语作了发言。

　　保盟的成绩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许地山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和平，停止内战，并在香港文化界关于皖南事变的宣言书上签名。保盟《通讯》向国内外报道了事实真相，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状况，3月份，宋庆龄对保盟机构进行调整，在中央委员会下面新设四个小组委员会：诺曼·法朗士领导的财政委员会、麦克斯·比克顿领导的运输委员会、邹韬奋领导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玛丽恩·苔德莉领导的促进委员会。温源宁博士、陈翰笙夫人及许乃波都参加了促进委员会。宋子文担心蒋介石责问而影响个人政治前途，于是与保盟关系破裂。为了代替这位中途退出的会长，保盟“组成了一个新的国际荣誉赞助团，其中包括孙科、冯玉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爱德华，托马斯·曼，保罗·罗伯逊，赛珍珠和克莱尔·布思·卢斯”。

　　对保盟的工作，陈翰笙也有回忆：“同盟的实际负责人是廖承志……经常参加工作的有邹韬奋、金仲华、陈乙明、司徒永觉夫人和我们夫妇。贝特兰、斯诺、史沫特莱、法朗士等外国朋友也都帮了不少忙”。

　　在外国友人、香港大学教师和国内抗战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保盟的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从港督杨慕琦和众多的外国朋友，直至香港的打工仔和九龙的农户，都曾捐献了金钱和实物给抗日前线的英勇将士们。保盟开展一碗饭运动时，港督罗富国致函祝贺，并表示赞同宋庆龄的观点，指出，在侵略主义下，“吾侪两国人民，惨遭轰炸，同处水深火热之中”，应该互相支援，并感谢香港人民“对于不列颠之浩劫，曾作慷慨之捐输”。正因为有了香港大学教师和中英文化协会的支持，爱泼斯坦回忆说：“港英当局对我们不错，虽监视我们，但不妨碍我们的工作”。

　　1941年4月，保盟与中共合作，出版了以宣传抗战为宗旨的《华商报》。当香港警察总监俞允时访问重庆时，戴笠向他提出，要求取缔在港出版的汪伪《南华日报》《自由日报》，同时《华商报》《大众生活》《国家社会报》亦均应取缔。俞允时答复说，当依据香港政府法律办理。俞允时回港后即函宋庆龄、邓文田、邹韬奋和廖承志约谈，宋庆龄得知原委后立即出面宴请俞允时，廖承志、邹韬奋、邓文钊作陪，联络感情，向他做解释工作，此事便被化解。这样，尽管国民党“口头上赞成民族抗战事业，但实际上却在进行阻挠和破坏”。虽然在香港也有一些障碍，但至少“我们还能在那里为解放区收集战时救济物品，进行通讯和出版工作”。

　　保盟在香港的3年半中成绩卓著，做了大量募捐工作，筹集了几十万元，折合美元18.85万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以购买药物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甚至新四军成立时的通讯设备也是保盟募捐助成的。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香港共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他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3吨。至于舆论上的支援和精神上的支持，更是无法用确切数字来衡量。

　　1941年底因港岛沦陷、香港大学本部大楼遭炸毁而停办，参与保盟其事的几位香港大学教师，归宿各不相同。1941年7月28日晚，许地山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卧床不起。生病期间，许地山仍安排有关香港青年教育工作事宜，不料8月4日下午2时，呼吸困难，医生闻讯即于15分钟后赶到寓所，但已不及救治。宋庆龄闻知噩耗后，即于当日下午4时许，第一个送去花圈，上款“尊敬的许地山教授”，下款“宋庆龄敬挽”。21日，香港文化界为许地山举行追悼会，宋庆龄又敬献了花圈。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保盟中央委员会的名誉司库、香港大学的法朗士教授，参加了保卫港岛的作战志愿队，不幸牺牲。法朗士不仅是保盟成员中，而且是主要领导成员中，第一个为中国抗战献出宝贵生命的外国友人。香港沦陷后，陈君葆为努力保护港大图书馆珍藏的中英文书籍，不顾个人安危，遭受日军的扣留和审讯。宋庆龄于最后时刻撤离香港，保盟在香港的活动亦暂告终止，但陈君葆与宋庆龄的情谊依然保持，遵照宋庆龄信中嘱咐，陈君葆把她来不及带走的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亲笔签名在内的珍贵和绝版书籍全部找到并寄回。

　　许乃波则于1942年夏来到重庆工作，保盟的其他工作人员如柳无垢、金仲华、徐舜美等也相继来到重庆。最初，保盟在重庆的办事处只有宋庆龄和王安娜、廖梦醒3人，后来许乃波、邱茉莉也参与开会，像在香港时一样，她们竭尽全力、满腔热情地继续为保盟服务。8月中旬，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成立，仍选宋庆龄为主席，委员有爱泼斯坦、邱茉莉、王安娜、廖梦醒、简·斯坦尼福思·培柯、约翰·福斯特、苏西·陈(即陈翰笙夫人顾淑型)、许乃波。不久，奥地利人魏璐诗也参加进来。

　　香港大学教师之所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除了其自身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关切外，也有从人权和道义出发对前线战士和普通百姓的关心爱护。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宋庆龄及保盟的积极努力，对他们产生了极有号召力的正面影响，对华夏中国的向心力不可阻挡，使得他们乐于奉献甘于牺牲，在各自岗位上为抗战的募捐宣传和物资运输作出了值得铭记的努力。

　　（来源：《团结报》2024年9月19日第8版；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