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王鹤峰主持召开太岳根据地党政军联席会研究部署临汾攻坚战役

　　太岳革命根据地始创于抗日战争初期，是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选定，由薄一波、王鹤峰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创建领导的抗战基地和革命大本营，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巍峨丰碑。

　　该根据地于1937年冬季创建，1949年8月撤销，历时12年，安子文、薄一波、聂真、王鹤峰、顾大川等五位老一辈革命家，先后担任太岳区党委书记。

　　在此期间，王鹤峰于1944年3月，任太岳区党委副书记（书记薄一波）兼党委组织部长、太岳军区代政委（司令员陈赓、政委薄一波）；于1945年8月，任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司令员王新亭）；于1948年7月调离。在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任主要领导历时4年多。

　　太岳根据地在1947年，即王鹤峰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时达到鼎盛时期，此时，管辖横跨山西、河南的5个专区、47个县(市），其中辖山西4个专区37个县，辖河南2个专区10个县(今分属济源、焦作、洛阳、三门峡4个市)。辖区范围扩大到同蒲铁路南段和汾河以东、以南，白晋铁路和晋（城）博（爱）公路以西，豫西之洛宁以北的三角地带。

　　王鹤峰（1911--1999），系河南省濮阳县人。于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历任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八路军决死一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太岳区革命根据地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政委，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野战军第八纵队政委，华北军区所属太岳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临时教务处主任、北京市委委员（当时不设常委，委员为副市级领导）兼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国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铁道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当时为中央直辖市），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中共中央东北局监察组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共太岳区党委机关，先后设在山西省沁源县的阎寨、安泽县的桑曲、沁水县的郑庄、阳城县的城关。

　　解放战争初期，即1946年1月，太岳根据地党政军机关迁入阳城县城，当时，王鹤峰任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牛佩琮任太岳行署主任，王新亭（后为刘忠）任太岳军区司令员。

　　阳城县党、政、武装领导机关，也在阳城刚刚解放之后，就撤回县城，使县城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太岳区与阳城县的指挥中心。

　　其间，太岳区党的许多重要会议在此举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大决策在此做出；太岳部队出击内线、打入外线、进兵中原的军事行动在此启动；全区土地改革与整党运动的大政方针在此作出，并在阳城试点推行，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太岳区也在阳城胜利完成了其肩负的光荣历史使命。

　　1947年5月至12月，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8纵和太岳军区发起的运城攻坚战役结束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的徐向前（后任开国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根据党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度内线兵团“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的作战方针，把目标瞄准了晋南重镇临汾，决心攻下临汾城，把解放临汾作为1948年春季的第一个战役。

　　他考虑，夺取临汾，不仅可以使晋南全获解放，而且可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联成一片，并为下一步北上晋中，解放太原，全歼阎锡山、胡宗南守敌，解放全华北扫清障碍。

　　徐向前胸怀全局，知难而进，主动报请中央军委，要求组织临汾攻坚战役。中央军委很快复电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令晋冀鲁豫军区组成前方指挥所，由徐向前任前指司令员。

　　1948年春节（即2月10日），徐向前不顾过节，火速赶到阳城后，来不及休息，就与太岳根据地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王鹤峰商定，紧急召开了由中共太岳区党委、太岳行署和太岳军区主要领导参加的党政军联席会议，深入研究和全面布署攻打临汾的军事工作、地方工作、后勤工作及夺取城市后的管理工作。

　　徐向前指出：“我们进行临汾战役，不仅影响本区，还将有力配合西北和黄河以南的野战军作战，打下临汾后，晋南就完全没有敌人的残留据点了，我们晋冀鲁豫区就可和晋绥和西北，在很宽广的地区连成一片了。”

　　徐向前强调：“临汾战役，我们不仅要拔除蒋蒋介石、阎锡山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锻炼一支善于攻坚的部队，为解放晋中和太原创造条件，而最主要的是可有力配合全国的战略进攻，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

　　徐向前提醒在座的太岳党政军主要领导：“临汾是座重要的城市，我军攻取敌占城市，目的不仅在歼灭敌人，更主要的在于解放城市人民，利用城市的物质建设增加革命力量，支持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特别是我解放区内的敌人残留的据点，只要一经我军解放，马上就能为我所用，并将起着与我解放区其他城市同等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对这类城市的方针，是保护的、建设的，绝对不允许破坏，尤其是对于工商业的保护万分重要，这是党的政策，是人民利益所规定的。我部队人员，特别是攻城部队首先必须明确认识，深刻理解。”

　　徐向前面向王鹤峰征求意见：“我们进行临汾战役，后勤保障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知道，刘邓、陈谢率部南进，筹集兵员、粮食、武器弹药的任务本来就已十分繁重，太行、太岳山区本来也就很穷，再加上八年抗战消耗又大，群众生活艰苦至极呀。但解放战争开始后，战役规模又很大，供应线长，所需粮食、担架、大车、骡马、兵员大多靠老区负担，因而困难越来越大，我们都是很清楚的。去年的运城战役，没有解放区人民的支持，没有群众的支前，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年我们进行临汾战役，照样少不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你说呢，鹤峰同志。”

　　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王鹤峰接话强调：“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设法克服！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支援什么！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和徐司令员的指示，想尽一切办法，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如期完成各项任务！”

　　王鹤峰介绍说：“我们已组成了临时后勤司令部，由我们太岳行署裴丽生副主任任司令员，裴副主任领导了解放运城的支前工作，搞后勤很有经验。由太岳第二专署，即临汾专署专员史怀壁任临时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

　　徐向前接话：“很好！丽生同志，请谈谈你的想法。”

　　裴丽生接话：“我们临时后勤司令部决定随大军行动，准备动员晋城、高平、阳城、沁水、翼城、洪洞、襄陵、垣曲等多个解放区人民共同支前，因地施策，扬长避短，科学分配后勤任务，确保提供前方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器具。”

　　裴丽生详细讲完自己的打算后，徐向前很满意，他强调：“临时后勤司令部的工作，在攻下临汾后，还要一直持续到打下太原，彻底摧毁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动统治为止！”

　　王鹤峰接着介绍：“太岳军区还组织了前方指挥所，由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率基干部队八个团参加临汾作战！”

　　王鹤峰表态：“在临汾战役打响后，刘忠司令员、裴丽生副主任，可心无旁骛地全力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太岳军区的其它一切工作，由我和方升普副司令员负责。在工作推进中，如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沟通，党委、行署和军区，将会全力支持，帮助协调。”

　　徐向前对太岳党政军领导对临汾战役的备战工作，甚为满意。

　　根据会议精神，徐向前命令：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率领部分参谋、政工人员先行出发，进到临汾周围实地侦察。

　　由于在太岳地盘作战，会议还决定成立临汾城市工作委员会，由裴丽生（太岳行署副主任）、刘忠（太岳军区司令员）、程谷梁（太岳党委社会部长）、史怀璧（太岳二专署即临汾专署专员）、谷震、张平（临汾县委书记）等同志组成，下设城防司令部、社会部、经济部、民运部，分工负责。刘忠兼任城防司令。

　　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防司令部负责处理入城后的各项工作、执行纪律检查。

　　临汾城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素有“卧牛城”之称。因为其位于汾河谷地一个天然形成的大土丘上，周围一片大平原，形成了内高外低的自然地形；另外临汾的城墙也异常坚固，墙基厚达60余米，高度约15米，城墙顶部宽度平均10米左右，最宽处达30米左右，可以同时容纳两辆卡车并排行驶。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于1643年，曾亲率10万大军前来攻城，围困数月，最终也未能攻破。

　　他一气之下，将盔甲挂在一棵树上，拍马而去，至今城边仍有村名为“挂甲屯”。

　　日寇侵华期间，在这里还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日寇投降后，阎锡山又亲自监督晋绥军对临汾城防进行了全面改造，从城郊到城墙构筑了外围警戒、护城河、外壕和城墙、城内纵深防线等四道环形防线，设置多层火力拦阻网。

　　整个临汾城内外遍布火力点，在城外，敌人构筑了大量的碉堡、壕沟、暗道，并且在前沿阵地密布地雷；在城内，守敌依靠城墙修筑了上、中、下三层火力点， 用横墙和铁丝网将整个城墙围住，在内城还有炮兵阵地。

　　阎锡山对临汾的防御非常满意，他认为该城我军是无法攻克的，并声称，临汾城是“铜墙铁壁”、“攻不破的堡垒”。

　　他认为，我军的攻城，也必然会像昔日的李自成一样，无果而终。

　　针对阎锡山的狂妄自大，徐向前强调：在人民军队面前，没有什么攻不破的铜墙铁壁。

　　最终，临汾战役，在我晋冀鲁豫军区所属的太岳军区、8纵、13纵、炮兵团，以及晋绥军区所属的吕梁军区合力奋战下，从1948年3月7日至5月17日，历时72天，终于破城取胜。

　　该战役从1948年3月7日发起，至29日，基本扫清外围据点。4月初至11日，全部肃清外围据点，攻占东关，歼灭国民党守军大部。4月15日至5月17日，全歼临汾城内守军。

　　战役结果，我军以伤亡1.5万余人的代价，攻克国民党军在晋南苦心经营的战略要塞，摧毁大小碉堡400余个，歼敌2.5万余人，为我军的攻坚作战史，谱写出一页光彩的新篇章。至此，晋南全部解放。

　　我军进城后，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防司令部，立即履职接管城市，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严肃军纪工作和城防保卫工作。

　　在临汾战役期间，临汾城内的工商业者、逃亡地主、山西第三师范和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们，由于受了阎军的欺骗宣传，说我们进城后要消灭地主、资本家，要杀掉知识分子，因此，在我军进城后，他们都十分恐慌，怕得要命。

　　城市工作委员会一方面及时制止了农民进城抓人的自发行动，一方面群众讲清了中央不准破坏工商业，对有罪恶的地主要一步步地按政策处理的指示，从而使城市具有了良好秩序，安定了人心。

　　另外，还召集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分别开了座谈会，讲明政策，分析形势，使他们安定下来。有几位化学教师在座谈会上当场控诉了阎军曾让他们制造毒气，杀害我军、毒害人民的罪行，揭发了存放毒品的地点。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当即驱车将阎军制造毒气的物资取回，作为阎军制造毒气杀人的铁证，并进行了展览和拍照。

　　城市工作委员会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使临汾城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毛泽东在评价这一战役时说：“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人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毛泽东还称赞临汾战役“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在临汾战役中，太岳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除了派出太岳军区主力部队8个团参战外，还承担了历时近两个半月，两个军区、两个纵队、一个炮兵团主力部队及民兵共10万余人的大量武器弹药、粮食药品、挖洞器材、攻城用具的供应，以及伤病员的运送救治工作。在夺取城市后，又及时高效地实现了城市管理和安全稳定工作。

　　太岳广大群众积极参战，附近各县农村，各家各户把所有的门板全部贡献给了临汾战役，真正是夜不闭户。

　　在此期间，竟没有一家丢失东西。群众不仅动员了大量的物资，同时亦出动了巨大的人力，当时太岳动员了四万名民兵、民工直接参战，抬担架、运伤员，运输炸药、粮食等物品。

　　战役结束后，群众献出的门板，有70%未损坏，归还了原主；有30%损坏，作了适当赔偿。

　　战士们对群众支援的物资也都十分爱护。因为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兵，知道群众一针一线来之不易。

　　临汾战役的胜利，除了主要是由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广大指战员指挥有方、英勇善战之外，也是与太岳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全力支援分不开的。

　　这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名言：人民群众是战争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作者：于凌宇，系王鹤峰同志亲属，八路军研究会专家，党史军史和红色文化研究专家，中国科协院士专家报告团著名科技专家，国家工信部新型工业化专家，国家教育部信息化专家，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中国政策研究专家，中国当代改革发展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知名校友，曾任国家工信部处长，后作为濮阳市委、市政府引进的高层次科教领军人才，调任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科研处长兼政法系党总支书记，三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