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研究||张武军：“京海”之外：国民革命、民族革命与北方革命文学 - 历史

作者简介

　　张武军，（1977.11—）,陕西大荔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研究。近作《不在场的在场——鲁迅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作家南下与国家革命》《“京海”之外：国民革命、民族革命与北方革命文学》《1927：鲁迅的演讲、风度与革命及国家之关系》《“中国高尔基”与“政治家”鲁迅》《十四年抗战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阐述框架新议》《中国革命文学探源：国民革命体验与郁达夫的“方向转换”》等。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上海左翼文学和北方“学院-京派”文学这一格局，主导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研究取向，北方革命文学因此遭遇双重的“不见”。本文力图在“京海”研究思维之外，以考辨诸多北方左翼人士的回忆录为起点，检视这一时期北平革命文学刊物，梳理北平两大报纸《河北民国日报》《华北日报》的副刊，并结合具体作家作品，重新进入北方革命文学的历史。作为国民革命延续和民族国家革命主导的北方革命文学，承续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实践，是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主体性与独特性的体现。

关键词

　　北平左联北方革命文学《华北日报》副刊

　　《河北民国日报》京派

引论

　　北京曾以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策源地著称，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沦为旧京的北平，虽保留着“文化城”的名号，但似乎与“革命”和革命文学无缘，没有了五四运动时的朝气与火热，沉默、冷清、老旧、荒原成为搭配在“北平”之前的惯用修饰词。革命文学乃至新文学的中心都转到上海，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起笔就是“1928年的上海”和“上海：文人的趋归” 1 ，他的论述与其说是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时代演进，毋宁说是北京（平）到上海的文学空间转换，革命文学完全等同于上海革命文学。这样的论述逻辑，也是学界的普遍认知，有学者就认为：“在中国，注定只有上海，才能成为左翼文学的诞生地。” 2 与此相对应，研究界一提到1930年代的北方，就只看到京派文人的风采，也就是学院派的风采 3，“学院-京派”主导着北方文学的历史叙述和研究取向。不管倾向和立场如何，各方似乎有意无意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了两大文化中心，并且形成了‘京派’和‘左联’两分天下的格局。” 4北方革命文学要么成了胡风当初所说的“京派看不到的世界” 5 ，要么被收编到上海左翼的叙事框架，遭遇双重的“不见”。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沿着胡风提出的命题继续开拓，探寻“京派”视野和“学院-京派”研究中的“看不到”，还要进一步挖掘上海左翼视野下的“盲见”，再现和重构那不能被上海左翼所替代的北方革命文学的独特历史。

一、回忆所建构的北方革命文学

　　“文革”之后，调查和考证左联成员名单，征集当事人的回忆和叙述，搜寻和编撰左联和革命文学史料，是当时研究界的重大课题。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和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各自整理的左联成员名单和访谈录中，开始出现北平（北方）左联成员的身影和活动。与此同时，《新文学史料》刊发的系列左翼作家回忆录，也逐步推出了一些平津地区左翼作家的文章，包括孙席珍、杨纤如、王志之、王余杞、陆万美、陈沂、刘尊棋、张磐石、李俊民、郝冠英等，北平（北方）左联和北方革命文学的历史逐渐浮出地表。

　　相较上海左联，北平（北方）左联 6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会议记录和档案资料，因此健在者的回忆和口述弥足珍贵。然而，作为史料的回忆录，问题也不少。

　　首先，人的记忆有时限，晚年的回忆可信度更要打折扣。孙席珍、端木蕻良、陆万美、王志之等撰写回忆录时，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时错记漏记，彼此之间叙述有出入，这都很正常，也无法避免。例如李长路回忆北平左联成立大会有郑伯奇和宋之的参加，言之凿凿且提供了细节，但郑伯奇这一时期根本就没来北平；陆万美回忆潘训找曹靖华一起筹备北平左联，而这时的曹靖华还在苏联；王志之把和他一起邀请鲁迅作演讲的同学潘炳皋误记为谷万川，虽有人指出，但王仍坚持自己没有记错，比对潘炳皋当时发表在《北国月刊》上的《鲁迅先生访问记》、张永年发表在《文艺月报》创刊号上的《鲁迅访问记》，就可知他真的记忆有误……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其次，回忆录与其说提供的是过去的历史，毋宁说呈现的是当事人写作回忆录时的心态。“文革”期间，不少文艺工作者曾因左联活动而蒙冤受屈，因此，自我辩“诬”、相互证“确”、突出革命贡献，成为诸多左联当事人讲述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正名”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自我美化和不断抬高就无可避免。陈白尘曾毫不客气地批评《新文学史料》上的诸多回忆录：“有人借名人以自重，说郭老、茅公（茅盾）对他如何如何，或说周总理生前多次召见他、或说几次看过他的戏等等，都是死无对证的事。又有人自称与‘左联’的关系如何如何，或称对地下党干过什么什么，也都无从查对，有些深知内情者，又不愿公开揭露，以伤和气。这就使‘史料’成为某种宣传品，害人不浅。” 7

　　北平左联回忆录中的这一现象更加突出。最明显的例证当属孙席珍，他在北方左翼享有较高声誉，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录也常常被认为是最关键的材料。但很显然，他有意无意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并把不少未曾经历的活动揽到自己身上。他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和潘漠华等人如何一开始就推动筹备了北方左联，并经由其他筹备人的建议，由“文委”任命为首任负责人。“成立会上，通过了章程和工作纲领，推选了潘漠华、台静农、刘尊棋、杨刚和我为常委，除一人兼任书记外，其余分管组织、联络、宣传、总务等等，下设几个干事，分在各组。……我名义上虽兼任书记，因为具体工作都已由别人分担，反而比较轻松些。”8然而孙席珍的这一说法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当事人回应和印证，比对杨纤如、刘尊棋、李俊民、陈沂等真正的筹备者的叙述，就可发现孙席珍的回忆和北平左联成立之初实际情形的差异。杨纤如回忆左联成立时推出来的执委有段雪笙、潘训、谢冰莹、张璋、梁冰、刘尊棋、郑吟涛（郑蜀子、郑纹波）、张郁棠、杨子戒（后来她修正为陈壁如），并提供了段雪笙作为筹备负责人的相关细节。9刘尊棋的回忆指出段雪笙以筹备会负责人名义主持会议，当选的执委是潘训、谢冰莹、郑德音、杨缤（杨刚）、段雪笙、张璋、梁冰、张哲之、陈壁如、陈沂。10 李俊民11 、陈沂12 、郝冠英13 等当事人也提供了类似的叙述，虽然他们提供的执委名单略有出入，大致上还算比较接近，但都和孙席珍所说相去甚远。仔细辨析孙席珍的叙述，有关左联成立之初的工作情形，几乎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外围事件，没有任何细节作支撑。这和其他筹备人的叙述有明显反差，也和他自己对左联后期的历史叙述形成鲜明对比。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孙席珍没有参与早期北方左联的筹建，也未担任执委，更不是什么负责人，他和范文澜、李霁野、曹靖华等人一样，最多是“处于背后支持者地位”或“暗中支持者”。14 早期北方左联的事情要么是他道听途说，要么是后来北平作家协会成立相关记忆的误植。孙席珍后来不断补充早期北方左联的参与者，而且都是执委级别的参与者，这显然不是记忆模糊所能解释，他回忆录中也说到“具体工作都已由别人分担”，应该是没有实际参与的托词。

　　还有像陆万美绘声绘色讲述了“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夸大得实在太过明显；15 王名衡回忆自己当选北平作家协会执委的履历，已经是有意造假。16 此外，鲁迅“北平五讲”，几乎也是每个北方左翼人津津乐道的主要业绩，但正如有研究者所考察：“鲁迅与北方左联，其实原本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因为鲁迅并未实际参与其组织和活动，也未与其成员有过多的关系可谈，只是在1932年北上省亲时有过一次短暂交往，再就是与个别成员的单向交往和支持过几篇稿件。然而即使是这样简单明了的问题，却因为鲁迅的‘贵’ 为左联盟主以及后来被请上神坛的特殊地位，一些亲历者便由此联想、比附和升华，在回忆、记述和阐释中不断添加进一些想当然的元素，使得鲁迅与北方左联的关系被夸大至无限，从而实现了各自初始与终极目的。”17 鲁迅与北平左联成员未有过多关系可谈，这说法略有武断18 ，但不少回忆录无限夸大，借鲁迅以自重，也是显见的事实。然而，后来为数不多的一些北方左翼研究著述，常把一些明显有误的回忆用作支撑材料。因此，对于每一位后来者的讲述，作为研究者，都应保持审慎的怀疑。

　　还有另外一些亲历者后来的讲述，看似很“客观”，并不凸显北方文学的 “革命性”，且刻意剥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也需要辨析。例如，推动筹建北平左联最关键最核心的人物当属谢冰莹，可是，因为她后来定居台湾和美国，一再否认自己参加左联的历史。1981年7月她给魏中天的信中说：“我不是左联发起人，因为教书、上课太忙，所以没有功夫参加工作。”19 后此，谢冰莹接受采访时，索性回避一切和政治、革命相关的活动：“不管他是共产党国民党，什么党，搞政治的人我都不大喜欢。……随便你们做什么，还有国家主义派，什么好多派。反正我不管。”20 事实上，她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一样丰富，或可说，正是这些丰富的政治活动成就了作家谢冰莹。很多人的回忆录都可证明她是北平左联的发起人、北师大党小组负责人，艾芜还证实在上海加入左联时和谢冰莹夫妇编在一个小组21 ，而胡风也说起过他和谢冰莹一起在东京左联活动的经历22 ；谢冰莹不仅是北平左联最早的党员，也曾参与牵扯到北方党内斗争的“筹备处”，亦和“托派”一起活动23 ，“一·二八”之后还加入了“福建人民政府”并任“妇女部长”，和国家主义派的胡云翼交往甚密，迁台后她又加入了国民党24 。可见，谢冰莹无党无派的自叙很不可靠，而后来很多人尤其是不少台湾学者却以此作为论点支撑，其偏颇可想而知。

　　总之，诸多北平左联回忆录，是研究北方革命文学的重要材料，但各方回忆录的“建构性”也非常明显。因此，结合历史材料，对各种回忆录再造的“附加内容”，进行一点一滴的剥离，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是开展北方革命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左翼刊物与北方革命文学的历史脉络

　　比起诸多后来者的回忆，北方左翼作家聚集的刊物，才是我们重建北方革命文学历史叙述的可靠材料。封世辉曾指出：“三十年代前中期的北平左翼文学，不但在当时全国左翼文学中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左翼文学，而且还具有它自己的鲜明特点，不应长期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忽视。而要了解它，研究它，必须首先要了解刊载了关于它的大量资料的当时的北平左翼文学刊物。”25 但是，除了封世辉的简单且并不完整的钩沉，学界很少有人系统关注和整理北方左翼文学刊物26 ，而这些刊物究竟有哪些特点，特别是相较于上海左翼刊物的独特性，就更少有人探究。

　　首先，从时间节点来看，“九一八”是重要的分水岭，绝大部分北方革命文学刊物都诞生在“九一八”之后。根据封世辉《三十年代前中期北平左翼文学刊物钩沉》和《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中的“报刊目录索引”统计，北方革命文学刊物有70多种。封世辉列举的“九一八”之前的刊物只有三种，分别是1930年2月出版的《新亚洲》、1930年3月出版的《转换》、1930年10月出版的《摩尔宁》；《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中收录的“九一八”之前的刊物有《星星》《夜鹰》《鏖尔》《转换》，共计4种。其实，1928年北大学生李定中、傅浮沫、娄凝先等创办的《谷风》，王余杞和交大同学朱大枬、北师大的王志之等创办的《荒岛》，也应算作北方早期革命文学刊物，前者据说是得到中共北大支部的授意和支持，后者是得益于北京地下党组织的指示。27

　　其次，从形式来看，北方革命文学刊物普遍存续时间较短，没有超过10期以上的，不少只有创刊号而已。后来诸多当事人回忆说，北方左翼刊物因为政治形势的险恶，国民党反动派和北方军阀的围剿，多被查禁，很难持久。田涛就曾回忆说：“北平出现过一种进步的文学月刊《北国》，如流星一闪即逝，大概只出版了一期。主编人澎岛（许延年）。在书市上发现彭岛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蜈蚣船》出售。《北国》和《蜈蚣船》后来都遭受被查禁的不幸的命运。”28 陆万美以当事人的身份讲述《文学杂志》的命运，“不能再继续编下去的原因，主要是特务对西北书店不断地搜查、禁止”29 ；1936年斯诺《活的中国》一书中“下列杂志刊有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极有价值的资料”，提及王余杞主编的《当代文学》，并注明“出版年代是1934年，现已查禁”，多年以后，王余杞引述斯诺这段话，并加上“一切属实”30 。类似的回忆还有很多，几乎每一个北平左翼刊物，都在后来的回忆中被叙述成因革命性而受查禁。

　　近些年学界逐渐把革命文学置于更宽阔的社会历史场景。研究界普遍注意到上海租界为左翼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和“保障”31 ，但是，很少人关注北平革命文学的政治空间问题，相比较而言，南京政府对北平的控制始终有限，阎锡山接手北平、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九一八”事变、华北 “自治”倾向等各种状况不断，各方势力先后实际掌控北平、争夺北平，这都为左翼和革命文学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胡风的《张天翼论》无法在上海发表，而北平的刊物却可以公开刊登。担任《文学季刊》的编辑靳以就曾提到：“那时的《文学季刊》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设法发表那些在上海不能发表的稿件，有的甚至已经在上海被‘检察官’扣留或抽出，又在《文学季刊》上改题换名印了出来。”32 宋之的动员王余杞办《当代文学》，主要目的也是“以容纳在上海被检查抽掉的稿子”33 。

　　北方左翼文学刊物存续时间普遍较短，主要原因还是北平和上海不同的出版机制和文学生产方式。沈从文批评上海左翼文学的“商业竞卖”未免有些言过，但在上海，“商业化助长左翼文学的繁荣，推动进步文学的发展”34 ，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我们理解上海革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然而，北方革命文学兴起的过程中，商业因素几乎不存在，不论是《星星》这样只有创刊号的杂志，还是出版了6期每期有上百页的《北国》这样的“大型”文学刊物，抑或是被誉为北平左联重要机关杂志的《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它们都并非是书商、出版机构推动的结果，而是谢冰莹、澎岛、谷万川、张露薇这样的左翼青年的文学理想与志业结晶。最早的《谷风》杂志，虽有人回忆说是在中共北大支部动员下得以成立，但“经费方面一无基金，二无来源，都是一般穷大学生，掏腰包缴社费，能力有限”，“究竟难以为继。总共出了超不过四期就烟消云散了”。35 星星社同人“致有志于投稿者”：“我们都是些经济未能独立的青年，所以报酬只以本刊；如真正穷得没有办法，需要现金的酬报的，则请于篇末注明，我们自当竭力想别的办法；我们希望爱护本刊的投稿诸君，能以真实的态度对待我们！”36 展望社出版的《新亚洲》在《投稿规约》第6条申明， “来稿发表后，暂以本刊为酬”，穆雨君写的创刊号《编后》又再次强调， “不过因为经济的关系，对于来稿不能有报酬，尚希投稿诸君见原”。37 《北国》作为最持久的北方左翼文学刊物，澎岛他们不仅不考虑盈利，还要贴钱印刷和出版，维系刊物运转。《北国》创刊号《编后》中声称：“本刊是公共的文艺园地，对于外来的稿件非常欢迎。不过，这里有一句说出来对于赐稿的诸位朋友们非常惭愧的话，就是除了友情上的感谢和本刊之外，暂时没有金钱上的酬报，因为我们都是在生活的压迫下挣扎着的穷朋友。这点还请赐稿的诸位朋友们原谅。”38 第三期的《编后》也谈到刊物运转的艰难，“每期的印刷费，完全由我们的穷朋友们从最低的生活费里头撙节出来”，并总结说，“文章并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用友谊聚拢来的”。39 其他北方左翼刊物，基本上都没有稿酬，特别强调“友情”和“同人”支持。被誉为北平左联机关杂志的《文学杂志》，也是几个“友人”“凑点钱自费印行”，刊物宣言和《编后》亦强调“公共性”“公开性”，“欢迎各种主张不同的文字”，但又特别声明，作者之于刊物仍然是友情资助，“来稿一经登载，暂以本刊为酬”。40 北平左联另一重要机关刊物《文艺月报》，“没有什么人给津贴”，编者也特别感谢友人和读者：“并且我们这一群吃饭都成问题，更不能像别人似的一筹就是两三万的基金。‘一切社会现象，决定于经济的因子’，这样使得这刊物几乎要‘流产’；倘使没有许许多多爱好这刊物的读者们，一再的催逼，帮助，鼓励；我们的计划怕难有实现的日子。”41 张露薇主办的《文学导报》，尽管报社同人后来闹了矛盾，对张露薇颇为不满，但也阐明“我们的合作完全是靠友情的关系”42 。唯一明确对外宣称每千字两元稿费的，是王余杞编的《当代文学》，因为稿费的缘由，刊物的作者队伍更加多元，也有很多像宋之的从上海拉来的稿子。但即便同样是租界的天津，出版市场和商业氛围也根本无法和上海相比，很快王余杞就被稿费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承印《当代文学》的天津书局以销路不好为由，要编完三期之后看收益情况再付作者稿费，而作者尤其是上海的作者屡屡催要稿费，第四期编成付印后，书局依然拖欠，作者却不断催要稿费。王余杞有自己正式的工作，同时还在勤奋写作，他一人又要兼职编辑与校对，“委实忙不过来”，居中协调稿费事宜，更是他所不能应对的，结果还落了个“吞没稿费”的嫌疑，刊物自然就无法继续办下去。王余杞把这些委屈，以及他对《当代文学》杂志的投入，对文学事业的热爱，都在《关于〈当代文学〉》中倾吐出来，文章就发表在他和澎岛等联合创办的左翼刊物《每月文学》创刊号，这个杂志也只有创刊号而已。

　　北方左翼文学刊物不能持久的另一主要原因，就是北方党组多变而又“左倾”的政策。自彭述之1927年恢复北方党组并担任顺直省委书记以来，就有了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路线的批判，此后北方党组顺直省委一直矛盾冲突不断，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顺直省委”问题；一两年间省委三次改组，四次更换书记和常委，中央不断委派特派员接管工作，最后重组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依然纷争不休。受此影响，北平左联这一机构屡次被叫停，又屡次重新恢复。大革命之后很长时间，中共北方党组并不很重视文学文化工作，而是主要想利用北方军阀混战的形势发起暴动。1929年底，夜鹰文艺社成立之后，北平市委“通知让把文艺二字去掉”43 。1930年9月18日北平左联成立，两天后，重新恢复成立的中共北方局发布“通告第一号”，强调北方“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主要是“加紧组织总同盟罢工”，“加紧组织地方暴动”，并把学生、知识分子及其文化工作视为“右倾”的体现。44 针对保属特委询问左联事，北方局迅即答复并明确指示，“进行学生运动之最中心的任务，还不是组织文艺团体的左联，而是在各校中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各校的革命学生会”，并特别告诫，“在进行文化工作时，必须严厉反对藉口文化运动而规避斗争的右倾危险”（着重号为原文所有）45 。大致来说，1936年之前，北方党组的方针政策总体倾向是越来越 “左”，工学对立，对知识分子右倾的批判，一波接一波。谢冰莹、韩麟符、张郁棠、潘训等这些知名的左联领导人，或因党内路线斗争、或因积极投入文学活动，而被视为右倾分子，有的甚至被开除党籍。北方革命文学几度陷入低谷，也与上述核心人物的被处分和离开北平有关。谢冰莹因为参加“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被视为右倾分子开除党籍，和谢冰莹一起被处分的还有夜鹰文艺社文学理论素养极高的韩麟符，北平左联的执委张郁堂等，北平左联和北方左翼刊物也在这一时期陷入停顿，直到“九一八”的爆发。《文学杂志》的停办其实也和河北省委1933年“左”的错误思想有关，潘训不满过“左”而被视为“右倾”，受到了停止组织关系的处分，他和王志之都在6月被派往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 46 ，《文学杂志》因此在7月停办。其实，比它更激进的《文艺月报》11月底还在出第三期，这就更能说明并非刊物本身的革命性而受到禁止，署名“冬青”的《编后杂记》，更明确地透露了《文艺月报》刊物脱期和最后停刊的缘由：“因为社中负编辑之责的社员多半到别处去，经过了一番改组以及种种周折，总始由我来承乏继续编辑，却已使文艺月报脱期有三个多月了。”47 由此可见，“左倾”的政策、主要编辑的离开，是《文学杂志》《文艺月报》陷入停顿的主因，也是北平左联和北方革命文学在1933年“遭受重大挫折和沉重打击”48 的原因之一。

　　没有很好的商业环境，北方左翼文学刊物不仅没有利润反而要创办者出钱补贴，很多号称左联“机关刊物”“重要杂志”的，也并无组织经费资助和政策支持。但是，有诸多像谢冰莹、潘训这样不愿割舍文学志业的革命者，有诸多像澎岛、王余杞这样热爱文艺的青年，他们在革命工作之余，念念不忘文学和创作，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爱，支撑着北方革命文学，这也是北方革命文学的主体性所在。很多年之后，已是历经风雨的左翼老人，仍能回忆起北平街头的这一幕：“南起顺城根，北至阜城门内，整个西城的南段，在那灰飞尘扬的大街小胡同里，来来往往俱是长发破皮鞋的青年。大家见面总要互问一声：‘最近在写什么？’”49 一个刊物办不下去了，大家就会凑起来接着创办另一个，一个社团没法维系，大家就想方设法联合其他团体合办，北平左联盟员基于文学社团和创作的联络，展现了北方革命文学阵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自主性和自觉性。是写作和办刊把青年们团聚起来，这既是“文学场”的不断扩大，也是“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北方革命文学活动也因此成为克服关门主义和“左倾”路线的一股重要力量。50

三、《河北民国日报》《华北日报》副刊和北方革命

　　考察北方文学场，除了同人社团创办的杂志，更应被重视的还有报纸副刊，毕竟不论是此前的《晨报》《京报》副刊，还是之后的《大公报》副刊，都对北方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产生过至关紧要的影响。相比难以持久的期刊，持续发行的报纸副刊更能展现北方革命文学系统而又完整的历史，更能体现北方革命文学的特色和内在发展逻辑。

　　北方著名左翼作家谢冰莹撰写的“女兵自传”系列作品，谈到了她和北平报纸副刊的关系。“为了言论过激，一些大报纸的副刊都不敢登我的作品，有位在《华北日报》当编辑的友人曾经好几次对我说：‘你写一点软性的与革命毫无关系的文章不可以吗？’‘笑话！我离开革命还能生存吗？’这是我给他的答复。那时只有一家小报欢迎我写稿。”51 虽然谢冰莹的“当编辑的友人”没有具体所指，但她所说的不惧她言论过激的“只有一家小报”，应该是和《华北日报》同性质的《河北民国日报》，谢冰莹在这一报纸副刊以“英子”“敏英”等为笔名，发表了不少作品，并接受陆晶清邀请，共同担任副刊主编。

　　1928年6月，从地下活动走向执政的北方国民党，先后创设了两份重要党报——《河北民国日报》和《华北日报》。《河北民国日报》1928年6月创刊于北平，副刊始办于12月1日，迁往天津后更名为《天津民国日报》。“河北民国日报是北方阐扬三民主义的、代表民众呼声的革命刊物，有《一周述评》可以知一周内之党务政治，有《副刊》可以研究革命文艺。”52 《华北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直辖北方唯一的党报”53 ，根据1928年9月6日中央常务会议第165次会议议案和“设置党报办法”：“规定在北平，汉口，广州等处各设一党报，由中央直接管理……查北平地方重要，党报之设，刻不容缓。”54 北平国民党利用旧财部、交通部印刷设备和旧印铸局、农商部的场地，于1929年元旦正式出版发行《华北日报》。《华北日报》创办之后就成为北方最大报纸，同天创设的副刊，也是北方最重要最持久的副刊。

　　《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积极倡导革命文学，正如该副刊在其他报纸所做的广告：“副刊的目的，在阐扬革命理论，激发一般民众之革命的情绪，且欲实行文艺政策，提倡时代的文艺，内容常丰富，并聘定实际参加革命且在文坛上负有盛名之文艺作家陆晶清女士主编。”55 曾经亲历了国民大革命的陆晶清作创刊《致辞》，她强调要“实行革命的文艺政策”，“利用文艺的力量来激发人们的革命性”，但“这样的责任确是太重大了”，使她“有些惶恐”，所以她请当时革命作家“第一人”谢冰莹合编《河北民国日报》副刊。56 北方很多活跃的革命作家如谢冰莹、符号、陆晶清、王礼锡、于赓虞、高滔、潘炳皋、柯仲平等，都是该副刊的作者，不少人后来成为北平左联的开创者和北方左翼的中坚。副刊中还有大量理论水平很高的革命文化文学论，因为使用笔名的缘故，具体作者已经不可考。例如副刊中署名“素”和“金”的作者相当活跃，前者发表有《从五四纪念说到中国的革命》《今后中国的妇女运动》《妇女的新生命》等一系列很有创见的理论文章；后者有像《中国苦闷社会的象征及其治疗》《中国旧社会知识阶级的解剖》《从灾民说到革命》等非常有深度的革命论说。“素”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中定位五四和纪念五四，痛斥国民党中央背叛了国民革命理念，也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叛。“中国目前的革命，自从革命领袖离开了民众，军队离开了政府，政府离开了党之后，已经陷于失败的状态了。军阀们依旧互相火併，冲突，官僚们依旧卵翼于军阀之下，希图相安一时，民众们，早已被新兴的反革命势力摧残殆尽了……”57 大概因为陆晶清和谢冰莹两位女性编辑的缘故，《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特别注重女性和革命、妇女运动的话题，像署名“阿强”的《为妇女运动谈及北平市妇协会》，毫不客气地指出国内革命形势的堕落：“按现在的环境：虽然高揭着革命的旗帜，嚷着革命的口号，贴着革命的标语，而事实上的确又走到辛亥以后的局面了。”58 “素”更是一语道破：“妇女问题，要用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离开了革命，去讲妇女运动，是毫无意义的。”59 《河北民国日报》副刊刊登了不少重要作家如谢冰莹、胡也频、于赓虞、潘炳皋等人的作品，而且大部分作品都成了不被人关注的集外佚作。诗歌史料专家刘福春，就在1929年1月23日的《河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发现了胡也频的一首佚诗《时代之火》，而且这首诗歌非常关键，体现了胡也频革命意识的兴起，思想和风格的转变。60 其实，这一报纸副刊上还有胡也频的其他佚作如《各人的满足》等。

　　谢冰莹参编的《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积极倡导革命，于北方革命文艺贡献颇多，这毋庸置疑，但《华北日报》及其副刊的革命性也不遑多让，几乎贯穿了北方革命文学的始终。《华北日报》创刊当天，排在最前面的题词是国民党中常委谭延闿的“唤起民众”，前面两版确实有国民党中央要员“以建设为主”的训政方针宣导，但后面各版却基本上都是“发动民众”、以“破坏”为主的革命诉求。创刊当天的副刊，立场更加鲜明，主编杨晦写的发刊词，亦强调发动民众的重要，以及对所谓“建设”的质疑：“不但是没有民众，实际上也并无所谓领袖。”发刊词进一步质疑革命后的北方：“就是将来，像这样，又何尝有一点光明的希望！”“就是建设试问又何从建起？”副刊的定位是那些在革命中寻找出路的青年：“一般无聊的文人在那里犯失眠症似地叫苦喊穷，似乎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一般青年因为时代思潮的激荡，革命风潮的风起云涌，一时陷于黑暗的痛苦里边或是疯狂而且凄惨地在风雨之中跌倒爬起不知所之的，却似乎是不该不管，不能不顾的啊！”61

　　《华北日报》及其副刊的这种姿态，很快就吸引了不少青年作家，同时也因为《晨报》及其副刊的停办，澎岛、王余杞、闻国新等先前的文学青年，纷纷转投《华北日报》副刊。王余杞联合李自珍等人，在《华北日报》副刊主编杨晦的支持下开设《徒然》周刊，王余杞由此进入创作高峰期，在这一报纸副刊发表了大量作品，算上《华北日报》其他副刊栏目，共计50多篇。而且，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没有被收录到后来的《王余杞文集》，当属集外佚作。1929年2月19日王余杞在《华北日报》上发表的《革命的方老爷》，颇能代表北方青年对国民革命的思考。作品讽刺之前大骂革命军的方老爷，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摇身一变，口口声声宣扬三民主义，让几个姨太太也要跟着喊救国口号，形象地传达了北方“咸与革命”的事实。澎岛以许延年之本名在《华北日报》副刊发表有小说《阿拴》《夫妇》《被囚之夜》《压迫》，独幕剧《地保之妻》等。《被囚之夜》展现出作者非常鲜明的“革命理念”，作品使用阶级理论批判，反省知识分子阶层的虚伪与自私，礼赞以车夫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宽厚与伟大。独幕剧《地保之妻》把革命和北方农村社会变动结合起来，展现了澎岛在革命文学领域的开拓性。剧情设置的时间是1929年，地点是北方的一个农村，革命青年苏大鹏在吴三之妻的帮助下，向党部揭发了土豪劣绅的村董储圣昌和旧校董储士名破坏革命的阴谋，吴三之妻也在大鹏的启发下，前往妇女协会申请与丈夫离婚，理由是不愿意和破坏革命的污吏生活在一起，而选择与真心革命的青年大鹏结合。这样的人物和情节，主题和结局，很像是1940年代解放区的书写模式。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借剧中革命者苏大鹏之口，给爱人讲述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假的是‘打倒你我来坐’”，真的是“‘打倒你我来活’”，很显然，这“真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延续。

　　除了王余杞和澎岛，可以说，北方文艺界青年作家，尤其是偏左的文艺青年和北平左联的盟员，很少有没在《华北日报》及其副刊上发表文章的。可是，很多人后来选择回避与这一重要报纸副刊的关联，甚至转而极力否定之。担任过《华北日报》副刊《每日座谈》编辑的徐霞村，在与杨犁、吴福辉原本有关丁玲的访谈中，偶然间涉及自己编《华北日报》副刊的经历，主动说道：“我倒希望关于这件事我讲一下，因为这段事没有人写，我也没把它写出来，我讲下来我负责！（杨：没有人知道？答：没有人写。）恐怕姚雪垠最早发表文章就在那个副刊上，我去年看过他发表的自传，他就没写那一段，好像是不愿写，因为《华北日报》是国民党办的报纸……”杨和徐的问答很有意味，“没有人写”的缘由并非不知道，而是当事人的有意回避。后来，徐霞村专门另约时间和杨、吴两人谈编《华北日报》副刊往事，徐谈起后来有名的左翼作家如刘白羽、姚雪垠、王西彦、黑丁等，“这些人我不敢说他们第一篇文章都是在《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但是，我的印象是大多数他们最早发表的东西是在《华北日报》副刊”62 。其实，徐霞村提及的副刊《每日座谈》，只是漫长的《华北日报》副刊历史中的一小段（一年多）而已，只是众多副刊中的一个而已，还有很多左翼作家在《华北日报》其他时段、其他副刊栏目发表过大量作品，基本上没人关注。徐霞村提及的王西彦，在《华北日报》各副刊发表文章共计60多篇，可以说是这一报纸副刊成就了王西彦的革命文学之路，然而，他后来谈起北平左联和北方革命文学时，对《华北日报》及其副刊极力贬低：“更不缺乏国民党党棍特务们经手的大小出版物。在签订‘何梅协定’之前，这类东西曾经很喧嚣过一阵；好在它们面目鲜明，欺骗性不大，起不了什么作用。它们中间有一家报纸，甚至只能用大量篇幅去刊登《××皇后候选人访问记》之类的无聊文字，向青年学生散布麻醉剂。”63 王西彦讲到北平作家协会成立时，也顺带贬斥《华北日报》：“这是一次北平革命文艺界和进步教授的大集会，北方各报，除了国民党的《华北日报》，其他如北平的《世界日报》和《晨报》，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都或详或简地作了报道。”64 但事实上，笔者恰恰是在《华北日报》看到北平作家协会成立的详实记录，并以此为线索追溯这一协会的性质和来龙去脉。相反，查询1936年11月23日之后数天的《世界日报》、《大公报》、《益世报》和《晨报》（应该是《北平晨报》，笔者注），都未能找到有关北平作家协会成立的消息和报道。胡绳以“紫荻”为笔名，发表文章20多篇，6卷9册的《胡绳全书》几乎都没有收录。当时颇为引人瞩目的抗日志士史灿堂——《八一宣言》里他作为民族革命英雄被特别提及，排在瞿秋白、方志敏等人前面，于伶的《神秘太太》就以他舍身炸火车的事迹为原型——也曾以“低能儿”为笔名在《华北日报》副刊发表了许多作品。刘白羽、黑丁、潘炳皋、张露薇、田涛、吴伯萧、韦君宜、颜一烟、方殷、吴奔星、郭小川、梁斌等这些当时或后来颇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以及北方左翼文坛贡献较大的谷万川和谷牧，都有大量的作品见于《华北日报》副刊，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成了鲜为人知的集外佚作65 。

　　只要我们认真检视《河北民国日报》《华北日报》及其副刊，就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北方国民党两大报纸副刊，团结了一大批革命文艺青年，培养了不少左翼作家，是北方革命文学最重要的园地。就前期革命书写而言，因为陆晶清、王礼锡、谢冰莹等人的主导，《河北民国日报》作者群体中，有不少是从国民革命战场撤退下来的，他们有革命的经历和体会；《华北日报》副刊在杨晦的主持下，更多聚集了原本就在北方的文学青年，他们热烈地欢迎和拥抱国民革命的到来。可以说，正是这两拨人的汇集，促成了北平左联的成立，奠定了北方革命文学的第一次勃兴。

　　与南京方面在思想上对立、要求延续国民革命的理念，是平津国民党人的特征，也是我们认识北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发生发展的关键。1928年6月北平国民党人从地下走向前台，成为可以公开活动的执政党，然而，随后“新军阀”阎锡山等又掌控了北方实际权力，再往后就是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华北 “自治”的民族危机，可以说，北方国民党人始终很难有“执政党”的体认。和南方国民党人仅仅把“革命”挂在嘴边不一样，他们面临的的确是“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现实，加之北方国民党人主体构成依然是青年学生群体，他们始终秉承之前的革命理想，有强烈的革命诉求。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理论刊物《奋进》发刊词，就特别强调北方革命没有成功的现实，“我们硬着嘴讴歌革命成功，反正民众是不承认的，则此次之革命，亦辛亥革命之旧戏重演而已”，“追想辛亥之失败，与现在革命之状况，深惧此次革命不可名状之过错，又蹈辛亥之覆辙”。66 因而，就不难理解澎岛会在这一刊物上发表《青年文艺家的出路》，欢迎国民革命，倡导革命文学：“现在所需要的文学，乃是革命的文学，乃是血和泪的文学。我们革命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贪官污吏，土豪劣绅。”67

　　除了《河北民国日报》《华北日报》以及一些党部刊物，北方国民党人曾出面创办了不少小报，例如北平国民党人许孝炎创办的《觉今日报》，河北国民党党部一些成员出面创办的《河北民报》等。相比较而言，这些小报更为激进一些，例如《河北民报》副刊“不但有革命文艺青年为左联烈士招魂，指认统治者为屠杀者；而且公开指斥国民党文艺政策的产物‘民族主义文学’为‘应时小卖’”68 。北京大学马俊江的博士论文，正是以此为起点，考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小报与故都革命文艺青年”。通过北平小报，他“将左翼革命文学与北平这座城市联系起来”，并明确提出，“小报乃是作为故都革命文艺青年的精神空间、与我们讲述故都革命文学故事的线索而存在”。69 他的相关成果，堪称近些年有关北方革命文学最富推进的叙述。不过，马俊江重点考察的《觉今日报》这一“小报”，是国民党人许孝炎所办，这同样说明了北方国民党人的国民革命和革命青年、革命文学的关联，而并非仅仅是“小报”本身属性所造就，毕竟北平还有更多小报着眼于“娱乐”和“趣味”。同时，许孝炎也通过资助学生社团、编印刊物等方式支持革命文学，孙席珍曾提到：“在国民党伪党部里边，也有个别比较开明的人士，如许孝炎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们表示同情，比如编印刊物等等，暗中也为我们开放绿灯，给予一些支持、照顾；他曾主办过一所大同中学，那里有好几位师生是北方左联的盟员，他虽心知，却并未公然限制他们的活动。”70 另外需要提及一下，马俊江重点论述的左翼社团“泡沫社”及《泡沫》周报，不仅依附国民党系的《觉今日报》，同时这一社团也是由《华北日报》最早刊登、推介和宣传的71 ，这再次说明，《华北日报》副刊对北方革命文学社团的及时关注与积极介入。

　　北方革命文学发展壮大的另一个契机就是“九一八”事变和民族革命的兴起，这从前文对左翼文学刊物的考察就能看出，而一直坚守在北平的《华北日报》副刊，也是理解这一时期文学动向的最好窗口。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替代阎锡山实际掌控北平，蒋介石和张开始了短暂的联合，被“阎派”关停了接近一年的《华北日报》得以重新发刊。然而，副刊的“复刊词”，一边像是检讨般的宣称“单是嚷一嚷或是闹一闹是丝毫无用的”；一面又是略带嘲讽的微辞：“‘认真地读那像书样子的书；认真地学那像学问样子的学问’罢！我谨以厨川白村先生谈呆子的几句话移赠于我们现在的青年了。”72 副刊上之前慷慨革命的言说开始变少，“苦闷”倾诉、前路迷茫的书写却增多，谈天说地的闲散之文也开始兴盛。“苦闷”与“幻灭”也是这一时期北方青年的精神写照，当然，这种情形在大革命之后的武汉和上海，也曾经发生过。这也说明北方的革命和革命文学，和上海并不同频共振，而是有其内在的独特的历史脉络。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形并未持续太久，很快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华北再次成为民族革命的前线，北方国民党人和《华北日报》又重新恢复了“革命”的姿态， “总理遗教”和“国民革命”论说又开始成为报纸的主导口号和宣传理念，学生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并不断组织起来南下请愿，这也成为后来很多北方左翼青年最重要的革命经历。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革命诉求，《华北日报》之前那些 “学问气息”浓厚的副刊，如“医学周刊”“科学周刊”“国学周刊”就显得不合时宜，这些栏目稿件锐减，纷纷停刊，之前以消沉为基调的《华北日报副页》也缩减版面，并于1931年11月10日起停刊。随后取而代之的是激进火爆的“抗日救国”专刊，苦闷消沉的“文艺”气息渐渐消失，昂扬的抗日鼓动与救国宣传，一浪高过一浪。同时创设《新妇女》副刊，倡导把民族革命、抗日救亡和妇女运动结合起来，主要阐发妇女在救亡、救国、战争救护方面的意义和价值，立场极为激进。也正是在这一时间，北方革命文学开始重新火热起来，1932年7月《华北日报副页》再次与读者见面，并强调说，“目前的中华民族正在踏进一个最严重的存亡关键中”，“本栏的目的是要宣传救国的常识，期使青年学生和一般读者都有充分的知识来做一个现代的公民；然后把他们的所知传播到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里去，使他们也能够逐渐增加其常识”。73 自此之后的《华北日报》副刊，又重新成为北方革命文学的园地，成为北方革命文学的第二次勃兴。前文提及的不少左翼青年，包括北平左联的领导人如“二谷”（谷万川和谷牧），又开始在此发表作品，更年轻的一拨如胡绳（紫荻）、史灿堂（低能儿）、韦君宜（陶清）、吴伯箫、颜一烟（颜毓芳）、郭小川、梁斌等，随着民族革命的呼声，开始在《华北日报》副刊亮相，为他们走上革命之路和文学之路奠定了基础。

　　总之，检视诸多北平地区的革命文学刊物，北方革命文学的革命性有其独特所指。以“九一八”为界，在此之前，北方革命文学围绕着国民革命在北方来展开，在此之后，北方革命文学紧贴着民族革命、学生示威运动、民众爱国运动和义勇军来展开。

　　结语 “京海”之外

　　“文革”结束后，现代文学界的“正名”74 潮流中，北方左翼和北方革命文学的历史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一部分被连带叙述出来。然而，基于回忆录的讲述，努力抬高北方革命文学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一方面，这就与历史实际情形有不小出入，甚至连最基本的北方左翼文艺组织的名称都无法讲清楚，根本无法与上海左翼文学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纯文学”观和“告别革命” 论的兴起，体现着自由主义理念的“学院-京派”浮出历史，并成为北方文学历史叙述的主导，北方革命文学作家、作品、期刊、社团免不了受冷落的命运。汇聚着绝大多数北方左翼作家的《华北日报》副刊，正如徐霞村访谈中所说，“这段事没有人写”“没有人讲”；曾经活跃的北方革命作家澎岛和其作品，诚如胡风当初写的那样，成了“看不到的世界”，不论是澎岛其人其作，还是《华北日报》副刊编者与作者队伍，至今都没有任何一篇专门的研究文章。从上海左翼的视野来看，作为国民革命延续和民族国家革命主导的北方革命文学，其“普罗” 属性和革命属性，似乎不那么“正统”；从京派的视域出发，纠缠着革命运动、社会运动、农民运动的北方革命文学，其“文学性”和“审美性”又受到干扰。然而，北方革命文学的历史恰恰需要从“京海”之外的视域来讲述，本文把澎岛重新打捞出来，检视不被重视的北方左翼刊物，尤其是一直被忽视的北方两个大报《河北民国日报》《华北日报》的副刊，希望由此探寻丰富的北方革命文学场景，重新建构1930年代文学的历史叙述。虽然当时的北方青年左翼作家，尤其是《华北日报》副刊上的诸多年轻人，或许还没有那么成熟和有名，但是，这一时期的北方社会体验和革命文学书写，成就了他们日后的地位和声名。像“新人” 曹京平如何成长为端木蕻良，略显“童稚”的文学青年“紫荻”怎样一步步成为 “胡绳”，积极向《华北日报》副刊投稿的大学生陶清和颜毓芳，又如何成为延安一代代表的韦君宜和颜一烟，当时已经活跃的刘白羽、姚雪痕（垠），北平经验怎样为他们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继续沿着“京海”之外的思路，对北方革命文学进行历史检视和重新梳理，还有很多有意义的命题可以挖掘。

注释：

　　1 参见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3 学界对“京派”的界定有诸多分歧，但大体上来说，大家都比较认可“京派”的主体构成为学院文人，无论是上海作家，还是当时身处于北平的师陀，抑或是卞之琳等后来给研究者的信函，都将“京派”等同于“学院派”。具体可参见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43页。

　　5 早在1930年代，胡风就敏锐洞察到北方文学版图中的这一盲区。他择选当时颇为活跃的北方革命作家澎岛，在《文学》杂志为他的小说集《蜈蚣船》撰写“书评”，题目很有寓意：《京派看不到的世界》，探究京派视野下不被看到的北方革命文学。相关论述参见张武军《“京派”看不到的世界：澎岛和北方革命文学》，待刊稿。

　　6 北方左翼文艺组织的名称问题，其实一直没有达成共识，1980年代，很多健在者的回忆录，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逻辑。孙席珍和杨纤如都明确使用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北方左联）的称谓，并就这一名称的来由和意义专门作出阐释，端木蕻良、贺冠英、方殷等都曾采用这样的说法。张磐石、陆万美、冯毅之、徐岑则使用了“北平左联”的概念。还有一种名称也在使用，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和由此演变而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如李长路、刘尊棋、陈沂等，而刘尊棋、陈沂又把它简称为“北平左联”，使用北平左联简称的一般都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根据笔者近些年搜集到一系列原始档案和报刊资料，初步确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北平左联”，是北方左翼组织最确切的称谓。因此，本文中单独论述的部分一律采用“北平左联”，有关引用或者相关回忆文章，沿袭当事人的说法。

　　7 陈白尘：《〈云梦断忆〉后记》，《散文世界》1989年第1期。

　　8 48 孙席珍：《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

　　9 49 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

　　10 刘尊棋：《关于北平左联》，《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21期。

　　11 李俊民：《“北方左联”的发起与筹备工作》，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纪念集 1930-1990》，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172页。

　　12 陈沂：《1931—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和请示》，《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

　　13 郝冠英：《“北方左联”忆昔》，《“左联”纪念集1930-1990》，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180页。

　　14 参见杨纤如给《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的信，张大明汇集：《对〈左联成员名单〉（未定稿）的回声》，《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40页。

　　15 29 陆万美：《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0年第1期。

　　16 王名衡：《关于北方左联的几点更正与补充》，《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文章捏造自己当选北平作家协会执委的“补充”，封世辉对此虚假叙述进行了考辨与分析，参见封世辉《北平作家协会执委与会刊》，《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3期。

　　17 商昌宝：《历史现场：被曲解的鲁迅与北方左联》，《名作欣赏》2012年第28期。另见朱正有关鲁迅1932年北平之行回忆录的系列考证《鲁迅1932年的北平之行是为了什么？》《看来是个虚构的故事》《关于“北平五讲”》，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 鲁迅和北方左翼青年、北方左翼组织都保持密切的互动，尤其是通过与曹靖华的书信往来，了解并介入北方左翼组织的变动情况、以及“两个口号”论争等重要命题。有关上海、北平两地左翼组织的关系以及鲁迅和北方左翼的关系，笔者另有专文详述。

　　19 《谢冰莹致魏中天的信·第十六封信（1981年7月24日）》，《永恒的友谊——谢冰莹致魏中天书信集》，钦鸿编，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20 孟华玲：《谢冰莹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21 参见艾芜给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的信：“就我参加的小组来说，组员中有钱杏邨、茅盾、顾凤城、谢冰莹。”《“左联”盟员谈“左联”——部分“左联”盟员来函辑录》，《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上海文献出版社1980年版。另参见艾芜1980年5月17日给《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的信：“又如谢冰莹（作《女兵日记》的），她是顾凤城的爱人，我和他们编入过一个小组，由钱杏邨领导。”张大明汇集：《对〈左联成员名单〉（未定稿）的回声》，《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46页。

　　22 胡风：《回忆参加左联前后（一）》，《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23 “托派”的赵济证实他在上海和谢冰莹、曹聚仁曾经在一个小组活动，参见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

　　24 台湾学者尤其是谢的学生，采信谢冰莹无党无派的说法，然而，笔者曾于2015年在台湾师范大学举办的“谢冰莹先生纪念特展暨学术研讨会”上，目睹谢冰莹亲笔填写的国民党身份证明材料。

　　25 封世辉：《三十年代前中期北平左翼文学刊物钩沉（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

　　26 马俊江论及师陀和泡沫社时，对相关北方左翼刊物如《尖锐》《毁灭》《铁流》《泡沫》进行过考察。可参见马俊江《〈尖锐〉、〈毁灭〉和〈铁流〉：1930年代文艺青年的转向、聚集与文学范本——从师陀的一篇佚文说起》，《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 年第1期；《从〈觉今日报·文艺地带〉到泡沫社——北方革命文艺青年的聚集和左翼文学在北平的展开》，《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27 分别见娄凝先和王余杞后来的回忆，娄凝先：《1928-1930年在北平出版的几个刊物》，《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王余杞：《我的生平简述》，《新文学史料》 1999年第3期。

　　28 田涛：《记北平公寓生活》，《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30 王余杞：《记〈当代文学〉》，《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31 参见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32 靳以：《回忆鲁迅先生》，《靳以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8页。

　　33 王余杞：《我的生平简述》，《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

　　34 李惠敏：《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商业化视镜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的标题就是“商业化助长左翼文学的繁荣，推动进步文学的发展”，整个章节都详细探究了商业炒作如何成为革命文学的主要动力。

　　35 43 娄凝先：《1928-1930年在北平出版的几个刊物》，《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36 星星社：《致有志于投稿者》，《星星》1929年创刊号。

　　37 雨君：《编后》，《新亚洲》创刊号，1930年2月15日。

　　38 编者（澎岛）：《编后》，《北国》创刊号，1932年9月。

　　39 编者（澎岛）：《编后》，《北国》第1卷第3期，1932年11月。

　　40 《本刊欢迎批评及投稿》，《文学杂志》创刊号，1933年4月。也正因为这样的“宣言”和“编后”，有学者如朱正质疑《文学杂志》并非北平左联的机关刊物，参见朱正《〈文学杂志〉是北平左联办的吗？》，《鲁迅回忆录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120~130页。

　　41 《编后》，《文艺月报》创刊号，1933年6月1日。

　　42 本社：《文学导报的始终》，《文学导报》第1卷第6期，1937年2月。

　　44 《中共中央北方局通告第一号——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344页。

　　45 《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1930年11月28日）》，《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3页。

　　46 参见王志之《缅怀潘训烈士》以及相关回忆文章、张磐石《我所了解的北平左翼文化运动》以及陆万美的一系列回忆录，这些文章都讲到了河北省委和党内对他“右倾” 政策的批判，以及潘训的苦闷和被迫出走。

　　47 冬青：《编后杂记》，《文艺月报》第1卷第3期，1933年11月。

　　50 参见近藤龙哉《〈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与左联活动探赜——以北方左联克服 “关门主义”的过程为中心》，吉田薰译，《东岳论丛》2011年第3期。

　　51 谢冰莹：《大学生活的一断片》，《宇宙风》第61期，1938年2月21日。顺便提一下，谢冰莹后来修改作品，把这段对话中的“革命”改为“真理”。

　　52 见《华北日报》1929年1月5日第4版广告。

　　53 中央宣传部：《华北日报发刊词》，《华北日报》1929年1月5日。

　　54 《中央常务会议·第一百六十五次》，《中央周刊》第15期，1928年9月17日。

　　55 见《京报》1928年11月21日第1版广告。56 陆晶清：《致辞》，《河北民国日报》1928年12月1日。

　　57 素：《从五四纪念说到中国的革命》，《河北民国日报》1929年5月4日。

　　58 阿强：《为妇女运动谈及北平市妇协会》，《河北民国日报》1929年2月2日。

　　59 素：《今后中国的妇女运动》，《河北民国日报》1928年12月20日。

　　60 具体论述可参见刘福春《胡也频的一首佚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期。

　　61 《华北日报副刊·发刊词》，《华北日报》1929年1月1日，第10版。

　　62 徐小玉整理：《徐霞村访谈录》（1984年6月），《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2期。

　　63 64 王西彦：《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456页。

　　65 除了吴奔星的后人吴心海整理了“《华北日报》上的26首吴奔星诗作”，见《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4期，其他诸多作家在《华北日报》上的集外佚文尚未得到整理。

　　66 郭树棠：《发刊词》，《奋进》创刊号，1928年10月10日。

　　67 许延年（澎岛）：《青年文艺家的出路》，《奋进》第6期，1928年11月20日。

　　68 69 马俊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小报与故都革命文艺青年——以〈觉今日报·文艺地带〉为线索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70 孙席珍：《北方左联的始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4期。

　　71 《〈泡沫〉周报不久将出版》，《华北日报》1935年7月10日；三天之后，泡沫社所依存的《觉今日报》才有了《〈泡沫〉文艺周报七月十五日出版》的消息。

　　72 《复刊词》，《华北日报》1930年10月10日。

　　73 《编者谈荟》，《华北日报》1932年7月14日。

　　74 有关新时期以来为左翼作家、革命作家的“正名”，参见张武军《中国现代文学的 “正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原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