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因为要依靠史料重建过去、研究过去，就必须时时警惕在史料生成、流转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形成的各种“陷阱”。要想避免落入史料“陷阱”，就要在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史料的创作和流转过程，并寻找不同史料加以对比。
史料是人们认识过去的桥梁，也是历史学者开展研究时不可或缺的工具和对象。然而，史料与客观历史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距离。且不说存世的史料只能反映人类过去的沧海一粟，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史料，其记载的信息也存在种种不足，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陷阱”。
史料生成时即存在缺陷
史料的“陷阱”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存在。受限于客观条件，史料记载的只是部分史实。由于主观因素影响，史料不可避免地带有创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情绪等。即便是亲历者的回忆，也可能因记忆的问题产生偏差。
其一，从人脑生理构造而言，观察者当时的状态和理解直接影响记载的准确性。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认为：“影响头脑中形象的正确性的原因主要有两类，（甚至）最有天赋的人也是如此。其中一类原因在于观察者当时的状态，如疲劳和情感等等。另一类原因在于他关注的程度。除了极个别的情况，观察者所理解的只是他期待观察的东西。”著名美籍华裔学者薛君度亦谈道：“美国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多少人在电视上也看到听到，原意所在，第二天有时就有不同的报导（应为“道”，但原文如此——引者注）或解释。老师在班上说的话，学生听来就常有不同的说法，而且常以自己的想法认为是老师的意思。”
其二，创作者的情感、立场等，有意无意影响着对史事的观察，从而使记载偏离历史事实。梁启超现身说法：“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被有些学者认为“具有久经考验的非常高的可靠程度”。该书第二卷的总标题是“最光辉的时刻”，从1940年5月法兰西之战写起，到该年底英国在埃及打败意大利军队为止。第二卷下半部分的标题是“单独作战”。史学家齐世荣先生批评说，“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自吹自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1940年6月法国虽已战败，苏、美尚未参战，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只有英国单独作战。中国人民早自1937年就已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了，难道中国抗日战争不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吗？丘吉尔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更有甚者，有些史料的创作者，因种种动机故意对史事进行歪曲。1877年2月27日，日本政要井上馨拜访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也在场。对于这次访问，郭、刘均留下了日记。据郭的记载，井上馨详细介绍了日本及西洋各国的税收制度，刘闻言赞叹：“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郭在日记中评价说，刘“此论至允”。而在刘的日记中，较少提及井上馨关于税制的言谈，对于井上馨建议的“中国宝藏实多，何为货弃诸地，胡不效西法改弦而更张之”，刘在正使郭嵩焘“未及答”前，抢先反问对方“综司户部”时了解的弊政，然后说“祖宗制法皆有深意”，现在出了问题是有人私心作祟，接着对井上馨的说法进行大段批驳。最后，井上馨只能“唯唯”，将谈话内容转向诗文。以上两段记的是同一件事，但内容相差较多，尤其是刘的态度，几乎完全相反。以上记载各执一词，究竟哪个更为准确很难下定论，笔者曾寻找井上馨关于此次会谈的记录未果。但从记载内容详细程度及郭、刘二人之争中刘的行为等判断，郭的记载应该更准确一些。晚清官员出洋，须将所见所闻写成日记，上交总理衙门，以供中枢参考。郭的日记更偏重记录事实，而刘的日记则凸显了自己对“祖宗制法”的维护。
其三，依靠记忆创作的史料（如回忆录、自传、口述史等），可能出现记忆偏差等问题。曾任美国驻日大使、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提醒读者，他的自传“绝大部分内容没有可资参考的日记或其他文字材料”，“我不像嗜好写日记的日本人，从未想到要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记录下来。只是在日本担任大使的那几年，每周都会给我的家人写信。有一段时间，还为自己作了一些相对零散的备忘录。除此之外，这部自传的其余部分依靠的便是依稀朦胧的记忆，而这完全是靠不住的”。他举了一个例子。1947年，他与同届同学马里昂·利维并肩而坐，聆听国务卿马歇尔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正是在那次演讲中，马歇尔首次提出了改变历史进程的“马歇尔计划”。在马歇尔演讲过程中，赖肖尔记得自己提醒利维说，国务卿的讲话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而利维却说，他记得当时赖肖尔贴近他说了一句：“你不觉得，马歇尔的演讲并不怎么样吗？”
因流转出现新“陷阱”
史料流转有三种：一是记载信息内容的变动；二是记载载体的变动，如语言转换（从古代语言到现代语言、从手写体到印刷体、不同语言翻译等）、载体转换（从实物到文字、数字化等）；三是记载方式的变动，如史料整理与出版、编辑史料长编、撰写相关著作等。一般而言，史料流转的时间越长、次数越多，出现“陷阱”的几率就越大。除文字错漏外，史料在流转过程中常出现两类问题。
其一，史料在记载时即被删减和篡改。史事发生时，当时的场景和相关人物的言论本身即为史料的一种，把它们以某种形式记录下来可视作史料的一次流转。如《汉萨》是对英国议会发言的记录，同样存在删减情况。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曾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为了保护其名誉，《汉萨》收录时把这句话删除了，但却在次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各大报纸上被披露出来。
《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编年体史书，依据的主要材料是诏令和奏章等。每逢皇帝驾崩后，朝廷就会设实录馆负责纂修，事毕撤销。成书以汉、满、蒙古三种文字书写。实录为嗣君和先朝大臣所编纂，不敢有不利于先帝的记载，对档案原件多有删节、篡改。以《德宗实录》为例，1900年7月31日（七月初六）谕旨原文：“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收入《实录》时改为：“如有教民窜出，不可加害。”翦伯赞曾指出，在中国文献学上，史部以外群书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于史部诸史上的史料。“因为史部诸史，是有意当作史料而写的，其写作的动机，则抱着一种主观的目的。……这种主观意识之渗入，当然要使史实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涂改，以致减少了史料的真实性。”
其二，史料在筛选、编辑出版过程中被篡改。马克思在《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一文提到，为了制造有利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舆论，《泰晤士报》多次发出歪曲、隐瞒议会实情的报道。马克思辛辣地评论：“如果注意到，要付出多么大的辛劳，才能在冗长的议会报告从下院送到编辑部的当天夜里读完这些报告，并且在当天夜里把它歪曲、修改、伪造得丝毫无损于帕麦斯顿的政绩，那末，应该承认，不管‘泰晤士报’能从它对高贵子爵的效劳中得到多少利益和好处，它的这个差使决不是很轻松愉快的。”1925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将翁同龢日记以《翁文恭公日记》为名影印出版。影印时，张元济和翁的后人为师讳、为祖讳，把他们认为“不合时宜”的内容隐去，包括翁对李鸿章、左宗棠、斌椿等人的一些评语。当时，尚有不少前清遗老遗少在世，日记出版后，很快被发现有删改的痕迹，以致有人怀疑日记的真伪。
伊朗摩萨台政府的石油国有化政策影响了西方利益，加之摩萨台同苏联亲近，美国遂通过“阿贾克斯”计划于1953年推翻了摩萨台政府，恢复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而1989年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2—1954年伊朗卷》，竟然完全掩盖了中情局在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中发挥的作用。此事导致曾为此卷出版提供建议的美国国务院外交史文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外交史学家沃伦·科恩辞职，因为他确信此卷的出版是“赤裸裸地歪曲美国在那里行动的欺骗行径”，“正在戏弄历史”。由于遭到学术界、媒体和国会的激烈批评，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在2017年推出关于中情局部分的补充卷。
选编者的主观意图几乎决定了选编而成的文献史料集的“整体话语”。未选中的文件未必不重要，筛选的标准未必是学术性的；即便基于学术标准进行筛选，由于编选者对问题重要性的理解不同，以及编选者的个人造诣，选集的水平也参差不齐。纯依赖此种文献，容易导致鲁迅所说的，“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亦给我们提供了可能“被选者缩小了眼界”的例子。魏玛共和国外长斯特雷泽曼1929年去世后，留下了300箱档案。他的秘书伯恩哈特从中精选了部分文件出版了3卷本《斯特雷泽曼的遗产》，随后英国又出版了由德国学者萨顿翻译的该书节译本《古斯塔夫·斯特雷泽曼：日记、书信和文件》。实际上，如果我们翻阅斯特雷泽曼的原始档案就会发现，德苏关系在其外交政策中居于极重要位置，“这种重要性超出了伯恩哈特选本的读者的想象”，而“苏联在萨顿的选本中只是作为一个偶尔出现且不受欢迎的、闯入斯特雷泽曼大占优势的西方外交政策的不速之客罢了”。
=图为E.H.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封面资料图片
如何避免落入史料“陷阱”
史料的“陷阱”经常存在，如何识别出来，避免落入陷阱，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史源的角度看，我们要尽可能地了解史料的创作和流转过程。考察史料产生时代的环境和技术条件，创作者的基本情况、写作动机、写作态度、文本受众，以及史料流转过程中的社会背景和流转人等，有助于我们认识史料为什么以这样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即便考察后的史料可能在形式上看着有怪异、在内容中有不完整之处，这种考察本身也为我们对史料进行最大限度的去伪存真提供了可能。
英国于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中并没有收录所谓的“西姆拉协定”，1937年出版的新《艾奇逊条约集》则将之收入并伪造成1929年版的假象，同时将1929年版回收销毁。1935年之前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地图集》中，中印边界仍然是传统边界，不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35年后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地图集》中则标出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于是英国政府根据后来出版的版本，声称“西姆拉协定”和“麦克马洪线”具有“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通过对史料来源的考察，英国所谓的“依据”当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召集作战部长、外交部长和三军总司令开会，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亦在场，他在会后整理的一份备忘录通称《霍斯巴赫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希特勒认为，德国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如何解决生存空间问题。要解决该问题，首先要向欧洲发展，而非到海外寻找殖民地。德国的第一个目标应是夺取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这就不能不动武。列强不会为此干涉，因为英国正面临重重困难，不会参与对德作战。而没有英国支持，法国也不可能对德采取军事行动。这次会议被认为是重要的会议，而《霍斯巴赫备忘录》也被学者看作是记录希特勒扩张战略的重要文件。但英国史学家A.J.P.泰勒却认为，《霍斯巴赫备忘录》存在重大缺憾。据其研究，所谓的备忘录并不具有官方档案性质，只是霍斯巴赫后来根据回忆写的一份报道，因为在当时谁也不重视这次会议。1943年，德国军官基希巴赫曾为军史部门抄写该手稿。战后美国人发现了基希巴赫的抄本，又抄了一份供纽伦堡起诉之用。但美国人的抄本既不同于霍斯巴赫最初的记录，也不同于基希巴赫的抄本，根据霍斯巴赫和基希巴赫回忆，它比后两份文件更短。然而，由于霍斯巴赫和基希巴赫版本的丢失，现在能看到的只有美国人的抄本。在泰勒看来，留存下来的《霍斯巴赫备忘录》是一块烫手山芋。
从对比的角度看，我们要尽可能努力寻找对同一史事的多边记载，并加以比较。郭沫若先生就十分注重史料对比的方法，他除了利用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还注重利用出土文字材料如甲骨文、金文等作为新的依据来考订古代文献。如他依据殷代甲骨文发展水平，断定“唐、虞时代绝对做不出《帝典》、《皋陶谟》、《禹贡》，在黄帝时代更绝对做不出《内经素问》以及已经消灭的一切道书。更在以前的甚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更不用说了”。
1936年7月11日，奥地利新任总理许士尼格同德国驻奥公使冯·巴本签订一份公开发表的公报，公报表示，德国“承认奥地利联邦的全部主权”；双方互不干涉内政；奥地利承认自己是一个德意志国家。如果只看这份公报，就没法觉察德国要吞并奥地利的野心。实际上，双方同时还签订一份秘密协定，要求奥地利按照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来进行外交活动；释放奥地利纳粹党政治犯；任命“奥地利的民族反对派”承担政务。通过德奥秘密协定，德国基本控制了奥地利的内政外交。正是通过挖掘史料，把公开的公报和秘密的协定加以对照，我们才能更准确地了解德国对奥地利的政策。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台湾问题发表讲话，承认联合国大会1949年12月8日通过的决议中的对华原则，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明确表示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杜鲁门称：“美国对台湾或中国任何其他领土并无掠夺性企图。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美国政府也不打算采用会导致自身卷入中国内战的途径。”这段材料是当时美国保证会遵守历次有关台湾问题的国际协议的最明确之表示。但是，从“目前”（at this time）、“现在局势”（present situation）等词语看，杜鲁门的这个声明比较勉强，为后来美国干涉台湾问题埋下伏笔。实际上，根据杜鲁门图书馆的档案，“目前”一词是根据军方领导人（很可能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的意见临时插入的，以致白宫不得不匆忙收回事先已发给记者的声明副本，以便加上这个词。通过对比杜鲁门的公开发言和杜鲁门图书馆收藏的原始档案，我们方能判定美国当时对台政策的实质。
总之，历史学家因为要依靠史料重建过去、研究过去，就必须时时警惕在史料生成、流转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形成的各种“陷阱”。要想避免落入史料“陷阱”，就要在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史料的创作和流转过程，并寻找不同史料加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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