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开展汪伪上层工作，潘汉年与李士群建立秘密联系
当1939年潘汉年赴上海发展中共情报网络时，曾得知延安情报中枢研究过争取和利用李士群的问题，认为可以对他做工作，有条件地和他建立某种联系。因此他到上海后，在统筹如何展开在上海的情报工作时，就一直在思考此事。
李士群，也是个潘汉年毫不陌生的人。他是浙江遂昌人，在上海求学时参加革命，曾赴苏联学习。30年代初归国后，曾在特科工作过，恰逢潘汉年到特科担任领导工作。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CC系特务逮捕，自首后任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由此得以同另一个做了CC系特务的中共叛徒丁默邨相识。
其时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刚成立，史济美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此坐镇，他推行极具破坏力的“细胞”政策后，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接连不断地遭到破坏。于是，中央特科针锋相对展开一系列惩恶锄奸行动，史济美亦被中央特科的“红队”刺杀。
在“红队”准备刺杀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时，考虑到李士群因与CC系的关系认识陈晴，组织上让他出面约陈晴到三马路一家扬州菜馆吃饭，埋伏在路边的队员乘机击毙陈晴。陈晴中弹后倒地，李士群也佯装中枪，待“红队”队员撤退后，李士群也起身撤离。孰料百密一疏，陈晴并没有死，当晚李士群就被中统逮捕。
被捕后的李士群，在牢内饱尝酷刑，吃尽苦头，从此对中统结下了深深积怨。
李士群被释放后，曾跑到武汉去找潘汉年，要求归队。他认为自己在严刑下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而且这也是符合当时组织的有关精神的。李士群出狱后，没有投靠敌特，而是主动与中共组织联系，说明他还心存继续回到中共工作的意念。可潘汉年一再回避，拒不与他见面，致使他对此耿耿于怀，后来在多种场合宣泄对当年“红队”行动不严密、共产党“薄情”的怨言。
上海沦陷后，既脱离组织，又与国民党特务结仇的李士群投靠了日本人。汪精卫附逆后，汪伪政权酝酿成立特务机关，时为特务头目的李士群，自觉资历浅，不足以号召，就将老上司丁默邨拉来，坐上“特工总部”的第一把交椅。
李士群本意是要拉丁默邨来装装门面，自己掌实权。不料丁默邨来后，倚仗同汪伪政权“三巨头”之一周佛海有留日同学的关系，捞钱捞权，直欲将李士群边缘化。
不甘心替他人做嫁衣的李士群，遂使出浑身解数，终将丁默邨排挤出了“特工总部”。此后，他紧紧抱住汪精卫的大腿，官运亨通，成为汪伪政权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他受到周佛海的忌恨，日本人的猜疑，一系列错综矛盾和残酷倾轧相继上演。
基于这样的处境，基于给自己留条后路的考虑，李士群极力控制自己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他参加过共产党，又屈从过国民党，现在又依附日伪，这其中既有种种遭际所迫下的不得已，同时也说明他会根据情况的变幻，从自己的利害得失出发不断做出选择。
因此虽然当了汉奸，但李士群也并没死心塌地，把事做绝。对中国和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汪精卫政权的未来前景如何，他总是不断地观望，进行着盘算，一旦形势有变，自己不至于吊死在一棵树上。在这个动机驱使下，他和国民党的中统没有完全切断联系；同时又在暗中设法搭上中共的线索。
1939年秋天，李士群通过关系向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传来这样的信息：他愿意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还可以给中共提供一些情报。他同时点名要求中共方面将他视为朋友的胡绣枫安排到他那里工作，由胡绣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人员。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得到李士群的传话后，立即向上级领导机关做了报告。
但此时胡绣枫和丈夫李剑华正在大后方国民党的上层做统战工作，他们正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且别的人不可能在短期内替代他们。胡绣枫提出可以让她的姐姐代她到李士群那里，南方局同潘汉年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决定让关露先代替其妹妹到李士群那里。
不久，中共上海的地下机关，收到了中共南方局发来的由叶剑英署名的电报，电文只是简短的一句话：“关露同志，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电文由刘少文送给了中共地下党员关露。
1941年的秋天，李士群派人把关露接到特工总部，谈话中李士群表述了自己政治上的苦闷：他与重庆誓不两立，而周佛海已经和重庆联系留后路了，自己怎么办？他点明了自己知道关露是潘汉年派来的，他希望与在中央特科共过事的潘汉年联系，愿意为民族作点有益的事情，也为自己留条后路。
关露不动声色地听着，根据他对李士群态度的观察，关露认为李士群的这番表白是出自真心的。随后，关露将自己的观察向负责同自己联络的老张做了反映。关露提供的情况，保证了中共方面对李士群的真实情况的掌握，为潘汉年后来与李士群的直接会面，做好了铺垫。
为打开与李士群的对话渠道，潘李第一次见面
在双方建立联系的起初一段时间内，李士群并没有向中共方面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情报。潘汉年显得很沉得住气，并不急于向李士群提出更高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军队入侵了上海租界地区，“孤岛”的特殊环境不复存在，上海及周围地区的形势和环境都更加险恶，而李恰恰控制着这一带的伪军武装。潘汉年随之将进一步打开和李士群对话的渠道，多作李士群的工作提上日程，以保证中共在这一带的抗日活动。
潘汉年觉得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自己亲自出马，直接去会见李士群，观察他的动静，以利随机应变，运筹进一步的对策。在此之前，潘汉年和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又一次做了一番商讨。
通过分析，他们认为李士群目前的处境对展开工作有利：由于汪伪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李士群时下正受到地位比他高的周佛海的排挤；日本人对李士群的猜疑和限制，也引起他由衷的不满。他必须积极打通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节，以显示他的才干，使汪精卫不能看轻他，在与周佛海的纠葛中支持他。
而且，从近期得到的消息看，李士群不仅通过关露和中共方面保持着关系；而且同时又和周佛海争着和重庆方面拉关系。就在不久之前，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曾在上海破获了一批军统电台。他利用破获的密码给戴笠发电报，试探蒋日之间的和平谈判问题。并向国民党方面表示：“今后决定停止捕杀渝方人员，望彼此谅解。”
种种迹象表明，争取李士群的工作，是很必要而且可能见到成效的。刘晓随即表示江苏省委方面将尽力配合潘汉年的行动。
潘汉年没有贸然出面，而是先通过关露和袁殊做了番试探，李士群的反应比较积极。于是，经袁殊出面安排，并于约定时间在李士群的上海愚园路家中会面。这是双方在分道扬镳之后的第一次会面。
他们在会面时，除袁殊外，还有当时任“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试验区区长的胡均鹤。此外还有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在场。
交谈间，李士群带着几分得意几分玩笑又有几分刺探的口吻对潘汉年说：“过去当共产党时经常说要夺取政权，我现在已经夺得政权了（意思是他已当了汪伪政权的部长、省长等一系列要职）。而你呢，现在在新四军中任什么职位呢？”
对此，潘汉年心中泛起几许鄙夷，但并没有把内心的感觉流露于颜色。李士群见这样的铺垫不甚得体，遂转入正题说道：“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尽力帮助，我也希望你们能对我多帮助。”
李士群如此表态，说明他有合作的意向。这就构成了建立联系的基础，于是潘汉年也明确表示：“我们欢迎你的这一态度。”
最后，李士群提出，今后与潘汉年的联系由胡均鹤负责。胡均鹤，据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回忆，他曾担任过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但也有一些记载说他是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叛党前，他也与潘汉年有过工作来往。
大约在两个月之后，李士群又一次在上海的家中约见潘汉年。此次他以实际行动兑现了他关于“帮助”中共的许诺。李士群首先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所谓“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
李士群这次提供的情报，对根据地的反“扫荡”无疑是及时的，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
李士群利用情报取信潘汉年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租界被日本军队全部占领，中共已经无法向先前那样，依托日军尚未掌控的“孤岛”展开活动。环境日益险恶，继潘汉年控制的张志申电台，被日方电侦检查，被迫停止工作后，龚饮冰情报点所属的李白电台也遭日方侦破。中共中央鉴于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在上海立足困难，曾指示他们要尽快从上海撤往新四军根据地。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又电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等，让他们考虑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几位领导撤离的问题。
出于安全考虑，刘晓决定不通过旧的交通线赴根据地，而是通过潘汉年的关系，新开辟一条交通线。于是，他去找潘汉年一起研究此事。潘汉年认为利用李士群“保护伞”，或许稳妥系数更高一些；但李士群是否肯合作，尚无十分把握，因此有必要由他亲自出面同李士群进行交涉。
经联络人员打招呼后，潘汉年又一次前往李士群的家中。潘汉年一见面就对李士群说：“我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和我同行的还有几个助手。希望你能够给予帮助，为我们整个途中的安全提供保证。”
“这不成问题。我们此后可能要到邻近的新四军根据地区域‘清乡’，希望你们能够谅解。另外，我还希望今后能和你们更多地交换情报。我们有什么消息，会让胡均鹤通知你们。”李士群回答得很痛快。
根据李士群的建议，双方约定，在潘汉年到根据地去之后，继续使用电台保持相互间的联系。为此，胡均鹤专门编了一本密码，送交给潘汉年带往中共华东根据地。
为确保潘汉年等人此行的安全与顺畅，李士群指定胡均鹤先行到镇江做了具体布置。待潘汉年等一行经由镇江渡江北上时，将会有汪伪政权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人员负责护送。
和李士群交涉后，潘汉年即把有关情况告知了刘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又一起商议了具体行动的计划，并对可能突然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做好了应对的预案。
直到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南下，进驻黄花塘，潘汉年才移住黄花塘附近的大王庄村。他在这里与新四军军长陈毅、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见了面。
潘汉年向这两位领导人汇报了自己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在交谈中，潘汉年还就李士群、胡均鹤表示愿意同新四军达成“谅解”进行“合作”的意向，他自己对此的评估和想法，与陈、饶二人交换了意见。
陈毅、饶漱石对潘汉年此前同李士群接触联系的工作，都表示了肯定的意见。他们告诉潘汉年：李士群以前所提供的一些情报，对新四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他们认为同李士群的联系，能维持就维持，没有必要由我方主动中止。
潘汉年把他带回的胡均鹤所编的供联络用的密码，交给了饶漱石，饶遂将密码转交给分管这项工作的赖传珠和胡立教，由他们领导的电台继续与李士群方面保持联系。
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与此同时，华东根据地接到中央情报部来电，指示潘汉年依托华中局遥控上海的情报工作，并请华中局给予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在潘汉年建议下，成立了以潘汉年为书记、由他和赖传珠、胡立教三人组成的华中局情报工作委员会，使整个华中地区情报工作的领导指挥得到了加强。
潘汉年意外被挟持会见汪精卫
转眼进入了1943年4月，有迹象表明，敌伪似乎又有对淮南抗日根据地“扫荡”的动向。但由于采用胡均鹤编的密码同李士群方面的联系十分不畅，使得根据地方面对可能发生的“扫荡”情况不明，这对如何部署反“扫荡”十分不利。
为此，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找到潘汉年，要求他及时做好相关的布置，以便加强对敌方情报的搜集。
潘汉年经过认真考虑后感到：根据目前这种状况，他自己很有必要亲自到敌占区走一趟。一方面对那边的情报工作做些调整和布置，另一方面尽快地与李士群联系，争取获得更多有关“扫荡”的情报。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饶漱石，饶漱石马上就同意了潘汉年的想法。
于是，潘汉年在负责华东根据地与上海之间交通的何荦的引领护送下，越过层层封锁线，秘密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潘汉年首先与坚持在上海的中共情报人员进行了联系，在由他亲自布置在上海坚持潜伏的刘人寿那里，听取了张唯一、刘人寿等就近一段时间上海敌我情况及情报工作情况的汇报。之后，他联系上了他与李士群之间联系的负责人胡均鹤，提出希望和他尽快碰头。
胡均鹤很快就和潘汉年见了面，潘汉年在见面时提出他要直接和李士群见面会谈。胡均鹤告诉潘汉年：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要和李士群见面，只有到苏州去。潘汉年考虑到，此次来沪一个重要的事项就是与李士群见面，因此他没有丝毫犹豫便于翌日在胡均鹤陪同下赶赴苏州。
然而，当他们到达苏州后，李士群在苏州的家人对他们说，李士群刚刚去了南京。但家人转达说，李士群走前曾留下话，如有急事的话，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一而再，再而三的扑空，使潘汉年感觉有些蹊跷：李士群此番的态度似乎有些异常。回顾以往，双方的接触联系，一直是李士群比较主动；但此次潘汉年传话见面后，李士群反应消极甚至像是在有意地回避，这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对此，潘汉年一时难做准确揣度，他有点踯躅：跟着胡均鹤去南京，就一定能见到李士群吗？就是见到了，有可能是怎样一种情景？目前这种状态，是不是本来就是李士群故意设计的呢？
经短暂思忖后，潘汉年决定南京还是要去，因为他在与胡均鹤刚接头时，就已经表明了要与李士群见面，而且已经跟着他到了苏州。这个时候在未见到李士群的情况下就突然转身离去，不仅没有什么特别合情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此次出行主要目的尚未达到，人没见到，一点有价值的情况也没有到手，这岂不是徒劳往返。凭借自己多年的历练和经验，即便李士群真是在耍什么花招，自己总不至于应付不了，对此他还有着十分的自信。
于是，潘汉年又随胡均鹤转道南京。但当他们到了李士群在南京的住所，依然不见李士群的踪影。在李家，特工总部的一个头目杨杰接待了潘汉年，他说李士群见汪精卫去了，他奉命在此等候潘汉年。
在等候的时间里，李家时有人来来往往，杨杰不厌其烦地把潘汉年介绍给一些来李家的汉奸头目们，说这位是“肖先生”，是李士群的朋友。如此一来，潘汉年的南京之行，很容易被公开化。
已经显露的迹象表明，这一切是李士群有意安排好的，潘汉年对此已经毫不怀疑。可李士群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用心呢？潘汉年苦思而未得其解。但自己既已来了，也就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
一直等到了晚上，李士群还未出现，仍是由杨杰出面宴请潘汉年，宴后送他到一家高级宾馆休息，还派人陪他打麻将，直闹到深夜。在一定的层面上，有中共背景的“肖先生”到了南京，至此似乎已经无法隐瞒了。
第二天上午，李士群终于露面了。他见到潘汉年，既不谈有关和新四军的联系问题，也不询问潘汉年的来意，却首先谈了一通当前形势。并说现在日本人很重视和重庆方面的联系，想倚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
接着，李士群话头一转说道：“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让潘汉年一直在苦苦猜想的谜底一下子揭开了。
一切都是李士群预先设计好的，他把潘汉年辗转欺骗到南京，然后突然亮出牌，这等于是挟持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潘汉年此次前来的目的是考察与李士群进一步保持联系的可能性，他设想的范畴仅限于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可靠而有价值的情报，但李士群却突然把他带入一个有着更多玄机和危险四伏的境地，这对他来说应该是毫无准备非常意外的。
此时，潘汉年反应更敏锐的只是浅层的危险，而没能意识到危险后面深藏的狡谲；他的确感到了事关重大，但却没能再进一步把思绪向这是一个需要站在更高的政治层面解答的大难题延伸。
如果潘汉年是一位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的长于大格局谋略的政治家，他一定会将这一切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与日、蒋、汪新一轮秘密接触谋求交易串联起来；对安排会见的深层目的，及其后果和影响予以洞悉。
然而，潘汉年不是，悲剧也就在此。
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潘汉年认为断然拒绝与李士群去和汪精卫见面或许不是最佳选择。此事李士群不可能不预先与汪精卫通气，说不定他还对汪打过包票。若潘汉年拒绝见面，致使李士群的精心策划流产，让他在汪精卫那里大失颜面，那他因此而翻脸走极端将不是没有可能。
自己来到南京，个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现在最重要的是将敌方近期可能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情报弄到手，这是自己此次潜入敌占区的主要目的，也是关系根据地安危的大事。因此与李士群的关系不能轻易搞僵，而满足了李士群的某些要求，或许他也会以更有价值的情报作为回馈。
潘汉年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做着进一步的综合：李士群说汪精卫目前心情不好，可能是日本人通过周佛海和重庆暗中联络使他感到被冷落的缘故，他希望以某种方式来制衡，所以李士群得知潘汉年来到汪伪地盘，并可以促成潘与汪见面，处境很微妙，汪精卫便决意不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与中共方面的秘密接触，显然能达到让日本人感觉还要倚重自己的效果。
既然汪精卫的主要意图在此，自己与汪精卫的这次会面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潘汉年得出这样的判断。相反，自己说不定还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了解到更核心的情报和敌伪高层的动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时此刻，他心头或许正掀动着英雄主义的豪情。
“可以和汪精卫见。”潘汉年当机立断。当然，此时此刻按正常程序请示汇报根本来不及了。
南京之行为潘汉年的人生蒙上阴影
就在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公馆，一切都已事先安排妥当。
汪记“中央政治会议”的副秘书长陈春圃首先出现在客厅，接待潘汉年。不大一会儿，汪精卫从楼上款款而下，他和潘汉年握了握手，双方入座后，谈话开始了。
笔者看到尹骐先生在《潘汉年传》一书中对潘、汪此次会见的对话做了如下的描述：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我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潘汉年和汪精卫的这些言谈话语，不知是不是真有确凿的文字资料为凭据，但就这些内容看，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反正他们见面肯定是要说点什么的，而这样的见面也确实不会有什么实质的议题。因此，对上面的叙述是否精确也不必太认真看待。
汪精卫与潘汉年的见面，重要的并不在于谈了什么，真正的节点就在于会见和谈话这么一件事实本身，在于其政治姿态性的特点以及一旦加以宣扬所造成的影响和反应。而且，汪伪方面、国民党方面，后来的确都利用此事做了一些文章。
潘汉年此番来南京总共只有两天。南京之行对他而言可以说是毫无收获，只有失分，因此他不想再多逗留一刻，便立即返回上海。归途，仍旧是胡均鹤陪同护送。
而就在这其间，发生了一件潘汉年根本意想不到的事情。潘汉年刚与汪精卫见了面，中共安插在汪伪政权中的一条内线就获知了这个消息，继而立即通报给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刘长胜感觉兹事体大，遂电告华中局。当时的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得知此讯，未等潘汉年返回核实情况，即与曾山连署致电延安的中共中央，说得到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消息。中央此刻对此当然毫不知情，也许是认为如此重大的事情潘汉年不会不请示中央擅自做主，加之敌方确实不时散布中共与日伪秘密接触的谣言，因而复电华中局，告之以不必相信此类所谓秘密会面的造谣挑拨。
潘汉年前脚到上海，李士群后脚就跟随而来。他找到潘汉年，告诉潘汉年可以介绍一位日本军方人士和他见面。这位军方人士是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李士群介绍说，都甲大佐专管津浦、沪宁一线“清乡”工作的，和他见面交谈应该有助于摸清一些有用的情况。
潘汉年与都甲大佐的会面，是在北四川路的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引领潘汉年前往的还是胡均鹤。都甲在同潘汉年的交谈中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只要新四军不威胁津浦路南段的交通，日本方面希望和新四军之间保持一种缓冲的状态。
从都甲的一番话里，潘汉年感到日本人虽然时不时要造出“清乡”、“扫荡”的声势，但实际上已经受兵员枯竭困扰，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们正悄悄地把目标降低到在近一时期只求保证其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尽量避免与新四军交战损耗自己有生力量之上。
因此和都甲的会见，潘汉年觉得还是有些收获的。
数日后，潘汉年决定返回淮南根据地。离开上海之前，李士群又和潘汉年见了一面。李士群对潘汉年表示他希望今后还能继续保持联系，互换情报。
但经这次接触，使潘汉年对这个仅比自己小一岁的对手的居心难测已是深有体会，他感到自己在过去确实有些低估了李士群，今后必须对他多加提防。故而在这次见面时，潘汉年对李士群只是虚与委蛇，未再作任何承诺。
潘汉年此番来上海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对他可能长时间不能亲莅的上海情报一线，再做一些部署和指点。在离开上海前，他与张唯一、刘人寿等人见面，做了较为详细的交代。
之后，潘汉年仍由胡均鹤、刘毅护送，从上海返回淮南的新四军根据地。
历时半个多月的上海、南京之行，收获不能说没有，但潘汉年的心头却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越琢磨就越觉得被李士群欺骗和利用了，继而生出一种难言的苦涩，尤其是思及自己和汪精卫晤面一事会结出怎样的后果就更是忐忑不安。
回到根据地后，潘汉年只向饶漱石等一般汇报了上海的情况，以及关于日伪军“扫荡”计划暂时还不会有什么大动作等情况。而将自己南京之行的情况，隐瞒了起来，没向饶漱石等领导人报告。从此，潘汉年留下了一块很大的难以根除的心病。
数月后，李士群因敲诈勒索周佛海，导致周、李矛盾更加激化，周佛海在日本人处对李士群攻讦；而日本人对李士群兵权过重，且暗中与国民党、中共均有联络，对他益发不放心。最后，日本人决定除掉这个让他们感到难以驾驭的危险人物。日本人利用一次宴请，在李士群的食物里投放了阿米巴菌，将其毒死。
潘汉年与李士群之间建立和保持的秘密联络，也随着李士群中毒身亡而宣告终结。
李士群和中共拉关系，更多的是想借助中共，增加自己在汪伪集团中争权夺利的筹码；胡均鹤与李士群在汪伪政权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能多做一点好事，以此求得革命阵营的谅解和宽恕，是为了当时局变换时自己仍有一条生路。这就使得潘汉年同他们打交道既难且险，殚精竭智。利用与被利用，成功与失误，参差交错，其中甘、酸、苦、辣，只能在自己内心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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