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的持续改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然而与此同时，一些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重大历史结论，或是被“束之高阁”，或是遭遇质疑乃至被颠覆。这类现象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持续发酵并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批评。
实际上，早在1997年，刘大年先生已针对上述现象作过正本清源的论述，他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发表《方法论问题》一文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两大任务的一体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主旋律地位，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无法回避的基本认识；抛开这些基本认识，就无法正确理解近百余年来中国走过的曲折道路，更无法正确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
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大年先生的高论虽发于25年前，但25年来近代史研究出现的诸多问题，无一不在这番宏论的射程之内。这里仅就太平天国研究略谈一点感想。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的历史意义，在于集中了广大农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并将其推向高潮，同时勇敢抗击外国侵略者，显示出中国人民潜在的巨大革命力量。这是学界更是历史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的定论。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学界却流行着关于太平天国的另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强调太平天国借以起事的拜上帝会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产物，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甚至“和西方的侵略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导致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相应地，残酷镇压太平军的清政府与湘、淮军头目，被视为抗击西方文化侵略、捍卫中国文化的正面人物。
通过拜上帝会动员民众，确实是太平天国运动阶级局限性的一种表现。但也应当看到，在缺乏更先进阶级领导的历史前提下，利用宗教乃至迷信将力量分散且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组织起来，乃是旧式农民运动常见的斗争策略。把外在的手段当作定性标准，势必导致无法准确地辨识太平天国、清政府、外国侵略者的三方关系。
事实上，拜上帝会宣扬的重点与流行的基督教教义很不一样。拜上帝会虽宣称“开辟真神惟上帝”，实际归宿却是“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的平等思想与“斩妖除魔”的反封建专制诉求。1847年洪秀全在广州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后者便已察觉洪秀全思想充满反抗意识，与基督教教义不同，拒绝为他施洗。显然拜上帝会只是化用了西方宗教与思想的某些元素，这对全面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定位，其实无关紧要。相反，更值得关注的是赣闽粤桂等地客家群体与地方社会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中的作用，以及19世纪华南地区中西文化碰撞对拜上帝会宗教观念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西方传教士与外交官起初极为兴奋，视之为标志中国基督教化曙光的里程碑。可当他们目睹太平天国政权实际状况之后，却无不失望乃至愤恨叹息。1861年英国外交官富礼赐游览天京后，在游记中咒骂拜上帝会是“亵渎神圣”的“异端”，“如果教皇有权惩治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侵略者的反应恰好说明，将拜上帝会与基督教形式上的相似夸大为本质性的联系，无法得出合乎太平天国历史实际的结论。
比起宗教思想的形似，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太平天国的现实活动。太平天国从未承认《南京条约》等清廷与殖民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等列强一面派联军攻占北京，一面又与上海官绅买办勾结，组织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等雇佣武装，与清政府“会防”上海，围剿太平军。太平军没有屈服于洋枪洋炮，而是奋起反抗，于1862年在慈溪将创办洋枪队的美国流氓华尔击毙。仅此一端，便可见太平天国运动不仅体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气概，同时也与19世纪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殖民运动息息相通。而清朝统治者完全不顾都城沦陷、圆明园被焚的奇耻大辱，更顾不上“洋教”的侵略性，迫不及待地同英法诸国握手言欢，共同对付太平军。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究竟谁是反抗列强侵略的中流砥柱，谁在奉行投降主义、出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岂不是一目了然？那种抓住拜上帝会的宗教形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借此贬低太平天国历史意义的观点，在事实面前，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指出：“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这段论述恰好可以用来揭示太平天国宗教形式的本质内涵。拜上帝会的“天国形式”，乃是广大贫苦农民反抗外国侵略、反抗封建统治等现实诉求的曲折反映，是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关系”决定的因变量。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是由农民运动的阶级性质决定的，只能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来揭示。执着于用宗教幻象的形式为太平天国定性，在历史观与方法论维度上都偏离了唯物史观，其结果不仅流于肤末皮相之论，更导致对历史真实的系统性扭曲。正如大年先生指出的，研究中国近代史如果拒绝基本的阶级分析，“那完全可以从人们早已达到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现实认识，会一百八十度向后转，把颠倒过来了的历史再又颠倒过去，以至比没有加工没有雕琢的唯心史观，显得更加荒唐”。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近代中国重大历史问题的结论，并非一般的学术结论，而是从1840年开始到现在，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理性认识。从站立着的现在去回望那从跪着到站起来的一百余年，是非曲直不是更加清楚吗？学术创新不能凌空蹈虚，站上而非“踩塌”巨人的肩膀，方能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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