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长什么样？
估计多数人一搜“百度”，就会想也不想，指着那张富家翁似的画像，说找到了，这就是朱熹！
恕我直言，多数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也包括多数自媒体从业人员，是不具备历史考据能力，也没有习惯性的给历史人物、事件的常见答案打问号，然后解决这个疑问的。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却是必须常疑常新的。不但要问一个，这是真的吗？更要去通过海量的史料考据，来揭开这个谜团背后的真相。
也许并没有完全的真相，但每一步靠近真相的努力，都会让我们真正有所得。
咱们说回朱熹的长相，从史料来看，朱熹脸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眼下的脸颊上，长有七颗黑痣。
1974年4月7日，建瓯一中的一位老师，带着高一八班的同学，开展社会调查。在城内豪栋街158号，一户姓朱人家的猪圈乱砖堆里，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有幅石刻画像，还有若干题字。其中一处写道：
“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益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余矩，惟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绍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
建瓯朱熹写真石刻
还有一处是朱熹的16代孙朱玉，所写的说明：
“家朝遗碑，数毁兵火后之重镌，皆失其旧。此文公六十一岁对镜写真也。威仪整肃，体备中和。仅依元本钩摹重镌，俾海内名宿景仰、尊崇、俨熨，见先贤当年之气参云。十六代孙玉百拜镌石。”
绍熙（1190-1194）是宋光宗的年号，这幅朱熹自画像是目前所看到的最早、最完整、最逼真的朱熹画像。
可惜的是1984年，画像所在的建瓯县（今福建省辖县级市，由南平市代管）文化馆，由于附近火灾殃及，这幅珍贵石刻也遭焚毁，今残石藏于建瓯博物馆，所幸此前已有拓片保存。
讲完朱熹的真容和画像文物的故事，我们继续说回淳熙年间，这场朱熹赈灾浙东，在台州引发的反腐旋风，所造成的南宋官场大地震。
及此一回薄，湖平烟浪多
经过调查审理，朱熹已经初步掌握了唐仲友的全部罪行，并陆续将掌握的材料写成奏章，向上呈报，进行弹劾。这让后者不免有些担心，毕竟这些事情加起来，死罪都够了！
清代《唐氏重修族谱》中的唐仲友画像
于是，唐仲友一面转移隐藏公库的账簿档案，破坏朱熹的查究，一面向朝廷上书狡辩，并向宰相王淮求援。在得到王淮的包庇后，不仅唐仲友的气焰再度嚣张。严蕊涉案被囚，他竟公然派遣台州吏卒，闯入绍兴府司理院，大打出手。
对于朱熹这种油盐不进的家伙，说实话，王淮和唐仲友都有些头疼。毕竟朱熹名满天下，其声望和人格已为天下公认。极端的廉洁和诚实，也造成了他近乎极端的“吹毛求疵”，以至于可能会被潜在的政治对手所利用。对此，王淮早有体验。
当淳熙六年夏大旱，朱熹上疏，对近臣党羽势力的危害进行痛斥。孝宗虽大为光火，却让时任副相的王淮，看到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出头天，最终在以宰相为首的大臣们，暂时摒弃门户之见，共同对敌的联合攻击下，近臣的势力被不断削弱，宰相之权实至名归。
只是如今时过境迁，朱熹就成了麻烦制造者。毕竟以其为元点，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理学势力。比如前任赵雄，就是淳熙时期最具恢复意识的主战派代表，而此人对朱熹可谓恩义有加。而时任副相的周必大，由于广结理学学者，成了理学势力的政治代表人物和首相位置的有力竞争者，并与朱熹互为表里，让王淮不得不防。
而更重要的是，隆兴北伐惨败后的淳熙之政，表明宋孝宗的恢复之志日益淡化，政治趋于平稳，而随着赵雄的罢相和王淮的长期独相，宋孝宗已经彻底放弃了亲自实现恢复的愿望。
宋孝宗像，故宫南熏殿旧藏《宋代帝后像》之一
那个曾经野心勃勃，志在恢复的孝宋宗早已心灰意冷，转向逸乐。毕竟政治上既无法革新，外交上也难再获进展，军事上更不可能有奇迹出现，那也只好维持现状了。
对此深有体会的王淮，作为主守派，也是宋孝宗朝担任宰相时间最长者，王淮的任期长达六年九个月，可以说淳熙后期就是“王淮时代”。
这是一位屡遭挫折的皇帝，任用的“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宰相。但也请注意，这位宰相尽管有私心，但并不妨碍他是一名极其优秀的行政官员，更曾经是一个敢想敢干、敢说敢做的能吏，甚至是一位曾经对贪官和弊政，以及官场那些令人作呕的潜规则深恶痛绝、勇于斗争的好官。
十七年前，正是人微言轻的王淮，敢于对位高权重，时任第一副相和实际上的首相钱端礼的无耻行径，第一个站出来说不！
几十年政坛的摸爬滚打、风风雨雨，王淮显然老了，老得成了老江湖、老油条、老滑头。
政坛这个东西，古往今来，都有很多年轻人都想挤进去，以为走上仕途就能搭上快车。可是他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多么复杂，多么的消磨人性？大多数人跳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只能沉到水底做了淤泥。年轻人有锐气和热情，真好！可能保持多久，就是个问题了。
《王氏族谱》中的王淮像，请注意这题赞者“眷侄唐仲友”
三年？五年？十年以后呢？能剩下来多少？
做官难，难做官，也许当初他们也是一样的忧国忧民，一样的雄姿英发，一样的想有番大作为，就像十七年前的王淮。可是十年、二十年的宦海沉浮之后呢？
也许只顾及自己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了，也许只会想到我应该分到平方米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有多大的面子，还能不能为了这些好处，在政治上再有些进步呢？
这就需要人云亦云、完全按照领导意志办事，只问上级喜怒，却不问对错善恶；需要谨小慎微，处处不能随意放屁，不痛不痒、不麻不辣、诤言不说、直话不讲，报喜不报忧，只学喜鹊喳喳不做仗马之鸣；需要只对长官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不对国家负责，浑浑噩噩、不冷不热，领导小事是大事，百姓大事是小事。
至于年轻时的那些雄心壮志，初入宦海时的自我约束，都将被看作是政治不成熟的孟浪。不信吗？
如今的王淮，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所以从王淮如今的角度而言，他于公于私，都不希望朱熹把这件事情搞大，弄得两败俱伤，不可收拾。
而从王淮丰富的行政经验，都使其相信朱熹既不可理喻，又不可强求。这样的人，绝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反之，对于唐仲友和自己，朱熹会用其自己古怪的标准来来苛责。
南宋时期的两浙西路、两浙东路和江南东路
对于这样的怪人，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冷处理，实在不行就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对于这个处理意见，朝中也不乏王淮的支持者。也许派系不同，但朱熹在浙东，对那些有问题官员的“过火处理”，显然伤害到了大家的切身利益。
朱熹认为当时浙东诸州的连岁灾伤，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除了唐仲友这样的贪官，那些老病庸懦不作为、瞎作为的州县官，可能比前者更可恨，也更误事。朱熹希望能尽快将他们通通罢免，以求“庶几数月之间，逐县得人，不至误事”！
显然，这让原本可能支持朱熹的某些势力，也为之侧目，觉得此人越发不可控。
对于朱熹弹劾唐仲友的奏章，王淮前后压下了三份，后者可能希望朱熹能多少给自己些面子，再通过朱熹周围的关系再做些工作，最好就此罢手。而且为了照顾朱熹的面子，实际上在调查开展期间，就已经安排自己的手下和唐仲友的朋友，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推荐唐仲友为江西提刑。
但摁倒葫芦起来瓢的是，朱熹固然不消停，唐仲友也不是省油的灯。如今朱熹和唐仲友相互攻讦，连续交章上奏，王淮感觉实在捂不住了，就把两人的奏章一起递给宋孝宗本人。
程颐（右）、程颢画像，故宫南熏殿酒藏《历代名臣像》之两种
然而直至此时，王淮还是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所以当宋孝宗问起这件事时，王淮就把朱、唐二人交章上奏，说成是与政事法律全无关系的思想学术之争，将此事巧妙地导引为“程学（二程）与苏（轼）学的学派门户之争”，归之为“此秀才争闲气耳”。
朱熹是程颐学脉不假，可唐仲友跟苏轼，真是八竿子打不着。使宋孝宗不再有兴趣过问此事，企图保护唐仲友顺利过关，也希望两人能就此打住，不要再生章节，免得撕破脸了，再无转圜，搞得两败俱伤。
朱熹见自己的接连上奏如泥牛入海，遂明白有人作梗，于是以退为进，在继续调查和揭发唐仲友不法行为的同时，先后两次上疏宋孝宗自请解职。表示既然朝中权贵说话，比台州百姓的疾苦更让皇帝受用，那我不如就此辞职，远远地跑到武夷山中，避开那些谁都惹不起的大人物！
此言一出，朝野震动，再加上朱、唐交奏，在朝廷和地方引起的影响，终于促使孝宗再次过问此事。他接受了朝臣关于由浙西提刑司委派强干官员，对唐仲友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的建议，并下诏令朱熹，即日前往浙东其他州县，巡视灾情。
但朱熹却不识抬举，表示自己决不能此时离开台州，否则唐仲友必然要对举报者打击报复，还会变本加厉残虐吏民，坚持在新任知州史弥正到任交割州印后方可离去。而史弥正的父亲正是老宰相史浩，他的弟弟则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史弥远，史家和理学的关系可谓深厚。只有交由这样的人，朱熹才能放心。
朱熹书法《易系辞》（局部）
提完条件后，朱熹进一步揭露说：
“朝廷中其些官员，提出委派浙西提刑司官员进行调查的真正用意，在于拖延时间，等待皇帝对唐仲友的宽恩赦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朱熹的顽强，最终让宋孝宗觉得其中必有蹊跷，决心进一步介入，这让宰相王淮深感不妙。他面对朝野舆论，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偏袒和保护唐仲友.只好收回对唐仲友的任命，不得已夺其新命转授朱熹。
重新任命朱熹为江西提刑，看起来是要以此缓和双方关系，实际上却是将朱熹置于尴尬境地。原来你想严惩唐仲友，是为了自己去江西做官啊？
分明就是请君入瓮，让朱熹识相滚蛋，别再纠缠不清。
朱熹书法《易系辞》（局部）
为了加大对朱熹的压力，王淮指使台谏攻击朱熹，企图用釜底抽薪之计诋毁之，并牵引理学派，甚至否定理学地位，可谓一箭双雕，大有把朱熹和他身边的那些潜在威胁者“一勺烩”之意。毕竟，由于张栻、吕祖谦的相继辞世，这时的朱熹，一方面成为理学诸派的共同领袖，一方面也因此而日益成为反理学势力攻击的焦点人物。可以说，如果攻倒了朱熹，对很多人都是一件福音。
比如此时正担任副相的谢廓然，跟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们积怨甚深，而朱熹此次搞掉的知衢州李峄，又是谢廓然的亲戚。于公于私，谢廓然为代表的执政团队，都觉得真能搞定朱熹集团，绝对是一件快事，更是一件好事。
于是，各方面加入战团，使得长期存在的理学与反理学势力的冲突，进一步公开和明朗化。执政团队基于长期经验，更是深谙宋孝宗的痛处，直指高调倡导道德的理学家们，其实不过是欺世盗名的“伪学”。他们攻击的核心，在于一个“伪”字，而更要紧的，还是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一个“朋党”的罪名。
其攻击程度之猛烈，涉及范围之广泛，均为此前攻理学者所未及。
朱熹书法《易系辞》（局部）
这让宋孝宗，立刻觉察到问题的本质。
作为有想法的英主，原则上宋孝宗希望下情得以上达，以便了解普天之下的世事民情。但从根本上说，其关注重点，更在于臣民是否顺服。正因为如此，他的“希望”必然有其限度，即在不影响统治的前提下，不希望面对难办、难堪的实情。而洞悉个中奥秘的执政团队，自然不愿冒逆鳞的风险，一味追踪难于应对的事实。
但朱熹，却显然不知道这条底线，抑或说是明知故犯。倘若任其“胡作非为”，必然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由于君主政治的中心关怀在于政局稳定，决定了对于地方政绩的了解寻求，既有动力，也有限制。牺牲甚至掩盖部分信息，应该说是当时政治措置的必需，而这也是理学型和官僚型两大集团的根本分歧和矛盾体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太过认真和刚正的朱熹，从一开始就错了，也输定了。
不过要赞许的是，虽然王淮及其手下的做派已经很下作了，但执政团队还是有道德底线的，只攻击到技术层面，而他们的乏走狗们，则干脆直奔下三路。既然主子说你们是“伪学”，那么你的私德，必然要不堪，否则何以“伪”呢？
我们日后在《齐东野语》和《夷坚志》中看到的荤段子，想必就是这种流毒的传播。而实际上，即便是那首后来广为流传，署名为严蕊的《卜算子》，其真正作者也并非严蕊，而是唐仲友的表弟高宣教。至于岳霖，当时更不曾担任两浙路的提点刑狱。
朱熹书法《易系辞》（局部）
但这无耻到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也几乎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尤袤、陈亮、陆游、辛弃疾和陆九渊、杨万里这样的大家愤怒了，就是一般的太学生都怒不可遏，贴出大字报：
“周公大圣独遭谤，元晦真贤亦被讥。堪叹古今两陈贾，如何都把圣贤非！”
由失望而终于绝望，朱熹一次又一次提出辞呈，最终离开浙东，重返他深爱的学问之中。对于他的离去，台州和浙东的老百姓，深感遗憾，即便是朱熹在学术上的竞争对手陆九渊，也为之扼腕。
在给朋友的一封私信中，陆九渊写道：
“朱元晦在浙东，大节殊伟，劾唐与正一事，尤快众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虽士大夫之间不免纷纭，今其是非已渐明白。”
尾 声
在福建的穷山僻壤间，退职在家的朱熹，晚年时不时会去看看女儿和女婿。不过他们，显然也没有什么能拿出手，招待老父亲的像样饮食。有时，甚至只有一锅清澈见底的葱汤，半釜难以下咽的麦饭，后者就是磨碎的麦子，连麸皮都舍不得扔，一起煮了吃。
陆九渊画像，朱熹在学术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安贫乐道的朱熹，倒也吃得开心，还不忘写诗记之：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葱汤麦饭，虽然寒酸，但却能果腹，不知此时，朱熹是否会想起那些浙东、台州的乡亲们？
在朱熹走后，从唐仲友到严蕊，甚至到蒋辉，一干人犯，皆被无罪开释。有人请酒给唐仲友压惊，席间少不得官妓们且歌且舞，某位甚为得宠的花魁还献《大圣乐》一曲：
“休眉锁，问‘朱’颜去了，还更来么？！”
听到这句，唐仲友不禁击节起舞，是啊，还锁什么眉头呢？朱熹走了，还能回得来吗？想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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