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说来也很奇怪，我们常常可以在脑筋中装进很多海外奇谈，以及小广播上听来的新闻，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很容易把群众中的这些最普遍、最平常，但又是最重要的东西忘记掉。这在脱离生产太久的、脱离群众太久的知识分子，特别如此。但不论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一忘记或只是不很重视这些问题；那乱子就会出来的。”
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写于1943年，与今天虽然相隔数十年，但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其中的内容在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在文章中，他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该有的立场、原则、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如，调查研究和政策决议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调查研究中的分析环节与综合环节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调查研究为什么要常态化、持续化，等等。文章内容生动活泼、语言通俗流畅。
作者｜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1976年7月1日），原名张应皋，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领导人之一。
责编｜大明 喀秋莎
后台编辑｜童话
邵克萍 春江战歌
原文选编注释
本文是张闻天在晋陕农村调查结束后写给中共中央的一篇总结报告，毛泽东阅后于9月29日批示中央“各同志阅”。1982年9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调查和研究》第132期首次刊印了这篇报告，并加了编者按，按语说：“张闻天同志四十年前写的这篇文章，在实践的基础上，精辟地论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基本态度，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同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摘要刊载了这篇报告。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按手稿收录了全文(略有删节)。
一、出发经过
我同几个同志于去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从延安出发。
从二月十八日起至四月十二日止，为在神府[1]县直属乡贺家川调查时期，整理出的材料有《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2]。
从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十日止，为在晋西北兴县高家村区调查时期，整理出的材料有《碧村调查》(此外还有十三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是别的同志写的)及《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大纲式的)。
从九月二十六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一 日止，为在警备区[3]米脂县杨家沟村的调查时期，整理出的材料有《杨家沟地主调查)(此外还有刘家峁、高庙山二村地主的调查，是别的同志写的)。
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二月二日止，为在米脂城内调查时期，搜集了一些材料，没有整理出。
从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止，为在西川[4]、双湖峪[5]市镇乡调查时期，搜集有双湖略市镇乡各花户[6]经济状况及公粮材料，未整理好(附带调查有张家寨子户地[7]材料、马蹄沟盐滩[8]材料、徐家沟炭窑材料及西川各区地主材料，均未整理)。
从一月十八日起至二月二十四日止，为在绥德市调查商业的时期，搜集的材料，尚未整理。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回延安。
今将一年来调查工作过程中一些经验教训择要写在下面，作为本人向中央一年余工作的报告。
二、打破教条的囚笼
这次出发使我深切的感觉到，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到处看到的东西，在我都是新鲜的、生疏的、不熟悉的。必须经过一番请教之后，我才能认识它们，同它们交起朋友来，但这些东西，又是如此的生动活跃，变化多端，如果我不同它们保持经常的接触，紧跟着它们，它们又会很快的前进，把我远远的抛弃在它们的后面。同时一切事实又如此明显的告诉我，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们，熟悉它们，了解它们的动向，我们决然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即使马马虎虎的决定了，任务仍然无法完成，政策也无从实现。
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
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首先要自己联系起来试试看；不再空谈“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首先要自己做一点这类“研究”的小榜样试试看。我想，这也许比一切关于这类辞句的空谈的作用，要大的多！
我想，我这次所走的途径，或许是改造像我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党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吧。这就是说，首先应该彻底击破阻止他们走向实际的思想壁垒，如关于“知识分子”与“理论家”之类的错误思想，然后使他们在行动上真正同实际、同群众接触起来，使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切身经验上体验到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的正确，决心来一个彻底的自我改造。
延安一年来的整风运动，已经做了第一步的工作，现在必须以第二步的工作来充实第一步，没有第二步，第一步的了解是不会深刻的。
三、从实际出发
在过去，我从未怀疑过我是一个唯物论者(我主要是指历史唯物论)。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已经承认了马列主义关于唯物论的一切原则，我当然是唯物论者无疑了。然而一年来的经过，使我对于我过去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这一点，发生怀疑了。因为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决不能认为是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作风。相反的，这正是三观主义唯心论者的特点。所以我的自我改造，还得从做一个真正唯物论者开始。
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这当然似乎是谁都知道的普遍真理，然而真能在一切实际行动上这样做的，却并不很多。客观的实际虽是天天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要求我们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统治地位，然而我们却偏偏来个“熟视无睹”，不肯去理会它，甚至根本不承认它。但是客观的实际，并不因为我们的“熟视无睹”，我们的不理会或不承认而消极退休。相反的，我们愈是不理会它，愈是不承认它，它愈是积极的同我们捣乱，使我们到处碰钉子，到头来只弄得我们头破血流，家破人亡。
我们在很久的时期内，简直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一样，受了这许多痛苦，还不知道这钉子从何而来。只在经过许多牺牲与损失之后，经过毛泽东同志许多次的指出以后，我们才开始觉悟到，这钉子是客观的实际的钉子，如果我们再不理会它，再不承认它，我们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于是去年来毛泽东同志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号召，才得到全党有力的响应。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最普遍的真理，我们中国党仍然是支付了极大的代价，才把它接受过来的。可见，我们主要的不是从书本上接受马列主义，而是从实际经验中，从错误中把它接受过来的。
既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那我们就必须好好的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地位，向它毕恭毕敬，老老实实，而决不能目空一切，自高自大，调皮捣蛋。真正做一个唯物论者，对客观的实际只能有这样的态度，不能有别的态度。
同时，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还必须承认，只有正确的认识了这个客观的实际之后，我们才能提出改造这个实际的正确意见。这个简单的普遍真理，要求我们对于客观的实际必须有详细的调查研究，而决不能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
任何伟大的天才，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非常细小的事物，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前，是决不能发表任何正确的意见的。那么像我们这类普通的人才，怎能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前大发议论呢？！关于一件事物的许许多多的议论，无数篇的文章，无数次的讲演，在对于这件事物做过真正调查研究以前，除了浪费精力、财力外，究竟还有什么价值？！许多问题的争论不决，闹不清楚，许多事情的办不通，办不好，归根到底，还不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做过一番切实的调查研究，因而找不到共同承认的真理而造成的吗？！
所以真正的唯物论者，不论在发表意见时，不论在决定问题时，必须采取经过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的，小心谨慎的老实态度。真正的唯物论者，决不能有其他的态度。主观主义者不是从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而是从个人的脑筋中任意抽出感想，所以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就必然成了他们的特性。客观的实际如果对于他们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只是在于他们可以从中找出许许多多“事实”来证明他们的意见的正确罢了。党内有许许多多的报告，就是先做了“结论”或“总结”，然后列举“事实”做证明的。这类意见的必然破产，是毫不足怪的。
所以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是真正的唯物论者，不仅在他口头上是否承认或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而主要的要看他在实际行动上是否真能这样做。整顿三风，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了实际的效果，也可以拿这个标准加以测量，他可以满口的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然而如果他不能以实际出发来办理一切事情，那他的三风仍然不能称为“正风”的。
主现主义、教条主义曾经使我们犯了无数的错误，使我们受到过极大的损失，如果我从这里能够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只有无情的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做坚决的斗争，把自己的一切工作，放在坚固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
四、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
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
调查研究工作，不论对于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是绝对必要的。像前面说过的，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具体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提出正确的任务。这正像一个军队的指挥官，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各种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决定作战的命令。这已经是很明白的了。
但一个领导者，在正确的提出任务之后，是否可以不再需要调查研究，让事情自己发展下去，所谓自流的发展下去呢？当然是不可以的。然而我们常常在任务提出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不再过问，只是到了一定时期之后，才照例召开一个检查会议，或总结会议，照例的检查一下，总结一下工作。但是，正因为我们平时对于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缺乏详细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在检查会议、总结会议上，也就提不出新问题、新办法，以推动运动的继续前进。至于在会议前后，给下级以经常的具体帮助者，那就更少看见了。
因此，许多工作的检查总结，常常是照例的、形式的、死板的、没有内容的，空谈的，因而也很少结果的。这正好像一个军队的指挥官，只发出了作战的命令，而没有根据各种变动着的情况来进行不断地作战指挥。这种正确的作战指挥，对于一个战役的胜利，是一个重要的、有时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所以一个领导者，不但在决定任务之前须要做一番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即在正确的任务提出以后，也仍然需要不断的调查研究。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但须要对于一件事情有正确的原则的领导，而且还须要作战指挥一样的行动的领导。只有把原则领导与行动领导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把这种领导称为具体领导。这种具体领导，不以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是决不可能的。这种作战一样的行动的领导，在我们党内有特别强调的必要！
在被领导者方面，在接受了上级规定的任务之后，在执行任务时，是否可以对于当时当地的情况不进行调查研究呢？当然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不能在接受任务之后盲目乱干一气，而必须考虑一番，如何执行任务，才能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一个被领导者，不但对于上级所给与的任务应有清楚的认识，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与勇气，而且还须要有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的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而这，没有对于当前情况的调查研究，也是不可能的。这正好像一个战斗的部队，在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时，仍须不断侦察战斗情况，以便适时的改变自己的战斗形式与组织形式，以争取胜利一样。
事实证明，一个任务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相反的方法来完成。一种方法是不问实际情况的，死板的，强迫命令的，脱离群众的，违反政策的。一种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的，灵活的，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执行政策的。说用前一种方法不能完成任务，是不合实际的，但是只问任务完成与否、不问任务如何完成的观点，是不足为训的。我们要完成任务，但只有拿后一个方法来完成任务，才是我们所拥护、所赞成的。不了解当前情况的人，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完成任务的。
所以不论是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必须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基础。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即以陕甘宁边区来说，有警备区与老边区之分，有土地革命地区与非土地革命地区之分，有中心地区与边界地区之分。所以，上级的决定，必须很好的估计到这些不同地区的特点，使决定带有原则性。下级执行上级决定时，必须估计到本地区的特点，使决定带有具体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上级的原则决定，在各种不同的地区内能够具体执行，而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能够步调一致，和谐的合拍的前进，这没有双方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是不可能的。
所以，调查研究工作，不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突击工作，也不是只在工作的某一阶段才需要的工作，也不只是对于某一种人才需要的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的整顿三风才算有了实际的成效。
五、在实际中和在群众中审查工作
马列主义者均得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普遍的真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的是否正确，必须要在实践中找到证明。实践中证明做不通的，或找不到证明的东西，不论说的如何动听，或如何“伟大”，我们必须认为是无用的、有害的东西，决然加以抛弃。反之，在实践中证明做得通的，不论说的如何平淡无奇，如何“不足道”，我们必须认为是可靠的真理，加以抬举与尊敬。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审查我们的工作有无成绩，有何优缺点。
我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审查，常常偏于在上层，在办公室里，在工作报告上，在会议上，因此常常是片面的，空洞无内容的，吃力不讨好的。正像上级决议向下传达时常常不断的打折扣，到最下层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数目字一样；下级把实际情况逐级向上报告时，也是不断的打折扣，到最上级时，常常只剩下几条硬化了的结论了，而这些结论，或者毫无内容可言，或者有点内容而毫不可靠。因为下级同志向上级做报告时，往往只选择他认为是特别要紧的东西，往往是从他的了解做出的结论，而真正重要的东西，真正宝贵的经验教训，却往往被他弃了。
我有过无数的经验：常常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材料，下级同志却认为不重要；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他们却长篇大论的叙说。我参加过很多的会议，听过很多这样的报告，报告人可以说到他们如何开会，如何传达，如何布置，到会人数，发言人数，以及“经验教训”等许许多多的话，然而实际材料却是很少，实际问题究竟在哪里却是无法知道。这类报告再经过许多次的传达、讨论、总结，就变成什么也没有的空话了。但人力、精力、物力的浪费，却是不可计算的。
偏重于这样的审查工作，甚至把这样的审查当作审查工作的唯一方式，实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之所由来。这种领导因此常常不能不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其表现形式，也不能不是党八股的、老一套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即在决议执行的地方，按决议实际执行的结果来审查，那情形就会大大的不同：在机关审查中纠缠不清的、颠三倒四的问题，一到这里会豁然开朗起来；在机关审查中死气沉沉的、闷人的空气，一到这里会生动活跃起来。因为决议的真正变为实际行动是在这里，而不在机关里。决议的真正执行者是广大的群众，而不是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决议的真正实行是在紧张的斗争环境中，而不在和平的讨论中。正像斯大林所说的，工作人员的优缺点，执行机关的优缺点，决议本身的优缺点，在这种审查中，就会清楚地看出来。
所以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经常的保持同实际、同群众的联系，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同最下层的干部与群众举行会谈，实是绝对必要的。这里他可以得到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这是一个又简便、又生动、又实际的办法。只要每个领导者懂得使用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转变我们上层审查工作中的一切缺点，而使上层审查也变为有内容的、生动的，有实际效果的，上层审查不是不需要，但必须以下层审查作基础，才有意义。所以在党内，虽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审查均有必要，但自下而上的审查，我以为在今天必须强调。
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告诉我，做事情要亲自动手，出一身汗才做得好。我过去对于亲自动手，只是了解为亲自看文件，亲自同高级干部谈话，亲自参加工作讨论会，没有了解应当亲自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接触最下级的干部。而正是后者，是亲自动手的主要意义。
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告诉我，他有时对于一件事情，感觉到毫无主意，感觉到沉闷，但一同实际接触，一同群众与下层干部接触之后，主意就出来了，人也感觉得松动了。他的这句话，我到今天才算多少有了一点了解。不在实际中、群众中审查工作，是很难有什么可靠的主意出来的。
过去我以为要同实际、同群众接触，一定要出发得很远，其实未必如此。我们是生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只要有决心去同他们接触，我们是可以到处找到他们的。不愿同实际、同群众接近，熟视无睹，才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基本原因。
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应该是我们全党的战斗任务。
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查研究
马列主义教导我们：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是一切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艺术的、宗教的物质基础。所以，“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所以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正是在我们平常工作中最被忽视的。
我们可以天天高谈“改善群众的生活”，“坚决执行阶级路线”，然而对于自己所在地群众的生活，群众中的阶级关系，却可以毫不调查。我们可以登记某一个士绅的政治态度、政治意见，称他为中间派或进步分子，然而对于此人的经济地位、阶级地位，却可以毫不调查。讲“一打一拉”，而不知打谁，拉谁；讲减租减息，而不知租佃关系、借贷关系是什么；讲发展生产、春耕秋收，而不知如何生产，如何收获。这种态度，显然是非马列主义的。我们在工作中闹的许多乱子，许多笑话，也就出在这里。显然的，没有这种社会生产状况的调查研究，任何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的执行，是不可能的。
也许有人以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查研究，是很神秘、很困难的。其实，这种调查，既不神秘，也不怎样困难，只要我们肯动眼、动口、动耳、动手、动脚，我们就会在这方面得到成功。因为，我们现在是生活在群众中间，老百姓们如何生产，他们在生产间的关系如何，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天天可以看到的最平常、最普遍、最大量，而且千万次反复着的东西。
但是正因为这些东西太平凡了，太普遍了，太常见了，所以我们常常容易把它们忽略过去。特别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常常喜欢“昂首向天”，在天上的星星中间寻找世外的、奇异的“理想”，面对于这些事情，则简直看不起，认为太卑鄙、太功利、太平淡无奇，以致采取漠不关心、熟视无睹的态度。我们不了解这些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见的事情，是牵连到千千万万人民生活的事情，一切伟大的理想，如果同这类事情脱离了关系，那是一个铜钱也不值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完全不是在于他们发现了什么天上人间少有的，奇怪的东西，而正是在于他们发现了这类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见的东西。他们发现了：人们要生活，必须吃饭穿衣，而要吃饭穿衣必须使用一定的工具来生产，这种生产使人们之间发生了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叫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试问这种理论不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吗？然而其伟大也正在此，因为他所要解决的正是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问题。
说来也很奇怪，我们常常可以在脑筋中装进很多海外奇谈，以及小广播上听来的新闻，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很容易把群众中的这些最普遍、最平常，但又是最重要的东西忘记掉。这在脱离生产太久的、脱离群众太久的知识分子，特别如此。但不论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一忘记或只是不很重视这些问题，那乱子就会出来的。
农民出身的干部，一般都是熟知农村中的生产情况及阶级关系的，但他们常常以为这些材料是上级不需要的，或者以为这些材料同他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没有关系的，因而也常常不很重视这些问题。这无疑的，是主观主义领导的恶果。
各级领导机关与领导者，必须首先熟知当地民众的生活情形，熟知生产上的一切问题，熟知各阶级间的关系，了解各阶级间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明确知道自己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之上，斗争应该向着什么阶级进行。不明了这些情形，掌握政策是说不上的。
如果我们在农村中工作的同志，都能调查清楚土地的种类，各种土地的质量，一垧地有好大，每垧地案要好多布袋粪、好多种籽，需要几多人工、牛工来耕种、锄草、收割，何时耕、何时种、何时锄草、何时收割，每垧地能打多少粮食等等，以及谁是地主，谁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谁是二流子，调查清楚他们相互间的各种关系，如租佃关系、借贷关系、劳动互助关系等等，以及他们间的各种斗争形式等等问题，那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必须特别指出，几年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们常常把马列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即阶级斗争的原则，置之脑后了。很多同志，甚至高级干部，不知道如何划分阶级，不知道阶级斗争采取些什么具体形式，不知道以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形势，不知道党派斗争中阶级斗争的实质。这是好大的危险呵！
七、着重典型
调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典型的问题。我们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物都一件件调查研究清楚，而且事实上也无此必要。我们的办法，就是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
比如我们调查边区的农村，我们不必调查边区的每一个农村，我们只要调查一些典型的农村就可以了，如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村与未经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村，川地的农村与山地的农村，中心地区的农村与边境地区的农村，同姓的“父子村”与异姓的杂居村。如果能够真正把几类典型的村子调查清楚了，那对于边区的农村也就能得到具体的了解，这正像我们对于人体生理只要解剖几个人的身体就可了解，不必把所有的人都加以解剖一样。解剖所有的人不但不必要，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就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也不能把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加以研究，而不能不以英国的资本主义为典型来研究。
我们过去的调查，常常是走马看花式的一般的调查，调查的事物虽然很多，但常常是表面的、空洞没有内容的、不深刻的。这种调查，可以列举某类事件的许多现象，但并不深入其内部，发现其内部的运动规律。从这种一般的调查而得出的一般的结论，照例是不能正确的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而且这种一般的结论，结果不能不变为老一套的党八股，只能为夸夸其谈者供给资料。
典型的调查研究则不然。它对于一件事物虽是花费的时间比走马看花式的要超过许多倍，然而它看得深入，看得透彻。它能够发现该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而从这种典型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对于同类事物却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成为了解同类事物的指导原则。这在我们一年来的调查工作中，已经完全的得到证明了。
所以，马列主义告诉我们，真理必须从具体事物的具体研究出发而得出。普遍的东西，决不会在单独的东西之外，脱离单独的东西而存在；普遍的东西，实际只是单独的具体事物的质、属性、本质而已。这就是说，真理是个别与普遍的统一。
列宁说，“真理总是具体的”[9]。对于这句话，我过去的了解是抽象的、概念的，因此实际上是不了解的。因为如果真正的了解了这句话，那我们追求真理的工作，就得从具体事物的调查研究出发，而决不会粗枝大叶，漫画式的了解问题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某一事物典型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同类事物的一切特性，因此可以把这一结论硬套在一切其他同类事物的头上。这只是说，从典型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研究其他同类事物的原则指导，其他同类个别事物的具体解决，仍须对该事物做具体的研究。比如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指导，但决不能以他的公式硬套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头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必须加以单独研究的。
再举一个眼前明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动向问题，西北中央局应该根据几个典型农村的调查研究，得出全边区农村阶级关系内一般动向的结论。这个结论拿到警备区地委，是否可以机械的运用到警备区的一切农村呢？不能够的。它只能以西北中央局的结论为原则指导来研究警备区几个农村的典型，指出警备区农村阶级关系发展的特点。这样一直到乡的支部，上级的结论只能成为下级的原则指导，下级的具体情况仍须加以单独的具体的研究。这样，才能称为领导的原则性与具体性的统一，这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一个完整的认识运动的过程。
在研究典型中应该注意的一点，即关于典型的选择问题。最好的典型，应该是最能做同类事物的代表的具体事物。典型选择得愈好，则其得出的结论就愈带有普遍性，当然例外仍然是有的。但要选择这类的典型，如果对于这类事物没有一般的了解也是不可能的。故对于一类事物的一般的了解仍然是需要的，但这种了解也要有先前深入的典型的研究做它的基础。
八、分析与综合
在选择好调查研究对象之后，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从感性方面得来的关于调查对象的统一的、笼统的印象，必须首先加以分析，加以解剖。如调查一个农村的阶级关系，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分解成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分解成为各个家庭。我们的调查就先从各个家庭开始。
但一个家庭还只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必须继续加以分析，如一个家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等，然后加以个别的调查。关于“家庭人口”一项我们仍然可以加以分析，如儿童、壮年、老年，儿童、壮年、老年又可分为男的、女的。关于“劳动力”一项，我们可以分析为男劳动力、女劳动力、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关于“土地”一项， 我们如依土质来分析，可以分为山地、川地、水地，其中又可分为上中下三类：如依占有性质来分析，可以分为自种地、租入地或租出地、伙入地或伙出地[10]等等。经过这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农村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加以认识。
这是我们的思想从全体的认识到部分的认识的过程，这就是分析的过程。这种分析，是了解整个事物所必须经过的步骤。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了解，只能是笼统的，一般的，没有内容的。这种分析方法，我们过去在工作中实在用的太少了。
但如果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那我们得到的关于一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了解，就会变成孤立的、静止的、死板的。它们不是整个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变成为脱离整体的独立的东西了。这使我们对于这个事物的整体，同样得不到了解，或者得到完全错误的了解。所以我们的分析方法必须要以综合方法来补充，使我们时时记到我们分析出来的部分，是一个整体的部分，是不能脱离整体的部分。分析只是思想上的一种抽象，为研究便利暂时把部分从整体中分解出来的，这些部分必须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这就是综合。所以综合是从部分到全体，从抽象回到具体的思想的运动过程。
我们仍以上述一个农村的调查为例。在将一个农村分解成为许多家庭，并将各个家庭加以调查之后，我们就应把这些家庭综合起来，这样就可使我们知道这个村子的户口总数，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村子，还是一个小村子。在将一个家庭分解为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等各个组成部分，并将这许多部分加以调查之后，我们就应把一个家庭的这许多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研究，使我们了解这是一个什么阶级成份的家庭，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家庭等等。再把不同的家庭成份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村子所有户口的阶级成份了，如地主好多，富农好多，中、贫农好多等等。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全村的总户数，而且可以了解其阶级关系了。
但如果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这个村子的各阶级间的具体关系，我们还得把这个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继续下去。比如关于全村不同阶级成份各家庭之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的各方面，还应加以分析与综合的研究。以土地一项为例，应该把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土地的租出租入、伙出伙入等加以分析与综合，使我们了解全村各阶级土地占有、土地租出入及伙出入的各种关系。经过对土地、牲畜、农具等各方面分别进行这样的分析与综合，我们就可以把全村各阶级间的生产关系及其矛盾的各方面的具体表现，层层研究清楚。如果再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那这个村子的阶级关系，就可以弄得很清楚了。
经过这样分析与综合的研究过程之后，对于这个村子的了解，已经不是像开始那样对于这个村子的一般的、笼统的印象，而是充满了具体内容的具体概念了。这种概念，如果在分析与综合中不犯什么错误的话，那就会是这个村子在我们思想上的正确反映。
所以，在调查研究一个事物时，首先把这个事物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把这些方面、这些部分加以分析与综合，得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的规定性，然后加以全面的综合——这就是认识这个事物的整个思想运动的过程，这就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所以，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在调查研究中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它们是一个对立的统一。综合面没有分析做基础，综合是空洞的，表面的；分析而无综合统一起来，分析是死板的，虚假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综合必须建立在分析之上。主观主义者的综合，并无分析做基础，他们只是从许多一般的感想中，再综合出一般的感想，这种感想当然是不能反映实际的。
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不论在研究事物的现状或历史发展时，都必须使用的。
九、调查方法点滴
除以上所说的一些问题外，关于调查方法，可以提出谈谈的，有以下数点。
一 、在开始调查以前，应弄清楚调查的目的，即要调查的是什么事情，根据调查材料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二、选定调查对象后，对调查对象所处环境应有必要的了解，不要把调查的东西从它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看。
三、善于同群众接近，生活群众化，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的向他们请教。态度应不太庄严，使群众害怕；也不要油腔滑调，使群众看不起。待人和气、亲热、自然，是最主要的。
四、同当地党、政、军、民机关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但应该完全独立自主的做工作，不要依赖他们。只有亲自动手得来的材料，才是比较可靠的。别人的材料，只能当做参考。
五、从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着手，同他们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开始调查，经过他们的介绍，推广到其他的群众。但也不要以此束缚自己，落在少数积极分子的小圈子内。如能找到别的关系，应抓住不放。
六、调查方式，可以采取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及实地调查三种，适当的把它们结合起来。调查材料，能当时记录者，即应记录，当时记录不便者，事后即应记录，记忆力的可靠性不大。谈话次数可不拘，总以问题谈清楚为主，但谈话时间，力求以不妨碍对方生产、损失对方利益为原则。农忙时的中午休息时间及夜晚时间，及冬天农闲时间，是最便利于调查工作的。谈话不要采取像审问或填表格的形式，而以生动的、随便的，但又有一定方向的“拉话”[11]为最好。
七、尽量搜集书面材料，如各种账簿、契约、分家单、收条、收据、家谱、碑记等。关于过去历史材料，平常人不易记忆清楚，以书面材料较为可靠。
八、发现被调查方面的各种矛盾，如阶级间的、个人间的、大姓与小姓间的、老户与外来户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进行调查。如从农民调查地主，从小姓调查大姓，从张三调查李四等等。但不应只以调查矛盾的一方面为满足，矛盾双方均应调查，免受一方的蒙蔽。
九，在调查中如果发现同多数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能经过当地党、政、军、民机关解决的，应帮助解决，以取得群众对调查者的信任与拥护。这对调查工作有很大的便利。
十、调查来的材料，应经常加以整理。这样可以使已有的材料更加熟悉，不足的补充，缺乏的增加，发现中间有矛盾的、不确实的，给以校正。决不要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就是可靠的；应该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常常有很多不可靠的。可靠的材料，是要经过几次三番的调查才能得来。
十一、调查工作初步完成后，最好能在当地即加以研究，在研究中发现问题还不清楚的，再行搜集材料。研究工作应该紧跟在调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在调查的地方进行。两者相隔太久，会使研究工作流产，因而也不能完成调查的任务。
十二、调查工作，不要太匆忙，以从容不迫为有利。熟悉一个地方的情形，不但需要问话，而且需要生活，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考察与体验。
据我个人经验，看人家写的、听人家说的关于调查经验之类的文章或讲演，印象很少，大概在看过听过之后就会忘记的。但自己亲自调查研究一番之后，自己就会有点“经验”，不大容易忘记。在自己有了一点经验之后，再来参考参考他人的经验，得益就多些。以上十二条，在有经验的同志看来，是简单不足道的，故解释更成为不必要的了。
十、 坚持下去
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调查研究工作，我总算从去年开始了。但应该特别强调说明的是，这只是在开始。因为是开始，所以事情还需要长时期的坚持下去；因为是开始，所以调查研究出来的材料，其质量是不会很好的。
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所以决不要梦想，以为一年半载的工作，就可使自己有了实际，联系了群众。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那么，像我这一类共产党员，怎么能不更加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呢？！
显然，这个方向没有什么最后的止境，没有可以停止下来、不需要再行前进的地方。这只是一个方向，而且永远是一个方向。它没有尽头。但虽然如此，只要我们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做去，就会有好的结果。我努力一分，就会有一分的结果；我努力二分，就会有二分的结果。这个无穷的方向，也就这样在我的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有限的结果中，能够被一步一步的体现出来吧。
这次出发，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一些材料，一些具体知识，当然就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还不在这里。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像我在上边所说的。其次，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了一下中国的实际。不容讳言，因为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练习外，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
所以，我并不惭愧，因为我原是一个初学射箭的人。我也并不着慌，因为我还准备长期的从容不迫的射下去。人患无“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尽他的力量，来好好的工作下去吧。
注释：
[1] 当时陕井宁边区的一个县，由神木和府谷二县部分地区组成(当时二县县城均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解放后于1950年撒销，划归陕西省神木、府谷两县。
[2](贺家川八个自然种的调查)和下面所说的(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杨家沟地主调查》均己收入1994年6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碧村调查》以及其地调查材料均已亡佚。
[3] 指绥德管备区，包括陕西省的绥德、米脂、澧县、吴堡、清涧五县，1940年5月，上述五县成立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绥德警备区同时撒消。这里和本文下面所说警备区，是沿用原来的说法。
[4]指陕西绥喜县西部河川地区。
[5]今陕西子洲县政府所在地。
[6]即户口，旧时造户口册子时的用语。花，言其错杂繁多。
[7]实行村公有制度的土地，因分给全村住户耕种而得名。每隔若干年重新分配一次。
[8]即晒盐的场区。
[9]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7页。
[10]都是地主出租的土地，租出地按固定租额收取地租。伙出地就每年收获总额按成收取地租。租种和伙种是中国旧时租佃剥削的两种主要形式。
[11]当地方言，意为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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