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福斯特（全名约翰·伯特·福斯特）是一位正直、善良的美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曾作为外籍专家在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的前身）任教，我同他相识即在那一时期。
1934年，23岁的福斯特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在武昌一所教会学校任教，并在那里先后认识了圣公会武汉教区主教鲁茨、作家斯特朗及记者兼作家史沫特莱等人。福斯特告诉我，史沫特莱曾是他青年时期心中的一面旗帜，“她是帮助我认识中国的第一人”。
1930年代初，史沫特莱在上海撰写的有关中国社会状况的报道在美国见报后，福斯特常常阅读并被它吸引、被它感染，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远在万里之遥的东方古老国度——中国，并最终选择来到中国。在福斯特的心目中，史沫特莱不仅是一个满世界活动的自由撰稿人，而且是一个革命者、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眼下意外地在武汉见到了自己敬慕多年的偶像，委实令他喜不自胜。
抗日战争初期，武汉聚积了不少外国人，从政治立场看，左、中、右都有。1937年底，史沫特莱结束了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采访后来到武汉，与斯特朗一起暂居在鲁茨主教的寓所。他们都是坚定的“抗日派”，是时以史沫特莱为核心组织了“西北游击队后援会”，积极为八路军募捐、募集医药物品，并同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志同道合，福斯特很快便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1938年1月的一天，史沫特莱邀请福斯特来住所吃午饭，并告诉他：“今天你将见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此前，史沫特莱在山西抗战前线作战地采访时同诸多八路军将领建立了友谊，彭德怀便是其中之一。此番彭将军是应蒋介石之邀来武汉商谈军务的，这一天特意抽空来看望老朋友史沫特莱。会见时，福斯特、斯特朗，以及鲁茨主教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在座。
到中国四年来，这是福斯特第一次同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会面，他显得十分好奇。彭将军身着合体的棉军装，腰间束着武装带，脚面以上小腿部扎着绷带，脚蹬一双皮鞋，看上去非常精明、干练。他待人和蔼、有礼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见到史沫特莱时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史沫特莱同志。”史沫特莱高兴地把在场的各位一一为他作了介绍。
当介绍到鲁茨时，彭德怀认真地说了一声：“你好，主教。”鲁茨则笑答：“欢迎你，彭将军”，并指着弗朗西斯说：“这是我的女儿，弗朗西斯”。将军高兴地对姑娘说：“你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上帝会保佑你的。”话音刚落，众人一片欢笑。这一刻在福斯特的心中留下了极其温馨的记忆。
进餐过程中大家有说有笑，更多时间是美国朋友提问、彭将军作答。问题的面很广，有问八路军的，也有问红军的，将军总是有问必答。福斯特跟着大家，也开口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彭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战士最令你满意的品格是什么？”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怕苦，不怕死！”
接着，弗朗西斯发问：“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名字）常常会把你的军队称作‘游击队’，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将军低头沉思片刻后说道：“她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跟着部队在游动中打击敌人，也许这一点让她印象太深，所以干脆把我们直呼为‘游击队’了。”说着将军将目光移向史沫特莱：“是这样吗，史沫特莱同志？”史大声笑着说：“太好了，正是这样！”其乐融融的气氛，根本让人看不出这是一个中国将军同一群美国人的第一次相见，当然史沫特莱除外。
饭后大家到花园散步，女士们拖着将军拍照留影，弗朗西斯调皮地挽起将军的胳膊说：“我要和游击队英雄站在一起！”一句话惹得众人大笑起来，福斯特赶紧按下快门，将此幸福时刻永远地定格在历史时空之间。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当往事重提时我依然能感觉得到福斯特内心的激动。他对我说：“那一天，彭德怀将军无疑是最受大家喜爱的人，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
将军走后，鲁茨说，在他见过的高级军官中，彭将军是最平易近人、最和善可亲的一位，“他从不示人以居高临下的气势，令人敬佩”。史沫特莱更是坦言：“他是一个有血气的军人，说实话，也许我会爱上他的！”我问福斯特：“你的感觉呢？”他平静地回答说：“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了。”
送走彭德怀不久，史沫特莱就开始组织人员将募集到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慰问品送往山西八路军总部，福斯特自告奋勇加入了这一行列，而且一连去了两次。他说：“我要去亲眼看看彭将军的那支‘不怕苦、不怕死’的军队。”
第一次北行，福斯特偕鲁茨主教的女儿弗朗西斯等一行五个外国人，带着药品和武汉百姓捐赠的布鞋、衣物等慰问品出发。
1938年1月底，他们来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洪洞县马牧村，这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充满新奇感的世界”。“儿童团” “妇救会” “民兵队”，通过这些他们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组织团体，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在“打垮小日本”的目标下动员了起来，人人信心十足且充满生机。福斯特对我说：“一个能够把人民当中的男、女、老、少全部动员起来的民族，它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
在八路军总部，他们受到朱德、彭德怀、康克清、丁玲和龚澎的欢迎，并应邀出席了群众大会，同人们一起发言、一起唱歌。福斯特说，在马牧他们只住了短短四天，但却是他自抗战以来情绪最为激奋的一段时光，而且久久难以平静，以致后来当他们告别八路军官兵离开马牧时，没走出多远就又有了“返回小山村的冲动”。
1938年9月，“武汉会战”已近尾声。受史沫特莱及其朋友卡尔逊的嘱托，福斯特带着国际红十字会捐赠的药品，结伴一位加拿大医生再次北上八路军总部。
当时日寇已逼近武汉，北去的路上他们曾多次遭遇日本兵的骚扰，两人只能想方设法与之周旋。可幸的是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开打，日本人对在华外籍人还不敢太放肆，他们借助“外国人”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总算安全渡过黄河。过了河，有了八路军战士的接应，一切就顺当多了。当时八路军总部已迁至长治，彭德怀特意让战士牵来了自己的坐骑，福斯特是骑着彭总的马到长治去的。
这次北上，福斯特没有急于返回武汉，而是以“志愿者”的身份留队在总部后方医院工作了半年之久，同彭将军的那些“不怕苦、不怕死”的八路军官兵共同生活了近两百个日日夜夜。
在医院，他除了管一些账务外，还是一名机动人员，哪里需要就顶到哪里，同八路军医务员、伤病员相处得像亲兄弟姐妹一样。他整天穿行于伤病员之间，为他们送水，喂他们吃饭。这些军人虽然失去了战斗能力，但却没有一丝沮丧，更没有胆怯，有的只是坚毅和刚强。他向我提到过一个比他整整小十岁的小战士，双目失明后满脸缠着绷带，一天夜间做梦嘴里喊的竟是“班长，让我上去”！
留队这些日子，他按临行前史沫特莱的嘱咐坚持写日记，其间点点滴滴记录着八路军将士“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记录着他同八路军官兵朝夕相处的动人事例。这部日记至今保存完好，为防止损坏，福斯特把它存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历史学会，自己则复印了一套留在身边。
后来日本鬼子逼近长治，为确保安全，上级决定让福斯特撤回大后方。他不想离开医院，更不想离开朝夕相处、亲如兄弟姐妹的八路军官兵，于是斗胆直接去找彭德怀将军申诉。将军耐心地听取福斯特的意见后向他解释说：“如果你留在这里，我们就得派很多战士来保护你，因为我们不能让朋友的安全受到威胁，这样一来我们就要相应减少战斗员的数量。”
福斯特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这样一位有最高权威的人提出自己的要求，面对他的认真，我知道自己已无法再固执己见了。”他最终遵从彭德怀的劝导，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八路军。这时已到了1939年初春。
近半个世纪之后，福斯特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向我讲述他在八路军总部的经历。看得出，老人内心的涌动丝毫不在当年之下。他对我说：“是彭德怀将军把我引上抗战之路的，从中国的一个小山村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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