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 等：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上）

　　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上）

　　——写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00周年之际

　　课题组组长：李慎明，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课题组成员：刘书林 汪亭友 李瑞琴 张树华 樊建新 赵丁琪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研究专题“资本主义新变化、帝国主义本质和发展趋势及我战略应对”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八个方面：在信仰上，从动摇、背离、放弃到彻底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理论上，从不学、不懂、偏离到最终背离、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政治上，从弱化、歪曲到彻底否定、背叛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建党原则；在经济上，从“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到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搞全盘私有化；在组织上，从放弃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到公开簒夺党的领导权；在作风上，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到背离、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外交上，从惧美、争霸到迎合、投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在人生观上，从追求个人升迁、小家庭特权享受的个人主义到颠覆党和国家政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2022年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00周年，又是苏联亡党亡国31年。苏联亡党亡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悲剧、大曲折，更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大灾难、大倒退。

　　毛泽东同志和习近平总书记极为重视对苏联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蜕变的研究。

　　1965年2月，苏联经济及科技、军事等方面还处于鼎盛之时，毛泽东便十分敏锐地察觉和预感到苏联党、国家和人民将来可能甚至必然出现的大灾难，指示全党要加强对于苏联问题的研究，并以此为鉴，搞好中国党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世界知识出版社在《赫鲁晓夫言论》第3集的出版说明中引用了毛泽东如下的话：“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苏联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作出过深刻论述。2013年1月5日，刚刚就任不久的习近平总书记就意味深长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2022年10月16日，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胜利召开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指出,俄罗斯从未输给外国，苏联解体就是内部卖国导致的；俄罗斯不能没有社会主义。在此背景下，进一步科学认识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和教训，从中汲取治党兴国的历史启示，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对于坚持党的自我革命，跳出政党、政权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团结世界各国人民，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提出但尚未完全解决的这一严肃、严酷的重大课题，永葆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领导中国人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团结奋斗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王国的根本原因

　　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然是历史合力的结果，但是，其中必有一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在苏联亡党亡国的众多原因中，究竟哪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呢？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就高度关注如何确保党及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课题。这就有了毛泽东1944年的“甲申对”、1945年的“窑洞对”和1949年的“赶考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殚精竭虑。毛泽东认为，党的高层尤其是党的领导集团对党及政权永不变质有着极端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党的高级干部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我们党必须在大风大浪中培养千百万一批又一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89年平息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的6月16日，邓小平即指出：“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1992年年初，在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说：“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其他什么方面，而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如果我们党出问题，整个国家肯定出大问题。”他还说：“垮下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下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江泽民深刻指出：“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胡锦涛也深刻指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深刻指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进一步深入研究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得出科学结论，必然有助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清楚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这一重大问题和重大课题，有助于着力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提出但尚未甚至远未解决的这一严肃的重大课题。

　　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放入历史长时段中的一般规律。我们还应记住，在一定范围和一段时期内，在一定条件下，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可以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并对上层建筑直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党中央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中最为宝贵、最为重要的部分。党的百年辉煌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夺取、建立政权，还是治国理政，都是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特别是在于党的高层尤其是党的领袖集团。

　　俄罗斯人民有所思。苏联亡党亡国后，俄罗斯各界的反思也充分说明，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特别是党的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后来转变了自己观点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亚·季诺维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说，1979年他侨居国外时，有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苏维埃制度的哪些地方最容易被攻破？他的回答是：“那些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地方，即苏联共产党机关，它的中央委员会，它的政治局，最后是它的总书记……只要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这一位置”，“只需几个月他就可以搞垮党的机关……然后，整个政权和管理体系开始出现解体连锁反应。”

　　（一）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变

　　1970年八九月间，针对当时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强调上述思想。这一重要乃至重大思想具有普遍规律性。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顶层设计，就是思想路线要正确、政治路线要正确，确保改革开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所以，党和党的领导的根本体现和表现，是在党的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上。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说到底，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变。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但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求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样一种科学、开放而又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已经成为客观存在。路线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等，统称路线。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则是一定的政党或个人在一定理论体系指导下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的直接体现。毛泽东指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我们所讲的信仰、理论、政治、经济、组织、作风、外交、人生观这八个方面之间，不是相互并列的关系，而是有着相互交叉的统领与被统领关系。信仰、理论、人生观这三个方面属于思想路线，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乃至个体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相结合的实然状况；但这不属于理论问题，而是思想方面的实践问题。政治、经济、组织、作风、外交这五个方面本质上都属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实践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五个方面中的经济是基础，政治与前面所说的思想一样是灵魂和统帅；这五个方面中的组织、作风、外交等各项工作又属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广义的业务工作的具体体现。在以上八个方面的关系中，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业务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是“君”，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业务工作，是“臣”；政治工作不仅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同时也是一切技术工作、业务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业务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以上主要观点。毛泽东说过，“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就是要自觉地、充分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每位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信心十足地为着不断实现党的现阶段目标与最终大目标即践行初心使命而少走弯路。这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这三者之间既是高度的有机统一，又有相互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思想路线是我们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掌握及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后的思想认知状况，政治路线则是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后制定的最高纲领与现行纲领相统一的方针、政策及具体策略等。

　　苏联领导集团蜕化变质的根本原因是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质变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彻底背叛社会主义，执行了错误乃至反动的思想政治路线所致。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是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思想政治路线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当时，虽然苏联党和国家积累了大量严重问题，但亡党亡国不是必然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上台前，苏联仍然是超级大国，有强大的国家实力。由于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引上资本主义邪路和绝路，才使党和国家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全部合法性、正义性基础。可见，党和人民正确选择领导人和领导人的正确领导极其重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和现实意义，可以避免我们犯同样的错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更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选择习近平同志掌舵领航，是极其正确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之幸，就会更加深刻地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化变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 信仰上：从动摇、背离、放弃到彻底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人的信仰，主要是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和坚守。苏联共产党（党的名称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到苏联共产党几经改变，以下统称苏共）从1898年建党到1991年宣布解散，经历了93个春秋关于苏共的存在时长，目前有三种较为常见的说法。一是“93年说”，即从苏共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时间（1898年）算起。二是“88年说”，即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1903年）算起。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确定《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三是“86年说”，即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1905年）算起。（这是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第一次布尔什维克大会，大会修订了党章，采纳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唯一领导中心，确定了作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制定了党的策略路线等。——作者注。）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历经十月革命、外国武装干涉、国内反革命叛乱、德国法西斯入侵等战火洗礼，在严酷环境中经受住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严峻考验，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具有强大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然而，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高层的理想信念开始动摇，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时期，最终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党、国家、军队和人民沦为一盘散沙，面对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不战而溃。

　　纵观历史，苏共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始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领袖，赫鲁晓夫缺少基本的马列主义修养。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赫鲁晓夫：“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谈到赫鲁晓夫时说：“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采取“两面人”的办法得到了斯大林的提拔。斯大林在世时，他歌颂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英明的领袖”“天才”；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自大狂”，“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的情况”，“用地球仪来制定作战计划的”等，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成为苏联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1961年，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二十二大作出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的决议。此后，苏联各地出现了毁坏斯大林雕像和纪念碑的行径，苏联再次掀起否定斯大林的浪潮。

　　斯大林代表着苏联党和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要象征。因此，对斯大林功过的评价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斯大林个人评价的问题，也不是苏联一党一国的问题。尽管斯大林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历史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错误，不能分清他领导的苏共和苏联时期的主流和支流，并开展有效的教育引导，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全盘否定斯大林，不仅否定了这一时期苏共和苏联的成就，严重损害了苏共和苏联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且冲击了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出现了一批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掘墓人”，造成社会的思想动荡。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和叶利钦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说，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实践已经证明，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民主化”方向实质上就是国内资本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苏联人民、俄罗斯人民进行赤裸裸的专政。

　　回顾历史，在中苏论战时期，中苏两党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严重分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彰显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洞见和政治远见。如果说当时的人们尚不能完全看清楚错误对待斯大林及苏联社会主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尚不能完全理解中国共产党主张科学评价斯大林、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成就所具有的深远意义，那么，苏共二十大35年后苏联发生亡党亡国的悲剧，苏联解体30多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则为我们重新认识那段历史，分清是非曲直，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抚今追昔，孰是孰非，历史和现实已然有了公断。

　　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经历了从一知半解到模糊篡改、最终背离的过程。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把“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认为这样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推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理论，把苏共从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全民党”。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代之以抽象的所谓的“人道主义”。他在1959年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961年又宣称苏联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号召“我们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些严重脱离当时国际斗争形势和苏联社会实际，严重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路线、纲领，搞乱了广大苏共党员以及苏联人民的思想，使苏联开始偏离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为后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种下祸根。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集团虽然修正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实践中的错误，也推行了一些新的方针政策，使苏联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却牢牢抱着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二十大的错误理论不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勃列日涅夫等为代表的苏联特权集团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了。勃列日涅夫本人满足现状，贪图享乐，热衷于别人对他的阿谀奉承，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常挂在他嘴边、连他自己都不信的假话套话。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美国出版的英文回忆录《我留下的世界：过去的片段》中披露，勃列日涅夫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时，苏联社会风气奉行“说一套做一套”，贪污腐化盛行，很多人加入共产党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而是为了捞取一官半职，直至将攫取更多的个人和小集团利益视为其最大追求。他们表面上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建设领导人的面目出现，扮演着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者的角色，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只是专心地维护自己的特权。

　　当然，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还是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还是在真诚地建设社会主义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真正成为可以和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政治信仰却已完全改变。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干部至少在表面上还能维护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话，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他们就干脆撕掉伪装，公开加以否定。戈尔巴乔夫早在上大学时就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大学毕业后，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加速了他的思想转变。就任总书记后，他举起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既能欺骗人又能达到目的的旗号，开始有步骤地毁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坦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于现实社会里，这是一个错误”。他还说，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他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许多恶果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掉而感到非常的荣幸”。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曾说：“苏联解体前后，我正好在莫斯科。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试想，保罗二世今天宣布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基督教世界将是什么模样？！”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担任过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称作“戈尔巴乔夫主要智囊人物”的雅科夫列夫，在1985年12月就向戈尔巴乔夫进言道：“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其危险已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1991年8月2日，他在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时公开说：“我们的不幸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断定社会主义会失败”。苏联解体后，他坦承：“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不仅如此，雅科夫列夫还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另一得力助手，担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 Шеварднадзе）也谈到过自己政治思想上的转变过程。1991年，他在回答法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

　　2. 理论上：从不学、不懂、偏离到最终背离、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里所说的理论上，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掌握并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状况。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从不读、不懂、偏离到最终背离、背叛马列主义，既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也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赫鲁晓夫早年没受过系统教育，从政后也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олотов）曾这样评价道，他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说：“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肆无忌惮地提出了“三和”“两全”等错误理论。“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党”“国家”本质的理论，混淆了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界限，把原本属于党的群众基础上升为党的阶级基础。他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在苏联社会除了还有极少数的犯罪分子之外，只存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全体人民，即由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因此，苏联共产党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政党了，而已经变成代表全体苏联人民利益的“全民党”了，苏共成为“全民的政治组织”。赫鲁晓夫无视苏联社会仍然存在一定范围的、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激化的阶级斗争，无视国际上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无视社会主义国家被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误以为苏联社会已不存在阶级斗争，已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因而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应有的警惕性。

　　勃列日涅夫年轻时当过工人、工程师，有农业、冶金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他缺乏理论修养，对社会科学理论不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更是缺乏系统了解。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他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打猎、开汽车兜风以及其他活动上。1965年在讨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的报告初稿时，他说：“我很难弄明白这一切。坦率地说，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指理论方面的工作——引者注）。我的强项是做组织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他对自己的助手们也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有时要求删去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话，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据有关档案显示，20世纪70年代苏共高层领导人的活动中根本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任何记录。高层领导人如此，其他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勃列日涅夫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也不能科学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因此，他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赫鲁晓夫时期的理论错误，反而沿袭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比如，1977年10月通过的苏联新宪法依然写入了赫鲁晓夫发明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概念。他还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的口号，强调苏联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技术基础的“强大”，强调苏联社会关系的“成熟”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深刻”，强调苏联各共和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谐，而掩盖了苏联在经济、政治、民族政策等方面潜藏的或显现的严重问题，否定了苏联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也就从思想上理论上实践上否定了苏联社会需要进行深刻变革的必要性、必然性。勃列日涅夫常说，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在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执政期间，苏联社会在表面的繁荣下面积累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矛盾，已经暴露的和尚未暴露的危机四伏，为此后苏联社会大动荡和苏联解体埋下了极其严重的隐患。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的办公厅主任瓦·博尔金（Валерий Болдин）是这样评论的：“他非常熟悉党的历史和列宁的著作，常常运用这方面的知识……不过，戈尔巴乔夫也不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又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就是这位被葛罗米柯（Андрей Громыко）称为“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而深刻”的年轻总书记，由于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演变，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最终倒向民主社会主义。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正式提出要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认为苏共的理想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在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在人道的、民主的价值观的基础上”的“政治立场”还有“世界观立场上都接近了”；改革所要实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包含着原来就为社会主义运动其它流派所赞同的基本价值观”。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这标志着苏共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共虽然没有改名换姓，但已经名存实亡。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在改革那几年我们就想使苏联共产党成为社会民主党。当时已经起草了预定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相应计划。但是，叛乱（戈尔巴乔夫对1991年“8·19”事件的称谓——引者注）以及叶利钦采取的实际上禁止苏共活动的政策使得这次代表大会无法举行。”

　　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源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第二国际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打着“人道”“民主”“社会主义”等迷惑性的旗号，通过所谓的改革在苏联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按照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苏共和苏联社会，就是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旧理论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就是要取消苏共的执政地位，在苏联确立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总统制，搞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搞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全面改变成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这套理论和主张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其思想政治渊源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我们党的一位领导同志曾指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具体来说：一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是全面地污蔑和攻击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否定党的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赖以提出和蔓延的前提条件；二是赫鲁晓夫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是党的纲领性目标，这里的“人”指的是抽象的、无阶级之分的人，这实际上把人道主义这一唯心史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这恰恰构成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三是赫鲁晓夫提出的否定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这一修正主义观点，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四是赫鲁晓夫的核恐怖理论，否认在核武器条件下国际矛盾的存在，鼓吹国际阶级合作，这也构成了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理论根据。当1956年赫鲁晓夫提出修正主义观点的时候，人们很难想象经过30多年的蔓延，这些修正主义观点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终造成苏联亡党亡国的局面。

　　3. 政治上：从弱化、歪曲到彻底否定、背叛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建党原则

　　这里所说的政治上主要是指党在自身建设和执政过程中的各项大政方针、纲领与行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没有制定、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在实践中淡化、弱化、歪曲党的领导，直至否定党的领导、背叛马列主义建党原则、羡慕和照搬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最终出现政权倾覆的结果。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一定程度上把党赋予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变为谋取个人和特权阶层私利的工具，损害和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赫鲁晓夫掌权初期，出于反斯大林的政治需要，主张把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实行集体领导。而当他的权力地位稳固后，就开始破坏民主集中制，排挤打压政治反对派。到1958年，随着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被处决，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ленков）、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Каганови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Булганин）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清除出政治舞台，赫鲁晓夫在许多问题上实行个人专断，同时树立自己的权威，搞新的个人迷信。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决定建立干部更新制度，但硬性规定每次例行选举，中央委员及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各级干部连续当选的次数也有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可连任3届，每届4年；边疆区委、州委、市委和区委书记可连任3届，每届2年；而基层党组织书记只能连任2届，每届1年。频繁的干部变动调换，使各级领导核心缺乏继承性和安全感，对工作的连续性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引起各级干部的不满。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决定对地方党的组织结构和领导机关进行改组，把州和边疆区的党组织划分为领导工业的党组织和领导农业的党组织，彼此独立、互不隶属，同时还对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组织及其领导机构进行相应的改组。实践证明，划分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是不恰当的，非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严重恶果，割断了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紧密联系，破坏了党的统一领导，造成了混乱。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取消了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划分，重新按地区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和领导机关，同时调整了最高领导体制，废除了干部频繁更换制度等。但勃列日涅夫过分强调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形成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队伍老化。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则公开否定党的最高权力，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制，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抛弃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政权的本质，把党的权力变成了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

　　戈尔巴乔夫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主张苏共要“排除任何阶级的专政”。他还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导致了恣意妄为和无法无天”。他鼓吹所谓“一般的、全民的民主”，赞扬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声称“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充实人权”，使国家制度达到“完全的全民性”，认为这符合“全民国家这一政治结论”。

　　戈尔巴乔夫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认为苏联的“极权社会主义”引起了“人与政治、政权，人与生产资料、财产，人与文化的异化”，造成了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精神垄断。要克服异化，消除垄断，必须首先结束苏共对政权的“垄断”。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定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一个月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取消了苏联宪法规定苏共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认为“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苏联开始仿效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还全面背叛了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他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主张各种思想“自由竞赛”，实质上是用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他放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宣称苏联共产党是“自治的政治组织”“志同道合者自愿的联合组织”，苏共“准备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公开竞赛与合作”“在选举范围内争取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他抛弃民主集中制，推行“普遍民主的原则”“摒弃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允许党内派别组织合法存在，下级党组织有权拒不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他抛弃苏共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宣称苏共与共青团、工会等群众团体是一个平等的“合作者”，苏共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在这些理念指导之下，苏共彻底丧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由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变为组织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议会党。

　　4. 经济上：从“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到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搞全盘私有化

　　斯大林时期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快速发展苏联社会生产力、跃升苏联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和平建设环境中，随着经济交往的日益复杂，原有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越来越不能适应苏联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斯大林晚年开始反思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他逝世前半年意识到苏联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赫鲁晓夫上台后，试图对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然而他根本看不清楚苏联经济问题的实质所在，反倒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进而不顾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赫鲁晓夫主持下，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明确提出：“随着向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过渡，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上就将过时和消亡。”

　　勃列日涅夫想当然地认为苏联的生产力已“高度发达”，生产关系已“高度成熟”，政治上已“高度民主”，苏联“各阶级、社会集团、各大小民族之间产生了新的、和谐的关系——友好合作的关系”。这种估计显然过高。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攻击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经济垄断”，妨碍了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自由选择，“使人同生产资料失去了联系”，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他提出，苏联的国家所有制“是行政命令体制的基础，这个体制束缚我们整个社会，不打破这种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复兴和革新”，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

　　戈尔巴乔夫还主张在非国有化、私有化的基础上推行自由市场经济。1990年10月，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作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报告中，提出了四个阶段的改革任务：在“非常措施计划”的第一阶段，要“使财产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进行土地改革”；在“价格形成机制”的第二阶段，要“扩大非国有化的规模，实行小企业私有化”；在“形成市场经济”的第三阶段，要“支持经营活动、非国有化、私有化和发展竞争”，“尽快地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在“稳定市场”的第四阶段也就是“完成阶段”，“必须向经济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进”。可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实质是将苏联经济逐步引向全盘私有化。俄罗斯经济学家普切林采夫（Олег Пчелинцев）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可以说，非国有化是私有化的初级形式，私有化是非国有化的高级形式。开始时说非国有化，后来都说私有化”。

　　1991年4月，苏联政府提出反危机纲领，“规定了非国有化和财产私有化的全盘措施”，对于全国具有特殊意义的特大型企业也要实行非国有化。同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根据这项法律，国营企业将变成租赁企业或集体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招标出售或拍卖。按照当时的政策和法律，几年之后苏联即便不解体，其国有企业也将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全部瓦解。

　　1991年“8·19”事件之后，俄罗斯等新独立的国家所推行的“休克疗法”，基本都是按照戈尔巴乔夫时期指引的方向推行的，并产生了严重后果。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经济出现负增长，1989年~1991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6%，1991年达到创纪录的-13%。叶利钦时期的“休克疗法”，公开让寡头掠夺和分割国有财产。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曾指出，当时在俄罗斯社会形成了一个“疯狂掠夺人民财产并运往西方的大资产阶级”，这个买办阶级“掌握了基本工业部门，垄断了自然资源、银行、报纸、电视台、电台等，并执掌国家政权，他们是使俄丧失强国地位和人民贫困的主要祸害”。普京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则称“休克疗法”是对公民进行抢劫的“一桩大骗局”。

　　5. 组织上：从放弃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到公开簒夺党的领导权

　　一定的组织路线总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执行的组织路线，逐步成为拉帮结伙、组织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工具。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干部的选拔和任免变成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组织自己的私人小圈子，成为宗派主义的工具、家族统治的领地。

　　斯大林去世后，随着批判个人迷信和个人权力专断，苏共中央强调实行集体领导。但是，集体领导只实行了几年，赫鲁晓夫就通过处决贝利亚，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维护斯大林历史地位的苏共领导人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消除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不同意见。随着“反对派”的垮台和赫鲁晓夫个人权势的上升，集体领导又渐渐地名存实亡。也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个人专断、强迫命令的权威才得以树立，其意气用事、急躁冒进的许多决定才得以执行。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选拔和剔除的标准就是看是不是亲信。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乌克兰的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他身边聚集的一批德才都不具备的亲信，有不少曾是他原来学习、工作过的地方的部下和朋友，人称“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吉洪诺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的德才都很平庸，但仅因他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兼校友，便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Владимир Новиков）、斯米尔诺夫（Леонид Смирнов）、迪姆希茨（Вениамин Дымшиц）、鲍久尔（Иван Бодюл）等，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Семён Цвигун）以及副主席切勃里科夫（Виктор Чебриков）、齐涅夫（Георгий Цинёв）等，内务部长谢洛科夫（Николай Щёлоков）、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库纳耶夫（Динмухамед Кунаев）等，也都是勃列日涅夫的校友、同乡或工作时的助手、部下。“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权重一时，地位显赫，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权力部门。官员想要获得升迁，首要问题不是自己的能力如何，而是要如何与这个“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搭上关系。而勃列日涅夫不信任的人，像谢列平（Александр Шелепин）、波德戈尔内（Николай Подгорный）、谢列斯特（Пётр Шелест）、柯西金（Алексей Косыгин）、沃罗诺夫（Геннадий Воронов）等，就一个个被排挤掉，继而销声匿迹了。苏联外交家葛罗米柯曾私下发表感慨说：“我们的政治局就像百慕大三角一样，有的人突然从这里出现，有的人突然在这里消失。”

　　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Юрий Брежнев），43岁当上外贸部副部长，46岁升为第一副部长，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Юрий Чурбанов）仅用10年时间就从一个低级军官晋升为上将，后又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4名助理——阿根托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勃拉托夫（Анатолий Блатов）、戈利科夫（Виктор Голиков）、楚卡诺夫（Георгий Цуканов），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全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子弟的升迁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出色的才能。一位知情人透露，“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由此，迈出了新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勃列日涅夫也没有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行事。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就是由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Дмитрий Устинов）、葛罗米柯、苏斯洛夫（Михаил Суслов）四人作出决定，然后通知政治局的。表面上看，勃列日涅夫领导集体定期开会，按章办事，而实际上发扬民主、充分讨论不够，基本上是由少数几个人或者勃列日涅夫一个人说了算。

　　为了向资本主义快速演进，戈尔巴乔夫从组织人事政策的调整上入手，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或比较正派的人设法排挤出去。1985年3月，他一上台就把最有可能威胁他地位的罗曼诺夫（Григорий Романов）从政治局赶走，由谢瓦尔德纳泽代替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部长，由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 Рыжков）取代戈尔巴乔夫最顽固的对手之一——吉洪诺夫担任总理，由叶利钦取代格里申（Виктор Гришин）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将当时看起来支持自己的利加乔夫（Егор Лигачёв）提升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到198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前的短短一年时间，戈尔巴乔夫接二连三地进行重大人事变动，在苏共二十七大12名政治局委员中，二十六大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4人，其中还包括他本人和提名他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葛罗米柯。在此期间，各地方各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换。到1986年2月，除俄罗斯联邦以外的14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19人，40%以上的正式中央委员是新人。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长篇报告中提出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五项标准，其首要标准就是对待“改革”的态度。就是说，只有支持他的“改革”主张的人，才能得到提拔和重用。此后，他在多种场合强调坚持这个用人标准。在这种干部选拔任用思想指导下，戈尔巴乔夫撤换了一大批干部。到1988年年初，各部66%的在编人员被撤职、转岗或裁减。所有部长、中央机关的部门领导、各委员会负责人遭到替换、开除或数次调换岗位，干部轮换率超过100%。

　　结果，苏共党内一大批敢于坚持原则的高级领导干部相继被撤换，那些善于逢迎拍马、见风使舵、信仰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投机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却得到提拔与重用。比如,利加乔夫上任之初，得到戈尔巴乔夫很高评价，并被安排领导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地位仅次于戈尔巴乔夫。而当利加乔夫对戈尔巴乔夫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言行提出疑问甚至不满时，戈尔巴乔夫便一改常态，攻击利加乔夫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是“改革的隐蔽的敌人”。在戈尔巴乔夫策划下，利加乔夫在“安德烈耶娃事件”后很快被停止主管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由完全倒向戈尔巴乔夫一边的雅科夫列夫继任。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在戈尔巴乔夫去世后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指出：“自他（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有近百名一把手、部长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戈尔巴乔夫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彻头彻尾的叛徒，如雅科夫列夫之流、谢瓦尔德纳泽之流、叶利钦之流和巴卡金（Вадим Бакатин）之流。”

　　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打压下，像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而敢于诤言谏言者，几乎被完全剥夺了作为党员、干部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更谈不上对党的领导人与领导机构的批评监督权。这就能够解释美国学者大卫· 科兹（David Kotz）曾经提出的一个疑问。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高层权力的苏联党政要员。结果显示：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他们拥护“改革”，并希望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大卫·科兹由此发出疑问：“作为一个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出现这样的结果显然与戈尔巴乔夫通过组织手段将大批亲信提拔到苏共重要领导岗位上有着直接的关系。

　　6. 作风上：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到背离、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作风建设中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苏共曾经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列宁时期的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那时的苏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本着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幸福事业而奋斗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拉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序幕，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在斯大林时期，苏共虽然也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等问题，但那时的苏共总体上继承了列宁时期的党的优良传统，保持了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发扬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破坏党的作风，都走上了脱离群众、镇压群众甚至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党风，最恶劣的表现不仅在于以许多捏造和夸大的情节煽动反斯大林，还在于残酷镇压批评他的“秘密报告”的人民群众。1956年3月4日，第比利斯群众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激怒，他们上街游行示威，高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万岁！”赫鲁晓夫下令对群众开枪射击，造成血案。1956年~1957年，根据刑法第58条以“反苏鼓动罪”逮捕对赫鲁晓夫不满的人数达3380人之多，这几乎相当于1953年~1988年以该罪被逮捕的总人数的一半。

　　赫鲁晓夫本人的工作常常从经验出发，意气用事，强迫命令，甚至心血来潮，办事凭一时冲动，因此干出许多草率、荒唐的事情。他照搬美国农业大种玉米的做法就是一个大笑话。他不搞调查研究，只是依靠行政命令，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由于北方的气候不适宜玉米生长，因此产量很低，得不偿失。柯西金后来评价道，这是一个领导人臆想的、强制的、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措施。他还盲目主张大规模的垦荒，导致上千万亩土地荒废。他还干预农业生产的具体活动，1957年5月毫无根据地提出了农业冒进口号。赫鲁晓夫的瞎指挥、强迫命令与政策失误，导致苏联的农业生产大幅起落，在他执政后期农业增长缓慢，出现严重粮食危机，苏联自此由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党风每况愈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日益严重。官僚主义盛行，干部贪图享受、不思进取成风。党群关系纽带变得更加脆弱，党的威信不断降低。不少群众对苏联的政治机构、党政官员产生了政治上的不信任，出现了“夜间人”（所谓的“夜间人”指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白天在公共场合处处与官方宣传保持一致，到了夜间则过起了自己的生活：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与朋友和家人议论时政、抨击权贵，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作者注）等现象。

　　党群关系的脱离，导致党的先锋作用和战斗力衰退，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日渐淡漠，苏联人民劳动与建设的热情消退，旷工、停工、怠工现象日益严重。党内不正之风也污染了全社会，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成为社会上流行的风气，一些失望的民众也随波逐流。这种上行下效，导致世风日下。一位俄国学者指出：“在70年代末，特别是在80年代初，谎报指标、弄虚作假、盗窃公物、行贿受贿实际上已成为群众性现象。”苏联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许多人将获取财富作为唯一目的而不顾及手段是否合法。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党风，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大耍两面派作风，另一方面又大搞一言堂，容不得不同意见与呼声。他发表的政治观点常常与苏共政治局内一些人的观点不协调，也不互相通气。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连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的。即便在开会的时候，他“不善于、不喜欢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他只善于、只喜欢、只愿意夸夸其谈，只是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玩弄辞藻，把本来空洞无物的刻板思想说得天花乱坠”。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集体领导的原则进一步遭到破坏，政治局一连几个月不开会，什么事都由他一个人决定。雷日科夫说，他“总是喜欢搞一言堂”。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也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

　　照搬西方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以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民族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及各种投机钻营分子，纷纷当选苏共代表或苏联各级人民代表。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时，在5000名代表中尚有1705名工人代表，而到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八大时，出席大会的4683名代表中，工人代表只有543名，不及上届大会工人代表总数的1/3，仅占代表总数的11.6%；农民代表也只有225名；而大约60%的代表是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期间选出的所谓“全苏人民代表”或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选出的“人民代表”。这些所谓“代表”，他们口头上代表人民，实际上却干着损害人民利益的勾当。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奥希波夫（Геннадий Осипов）说，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出现的民主纲领派，“其代表人波波夫（Гавриил Попов）就讲：‘我们不考虑人民，我们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紧缺的状态’”。

　　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优良党风的严重败坏，不仅毁坏了党的凝聚力，而且进一步瓦解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使人民群众彻底丧失对党的信任。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说，苏共“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罕见地出现了退党风潮。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时，全党党员总数为1900万，而到了1991年7月1日，苏共党员只剩下1500万人，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没有退出苏共的党员理想信念也普遍动摇，他们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缺乏信任，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感到迷茫。当时，莫斯科一家电视台采编部主任这样说：“我曾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直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是在争夺权力、争夺总统宝座，根本不去考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早就成为一群高高在上的特殊的官僚阶层，这样的领导人和恶劣的党风，怎么可能再让我们跟着他们走。”

　　7. 外交上：从惧美、争霸到迎合、投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

　　对外关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自从地球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就存在各式各样的矛盾与冲突。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既要善于把握时机，调整政策，尽量将国际关系引向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发展、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面；同时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到国际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两条发展道路之间依然存在各种矛盾与斗争，有些矛盾甚至是异常尖锐的。

　　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苏联领导人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企图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苏美争霸世界，投降美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三个阶段。

　　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特别强调利用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他说，在当今世界，“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变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为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他还补充说，有了这种议会的稳定多数，“就可以为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

　　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虽然也看到了两种社会制度有互利合作的一面，提出要加强对话，要和平共处，这有利于稳定当时的国际局势。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和平，要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而在于当时有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条件与可能。在西方已经启动并加紧推行对苏和平演变的背景下，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当幻想变成不切实际的实践，产生危害也就难以避免。尽管赫鲁晓夫在碰壁之后有所收敛，但这一外交路线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瓦解苏共思想武装的作用，从而对西方缺乏必要的防范，为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突破口。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苏共此后没有彻底认清赫鲁晓夫这一错误思想的实质，以至于这一错误思想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死灰复燃。

　　赫鲁晓夫热衷的议会道路也遭到了大多数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批评甚至反对。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只提和平过渡，不提非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应该指出，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理论的提出，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组织以坚持武装斗争还是走议会道路为界线，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从那之后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组织热衷于议会斗争，把仍然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组织看成异类，使之成为嘲笑、甚至打击的对象。这也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一篇代表美国对外政策总目标的讲话。他认为，在当时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叫嚷“自由民主事业在向前挺进途中将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根据戈尔巴乔夫淡化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里根适时地提出要与苏联展开“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和平竞赛”，表示要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苏联人民，“帮助”苏联人民建立起“独立的工会”、教会、政党、大学、报纸和司法机构，并通过这些“孕育着民主的机构”最终使苏联实现西方模式的“民主化”。1989年，布什入主白宫后不久，也提出了名曰“超越遏制”的新战略。布什称这项战略目标之大，超出了“所有前任的想象”，它不单纯遏制苏联扩张，而是要“把苏联融入国际大家庭”，要拆除柏林墙，把东西欧融合成“完整的自由的欧洲”。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平演变苏联的强大攻势，戈尔巴乔夫主张从政策上、从意识形态中消除“敌人形象”，宣布国际关系中不再有敌人，“全人类迈向大合作”。他认为，政治立场应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生存和防止战争的利益则是普遍的、高于一切的”。他宣称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高于一切”，鼓吹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人道主义化”，倡导两大社会体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体化”，主张社会主义“把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推到首位”。

　　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客观上迎合、配合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苏联对外政策从谋求与西方大国合作逐步走向屈服于美国及其盟国。在对美关系方面，苏联开始时是放弃对抗，谋求合作，但随着其国内危机的加深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压力的增加，戈尔巴乔夫不断作出重大让步，逐渐依附于美国及其盟国。在裁军、减少军费、军控、削减核武器等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完全接受了美国的要求，甚至为了表示“诚意”还超出美国的要求，如1991年9月宣布撤走驻古巴的苏军。在苏联与美国关于削减核武器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多次违反苏联既定的谈判底线，对美国作出毫无原则的“即席”让步。1987年4月14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关于削减中程导弹的会谈。苏联所拥有的一百多枚最大射程400公里以内的新型CC-23导弹，并不属于中程导弹的范畴，因而不在准备签署的协定范围之内。但舒尔茨坚持要削减CC-23导弹，苏联谈判代表和军事专家均表示反对。在谈判陷入僵持状态时，戈尔巴乔夫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同意了美方的要求。舒尔茨身边的幕僚称戈尔巴乔夫在最后一刻突然迈出的这一步，是“天上掉馅饼”。类似的事情在美苏的核裁军谈判中多次出现，以至于舒尔茨自豪地向美国政府报告说：“我们没有做任何让步，而所得到的东西之多，出乎意料。”在对东欧国家政策上，戈尔巴乔夫也采取了完全放弃的态度。一方面，对这些国家内部发生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采取袖手旁观甚至纵容的态度；另一方面，对这些国家的“民主派”提出的谴责、追究苏联的“历史罪过”及重新评价与苏联关系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要求，采取默认态度，结果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结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正式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这一军事组织的对立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不但没有随着华约的解散而解散，反而强化其军事职能，成为冷战后西方大国欺凌弱国、小国，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军事工具。2022年2月24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虽然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北约在苏联解体后背信弃义，置俄罗斯国家安全关切和严重警告于不顾，先后五次东扩，无疑是俄乌冲突的源头。从1999年到2020年，北约不仅接纳了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黑山、北马其顿等原东欧国家，而且还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原属苏联的地区收于麾下效力。北约还打算马不停蹄把乌克兰变成北约成员国，将北约防务体系扩张至俄乌边境。北大西洋公约规定，缔约国任何一方遭到武装攻击时，应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普京在乌克兰拒绝承诺放弃加入北约、宣布中立等希望落空后，忍无可忍作出出兵乌克兰的决定。造成俄乌军事冲突的根源，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势力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衰落之际，落井下石，不断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这也表明北约逆历史潮流而动，继续秉持冷战思维搞霸权，成为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安全稳定的祸源祸首。

　　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在戈尔巴乔夫去世后的评论文章中，回顾了戈尔巴乔夫解散华约的过程，愤怒谴责了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妥协、投降和对苏联国家利益的叛卖行为。他指出，“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贝克时……戈尔巴乔夫无缘无故地对布什说：‘我们决定解散华约，退出东欧。’贝克后来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后，美国代表团因为这个消息甚至开始冒汗，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马上会提出更高的需求。例如，要求美国解散北约。但随后戈尔巴乔夫再次让美国方面感到惊讶，他说，‘不，我们现在推行新思维，因此我们解散华约，而你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苏联的整个安全体系，2700万祖国最优秀的儿女为此曾浴血奋战的安全体系，就这样被埋葬了。在卫国战争期间，几乎每个苏联家庭都有牺牲”。

　　1987年5月，西德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Mathias Rust）自驾飞机“访苏”并安全降落在莫斯科红场。这一事件轰动世界，让超级大国苏联颜面丢尽，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Сергей Соколов）因此被撤职。但根据苏联解体后当事人曝光的事实可以肯定，索科洛夫蒙受了不白之冤。保障鲁斯特在苏联领空的飞行安全得到了苏联“最高领导”的默许，其真实目的是为打击那些反对戈尔巴乔夫单方面裁军的苏军高层将领制造口实，为日后解散华约扫清道路。据俄罗斯上将列·伊瓦绍夫（Леонид Ивашов）的说法，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召见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时，扣留了两张苏联西北方向的防空地图。有证据表明，该绝密地图是根据戈尔巴乔夫要求提供的，戈尔巴乔夫违规将地图扣留，一直没有归还。现有证据表明，鲁斯特的飞行轨迹显示出他对苏联西北部地区无线电定位跟踪站的位置了如指掌。由此基本可以断定，在鲁斯特事件中，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高层领导存在大规模政治阴谋活动。时任克格勃副主席的弗·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Крючков）称，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他保障了鲁斯特飞抵莫斯科的行动。

　　为谋求西方的支持和援助，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也尽量满足美西方的要求。1984年12月在伦敦访问时，戈尔巴乔夫向撒切尔夫人出示带有密级标识且标出了苏联导弹对英国打击目标的苏军地图，并保证“这一切应当结束，而且应当尽快结束”，暗示他当政后将对自己的国家采取重大“破坏性”行动。撒切尔夫人对此惊喜交加，称戈尔巴乔夫是“可以打交道的人”。在允许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问题上更是如此。1986年10月和1989年12月分别在雷克雅未克与马耳他举行的两次苏美高层会晤，均已涉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这一敏感问题。根据苏联官方报道，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无果而终，但立陶宛护法人员瓦·伊万诺夫（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证实，他在1989年看到过一本梵蒂冈出版的立陶宛文的小册子。根据其中的内容，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秘密会谈讨论的四个问题中，第三个问题是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问题。至于1989年在马耳他举行的苏美元首会晤，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Jr.）的回忆录称，会谈中“布什提请戈尔巴乔夫注意，美国从未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侵占，现在也不承认”。美国总统清楚地暗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不是苏联的固有领土，他站在为脱离苏联而斗争的势力一边。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对美国总统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词进行任何反驳，只是轻描淡写地“向美国总统解释了苏联情况的特殊性”，甚至还保证，对这三国问题的处理仅限于非武力方式。这说明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在马耳他达成了秘密口头协议：戈尔巴乔夫承诺不使用武力，布什则承诺美国不会为戈尔巴乔夫制造更多问题。马耳他会晤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分离主义势力加快了脱离苏联的步伐。葛罗米柯之子阿·葛罗米柯（Анатолий Громыко）认为，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彻底输了，马耳他会晤是“苏联的慕尼黑”。

　　在苏联内外交困时，戈尔巴乔夫甚至不惜丧失国格乞求西方。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以非正式的方式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临行前，戈尔巴乔夫匆匆将一项长达23页的苏联“改革计划”寄给七国首脑，希望西方国家增加对苏联的投资、向苏联提供大量的消费品、解除或延缓苏联所欠的650亿美元的外债等。将一国内政交于西方国家讨论，这本身就是丧权辱国行为。然而，面对这个带有屈辱性的计划（当时人们称之为“乞讨计划”），西方大佬们的回答是“不给钱”！美国总统布什的回答更干脆，他说，参加首脑会议的领导人“不会做任何表明我们为援助苏联而忽视东欧发展中的民主制度的事，这不是给空白支票的时候”。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实质上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观点，丧失自主权力，使苏联在面对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时自缚手脚、甘拜下风。这一点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看得一清二楚。

　　小杰克·马特洛克指出，“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随之消失”，“在这一理论（指阶级斗争理论——引者注）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他还特别提道：“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引者注），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

　　美国另一著名政治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早在1989年就点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他说：“苏联新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8. 人生观上：从追求个人升迁、小家庭特权享受的个人主义到颠覆党和国家政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人生观价值观本质上是“为了谁”的问题。我们常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这“三观”中，人生观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生观一头连着世界观，另一头连着价值观，犹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穿衣服要扣好的第一粒扣子。如果党员干部仅仅考虑个人升迁和自己的小家庭过好日子，追求物质享受，在特定条件下，就必然会导致结党营私，甚至发展成为野心家、阴谋家。网络上曾披露这样一则消息：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Леонид Хрущёв），在1943年的一次战役中，他驾驶的战机与机组失去了联系，后证实被德军俘虏并投降。斯大林知道情况后，下令把列昂尼德押回苏联，苏联反间谍部队不辱使命。列昂尼德回国后，在判刑问题上，斯大林要求苏联领导层讨论。贝利亚指出，已经掌握了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实，而且之前宽恕过两次，现在不能再宽恕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都同意判处列昂尼德死刑。莫斯科军事法庭很快作出死刑判决，列昂尼德被处死。有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因此怀恨在心，在他上台后不仅发起“非斯大林化”运动，而且报复了贝利亚、马林科夫等当年同意判处列昂尼德死刑的人。

　　成为党的总书记后，勃列日涅夫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当他的母亲从乡下赶来看他时，他自豪地领着母亲看他的精美家具、豪华别墅，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勃列日涅夫的生活方式和言行对他的周围、对所有党的上层产生了影响。”勃列日涅夫利用自己的职权享受着无人能比的特权。他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是出了名的。勃列日涅夫还喜欢各种高档礼品，他收受的礼物可以说“数不胜数”。这本不属于个人财产，理应上缴国家，但勃列日涅夫大多将它们收归己有。勃列日涅夫的孙女在回忆爷爷的生活时曾提到他收藏的高级轿车竟达百辆之多。勃列日涅夫认为，“‘影子经济’、抢劫公共设施、干部的贿赂行为都是正常的”。

　　勃列日涅夫对其亲信、亲属腐败行为的纵容姑息，更是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期，克格勃负责人安德罗波夫（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准备开展打击贪污腐化的斗争，但遭到勃列日涅夫的反对。他不允许安德罗波夫调查谢洛科夫把持的内务部中的严重腐败行为。当安德罗波夫将反映国内腐败状况的报告交给勃列日涅夫后，勃列日涅夫很不高兴，一改以往与安德罗波夫的亲热关系，长达3个月不与安德罗波夫见面，甚至拒绝与他通电话。当安德罗波夫将报告的内容改为通报平安无事的喜报后，勃列日涅夫才恢复了与他的良好关系。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亲信们一方面不断增加特权种类，另一方面又对各级干部追求特权的行为极少阻止，甚至放任和鼓励，导致享受特权的党政官员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Раиса Горбачёва）后来回忆道：“1978年搬进莫斯科以后，我有不少发现，其中之一就是：某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党的领导人，除了拥有供应的国家别墅外，还修建了私人别墅，为自己的子女、孙子们同时修建了私人别墅。这种奢华和大胆，令我为之震惊。”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最高领导人对特权生活的追求，对助长党内腐败现象起到了某种“榜样作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首先想的是为个人及家庭谋取好处，第一家庭过着奢华气派的生活。戈尔巴乔夫刚接任总书记，他就指示下属在海边新建豪华别墅等度假场所，而位于列宁山的戈尔巴乔夫六居室官邸更是惹人注目，行人老远就能望见，成为莫斯科旅游一景。

　　据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回忆，从1991年1月起，就不断有人讨论国家面临的困难。国家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有人警告国家经济正在滑坡，联盟本身也很可能崩溃。然而，“总统却在想别的事：他发狂似地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目前非常低的支持率，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帮助他妻子出版自传。已经有人保证为这本书立即付给赖莎一大笔现金，他们其它著作的出版工作也在进行中。赖莎的书将在苏联出版发行，她常给我打电话询问哪家出版社对她的处女作来说最适宜”。虽然“总统一家也将会面临困难时期，但他们在银行里存有硬通货。戈尔巴乔夫著作的稿酬加上联盟版权局付他的版权费，早已给他的户头输进了100多万美元。他曾接受过许多用贵重金属制成的礼物，各种硬通货的奖励，此外，他还有其他财产。我提高了警惕，很想知道总统是否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能腾出时间来处理国家的事务和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窘境”。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当权者，乘私有化改革之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大肆鲸吞公有资产，使苏联几代人艰苦奋斗积累的成果，转瞬间化为少数人口袋里的财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界精英有40%以上来自前苏共的官僚。在1992年~1993年的100家俄罗斯最大私人企业的所有者中，原先的党政精英、企业家、银行家及其家族占了62%。

　　改革催生的新资产阶级成为摧垮苏共、瓦解苏联的阶级基础。利加乔夫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不无感慨地指出，导致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是不存在的，基本上是主观原因。首先是上层领导人的变质。他们主要为个人发家致富，想无限制地统治人民，他们后来都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他们就是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代表的人。这些财富是靠掠夺人民财富而带来的。他们强烈渴望要求拥有私人财富，但当时苏联党和人民不允许。

　　奥希波夫说：“从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的领导层就开始了腐烂。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意味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子、孙子辈安排好，把自己家庭安排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

　　大卫·科兹深刻分析道：“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高层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惟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此，“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极端个人主义者一旦爬上党和国家的高位，必然沦落为野心家、阴谋家，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内部最为主要最为凶险的敌人。也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时，反复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国内有学者说，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的。这一说法不是事实。俄罗斯历史学家巴尔苏科夫（Николай Барсуков）早在1996年就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全部录音和解密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向代表大会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决定和向中央全会宣布这一决定时，当时准备好的只是波斯彼洛夫（Петр Поспелов）起草的调查报告，后来在秘密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许多内容是赫鲁晓夫等少数几个人私自加上的。更何况所作“秘密报告”的大会不是由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主席团而是由苏共中央主席团主持的。事后不少人发问，这是二十大的继续还是其中一次别的会议？俄罗斯著名理论家科索拉波夫（Ричард Косолапов）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由一小撮人炮制的，是未经集体同意擅自拿到代表大会上去的”，“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反党行为”，因此“严格地说，后来大声称道的‘二十大路线’或‘二十大精神’在党内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国内外不少人对赫鲁晓夫的主要印象是在联合国用皮鞋敲击讲坛的粗鲁、率真的一面，但对他阴谋家的另一面所知不多。比如，1939年3月，赫鲁晓夫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有20分钟左右的发言，曾32次对斯大林进行热烈的赞扬，并最后高呼：“引导我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我们亲爱的斯大林万岁！”同年12月，他在为庆祝斯大林60岁诞辰所写的文章中吹捧说：“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1949年斯大林70岁诞辰时，赫鲁晓夫则对斯大林这样“称颂”：“荣誉属于亲生父亲、英明的导师、党和苏联人民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把斯大林由父亲改称为肉麻的“亲生父亲”。但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6年“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却把斯大林谥为“暴君”“刽子手”“惨无人道”等。斯大林当然要对当年肃反扩大化负有重要甚至主要的领导责任，但是，赫鲁晓夫等人至少是为了个人邀功争赏要对肃反扩大化负有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直接责任。1937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任市委书记时，每天都给莫斯科内务局打电话，催促逮捕犯人的情况：“莫斯科是首都，不能落后于卡卢加或梁赞。”他还说：“要消灭这些坏蛋……要做到手都不抖动一下，要为了人民的利益跨过敌人的尸体往前走。”至1937年年底，38名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书记中有35人遭到清洗，146名区委和市委书记中有136人被捕。俄罗斯历史学家茹科夫（Юрий Жуков）在苏联档案里查证，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批准枪毙8500人，调到乌克兰工作后，请求枪毙或关押3万人。让人更难想象到的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指使其亲信直接销毁了关于他参与镇压行动的文件和材料，被销毁的材料达11纸袋之多。赫鲁晓夫一面拼命为自己洗白，另一面拼命抹黑斯大林。1937年，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斯大林指出，我们的“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在这里，斯大林讲的是“剥削阶级残余”和“更尖锐的斗争形式”，却被赫鲁晓夫歪曲为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多”“阶级斗争会愈来愈尖锐化”的荒唐理论。不少人没有去查对斯大林的原文，却流传赫鲁晓夫篡改的谬种。

　　戈尔巴乔夫同样是一位阴谋家。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信誓旦旦地说，列宁的学说“对我们来说过去是、今天仍旧是行动的指南，获得灵感的源泉，确定前进的战略和策略的可靠的指南针”。此后，他又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刻意表达对列宁的忠诚。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其刚刚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中亦不得不说：“弗·伊·列宁的著作，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我们来讲仍然是辩证的创造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上高瞻远瞩的取之不竭的源泉”；“列宁继续活在亿万人们的心灵中”。他还说：“我们用社会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一切成绩和错误。谁希望我们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他就会大失所望。”但就在此时，他用列宁打击斯大林，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和传统。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扎格拉金（Вадим Загладин）说：“那时戈尔巴乔夫不能开诚布公地说实话，他知道，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不支持他的立场。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这一点。他应当变得有点像狡猾的狐狸，不能什么都说出来，有时应当嘴里说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戈尔巴乔夫果然如是。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时，戈尔巴乔夫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随即不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只是强调摆脱对它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强调要对它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其实，戈尔巴乔夫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不过是他以抽象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这套理论在本质上不过是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不人道又不民主而已。

　　从极端个人主义到最终沦落为野心家、阴谋家，绝不仅仅是琐碎的个人欲望的表现，同样也是一定的、腐朽的阶级及其思想倾向的政治代表。鲁迅曾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古今中外，背叛人民的所有野心家、阴谋家最终都被或都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是我们的历史和人民的自信。这一自信，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的从容、自然和坚强、坚定。

　　在苏共垮台前不久，有关机构做过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的人认为苏共主要代表了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当苏联共产党不再是苏联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再是苏联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的时候，苏共党员不站出来捍卫党和国家利益，冷漠看待逐渐走向死亡的苏共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研究中其他12种观点的简要评析

　　苏联解体30多年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的探讨和研究，可谓众说纷纭、结论各异，细列有50余种。这里，仅列举以下12种作简要剖析。

　　1. “十月革命原罪说”

　　国内外一些所谓学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强行制造出来的革命，不仅是一个“早产儿”，而且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着“原罪”。这种观点的本质，是从源头上质疑、否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质疑、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存在发展的历史正当性。事实上，十月革命绝不是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布尔什维克刻意“制造”出来的革命，而是俄国社会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俄国革命主客观条件成熟的产物，是俄国人民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2. “斯大林模式僵化说”

　　一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斯大林模式。在他们看来，斯大林时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结局。这种观点夸大了斯大林模式的问题及其在苏联亡党亡国中的作用，混淆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具体的体制机制弊端，否定了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绩和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方面，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伟大成就，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苏联原有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只是说明了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苏联必然亡党亡国。持前述观点的学者中有的是企图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为戈尔巴乔夫的罪过开脱责任。

　　3. “民族矛盾决定说”

　　一些学者认为，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和联邦制的国家形式，强化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而苏联宪法又保留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这就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普京也认为，列宁的民族自治思想，给予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它像是被安放在‘俄罗斯’大厦下的核弹，后来这枚核弹爆炸了”。他还认为这是“列宁最大的失误”，“列宁主义的建国原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它比错误更糟糕”。言下之意，苏联解体始于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和留有缺口的苏联宪法。上述观点并不符合事实。首先，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其基本精神是维护被压迫民族的权利，反对大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弱小民族。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通过维护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支持非俄罗斯族的其他各民族反对沙俄专制制度的民族解放斗争，创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此基础上，1922年按照自愿原则形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24年苏联宪法肯定“联盟是各平权民族的自愿联合”，并在第4条规定“每一加盟共和国均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这是基于民族自决权利和苏联形成的历史事实，也是为了防止大俄罗斯主义死灰复燃，破坏新的联盟国家。其次，在斯大林时期，包括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境内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不少矛盾和摩擦，有时有的矛盾还相当尖锐，但总体上是团结、友爱、充满向心力的。西方只是对1940年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主权持有疑义，而对1922年形成的苏联是承认的。最后，苏联民族矛盾激化、各加盟共和国离心倾向加剧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和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的，因为苏联各民族团结一致的根本纽带——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被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瓦解了，联盟赖以存在的思想、政治、经济根基被彻底破坏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分离势力利用人民的名义和宪法赋予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公开瓦解苏联。其实，苏联宪法同时有维护各民族团结和联盟国家统一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些原则却被戈尔巴乔夫和民族分离势力抛在一边。

　　4. “军备竞赛拖垮说”

　　有学者将苏联解体归因于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认为军备竞赛加重了苏联人民的负担，激化了苏联国内的矛盾，导致经济凋敝、国力不支，最终拖垮了苏联。与西方军事集团的军备竞赛，确实给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这总体上属于国家战略问题，可以通过调整战略目标、降低军费开支等办法，使国家的军事实力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使国防建设不超出人力财力可承受的程度。其实，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已经完全放弃与美国等西方军事集团争霸的战略，并从东欧及其他国家全面撤军，不搞军备竞赛并没有挽救苏联覆亡的命运。

　　5. “经济没有搞好说”

　　一些学者无视苏联长期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作出的巨大成绩，而是片面将苏联解体归因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为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苏联经济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增速有所放缓，即便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联经济依然有不低于2%的增长率。苏联经济发生严重衰退和崩溃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即从1989年开始苏联经济出现负增长，到1991年经济负增长率达到13%。这显然不是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造成的，而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包括错误的经济改革方针，造成的严重后果。

　　6. “共产主义乌托邦说”

　　这种观点将苏联解体归因于苏共的指导思想，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因此苏联必然走向垮台的结局。这种观点主要是戈尔巴乔夫以及西方反共势力提出来的，它根本否定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将苏联解体视为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抛弃和向“正常社会”的回归。

　　7. “人民抛弃说”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不信任使其丧失了执政合法性，这是导致苏共失去政权的主要原因。其实，苏联人民抛弃苏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发生蜕变的结果，而不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要认清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的性质，此时的苏共虽然名称没有变，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信仰马列主义的苏共，而是信仰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苏共，这时的苏共实质上已经成为不代表苏联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仅代表极少数人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它被苏联人民抛弃完全是情理之中。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蜕变才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这样的党最终被人民抛弃是必然结果。在剖析根本原因时，不能倒果为因。

　　8. “外部因素决定说”

　　一些学者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长期推行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战略，视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片面强调外因的作用，而忽略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没有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高层的叛变与配合，没有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联社会“民主”分裂势力的推波助澜，西方和平演变苏联的战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9. “一党执政独裁说”

　　一些学者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长期一党执政、垄断政治权力。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是非黑白。苏联共产党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长期执政并没有发生亡党亡国的悲剧，而恰恰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通过修改宪法取消苏共执政地位，并在苏联推行多党制以及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总统制等，才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结果。

　　10. “戈尔巴乔夫叛徒全责说”

　　有人把苏联亡党亡国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一人，认为苏联解体并不是历史的必然，根本原因是因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叛徒。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亦在客观上开脱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苏联亡党亡国中应负的责任。恩格斯明确指出：“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有了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偏离、脱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土壤，从一定意义上讲，就必然长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这一叛徒的“秧苗”并结出这一毒果。在当时的历史下，即使不出戈尔巴乔夫，也会出类似的人物。

　　11. “苏联解体进步说”

　　有的学者完全站在西方敌对势力的立场上，无视苏联解体对于俄罗斯人民及其在世界范围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反而将苏联解体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称苏联解体使苏联走出“历史的迷误”，重回“文明发展的正轨”。还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缓解了中国面临的军事压力，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此观点只看到了苏联解体带来的个别方面的影响，没有从世界社会主义、人类进步事业的视角全面综合地分析苏联解体的影响及危害。即便就中苏关系而言，也有苏联修正错误而使两国关系回到正确轨道的可能，已有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况且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中苏关系已有缓和的迹象。不难看出，解决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中国来自北方的威胁，完全不必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为代价。

　　12. “各种要素合力说”

　　一些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各种要素合力说”对造成苏联解体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综合，有其道理和可取之处，但仅停留在不分主次地罗列苏联解体的各类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深入研究分析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即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转化。任何事物质的规定性，都是由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当然也要进一步研究使各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粘合剂是什么。苏共与苏联，原来是列宁、斯大林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集团为主导的，后来逐渐演化为赫鲁晓夫直至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修正主义者领导集团为主导。这才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本质所在。

　　作为学术研究，对“苏联亡党亡国根本原因”的探析，必须坚持“双百”方针，通过扎实、艰苦的研究来揭示真相、逐步形成共识。同时，“原因”探究又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之时，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借否定、扭曲苏共的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攻击列宁，来攻击中国共产党、抹黑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来影射、攻击和否定中国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是20世纪三大恶魔”“从‘向西方学习’到‘以俄为师’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主流”——这类流行一时的“政治标识”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在表象上确有所改变，但对于借学术话语传达政治诉求的做法仍须保持高度警惕。对于苏联亡党亡国根本原因解读所涉及的重大是非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如果对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不能得出、作出准确和科学的结论，就可能直接或间接冲击、动摇我们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源头、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