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变数

　　伯陵说：

　　接着上一篇袁绍和董卓的文，

　　再聊一篇汉末三国的事。

　　1

历史是各种因素累积的结果，如果其中一个因素出现变数，历史的面貌便大不相同。

　　在汉末三国时期，关中就是出现变数的因素。

　　关中号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周朝以关中为起点东征殷商，建立八百年姬周天下，秦国以关中为基本盘，只需驻守山西运城、函谷关一线，就能挫败关东六国的挑战，直至一统江山。

　　楚汉战争结束，丰沛功臣都劝刘邦建都洛阳，唯独刘敬和张良建议：

　　“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这种地理优势，刘邦听明白了，立即带着功臣们西迁，定都长安，以关中为家。

　　到了东汉末年，来自凉州的董卓到洛阳执掌朝政，与关东士族和解失败，面对“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反扑浪潮，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迁都长安以关中为家，和关东士族们打持久战。

　　公元190年2月，董卓诛杀洛阳富豪剥夺家产，挖掘帝王公卿的陵墓获取陪葬品，随后焚烧洛阳城及附近200里的民房，逼数百万人向关中迁徙。

　　这是董卓洗不掉的暴行，但通过暴力掠夺，董卓得到大量的财富和人口。

　　按照董卓的想法，有了这些财富和人口，就可以稳固关中的经济基础，和关东士族打持久战了。

　　刚到关中不久，董卓又派人联络凉州的马腾、韩遂，准备和凉州军阀结盟，《资治通鉴》用的词是“共图山东”，而马腾和韩遂接到董卓的书信，马上带兵到长安朝拜。

　　如果董卓能稳固关中，把马腾和韩遂纳入麾下，再加上董卓在羌胡中的号召力，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关西地区，就有了稳定的人口、财赋、兵员。

　　相比关东诸侯来说，董卓的乱世起点，也仅次于袁绍了。

　　实事求是的说，那时董卓是想励精图治的。

　　在洛阳的时候，董卓羞辱资历深厚的河南尹朱儁，越骑校尉盖勋劝他开言路纳贤才，不要羞辱能征善战的朱儁，董卓的反应是“卓乃谢之。”

　　到长安以后，董卓想在地位上比肩姜太公，称尚父，但是蔡邕不同意，劝他平定关东以后，有了盖世功勋再议。董卓的反应又是“卓乃止。”

　　这时的董卓，颇有求贤纳谏的明主作风。

　　而且董卓还有判断事务的能力。

　　董卓和孙坚是老战友，都跟随张温到凉州平定叛乱，非常清楚孙坚的能力，关东诸侯讨董卓时，孙坚一路追杀斩了华雄，更让董卓忌惮孙坚。

　　但董卓也不担心。

　　他和长史刘艾分析：“孙坚是能力出众的豪杰，如果自成一股势力，可以做成一番事业，但如果追随诸袁，迟早死无葬身之地。”

　　结果不出董卓所料，北上讨董卓时主动归附袁术的孙坚，一年后就死在荆州黄祖的手里，部队也被袁术兼并。

迁都长安的董卓有能力、有威望、有兵马、有财赋，完全可以整合关中资源，东向和袁曹争雄。

　　缺点就是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杀人。

　　也正是这个缺点，让私通董卓小妾的吕布恐惧不安，最终和谋划刺杀董卓的王允合流，在街头一矛刺死董卓，随后将董卓挫骨扬灰。

　　董卓死了，整合关中资源东向争霸的事业，便迅速夭折。

　　因为王允谋划刺杀董卓的初心是——“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也”，即王允认为关东诸侯大多和他有师生情分，准备刺杀替代何进的新外戚董卓，做替代袁隗的新士族领袖。

　　换句话说，王允和关东诸侯一条心，根本不在乎整合关中的事业。

　　所以从公元192年起，关中失去扛大旗的人物，走上快速没落的道路。

　　这是历史的第一个变数。

　　2

　　董卓死后，关中进入群雄割据的时代。

　　李傕、郭汜等人做为董卓的老部下，担心被王允清算，准备解散部队回归乡里，这辈子做个富家翁算了。

　　但讨虏校尉贾诩和李傕等人说：

　　“你们解散部队就是一介匹夫，派出所的干警就能解决你们，还做富家翁？做梦去吧。除非重整部队攻入长安，夺取朝廷大权，我们这些凉州人才能有一条活路。”

　　贾诩看问题非常准，一番话点破董卓死后的关中局势。

　　于是李傕、郭汜等人整兵西进，一路上拉拢董卓旧部，到长安城下时已经有十几万人，随后攻破长安杀死王允，吕布逃往南阳，投奔袁术。

　　而因为“替董卓复仇”的功劳，李傕做了扬武将军，郭汜做了扬烈将军，两人共同掌握长安朝政，樊稠等人做了中郎将，成为关中拥兵自重的军阀。

　　这样的局面，和袁世凯死后北洋四分五裂，不能说毫不相干，起码是完全一致。

　　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军阀拥兵自重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始终没有一言九鼎的人来统领全局，结果就是日军侵华的时候，哪家军阀都不肯拼尽全力抗日，导致中国沦为半壁江山。

　　汉末的关中也差不多。

　　李傕和郭汜等人都是董卓旧部，进攻长安只是政治斗争压力下的保命行动，一旦进入长安掌握大权，论能力、声望、兵马，谁又比谁差？或者说，谁又比谁强呢？

所以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人谁都不服谁，始终没有角逐出一言九鼎的人，站出来重整关中的千里山河。

　　这帮人就像狗打架一样，李傕“挟天子以令诸侯”，郭汜就劫持公卿大臣，其他人坐山观虎斗，随时准备取而代之。马腾和韩遂发现机会，也出兵攻击长安准备火中取栗。

　　打到公元194年，李傕、郭汜、樊稠都开府理政，再加上三公府，合称“六府”，公卿将校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就连举荐用人，也是先用李傕的，过俩月换郭汜的，再过两月换樊稠的。

　　不用是得罪人，用的时间长也得罪人，那就轮流用吧，谁都不得罪。

　　至于朝政和关中经济，谁关心呢？

　　整个函谷关以西，打出一地狗脑子，整合关中资源东出争霸，就像是董卓生前的梦呓一样，从来不在这些军阀的思考范围里。

　　公元195年，李傕、郭汜等军阀们打来打去，竟然让汉献帝刘协逮住机会，和公卿大臣们经河东郡回到洛阳，于是曹操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拿到汉末争雄的一张王牌。

　　到了官渡之战的时候，江东孙策还有偷袭许都的雄心，所谓的“关中诸将”们连参战的资格都没有，只能选择中立，依附于袁绍或者曹操。

　　于是曹操先后派出卫觊、钟繇持节镇抚关中，用一纸诏书就逼的关中军阀们束手无策，纷纷上表，向许都的曹操称臣纳贡。

　　如果董卓还在，至于吗？

　　虽说不一定能东出平定天下，起码能在袁曹之间纵横捭阖，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公元211年马超、韩遂等关中诸将反曹，合兵十几万驻扎潼关，这是关中在汉末最后一次亮相，结果不出意外，曹操用离间计击败马超和韩遂，随后派夏侯渊平定剩下的小军阀。

　　历经20年时间，关中被彻底赶下汉末的历史舞台。

而这个时间点，恰好和刘备谋划益州的时间重合。

　　3年后，刘备攻入成都夺取益州，奔波半生终于有了复兴汉室的根据地，如果之前关中资源被整合起来，刘备就多了一个联合的对象，如果关中继续乱下去，刘备也能出兵北伐，成为那个整合关中的人。

　　不论哪种可能，都是刘备、诸葛亮这些理想主义者复兴汉室的助力。

　　但是天不随人愿，曹操先一步夺取关中，导致关中非但不能成为刘备、诸葛亮复兴汉室的助力，反倒成了曹操弹压益州的前沿基地。

　　这是关中改变的第二个历史变数。

　　3

　　关中大乱20年，受伤害最大的是普通人民。

　　董卓迁都长安带来不少人口，再加上关中原有的人口，关中的人力资源是很充足的，董卓死的时候，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三郡就有数十万户。

　　按照一户五个人来算，三郡也有几百万人口，再加上关中的其他郡县，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董卓死后两年，李傕、郭汜等军阀的攻杀抢掠，造成大量人民死亡，人民死亡又造成农田抛荒无人耕种，爆发的饥荒导致更多人民死亡，而大量没有掩埋的尸体，又引起瘟疫流行。

被这种环环相扣的杀局摧残，关中“民相食略尽”，整个关中的核心地区成为一片白地。

　　侥幸活下来的人，也不敢在关中定居，纷纷向外迁徙。

　　其中一波经汉中迁徙到益州，也就是四川，史书记载的数量是“数万户”，那就是几十万人，刘焉收留了这路流民，从里面选拔精壮编入军队，号称“东州兵”，成为刘焉统治益州的利器。

　　这路流民在益州没有根基，斗不过根深蒂固的益州土著，于是也愿意为刘焉所用，想依附刘焉谋条生路。

　　另一波经武关—南阳迁徙到荆州，数量比去益州的更多，达到“十万余家”，刘表没有争霸天下的志向，便没让这路流民当兵，任由他们选择地方耕种。

　　还有一路留在汉中，也有数十万人口，随着这路流民的到来，原本人丁不旺的汉中立即充实起来，张鲁也一跃而成汉末较强的军阀。

　　此外大量关中人口没有南下，而是就近投奔山西的匈奴、陕北的羌胡部落，剃了头发换了衣服，从此不做汉家儿郎，成了胡人的牧羊倌，后来五胡乱华时的“胡骑”，不少是这波人的后代。

　　不仅是普通人民命运多舛，那些士族豪强也不好过。

　　因为关中没有强势崛起，士族豪强在关中的仕途便不通畅，不可能入仕做官壮大家族。而普通人民流失造成的经济薄弱，也让关中士族豪强在关东势力面前，失去拉拢的价值。

　　于是在汉末三国的历史舞台上，关东各地的士族豪强都在抢蛋糕，关中的士族豪强却默默无闻，就连东汉“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也因被曹操排挤而边缘化。

　　可以说，关中的失败，让大量普通人民失去生命，也让士族豪强错过历史赐予的利益盛宴。

　　而征服关中的曹操，面对人口流失一片荒芜的局面，必然要想办法增加人口，补充关中的劳动力。

　　人口自然增长是很慢的，根本满足不了曹操征服益州的要求，于是曹操就把趁乱世壮大的羌、氐等胡人部落，从贫瘠的山沟沟里迁出来，安置到关中的郡县里，让他们种田当兵。

　　东汉末年，这些胡人部落就在边境作乱，现在通过曹操的移民政策，进一步深入到内地，完成几代人都没能完成的目标。

　　再过百年，这些曹操迁到关中的羌、氐部落，就是五胡乱华的三大策源地之一。

　　这是关中改变的第三个历史变数。

　　4

　　回顾历史，关中在汉末争雄中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团结，而且在董卓死后没能角逐出统领一方的人物。

　　这个微小的变数，直接造成地域失败、普通人民失败、士族豪强失败这三大变数，间接决定曹刘争雄的难易程度。

　　这个逻辑，当时的人们都看明白了。

　　董卓和群臣讨论关东诸侯起兵时，尚书郑泰说：“关东群雄尊卑无序，都是拥兵自重坐观成败之辈，不可能共同进退的。”

　　曹操和荀彧讨论关中局势时，说关中诸将群雄无首，必然纷争不止，不能长久，“吾必破矣。”

　　关东也好，关中也罢，有英雄团结诸将则胜，没有英雄团结诸将则败。

　　从汉末到解放战争，古今的所有事情都是这个道理。